【访谈诗人中国】我在尘世的一天
——张后访谈诗人秦巴子
……我写了东西也很害怕被人知道，尤其害怕被人问起。
张后：秦巴子是你的本名吗？为何取这样的一个名字？是不是有什么典故啊？
秦巴子：说到笔名，其实可以成为一个话题。读书的人要有斋号，唱戏的人要有个艺名，写作的人得起个笔名，在中国这算是个惯例吧。含着寄托、想像、警示之类的意思，还有就是想要不同凡响吧。如果一个人的本名太土，太平常，太没意思，太不出彩，或者喊起来容易有歧义，就得赶紧弄个笔名出来，而且要叫得响才行。我青年时代的文学朋友中，就有给自己想了数十个笔名却一篇作品还未写出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笔名倒成了一个想要写作的人的第一个作品。当然，给自己取很多笔名，也有把自己藏起来的意思，鲁迅就有很多笔名，换着名字骂人玩儿，也很有意思。
把自己藏起来，这比较接近我当时给自己起笔名的动机。我是个不善于跟人打交道的人，遇到陌生人就会脸红，就不知道如何说话，甚至遇到太像样子的场合，我就会惊慌失措；我写了东西也很害怕被人知道，尤其害怕被人问起，如果还要我再谈点什么出来，我没准儿会吓得尿裤子呢；那时候我在一个很大的兵工厂里工作，业余写作会被认为是不误解正业，我就想，得弄个笔名，发了作品，最好别让周围的人知道那是我写的；当然，还有一个很个人化的隐秘的原因，就是我对写作与生活的理解，我觉得写作的那个我应该用笔名去承担作品的成败，让笔名去领受荣辱毁誉，而我用自己的本名，过我的一个工厂教师的日常生活，区分开这两种不同的状态，我觉得自己才能生活的比较踏实，比较坦然自如，万一哪一天突然不想写了或者完全写不出东西了，那是那个叫秦巴子的人的事情，与我自己没有关系，我照样过我自己本来的平静平常的日子。如果遇到有人谈论那个叫秦巴子的人，我还可以站在旁边偷着笑笑，这也是把自己藏起来的好处，就好像我有分身术，捉迷藏的时候，你以为你捉到了我，其实你捉到的是个马甲，而我却在旁边看热闹呢，这很好玩儿不是吗？至于秦巴子这个笔名的来历，我现在悄悄告诉你，没有人们通常想像的什么典故，它其实质朴的一蹋糊涂，没查过字典词典，当然就没有任何出典，如果非要说出个来历，那就是我小时候在秦巴山区里住过十来年的时间，算是秦巴山里的孩子吧，这算不算是其来有故？
但是在我看来，无论本名笔名，本质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世界上这么多人，如何区分呢？就得给每个人编个号码写个标签贴上，就像仓库里的产品标签，就像网络上的ID，身份证号码，社会保险号码，汽车牌号，这些都没什么大区别，名字的作用无非如此。但是想要具象而且还要赋予意义有那么点意思，就不能随便编个号码，必须得有讲究了。不过当人把一个名字贴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想像就已经发生了，尤其是艺人文人的名字，难免会被过度解读。我的朋友伊沙，就专门拿我的名字去写了首诗，《诗人姓名考》：
如何记住一个诗人的名字
譬如：秦巴子
是“秦巴山之子”
还是“妈那个巴子”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的朋友秦巴子
作为诗人 他的写作
离“秦巴山之子”渐远
距“妈那个巴子”愈近
这大概是关于秦巴子这个名字的最好注释，多年以后，在后代人看来，这算不算是一个典故呢？
我不是一个能够在动荡的生活状态里写作的人，我只有在很日常很平静的生活状态下才能思考写作……
张后：伊沙在一篇文章中提起你有三、四年时间没有写诗，我想追询一下，那些年你干什么去了？
秦巴子：伊沙文章里所指的那三、四年大概是零四、零五、零六这几年吧，不过我得稍微澄清一下，那三年我并没有停止写作，只是诗写得很少而已。诗少而且自己也不满意，内心里就觉得羞于见诗人朋友，所以那三年与诗界的朋友来往也少，但并不能因此就说我离开了诗歌干别的干什么去了，倒好像我是个不专心的学生，旷课了似的。由此就把我划入所谓“归来者”诗人的行列，是没有道理的，既没有离开，又何言归来呢？所谓“归来者”，我以为指的是那些离开诗歌去干了别的，譬如很多八九十年代曾经创作旺盛的诗人，后来下海做生意去了，新世纪之后，随着生活境遇的改观，又重拾诗歌写作的那些诗人；但我不是，我一直就是生活和工作两条腿走路，也许是我以前的诗歌产量过高，那几年写得少也几乎不发表作品，就令朋友们误以为我“逃课”了。真实的情况是那几年是我这三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比较低落的一个时期，一个人的创作，总是会有高潮低潮之别，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大概算是我的诗歌写作的一个瓶颈期吧，既不想重复过去的自己，又没有找到清晰的方向，内心的焦虑可想而知。
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那几年工作变动比较剧烈，生活压力比较大，期间还在北京的一家传媒集团干过一年。我不是一个能够在动荡的生活状态里写作的人，我只有在很日常很平静的生活状态下才能思考写作，我很佩服那些走到哪里都能随时坐下来写作的人，像写了《好兵帅克》的捷克作家哈谢克，能够坐在吵闹的小酒馆里写小说，尤其令我佩服；但我似乎一直都很难做到，那怕是写一首短诗，也得坐在自己的家里，才能进入写作状态。回想起来，那三年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除了大量的阅读之外，诗歌写作几乎处于走失的状态。当然，阅读之外我也并没有闲着，三里年加起来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是没有工作的，几乎算是个“闲人”，所以把大量的时间给了小说，阅读、思考、写作、修改，大家后来看到的长篇小说《身体课》就是在那段时间定型的。《身体课》的构思和写作实际上开始于上世纪末，我曾经给很多朋友讲过这个故事，但是写的并不顺利，写出来的部分也不令人满意，重新拾起的时候实际上是推倒之前的构思，找到目前大家看到的结构和叙事方式，确实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小说结构和叙事方式定型之后，心情才稍有好转，当然，写完它又花去了几年时间。这期间诗歌写作的路径也渐渐打开，对一个写作者而言，阶段性的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似乎也是必须经过的心路，如果谁没有走过这样的历程，一直顺风顺水，那他的写作就是可疑的，除非他是个永不衰竭的天才。而我不是天才，我是个愚顿的人，时不时的要被诗神折磨一阵子的，那三年只是她折磨我比较狠而已。
书犹如人，我记得诗人管管说过朋友三千知己数人敌人半只这样的话……
张后：有篇评论说你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书，我很想知道你家里究竟都有些什么书？请在这里罗列一百部你最喜欢的书？当然你可以罗列更多，并在每部下面写一句或几句你喜欢的理由？
秦巴子：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我明白你的用意，你是想通过开书单的方式了解哪些书对我有些什么影响，哪些书的影响比较大些。不过呢，这也是个很过分的要求，一百部啊，而且要最喜欢的书并且列出理由，这简直比开书单都难嘛；年轻的时候绝对没有问题，但是现在记忆力下降的很厉害，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一口气就写出一百部书名。书犹如人，我记得诗人管管说过朋友三千知己数人敌人半只这样的话，比之于书，要说喜欢的，可能没有那么多吧，或者曾经喜欢后来又不喜欢了呢。当然，喜欢算是一个因素，经眼之书也如过眼之人，只要是读过之后印象深刻，多年以后还能记得起来面孔，就算是不错的了。借你的提问，我也想做个试验，不做任何准备地现在就往下列，看看到底是哪些书在读过之后仍然被我记着。现在开始，想到哪本是哪本，不分类不排名，做个意识流式的罗列吧。
米兰•昆德拉，几乎全部的作品都是我看重和喜欢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朽》《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笑忘录》《可笑的爱》，小说研究《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昆德拉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小说样式：他独有的小说叙述方式和切入世界的角度。与其说昆德拉是把性与意识形态打通了，不如说他自己做了一把打开人性之门的钥匙，他对小说的研究超过许多专业理论家评论家。
库切，大部分时候不在南非的南非人，他是个小说文体家，他的每一部小说都采用不同的写法，都有不同的样式，《耻》和《夏日》传达的生活质感令人难忘。
菲利普•罗斯，《欲望教授》《垂死的肉身》，那部著名的《波特诺的怨诉》还没有中文版，他的小说对人性的理解和人类处境的隐秘角落有着独特的发现和表达方式，而他回忆父亲的作品《遗产》超越了小说并且比小说来得更精彩，他直抵人心的纪录更令我喜欢，他的文学访谈录《行话》堪称一部他个人的文学“行话”。
奥兹，《我的米亥尔》《了解女人》《地下室的黑豹》，他让我知道无论什么样的生活都能够成为小说，种族和宗教冲突，家庭和家族史，他做为以色列人，他又是超越了种族的作家。但我更喜欢他晚近的《咏叹生死》，小说已经写得进入了化境的感觉。
契诃夫，短篇大师，《第六病室》，《套中人》，《变色龙》都是令人难忘的作品。他的质朴的幽默完全来自生活观察，但我更看重他的另一本非虚构作品《萨哈林旅行记》，这本书让我知道了库页岛上苦役犯的生活，那样的生活与之前读过的文学中的俄罗斯如此不同。
屠格涅夫，《贵族之家》，美女丽莎的形象超过了小说的社会意义。但这也许才是小说的真义。
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白夜》《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个好赌的城市平民，结束了俄罗斯古典文学，他是天生的小说大师，他入骨三分的刻画人物的能力非常少见。
列夫•托尔斯泰，《复活》，几十年之后，我仍然记得聂赫留道夫勾引玛丝洛娃的情节，记得玛丝洛娃微斜的眼神，记得聂赫留道夫贿赂押解以便让他跟随流放旅程的情形。
岗察洛夫，《奥勃洛莫夫》，肥胖的地主奥勃洛莫夫起床的过程读得让我失去了耐心。
微拉•凯特玲斯卡娅，《勇敢》，苏联时期一群青年团员前往远东地区建设一座新城市的故事，让我在青春期里热血沸腾。
《别林斯基选集》和《杜勃罗留波夫选集》，我由此知道什么叫好的文学评论。
索尔•贝娄，《赫索格》，算知识分子小说的代表吧，但我更喜欢他晚年的封笔之作《拉维尔斯坦》，人间烟火更多些。
卡内蒂，《迷惘》，又一本伟大的知识分子小说。
加缪，《局外人》，抛开存在主义的标签去理解，他不动声色的冷叙事令人骨冷；《西西弗的神话》，我总觉得这本小随笔集里藏着一些神奇的密码。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阅读这部文学回忆录让我明白什么是文学的价值与高贵。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卢梭《忏悔录》和《爱弥尔》，我青春期早期了解性与爱的重要途径，也令我知道什么叫文学中的真，真诚和坦白。
雨果，《九三年》，把政治写得如此人性的小说，是雨果小说中最令我喜欢的一部。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我觉得这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励志小说，是我青年时代迷恋的书；《罗曼•罗兰文抄》，五十年代的版本，其中与梅琛保夫人的通信让我窥到了大作家的感情生活。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最细致的小说经典。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阴郁的情调令我印象深刻。
克罗德•西蒙，《弗兰德公路》，印象派画作一般色彩浓郁而又迷离的小说。
海因里希•波尔，《莱尼和他们》（有译为《女士及众生相》），这是一本曾经令我着迷的小说，波尔的写法也与众不同，莱尼在房间里画眼睛构造图的情景始终难忘。
马尔克斯•加西亚，《百年孤独》，此书我有四五个版本，去年的新译本出来的以后，我又买来重读了一遍，由衷感叹，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
毛姆，《刀锋》，在我年轻的时候，这部小说改变了我的一个朋友的命运，他想要像主人公拉里那样去拯救一个堕落的灵魂，结果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我后来专门把那本被他写满了感慨与评语的书要过来研究了一下，我觉得他大概是陷入了书里的某种情景而不能自拔，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也许以后我会把我朋友的这段生活写进小说里。不过相比这下，我更喜欢《月亮和六便士》，就小说而言，它更纯正，可以做为小说的典范。
亚马多，《加布里埃尔》，殖民地反抗者背景下的女人加布里埃尔很迷人。
塞万提斯，《堂吉诃德》，西班牙人贡献的最有趣的伟大小说。
彼德•凯里，《终生难忘的旅行》，一部读过之后总难忘记的关于小职员的小说。与契诃夫的一些短篇有异曲同功之妙。
纳博科夫，《洛丽塔》，我由此书了解了畸恋；《劳拉的原形》，对写小说的人而言，其中藏有小说的秘密。
杰克•伦敦，《铁蹄》，令人震惊的关于革命的小说，少年时代深刻的记忆。
哈谢克，《好兵帅克》，幽默之极，现在的读者可能会认为这是搞笑小说。
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人生奇境。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中年》，另一种奇境，平常人生里的奇境。
杜拉斯，《琴声如诉》，日常的孤独与隐秘的情感的绵密表达。杜拉斯的众多作品中，我独喜此一部
菲利普•图森，《先生•浴室•照相机》，现代小说不是说故事，甚至不是说事，而是说，他提供了小说的另类可能性。
卡夫卡，《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集》，一个制造梦幻的人，一个生前不被理解的小说家，一个后来被过度阐释的小说家，如果我们只把他的小说当梦幻去读，就会觉得有意思的多了。
卡尔维诺，《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寒冬夜行人》，这是刻意建造小说城堡的人，他的建筑有时候过于奇特了，几乎是迷宫。
巴恩斯，《终结的感觉》，最近刚读过的一本关于时间与记忆的小说，很喜欢。
忽然意识到，前面说的几乎都是小说，我似乎必须得说一些诗歌了。阿米亥，《阿米亥诗选》，技术与境界俱佳的伟大诗人；T•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荒原》，可能是最有文化的诗人，我是说他的诗中文化典故太多了，相比之下，上世纪八、九十年国内的文化诗就有些小儿科了；《史蒂文斯诗选》，他的诗太迷人了，在意象与超验感受之间，他能写出奇迹；聂鲁达，《马楚比楚高峰》，至今仍然是一座诗歌高峰；惠特曼，《草叶集》，我青年时代经常关了单身宿舍的门自己大声朗读的诗集；《美国现代诗选》郑敏译本和赵毅衡译本，是我曾对照着阅读的美国诗歌选；布考斯基，《干净老头》，伊沙和老G的译本，伟大的反学院诗人，独一无二的伟大诗人，提供了诗的另一种可能性，或者说在现代主义之后他提供了最丰富最完备的诗歌典范。
非文学类的也说几本吧，马克斯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读本，但我觉得它是一本主人公叫资本的小说，当然小说的主题也是资本以及革命之必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们从哪里来和我们现在怎么样；《GEB——一条永恒的金带》，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它把哥德尔的数学、埃舍尔的画、巴赫的音乐放在一起来讨论，这本书非常迷人，每过一段时间我都要翻看一下，虽然有些专业的数学部分我至今仍然不能完全搞明白，但这不妨碍我的喜欢和它带给我的启发；尼采，《悲剧的诞生》，他对酒神精神的阐释促人思考；巴甫洛夫的《心理学》，必要的心理学常识读本；弗罗伊德，《图腾与禁忌》，关于乱伦和俄狄普斯情结的论断对我很有文学启示；《爱森斯坦选集》，我的电影启蒙读本；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文学语言学的一门，它帮助我思考诗歌问题；《中国近代宗教思想史》，我所读到的最清晰的中国宗教史著；《二十世纪的书》，一本有价值的书目著作；《世界地图册》和《中国地图册》，我闲的时候最常翻阅的书，看地图的乐趣妙不可言；
无论如何得有一些中国书，否则太不不像话了。《山海经》，关于中国的地理与神话都在里面了，但在我看来这又是本文学著作，我觉得如果谁能在今天写出一本这样的著作，那就可以进入伟大文体家行列；《诗经》，就诗而言，它能让我们找到语言的源头；《唐诗三百首》，我全文抄录过的唯一的一本书，随着年龄增长，过了五十之后，我发现我越来越感到与魏晋更亲些；《红楼梦》，作为中国第一本由文人个人创作的小说，它的伟大与丰富不容置疑，这是真正中国式的小说样本，虽然我觉得读《水浒传》更快意；《鲁迅选集》（人文版四卷本），他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至今仍然是最深刻最到位的，他小说和随笔的成就仍然是当代的巅峰，他的伟大已经臻于永恒；《围城》，中国最好的知识分子小说；《黄金时代》，王小波在我看来是当代最好的小说家。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我从这里学会分析诗歌尤其是意象和象征派诗歌。
就列这么多吧。
似乎还不够一百本，但也差不多了。
这说明无论一个人读过多少书，真正被记住的总是非常有限。有人说过，世上并没有哪本书是非读不可的，个人的阅读永远是有限的，能记住的更加有限，大量的阅读可能算得上是一个人给自己刷底漆上底色，而那些被记住的部分，则可能就是底色上的线条与图案，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这底漆和图案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影响他的写作并在作品中留下痕迹。这个挂一漏万的书单，大致能让你感觉到我的气味与趣味吗？
伊沙精力旺盛，对朋友非常热情，对诗歌的执着和敏锐在国内诗人中是少见的，而他还有一个特质几乎是国内诗人中仅有的，那就是他总是能够燃起朋友的诗歌热情，让你不知不觉的受到感染……
张后：你和伊沙的友谊始于何时？你记忆里的伊沙是怎样的？
秦巴子：大概是1992年春天吧，我到西安出差，住在离大雁塔不远的兵工局招待所。办完事之后，与一位年轻的诗人逸子相约一起吃饭。当时西安的一些大学生诗人有一个自办的油印刊物《倾斜》，每期都寄给我，我也就那上面的作品给他们写过评论性的信，这些大学生诗人跟伊沙关系密切，而逸子是这个刊物的核心成员。我们约在大雁塔旁边的一个饭馆，吃饭过程中，很自然的聊到了伊沙，逸子很希望我能跟伊沙见见。后来回想起来，逸子牵线介绍我们认识，大概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他觉得我跟伊沙的诗歌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之前肯定是谈到过我和我的作品，他知道我在当时的伊沙眼里，是个“官方”诗人，而伊沙是个性格张扬的民间诗人，他大概觉得这样的两个人见面，也许会发生一些争论和交锋。
约好的地点是伊沙在外院的宿舍，那天在场的还有诗人马非等，马非那时是个大三的学生，在与外院一墙之隔的陕师大读书。依照当时诗歌江湖上的惯例，诗人之间见面，聊天的内容首先就是交换诗歌地图，一张中国诗歌地图，一张世界诗歌地图，就像两个地下工作者接头，各拿出自己的联络图，对上了便是朋友，如果观点与看法比较一致，自然而然的就会引为同道，成为朋友。那样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很有意思。
所谓交换诗歌地图，实际上就是交流自己阅读过的诗人以及对这些诗人和作品的看法、对诗坛现状的理解与分析等等。在我和伊沙交谈当中，期待中的争论与交锋并没有出现，甚至恰恰相反，在绝大多数问题上的看法，我们有着惊人的一致。有了这样一个前提，伊沙变得兴奋起来，他当时大概觉得这个到处发表作品的“官方”不仅不官方，而且很对味儿；他拿出写诗的小本子，一口气读了几十首诗。这是我第一次大面积的接触到伊沙的未刊作品，我对这些作品的赞赏和喜欢，远远走出了伊沙的想像，这让他感到非常意外。伊沙当时大学毕业回到西安不久，正苦于找不到能够深入交流的诗歌同道，这次见面，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会见。可惜当天晚上伊沙要去看一个台湾歌星好像是莫文尉的演唱会，我们在他的宿舍里聊了一个下午，临走的时候我让伊沙把他的作品抄一些寄给我，我那时候跟许多刊物的编辑有来往，我说可以设法推荐给刊物。那时候还没有电脑网络，对一个执着于诗歌探索却在国内难以刊发作品的诗人来说，发表与传播所带来的认可与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回到宝鸡之后，很快就收到伊沙用复写纸抄写的多份诗稿，我把它们拆成若干份分寄给不同刊物的编辑朋友，有些编辑很欣赏，可惜大量刊发还是遇到了障碍。在读了伊沙大量作品之后，我就自己对伊沙诗歌的理解，写了篇评论《诗歌也许不是我们理解的那样》，刊发在江西的一份民间诗报《亚细亚诗报》上，这大概是国内比较早评论伊沙诗歌的几篇文章之一。时间很快到了夏天，放暑假后，伊沙和马非到宝鸡来找我，我们一起畅快的聊了有两天，这次宝鸡之行发生的一些事情，伊沙后来写进了他的小说。这个春夏就是我们持续二十多年的友谊的开始。
有了伊沙这样一个朋友，我往西安跑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有时候是借出差的机会，有时候纯粹是为了到西安找伊沙聊天。伊沙在文章里写过，那些年里，我到西安有三件事情：买书，吃正宗羊内泡馍，与伊沙聊诗。通常的情形是，我下了火车直奔书店，然后拎着一捆书去找伊沙，先一起吃顿泡馍（外院后门口那家伊祥泡馍是最常去的地方，那里拆迁后，现在已经不知去向），然后去在他外院的单身宿舍聊天，后来他们有了房子之后则是在伊沙家里。我通常会在西安住一晚，或者是他的宿舍，或者是他夫人老G单位的宿舍，总要聊过瘾了才离开。
伊沙精力旺盛，对朋友非常热情，对诗歌的执着和敏锐在国内诗人中是少见的，而他还有一个特质几乎是国内诗人中仅有的，那就是他总是能够燃起朋友的诗歌热情，让你不知不觉的受到感染，对于一个同样热爱诗歌的人，他就像永动机一样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正能量。当然，他也非常正直而且很性情，对于诗人的作品，他总是坦陈看法，从不隐藏自己的观点，甚至不惜夸张的表达，他不会温良恭俭让那一套，可能这让许多不了解他的人感到不适。但他并不是执于一念的人，如果他意识到自己的看法有问题时，他又会自觉的加以修正。他是一个对诗歌、对文学始终纯真和纯粹的激情的人，我甚至觉得，他就是为诗歌而生的。他取得的成就和他所达到的高度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同时代人，我想也与他的性情有很大的关系。
从与伊沙相识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友谊依然，但早已超越了一般的诗歌朋友关系，是诗歌战友，更是生活中的哥们儿。就我对中国诗歌和世界诗歌现状的了解，我觉得他以几千首不同凡响的诗歌作品，已经进入我们这个年代的诗歌大师行列。我曾经在几次公开的场合发言时谈到自己的看法，可惜的是许多人仅仅理解为对朋友的赞美与欣赏，理解为我的夸饰之词，我只好回答他们，只要假以时日，你们就能看到我所说的会成为事实：伊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大师。说到这里，我特别想强调一下，我觉得我们应该懂得赞美朋友尤其是身边的朋友，国人在这方面的修养还是有些欠缺的，当他所抵达的高度被我感知到的时候，把赞美与欣赏坦率地表达出来，有什么难为情的呢？我觉得这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而不仅仅是出于友谊。这其中既有公心，也有友情，坦白的说，我很享受我与伊沙之间的这种友谊。
我的外婆外爷一家生活在秦巴山区的一个小县城商州，我的童年是跟着他们在那里度过的。
张后：“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有一部传奇史。每一个器官也都演绎着感性或理性的传奇故事”，对此，我很想知道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成长起来的？你的童年是怎样的？
秦巴子：看来你对诗人的传奇故事充满期待，你特意引用的这句，“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有一部传奇史。每一个器官也都演绎着感性或理性的传奇故事”，出自对我的长篇小说《身体课》的评论，显然你在头脑里已经预了作者也必有传奇故事这样一个前提，但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我出生在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我的诗《造访医附院》写到了这个），但因为父母工作忙，不满周岁就被送到了外祖父母家。我的外婆外爷一家生活在秦巴山区的一个小县城商州，我的童年是跟着他们在那里度过的。他们都是不识字的农民，但在那个小县城里威望而高，无论谁家有了什么难以解决的纠纷，都会来找我外婆外爷，只要他们二老出面，好像就没有摆不平的事情，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家里总是有各种人进进出出，所以他们实际上不怎么管我，除发跟随外爷去下稻田，其它的时间，就由着我和玩伴们在县城的街道上疯玩，夏天的时候会去丹江游泳，秋天会爬到城外的核桃树上摘果子。离我们家不远的十字路口是县文化馆的阅览室，里面有小人书可以看，有时候也会和小伙伴在那里呆上半天，但更多的时候，是到处乱跑疯玩。文化馆对面的电影院，也是晚上经常光顾的地方，趁着检票员不注意，混在进场的大人中间，跑进去看电影，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开场半小以后，那时候检员票就不怎么管事了，我们常常是先在昏黄的路灯下面玩纸三角，等到电影演到半截，再钻进去看个电影尾巴，我小时看过很多电影，但几乎没有从头到尾看完整过一部。
到了七八岁该上学了，我才被送回到母亲身边。那时正是文革最闹腾的时候，母亲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参加各种学习会和批斗会，我仍然是个没人管的孩子，就和同学在工厂里各个角落乱逛，运煤的火车、车间里的皮带运输机、高高的氮化塔，都是我们喜欢去的地方。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买菜做饭。那个年代，工厂里的孩子同几乎每个人脖子上都挂着一把钥匙，放学以后去国营菜场里买菜，然后回家生火点煤炉子做饭。我的超强的个人生活能力，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培养起来的。
我的童年，既没有书，也没有玩具，没有进过什么幼儿园，更没有现在的孩子所能够获得的早期教育，当然也没有谁去关心孩子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才能或者天分，是不是可造之才。这种粗放的成长方式，就是只要能够吃饱穿暖，别冻着饿着别生什么病，就一切都好。这样的像野草一样自由自在地胡乱生长的童年，似乎和你期待听到的传奇故事沾不上边儿。我不知道这种平淡无奇的童年生活，和诗歌和文学之间有什么联系，甚至想要刻意的制造个传奇都缺乏必要的基础。其实我想说的是，一个人的童年生活与他成年之后是否从事文学创作，这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也许个别作家、诗人或者艺术家的童年确实有着迥异于常人的遭遇和经历，但更多的人却并不是这样，只是那在童年有特殊遭遇和经历的诗人、作家们的故事被传记作家们刻意强化和放大了。而我倒是觉得，在童年以及至少年时代，生活正常、身体健康、心灵自由无羁成长起来的人，如果日后从事了文学艺术工作，他的作品倒是更值得信任。这其中的道理，其实颇值得研究和玩味。
我的野草一样自由自在地胡乱生长的童年结束之后，倒是遇到了非正常的中学时代，在我开始阅读的年龄，正是一个荒芜的无书可读的年代。在这一点上，与我的同龄人相比，我得说我是幸运的。在我家里，父母有大量的藏书，我的两位非常要好的中学同学家里，父母也有大量的藏书，这让我们在上学校基本上就是学工学农学军劳动的环境里，有了自己的独特的小圈子小天地。从初中到高中毕业的四年里，我们不仅读完了自己家里的藏书，而且互相交换着，读完了三个家庭的藏书，而且这些藏书集中在文学、历史、哲学和电影方面，到了我们高中毕业下乡插队的时候，在一起下乡的同学里，我们很骄傲地自称自己已经满腹诗书了。不仅是古典名著，我们还接触到了一些内部发行的供批判用的现代派作品。那时候我父亲可以买到内部供应的灰皮书、白皮书，还有一本叫做《摘译》的非公开发行的外国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杂志。也许少年时代的大量阅读，才是我后来走上文学道路的重要原因。我十五岁出头下乡插队，除了下地劳动和读书之外，那时候我已经偷偷的试着开始写小说和电影剧本了。当然这也和传奇扯不上关系，那个时候，插队知青里很多人都在偷偷写东西，其实不过是过剩的青春的力量无处释放时的一种转移方式罢了。知青中出了很多诗人作家，大概和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样的特殊生活有些关系吧。但我仍然要说，这不是知青一代人的传奇，这是生活。对于文学而言，生活比传奇更重要。
“秦巴子批判？”
张后：“十批判书”之后，你最想批判谁？
秦巴子：“十批判书”，我参与写作了《十作家批判书》和《十诗人批判书》，我撰写的篇目有梁晓声批判、王小波批判、海子批判，出版之后在文学界影响颇大；还有一本《十导演批判书》，我没有参与，不知道后来的情形如何。
“十批判书”系列，是世纪之交前后的产物。新时候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到世纪末，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和演进；这二十多年里，文学从起初的突破环境和观念禁锢，到大量的引进、借鉴、模仿国外——主要是西方文学理论和作品，走过了一段既血脉贲张、乱花渐欲迷人眼，又矛盾、纠结、冲突的时期；睁眼看世界，启蒙过后，在模仿、借鉴与本土、寻根之间，许多问题纠缠在一起，到了世纪之交，确实到了一个需要廛清和梳理的时刻，“十批判书”系列，当是应运而生的产物。与其同时并且很多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可以互见的，还有诗歌界著名的“盘峰论争”；在我看来，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必然会出现的。“批判”的本义，其实更多的是分析、研判、探讨和梳理，它是学术性而非斗争性的，它是讨论性的而非结论性的，作为“十批判书”的参与者，在对“批判”对象分析、梳理的同时，其实更多的也是对自己的文学观念和后续写作的梳理，参与其中，我觉得受益匪浅。但是“批判”这个字眼，显然来得有些夸张，我更愿意说它就是直言不讳的文学批评。“十批判书”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批评的文风；我们的文学批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流于表象，只触及皮肉而不深入内里；以表扬为主，以批评为点缀；喜欢面面俱到，但却言不及义；拿理论框架的尺子去硬性衡量作品，生吞活剥，行文常常生硬滞涩，形成了一种八股式的批评文风。可以说那样的批评，对文学本身（文学创作、理论建设、文学传播）和文学发展没有什么意义。“十批判书”深入的直抵核心的辨析，犀利的幽默的性感的活泼的文风，其直言与执言的勇气，对长期的批评八股给予了很大的冲撞。“十批判书”一方面的贡献是辨析与梳理，另一方面的贡献，即在批评的文风，在我看来，这就是“十批判书”价值所在。
至于说到“十批判书”之后，我已经没有专门对某个作家或者诗人进行这样的批评的兴趣了。一方面的原因是我的个人秉性，我本不是一个喜欢论战和争论的人，我更愿意和风细雨地讨论而不是剑拔弩张的论争；另一个方面，则是在我这里，我觉得自己创作上阶段性的需要理清的问题已经解决，而且我原本也志不在批评而在创作，所以可以说再写长文进行文学批评的内在动力已经不存在了——尤其是针对某些个人创作的批评，我已经完全没有兴趣了，似乎暂时也没看到有价值的标本，他的作品值得进行深入解剖和批判。仅就诗歌而言，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是值得进行辨析和研究的，我觉得“朦胧诗”和“第三代”这两个特殊时期产生的概念下面，还有一些潜藏的问题，需要文学批评进一步进行挖掘和分析。“朦胧诗”一代的诗人已经和即将进入老年写作，形态基本确定，变数已经不太大，他们所携带的问题及其长期以来对后来者的诗歌的影响，可以研究和清理了。“第三代”风流云散了十几年之后，在新世纪以来，他们中的一些人，莫名其妙的又祭起了青春时代的大旗，我一直不明白这样做是什么意思。不过，无论是八十年代泥沙俱下的“第三代”群体，还是今天重祭大旗，“第三代“的诗歌写作和运动式的诗歌操作，其中存在很多文学的误会和误区，包括许多非文学的非诗歌的东西，都值得进行探讨也有必要加以清理。虽然如此，但我个人已经没有这样的兴趣和冲动，因为在我更私人的看法里，它们是属于过程中的东西，自会随着时间而显露本质，或者烟消云散，即便让它们留在时间的暗角里历史的阴影里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而我更在意也更关心当下和未来，当下的中国诗歌，早已经远远的超越了“朦胧诗”和“第三代”，整体上超越了二十世纪的中国诗歌，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非常健康的自行前进了，新诗经历了一百年，情形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按照你的提问方式，如果非要指认一个批评对象，那么，我不排除也许某一天我会写一个自我批判的长篇批评吧。“秦巴子批判？”但我只是偶尔这么想过，也不确定以后是不是会写。
在陕西写诗的人，非常自由，轻松，没有环境压力。
张后：相较于中国其他各省，你对陕西的整体诗歌环境如何看待的？
秦巴子：我不知道你所指的“诗歌环境”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或者因素，我仔细想了一下，觉得这似乎是个既模糊又复杂的问题，而对一个诗人的个体写作而言，很可能又是个伪问题。照我的理解，诗歌环境就是一个诗人所在地方的诗歌地形、地貌、海拔、大气候和小气候、以及诗人个体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些因素的综合构成，就应该叫“诗歌环境”吧。如果这个理解大致不错，我先说个结论，算是对你的提问直接的正面的回答，然后再具体说明。我的这个结论就是：相较于中国其他各省，陕西的整体诗歌环境非常好，好在它是最适宜于诗人和诗歌生长的地方。
我这样说的第一个理由，是在陕西写诗的人，非常自由，轻松，没有环境压力。
经常听大家说道，陕西是文学大省，但这个文学大省的内涵其实是小说大省，像作家协会这样的官方文学机构，一直也非常重视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各种研讨、支持、鼓励以及文学工程，都偏爱长篇小说。而诗歌从来都是点缀，诗歌创作和研究没有被作家协会“抓紧”过，也很少过问和关注诗歌的状态，因此也有一些诗人在一些场合表达过不平，也在媒体上呼吁过，但是我倒觉得，不被重视才是最好的诗歌环境，没有人倡导你这样那样，没有人禁止你这样那样，没有人过问你如何如何，没有人给你树标杆或者派任务，甚至诗人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里的成就和影响力，他们既不了解，也不被当事儿，所以不会给诗人构成压力，我觉得这样的环境真的是太好了，于诗人的诗歌创作非常有利。
类似的环境压力，在一些地方，有时候或者说更多的时候并不是来自文学官方而是来自民间，来自诗歌内部的生态。我知道有些地方诗歌帮派很发达，有些甚至还非常强势具有所谓的全国影响力，这些帮派形成的原因，有些是因为诗歌主张诗歌风格和追求的一致或者近似，有些是因为地缘的人际的关系，有些是围绕着某个有影响力有个人魅力的人而产生和形成……；无论什么原因吧，势力强大的诗歌帮会的存在，一定会对那个地方的诗歌写作者产生影响、形成有形或者无形的压力。而陕西没有这样的诗歌帮会存在，陕西诗人似乎也没有拉帮结伙的传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和一地的文化传统文化土壤有关系，更多的时候，陕西诗人都是各写各的，不会也不屑结党营诗，而也恰恰正是这种散漫的个人的写作，造就了陕西诗歌写作内部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各种不一样的花都能自由开放，而且没有大树在上面罩着荫着，这不是很好吗？
而诗歌形态的丰富，既是陕西诗歌的现状，也是陕西诗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小传统，这是我说陕西诗歌环境好的第二个理由。
在回顾八十年代以来的诗歌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陕西诗歌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中，传统和先锋同时并在，并且不同的写作者或者同一作者的不同时段的写作也在传统与先锋间时有交叉，从民歌风、传统抒情到各种向度的现代诗，这三十多年陕西都产生了出色的写作者；这种散漫而自由的状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是如此，当各地的现代诗的写作者们纷纷结帮组团出击的时候，陕西几乎没有什么贴标签的帮派出现；有诗歌但无帮派，陕西的现代诗这三十来年里，一直都是以诗人个体的姿态出现的，我觉得这才是更符合现代诗歌精神的诗人状态。无帮派，所以才会丰富多样，而这种生态蕴含的诗歌力量，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就会显现出来；结帮也许可以以其集团力量快速引起关注，但那更像是走江湖式的运动，而非诗歌的本质；诗人个体的个性与自由，才是诗歌内在的力量来源，并且是长久而持续的。根据伊沙先生主持的新世纪诗典两个年度的统计数据显示的结果，陕西排名为全国十大诗歌省区前列，这个结果也可以说是对陕西诗歌环境好的一个证明，环境好，所以会出很多优秀诗人，会出很多各有特色各不相同的好诗歌。
我说陕西诗歌环境好的第三个理由，是诗人的关系。陕西的诗人，无论什么风格什么流派，无论官方民间，一向以来不存在门户之见，不因主张不同相互攻击。其乐融融的状态，一方面说明陕西的诗人各自自己在内心里都是自信的，另一方面恐怕要归之于文化，就是陕西这块土地上的人宽厚、豁达、不与人争的性格，不与人争故天下不能与之争也。我的意思是陕西诗人对诗歌的形态样式流派和个人追求，一直都怀有宽厚之心，诗人个体的追求受到同行的善待与尊重，这是诗人之间能够融洽的前提，而陕西的诗人，在这一点上表现出的大气，又恰是与诗歌的个性本质和现代精神相一致的。此外，陕西诗人之间能够互相尊重其乐融融，还有一个小小的现实的因素，就是陕西诗歌发表的阵地较少，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诗歌奖，陕西的出版机构也不怎么愿意出诗人作品，这样一来，陕西的诗人就没有机会和可能在小范围里为了小利益而起嫌隙了。
这些是非常好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环境，我觉得非常适宜于诗人生长；但我同时也认为，无论诗人在哪个地方写作，那个地方的诗歌环境如何，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个人的境界、个人的视野、甚至个人的诗歌野心，现代汉语诗歌的水平与成就，最起码是应该在整个汉语写作的大范围里去考虑和考察而不是拘于一区一省。我曾经在上世纪末说过一句让很多人吃惊的话，“我和伊沙，是侨居在陕西的中国诗人。”不过是生活和居住在此而已。我的意思是，在中国的任何一个省份一个地区一个村庄或者一个街道社区写作的诗人，都应该这样看待自己的处境和身边的诗歌环境。
顺便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张后：小说、诗歌、散文、随笔、评论，你几乎“五项”全能了，我想知道你有什么不会的？或不能的？
秦巴子：我正在琢磨你这是在调侃呢还是称赞呢，哈哈，无论你是什么意思，我都决定顺杆爬一次，按照我的朋友徐江的说法，“他什么都写。诗、小说、随笔、评论，好像就差剧本和菜谱儿了。”写字写到这种程度，是不是挺不幸的？请允许我再顺杆爬一下，我悄悄告诉你，我的毛笔字写得也很不错呢；顺便再告诉你一个秘密，以前电脑使用DOS平台的时候，我的程序也写得很有特点。哈哈，开个玩笑啊。
说正经的，其实过了五十岁之后，越来越感觉到人的有限和不能，知道一个人的无能与无力。人在年轻的时候，会因为青春与豪情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觉得世间一切皆备于我，我记得顾城一首诗里的句子，“我想，到了海上，只要说一声：我爱，鱼儿们就会跟着我游回大陆。”多年以后在新西兰的小岛上，他一定不那么想了。而像“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这样的话，一定也出于青年之口。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慢慢的懂得，其实很多事情对自己这个个体生命而言，都属于“不能”；人是要随着生命的生长、成熟和衰老，渐渐认识到个人的有限，真正能做的不过一两样而已，对自己所做之事，也开始明白需要做减法。能减则减，能不要的则不要，减到不能再减时，最后剩下的，才是最重要也最值得做的事情。
写作亦是如此，但又略有不同。小说诗歌散文随笔评论，在我看来，它们不是五项而是一项，是同一项事情的不同动作不动变奏而已。我年轻的时候有过一个观点，用来衡量一个诗人的水准、修养以及他的诗歌未来能有多远。我的看法是，如果一个写诗的人，除了诗之外，写不了散文随笔评论和小说，那这个诗人就是非常可疑的，而且可以确定，他的诗是写不好而且行不远的。也许一个写诗的人用不着这么全面，但起码在诗之外应该能写不错的散体文字。用我的这个标准量一量，很多写诗的人就露了马脚，而且很多年过去之后，那些只会写诗却写不了写不好其它文字的人，果然也都从诗歌里消失了。
我刚才说诗歌小说散文随笔评论其实不是五项而是一项，但为什么我没有写剧本和菜谱呢？我仔细想了一下，它们是另外的项目，不能归到小说诗歌散文随笔评论这个大项里，这个项目叫文学。而剧本是另一个单项，它叫戏剧，一直都是和文学并列的一个项目；菜谱当然更是另外的项目了，甚至都不能和文学与戏剧并列。文学，戏剧剧本，菜谱，虽然都是用笔写的，但确实不能相提并论。而我知道我自己生命和个人才能的有限，我不会超出文学的边界去到处乱撞；当然，东戳戳西捅捅的人我也见过，而且每每都要向这样的人表达敬意，等人家走远了之后，我再悄悄地自卑一下，然后回去做自己能做的这点儿事情。我知道人是非常有限，一生能做一件事并且把它做好，就已经非常了不起，我觉得那就有理由给自己鼓掌了呢。
在创始的伊沙、秦巴子、朱剑、黄海、王有尾、西毒何殇、艾蒿七个同仁之外……
张后：我在全国各地见过许多诗人群体，但我由衷的钦佩“长安诗歌节”的诗人们是最纯粹的，他们聚在一起谈论的只是诗歌，没有其他群体中那么多“剑拔弩张”的“八卦”、“是非”和“粉艳”，有的只是一片“温情蜜意”的灯光下，祥和的朗读，我想一俟若干个年代过去，“长安诗歌节”必将是一部传奇，做为第一届“长安诗歌节”的轮值主席，请更多的介绍一下“长安诗歌节”组建的整个过程吧？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因由？都有哪些成员？其终旨是什么？
秦巴子：在经过了三年时间，举办了一百多场诗歌节活动后的今天，做为长安诗歌节的创始人之一，我觉得我可以底气十足地说，长安诗歌节是一个诗歌创举，一个文化创举。正如所你亲历和亲眼看到的，它和所有的诗人群体、诗歌活动、诗歌组织完全不同，它创造了一种纯粹的诗人生活方式和诗歌存在方式。
还是让我从它的诞生说起吧。
2010年1月10日，来西安参加另一个诗歌活动的严力应伊沙之约在一个叫西花园的泡馍馆吃饭，在座的还有我、朱剑、王有尾、西毒何殇和艾蒿，晚上我们到一家叫“25小时”的咖啡馆里聊天，年轻诗人艾蒿提出想听严力原声朗诵名作《还给我》……历史的拐点往往毫无预兆，顺其自然又突如其来。严力朗诵完后，我、伊沙等在坐的诗人都拿出自己的作品陆续朗诵，整个过程兴奋而美妙，大家喝着咖啡，沉浸在诗的氛围里，再也不愿意转开话题。大家当即就决定，以后的每次聚会，必须朗诵自己的诗作。几天后，我写了篇文章记述了此次活动，题目是《长安的诗歌节》，“长安诗歌节”也由此得名。
长安的诗歌节
食指和严力受邀来西安参加一个活动，伊沙说，我们可以过一个自己的诗歌节。严力的飞机下午五点多降落，大家约好了晚饭后在酒店大堂见面。我下班后，刻意在西影旁边的饺子馆里耽搁了一会，半斤饺子就着二两太白酒，可以算做对即将到来的长安诗歌节的预演？走进唐华宾馆大堂，正要给伊沙打电话时，已经听到了他那声如洪钟的大嗓门。寻声而去，食指、严力、树才、史一帆以及伊沙和朱剑，已经在大堂的咖啡厅里坐定。食指、严力是老相识，树才、史一帆则是初次见面，握一圈手，甫坐定，茶未上，食指已经开谈诗歌。
老食指是为诗而生的人，2005年北京印刷学院的见面，前年西安的见面，去年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的见面，食指的话题，永远都是诗的，这次依然如是。握过手，点上烟，食指兴致勃勃地说到诗的韵味，引经据典，旁若无人，诗思漫漶，那是他新近的阅读感悟，新生的满头白发——确切说是满头银发，与他的话题一起光芒四射。伊沙感叹，老食指才不屑于谈什么狗屁理论呢，他的所有关于诗歌的发言，都与创作有关。近距离地聆听大师，我们不得不感慨诗坛中太多的蝇营狗苟之可悲，对食指的敬意，每次见面都多添几分。
食指回房休息的时候，我们——严力、树才、伊沙、朱剑和我，转移到建设路的小杨烤肉。以地道的西安美食，招待远方的诗人朋友，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以这种方式款待的诗人朋友已经不计其数。严力是老朋友，树才是新朋友，严力是《一行》的主编，树才和伊沙是《一行》的国内代理人，我则是《一行》的老作者，新诗与旧事，新人与旧人，和着烤肉与啤酒，节日般地弥漫起来，子时方归。
9日，我回宝鸡参加《金台诗刊》的年度编委会，伊沙和朱剑则陪同食指严力参加那个据他们后来说堪称无聊的会议。真正的长安诗歌节是元月十日。朱剑一早去宾馆接为和友人聚会特地迁延一天的严力，“七零后”“大诗人”朱剑，前所未有的领教到了前辈诗人严力的诗情。朱剑前一天拿给严力的稿子，他已经认真读过，并且逐字逐句的给朱剑商量修改意见。什么叫真正的诗人？朱剑见识了，而我和伊沙则早已神会。
因为酒和头一天宝鸡行程，我赶到百花园时大家已经围坐一桌在掰馍，就像诗一定要自己悟道一样，地道的羊肉泡馍是一定要自己掰的。严力送了他的书给我，计有诗集《严力作品》、画集《严力艺术作品集》、随笔集《历史的扑克牌》、《事物是它们自己的象征》和《一行》的终刊号“二十世纪的最后一行”。非常巧的是，当年（1999）岁末，我的最后一首诗恰是题为《二十世纪的最后一行》的小诗，闻此，严力称奇，坐中诗人伊沙、朱剑、西毒河殇、艾蒿、王有尾亦以为奇。桌上的另一兴奋点是几位年轻诗人的大面积发诗，刚拿到的《金台诗刊》刊发朱剑四十首、艾蒿十六首、王有尾十二首、西毒何殇十六首。伊沙笑曰：老秦是不是就没审啊，拿到的诗一首不落的都发了。而我的真实想法则是，看到西安这四位年轻诗人的作品时，有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功底扎实一如以往的西安先锋诗人！长安从来不负诗歌！惊喜与感叹之余，唯有力推。虽然《金台诗刊》只是个小刊物，但它保有着诗的纯粹，我亦不能负了长安不是？羊肉泡馍和正宗茅台酒伴着诗歌的欢愉，是诗的长安。
泡馍之后，隔壁的绿岛咖啡是我们的老据点，整个下午，泡在诗中，比任何诗歌论坛都要开放和充实。晚间，诗人黄海宴请众人，吕虎平带来的西凤酒再添诗意，王有尾显见得有点大了，足球与蓝球也拿来下酒。之后在二十五小时酒吧，王有尾有点晃悠，而艾蒿现场朗诵诗歌的建议稳住了他。严力、秦巴子、王有尾、艾蒿、西毒何殇、伊沙，依次朗诵，意外的诗歌朗诵会成了酒吧里当晚的一个亮点。意犹未尽的伊沙，请严力再次朗诵了新做。节日的欢愉中我们定下了一个制度，每次聚会，大家都要朗诵新作，要把每次聚会都变成一次诗歌节，外地来西安的诗人当然也不例外。唐欣月底回来，可有准备否？诗歌在民间，而民间的诗歌在哪里？在诗人的日常生活中，在诗人的聚会中。散场的时候王有尾似乎意犹未尽，打车回家的路上，艾蒿也表现出意犹未尽的样子，要拉西毒去他家接着聊天，如果不是第二日大家都有工作，这个诗歌的节日是否就会演变成长安夜未央？
今天下午收到严力邮件，内中有他长安行的新诗，未征严力兄许可，贸然转在这里，做为这篇文章的结束。
与诗谈诗
来到西安
如今的唐诗不以朝代为荣
所以参观兵马俑
不是我的长项
坐在一家诗歌泡馍店里
与伊沙、秦巴子
以及几位年轻的诗人
仔细地掰着馍
掰着掰着
果然听见了
麦子朗诵出来的声音
咳！
这样的馍啊
诗说
要经常地掰
2010年1月13日于长安
2010年1月10日，请记住这个日子，这就是长安诗歌节的开始。在接下来并不长的时间里，由于高密度的朗诵和高质量讨论，每个参与的人都愈来愈认识到“诗歌节”之于自己的意义。这种意义首先体现在创作上，由于每次要朗诵，这就不得不逼迫每个人拿出新作；而因为朗诵本身含有现场“竞技”的成分，也就不得不逼着诗人在拿出作品之前要反复锤炼、修改，直至自己满意；更残酷的是，每首诗朗诵完，在场诗人都会毫不留情点评，不同认知层面、不同角度的说法让朗诵者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甚至发生过因对一首诗截然不同的评价而争执的面红耳赤的情形，如此经久反复，参与者的承受力也越来越强悍，抗打击能力增强。
“长安诗歌节”诞生之初，并不是每个参与者都能承受和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它，我们也怀疑在它璀璨的背后会不会有更大负面的效应？比如：频繁的举办会不会影响到个人的创作？会不会打乱了个人的写作节奏？太强势的讨论会不会导致参与者作品的同质化？对个人的强烈批评是不是会造成其写作的不自信？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诗歌节每个发起者脑子里都会“纠结”。但一切都需要用时间和实践来检验，经过三年，举办一百多场之后，这个了不起的结果我们也都看到了。
当然，为了保证长安诗歌节的长久持续和健康发展，从一开始我们就有一些制度建设上的考虑。首先，我们同仁队伍是稳定的，在创始的伊沙、秦巴子、朱剑、黄海、王有尾、西毒何殇、艾蒿七个同仁之外，接纳任何人进入，都需要全体七同仁一致同意才行，也就是说，七同仁中任何一人都有一票否决权；这是对长安诗歌节同仁质量的保证，也是长安诗歌节的基础保证。其次，象征性的或者说是荣誉性的设置了长安诗歌节的机构组成：由诗人秦巴子先生出任长安诗歌节2010年轮值主席，负责诗歌节的召集与沟通；诗人朱剑担任秘书长，负责每次诗歌节的现场记录、拍照，以及代表诗歌节出面接待朋友；诗人西毒何殇负责官方博客的建设和管理；诗人黄海担任社长和总编辑，负责大型活动的统筹安排、刊物编辑、图书出版等事宜；诗人王有尾负责诗歌节的后勤工作；诗人伊沙长期担任诗歌节的现场主持人。当然，这些都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每个年度由同仁推举或者选举产生，而轮值主席则连任不能过两年。与此同时长安诗歌节的主张也渐渐被我概括明晰出来：它是居于长安的旨趣相近的诗人们私人的、朋友的、诗歌的聚会与汇聚，意在将诗歌长安的大唐气象还原到诗人当下的日常生活之中。长安诗歌节不定期举行，朗诵作品、交流诗艺、臧否诗坛，享受诗歌，以酒燃情，以茶佐诗，朗诵与切磋并进，享受与抵砺同在。并把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定为诗歌节的永久性的主题诗，即：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在我每年度的诗歌随笔《2010我的诗歌关键词》中，“长安诗歌节”是当年度的关键词之一：
“创始于2010年元月十日的长安诗歌节，宗旨有三：1、把大唐长安的诗歌气象还原到诗人当下的日常生活；2、天子呼来不上船：强调诗歌节的民间性立场即私人的、诗人的、诗歌的聚会；3、享受诗歌。长安诗歌节把诗歌社团、诗人聚会、诗艺探讨和享受诗歌的快乐融于一体，在中国开创性地建设着一种独特的开放性的诗歌生态体系，成为本年度最耀眼的诗歌事件，其意义超越了诗歌本身并进入了一种有益且有效的公民社会建设，这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建设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会显现它的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秦巴子《2010我的诗歌关键词》
长安诗歌节的本质，其实就是我们这几个诗人朋友的日常聚会，读诗聊诗，享受自己和朋友带来的诗的快乐。它同时衍生和延伸的还有网络（长安诗歌节的官方博客和微博，用来发布我们每次活动的报道，讨论的话题和朗诵的作品）、编辑出版（诗刊《唐》确定为长安诗歌节的官方刊物，“长安诗歌书系”不定期的出版同仁及长安诗歌节友人诗歌作品集）、举办大型诗歌活动和朗诵会、评奖（长安诗歌节•现代诗成就大奖，三年来我们已经为严力、徐江、沈浩波等三位诗人颁发了现代诗成就大奖，2103年起我们还要增加评选长安诗歌节青年诗人奖，以激励有实力有创意的年轻诗人的创作）。这样一个集诗歌社团、诗人聚会、诗艺探讨、诗歌编辑与出版、诗歌网络发布和诗歌奖于一身的长安诗歌节，我把它叫做“诗歌综合体”。
……诗让我的生命变得结实、充盈、健康而有尊严。
张后：祝贺你获得第二届《新世纪诗典》年度大奖（2012）金诗奖，你的获奖辞是什么？
秦巴子：新世纪诗典的年度大奖，是中国目前产生过程最公开透明、程序最为公正、具有最纯粹的诗歌品质的大奖，也是当下中国诗的含金量最重的影响最为广泛的诗歌奖。这也是我写诗以来所获的数十个奖项里面最有分量的诗歌奖，它出自的我朋友和读者，这让我尤其感到骄傲。我虽然有很多话想说，但是限于微博的形式限制，无论是授奖词和还受奖词，都只能在163字以内完成。但这很有意思，不是吗？
新世纪诗典给我的授奖词
秦巴子授奖词：他是一把刻刀，雕塑家手中的刻刀，他在自己秦俑的脸上刻下岁月的皱纹，他在自己的诗中刻出一个个活体的汉字并放飞它们，从世纪初的闭关一举跃上个人写作的巅峰，成为当前最具活力的杰出诗人，特授予《新世纪诗典》第二届年度大奖（2012）金诗奖。
我的受奖答词：
写了三十多年，诗已经长在身体里了。我携带着诗在人世上生活，它是构成我生命的一个部分，诗让我的生命变得结实、充盈、健康而有尊严。就像童年时种进身体里的牛痘，诗这个抗体给予生命的免疫力是无可替代的，我在面对世事变化人情冷暖时的内心力量很大程度上得自诗的恩赐。获此殊荣，则让我感受到一种额外的慰藉，感谢伊沙和我的读者。
中国诗人一向不缺情怀，家国的、艺术的、文化的、文人的情怀……但偏于高蹈，形如飞白，独独缺的是宗教情怀……
张后：你对刚刚过去的2012年的中国诗坛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秦巴子：“唔，关于这个问题，嗯，我想讲五点……”开个玩笑，某些人发言时的开场白总是这样，呵呵。其实我要说的是五个词，是从年度诗歌随笔《2012我的诗歌关键词》里摘出来的：
1现代情怀
中国诗人一向不缺情怀，家国的、艺术的、文化的、文人的情怀……但偏于高蹈，形如飞白，独独缺的是宗教情怀，岂止是没有宗教情怀，而是一涉宗教，即向下行，求的都是现世报，当下报，立即报，甚至形同交易，诗意全无，与现代诗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西方诗人大多有宗教情怀，是骨子里的，中国诗人怎么都学不来的；于是，诗的向度有微妙的分岔与歧途：在崇高感上，也在生命关怀的态度上。情怀于诗，似在有无之间，却又高下立现。有宗教与没有宗教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但是精神气象要同步于人类进程，中国现场里的现代诗意才能获得普世性价值认同，这是我所理解的现代情怀。
2真有那么多诗值得被写出吗？
对于一个专业诗人而言，这样的怀疑应该是日常性的。
3有趣
我现在觉得，诗要有趣，我是说有趣应该前置，放在第一位，要不就没人读了。有思想的有情感的东西应该放到有趣里去表达，意思也许就更丰富了。进一步，我觉得在现代诗里，有趣应该成为诗歌的元素之一；有趣并非仅指表达的内容，同时也包括表达方式。
4诗的正途
把诗写到过去以为不可能的地方去，同时保持诗的正途。前者是指诗歌永不停歇的探索精神，而后者，则是永恒的纯正诗心。我所谓诗心纯正，非关正统，乃指正路与正心，不投机取巧，不旁门左道，不心存妄念，不图谋不轨，不欺世盗名，敬诗如教徒敬上帝般心怀敬畏。诗心纯正方能探索不止，方能无邪，方能有持，方能为诗所养，方能老而弥坚，愈老愈醇，愈老愈纯。正途是最长久的诗心。
5悲悯
实际上，对诗人而言，悲悯首先是不及物的，它在诗人自己的精神里面，是诗人的自我浸润和浸淫。悲悯的情怀是诗人对世界的一种善意，流动在血液里，充盈在身体里，既是对待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一种态度，又是一种认知的目光，也是书写时的一种底色。在诗里，悲悯不是一种理念或者声音，而是一种气息，它弥漫，但不张扬；它渗透，但不穿越。
诗人的第一首诗，真的像告别处女那么重要那么珍贵那么有仪式感那么值得研究值得谈论吗？
张后：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写诗？你的第一首诗是怎么炼成的？
秦巴子：你这个提问其实是在拐着弯儿说那个关于“处女作”的问题吧，而我一向认为，诗人的“处女作”就像这个年代的处女一样难以确定。诗人的第一首诗，真的像告别处女那么重要那么珍贵那么有仪式感那么值得研究值得谈论吗？坦率的说，我非常怀疑。或许，如果真有一个这样的人，写的第一首诗即处女作既是他的成名作后来又成了他的代表作，那么，此人我们只能称他为天才，然而，这样的诗人我并没有看到。而且，据我的了解，相当多的诗人，他的处女作到底是哪一首，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一个诗人的炼成是一个过程，一首诗的产生是一个过程，一个诗人的第一首诗的产生，尤其是一个过程，而且，是第一首还是第一批半成品或者残句，也难以说得清楚。我之所以这样说，是觉得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先说我在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不写诗吧。前面说过，中学时代里和我一起读书的两个要好的同学，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填词作诗了，当然是古体诗。到了我们一起下乡插队的时候，他们仍然保持着吟咏古诗的习惯，有时候也会写上几首，这让我感到非常自卑，我觉得我是太缺乏诗才了，每每听到他们的新作，我就羞愧得要死，自知无能，于是转向了小说和剧本。我在中学时代阅读过大量的电影剧本，有些是单行本，有些是文革前的杂志像《电影剧作》《电影创作》《电影文学》等，而年轻人又是多么喜欢看电影啊，看不到电影只好读剧本，读着读着就有了自己写的想法。在农村插队的那几年，我曾经写过一个电影剧本和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后来从农村出来的时候，连同一些旧物一起放火烧了，算是一个告别仪式。那时候我不敢碰诗，除了同学的才华令我自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一直搞不懂平仄，怕写成了顺口溜让人嘲笑。而那时我所读到的自由诗基本都是译作，像拜伦、雪莱、歌德、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泰戈尔、惠特曼等等，面对这些大师，更加让我对诗望而却步。偶尔有一些所谓诗的感觉，当然也会写上几句，但几乎少有成篇的，有些写在顺手撕下的纸片儿上，有些记在日记本里，但我从不敢称之为诗，也从来没有奢望过做一个诗人，我觉得对我来说，成为诗人，那几乎就是和上天摘星一样不可能。
但我为什么又写诗了呢？
1978年年末，我从插队的农村进入工厂。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几年里，我陆续认识了工厂内外的一些业余作者，写诗写小说写剧本写散文写快板的都有，有搞美术的，还有专门研究理论研究哲学研究历史的，那是一个全民都在读书写作的年代。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领我去见一些诗人，据说是在我们那一带很有成就很有名气的人。我怯怯地跟着朋友去了，我的见陌生人就害羞的性格让我在见到那些人物的时候，语言表达非常慌乱。有个人问我，都写过什么东西，读过哪些名著，认识什么人物，诸如此类的很常规的问题，但我感觉那问话的腔调里透着傲慢，而当他谈到一些书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见识有限而且对某本书的理解也有错误。临走的时候，那人语重心长的告诉我，要多读书啊，我说，好。但我在心理上觉得受到了蔑视，那时候太年轻了，有点不能忍受，咽不下那口气。回来之后，我告诉领我去的朋友，我说你把他们发表的作品找一些让我看看。那个时候我的读书观念是一定要读大师和名著，对于当代的身边的作品，尤其是诗歌，几乎没怎么读。而当我读了朋友拿来的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笑了，我说，这样的东西都能发表啊？这种东西我一天就可以写十首！
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写诗？就是因为斗气，为了让那对我态度傲慢的人明白他写的太差了，仅此而已。我找出写在纸片上的记在本子里的那些分行的句子，一首首地挑选整理，集中抄到一个新本子上，并且在封面上郑重地写上《诗稿》，我的诗人生涯就这么开始了。最初的那些纸片儿上的诗句，并没有写作年代，也无法区别先后，哪个是第一首？哪首算处女作？我自己也不清晰。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直对诗神敬而远之的我，从那段时间开始，把诗歌写作纳入自己的创作范围了。
这就是开始。生活和生命，常常存在着偶然，诗人和诗歌也是。“林中的路分为两条/我选择的一条似乎少有人迹/千差万别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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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子简介：
诗人。作家。评论家。知名职业办刊人。1960年10月生于西安。198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已在中国大陆、台港及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海内外报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随笔、评论等数百万字。曾为多家报刊专栏撰稿。曾获文学奖数十多次。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青年文摘》《读者》《读友》《读者俱乐部》《中华活页文选》等众多报刊选载，被收录入海内外数十种诗、文选集。部分作品被译成英、俄、日文。曾被《亚细亚诗报》《女友》《当代青年》评为“十佳诗歌作家”、“十佳青年诗人”。出席《诗刊》社第十一届“青春诗会”（1993）。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2002年3月播出介绍秦巴子的专访。2013年初获得新世纪诗典年度大奖（2012）金诗奖。
出版有诗集《立体交叉》《理智之年》《纪念》《在长安》等，长篇小说《身体课》，短篇小说集《塑料子弹》，随笔集《时尚杂志》《西北偏东》《我们热爱女明星》，文化批评随笔集《有话不必好好说》，合著有《时尚杀手》《十作家批判书》《十诗人批判书》等；主编有《百姓故事丛书》《被遗忘的经典小说》（三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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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30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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