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你的诗作因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诗意而受到读者的喜欢,你认为在诗歌创作中个人风格的形成需要些什么?
王小妮:我想,遵从最初的感受最重要。
1980年在北京大概是《诗探索》创刊的讨论会上,随口说过类似的感觉,这么多年过去了,居然始终没变过。今年的春节在北京,一个窗外总能看到不远处一根占据天空的大烟囱,它一刻不停地向天空喷出烟柱,那烟的形状每一刻都和前一刻不同,永远在翻滚变化,永远没有自我重复,我想写个《致烟囱》,可每次再见到,总会推翻前面所写,出现更贴近更活灵活现的新的《致烟囱》,我们总是在找那个真感受,虽然没有绝对的真实,却总有最贴近。
活着也差不多,能有多少时候守住自己,不屈从于外在的格式、压力、影响,珍守自己最原初的本色。
不被异化,守住自己,可能每一个人就都是诗人了。
《星星》:你的诗歌感觉很细腻、空灵,这主要来自你的艺术感受方式还是来自你对世界上的事物细微部分的关注和洞察?
王小妮:做医生的常说,人的个体差异是很大的。
感受和观察都存在吧?其实,它不是可以分割的两个部分,而是逐渐衍生构成着一个人的整体,是他的全部,所谓的浑然一体才是一个完整的人,被割裂的人一定写不出自然的好诗。
但感受和观察都可以变得更敏锐。
《星星》:你认为诗人性别的差异怎样支配着诗歌写作?你认为“女性诗歌”在艺术上和社会学上是否有着特殊的意义?
王小妮:我自己觉得,性别的差异不比个体的差异更大吧。
但在今天的中国,恐怕女人离诗人更近。男人分心的事情太多,对所谓世俗的成功更在意,这使得他们更热衷于投身其他领域,那里更能带给他成就感。这么说没丝毫贬义,正常的社会生活中,人能把让热情投入更多可选择的领域很正常。所谓80年代的诗歌热反而不正常。
当人们在诗人前面加个女,写成女诗人的时候,是否也要在男诗人前面别忘了加上男。
《星星》:你的先生徐敬亚也是很有影响的诗评家和诗人,诗歌在你们的家庭生活中以怎样的方式存在?
王小妮:生活不是诗,我们不能活反了,几年前这么说过。谁在家里总说诗,肯定是毛病了。
《星星》:你写第一首诗是在何时何地,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和感受吗?
王小妮:不知道第一首诗是哪一首,可以确定的是当时在插队在乡下,1974年左右,或者更早也写过什么,但是在家里藏着,在仅属于我的一个有锁的抽屉里,父亲知道那里有我的秘密,他又阻止又劝解又恐吓。他明确警告说“乱写的东西不能往外寄”,他最怕因言获罪,他恐惧一切装进信封就要离开家的所有的字据吧,那时候真不理解他的怕。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告诉我,永远不要写日记,写了,就是“给人留了整你的证据”。直到1994年,我才开始写日记。
可以肯定,那时候写的不是什么诗,分行的套话而已。套话,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东西都是一个特征,你写的必须不是你所想的,自我断裂的模式化写作。
《星星》:在你的写作经历中,哪些诗人及诗作对你产生过重要影响?
王小妮:没有固定的一个诗人或几位诗人有明确的影响,但很多诗句都有影响。大约二十年来,不太看翻译诗,根据汉语诗歌的反推理,发现诗真是不可翻译的。
《星星》:你对今后的诗歌写作有着什么向往和目标?如果生命可以重来一次,你是否还愿意选择做一个诗人?
王小妮:为什么要做个诗人,诗人本身只是个很私人的爱好或者只是一种思维方式。何况做个敏感的人是痛苦的,何况,这不是个职业。做个平平常常的好人其实是很高的境界了。现在我很想住在乡村,写诗不写诗都没关系,就像种黄瓜还是种茄瓜都没关系。
《星星》:你是诗坛的宿将了,请对当下的新诗人说几句心里话。
王小妮:我只在诗句冒出来的那一刻因为很想把它记录下来,才被叫做了诗人,其他的时间和任何一个路人都一样。
年轻的人别把写诗当成回事,如果不记录点什么就夜思日想,就顺手记记,别人说是诗就是,说不是就不是。如果写下来才能让你安逸舒服,你就自命是个诗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