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的4月11日凌晨，作家王小波因心脏病辞世，时年45岁。 他的最后一篇稿子给了南方周末。此前，王小波一直用传真向南方周末编辑部传稿，但那一次，编辑何保胜收到的传真上一片空白，第二次同样如此。“这事儿太诡异了。”给王小波打电话，第三次收传真，何保胜终于看到了稿子。
不久，他听到了王小波去世的消息
王小波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时代三部曲》的编辑钟洁玲在现场看到，静卧的王小波遗容安祥，额上有一块褐色的伤痕。
“据说，他是独自于郊外的写作间去世的。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头抵着墙壁，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他是挣扎了一段时间，再孤独地离去的。” 钟洁玲后来写道。告别仪式上，她没有看到一个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一个小说家。
异类：一直不被主流文坛认可
“迄今为止，我只听到河南小说家李洱夸过王小波，”钟洁玲告诉记者，“记得山东作协主席张炜就认为王小波的作品不好，是市场化的，但他又补充：‘人都死了，不要去说人家的不好了。’我以为，他是真心认为王小波作品不好的。”
王小波一直未得到主流文坛的认可。王蒙认为王小波很有思想，但他坦承王小波的小说自己没读完，因为风格不大对胃口。
李银河认为，王小波跟主流文坛完全无法对话。“教育、宣传、意识形态灌输……过去官方认为文学是有功能的。它是革命行军时的啦啦队，或者《放下你的鞭子》、《兄妹开荒》那种（宣传武器）。而王小波说，这种‘灌输’想法本身就让他浑身起鸡皮疙瘩。”
王小波与李银河恋爱时，这个性格敦厚、懒散的高个男人告诉她，“我要试着创造一点美”。“文学在他的心目中，也是要创造出一些无中生有的美来，跟他们（“文以载道”型作家）完全不是一回事。”
因为这个缘故，写作散户王小波并不欣赏主流文学界。一次，何保胜告诉他，中国作家协会正在北京开会。他不屑地说，难怪看到住附近的××（一个著名诗人）一早就睡眼惺忪地挂着代表牌，“傻×烘烘地出来晃”。
当时的作协主席是九十多岁高龄的巴金，后又增选了一个副主席。“选一个小的，免得（年纪太大）当不了几年就死了。”王小波在电话那头口无遮掩。
王小波似乎天然地不适应体制。1988年以“海龟”身份从美国归来后，他当了六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师，却最终离开学校，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
“在大学当老师，虽然课不多，还是觉得太受打扰，写作断断续续。让他去干一个他一点都不喜欢的事情，对他来说太痛苦了。”李银河说。
如果王小波去参加“两会”，会是什么样？前些日子，有人在王小波贴吧问。“简直等于杀了他。”李银河说。王小波是很抵触开会的人，一到这种场合就如坐针毡。他曾被拉去一个杂志社开研讨会，领导讲话后，轮到他发言。一上台他就天马行空地说起自己在美国时，学校有一个老师是印第安人，脸上画着油彩来上课。这些话与会场氛围格格不入，人人听得目瞪口呆。
革命的诱惑：王小波犹豫过是否参加缅共
王小波的父亲曾经是徒步奔赴延安、参加了抗大的热血青年，但在主动投身政治后，也被政治大潮裹挟。王小波尚在母腹的1952年，父亲因家族的历史问题在“三反”中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他的母亲因此整日以泪洗面。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说，王小波的名字，就是“一场风波”之意。
在政治高压下，王小波从小经历世态炎凉。在他6岁时，“大跃进”开始，窗外是没日没夜喧嚣的高音喇叭，人们被迫强制收听。他从喇叭里听说了一亩地能产30万斤，也看到了土平炉炼出来的“钢”——一团团火红的锅片子，很像牛屎。因为饿，他开始在课堂上吃铅笔，一支铅笔被吃得最后只剩铅芯。
“饥饿可以把小孩子变成白蚁。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他写道。
在他14岁，“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小波的同学们一夜之间突然被划分成两种人：红五类、黑五类。红五类每天站在校门口，询问自己的同学：“你什么出身？”一听到同学报出不好的出身，就从牙缝里迸出三个字：“狗崽子”。
因为这些遭遇，王小波一开始就不相信革命话语，并对政治、革命的荒诞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很多故事被他写进了文章，比如《寻找无双》，写女子无双明明存在，但所有的人都罹患了集体失忆症，都说没有这个人，到最后，无双被抹去了。这是实际上写的就是他父亲被迫害后，周边朋友碰面时的假装不认识。
“他觉得政治太丑恶了，而且完全没有什么道理，最后成了纯粹的整人，令人厌恶，所以他尽量远离它。”李银河说。
1980年，王小波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让他终身难忘：“乔治-奥威尔的噩梦在我们这里成真，是因为有些人认为生活就该无智无性无趣。”
后来，他写下了著名的一段话：“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讲出来。”
他写成了代表作《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合称《时代三部曲》。它被评论家张淼认为是一个繁杂庞大的“文革”知青故事体系。而王二、陈清扬为代表的男女主人公，以畸恋、虐恋的方式，实现了对主流意识形态——“革命”——的反抗。
但少为人知的是，即使是王小波，在某个时刻也感受到了来自革命的致命诱惑。1960年代末，他在中缅边境的云南陇川弄巴农场插队，当时很多怀抱“支援世界革命”理想的中国知青越过国境，参加缅甸共产党，对抗缅甸政府。王小波也曾为此认真地犹豫过。
“参战当时对青年是很有吸引的。那里有一个需要你献身的、非常悲壮的事业，这边是一个很平庸的生活，你想想，是不是人们会受前者吸引呢？”李银河问。
“所有过去的人，一定是把自己当成奔赴延安、立志推翻反动政府的青年，但缅甸政府就是一个反动政府，你参加的游击队就真正革命、代表广大贫苦群众利益吗？可能是这种理智，使他没有过去。”李银河说。在某种程度上，家庭出身带来的痛苦经历也阻止了王小波。
孤独：那个时代理解他的人比较少
2012年的一天，李银河翻笔记本，无意中发现了王小波一段写给她的文字。王小波写，之所以爱她，是因为她对他“那种山呼海啸的响应”。
“那个时代,理解他的人比较少，”她说，“一个人在想象的世界里跋涉，王小波的内心非常孤独”。
哥哥王小平在王小波幼年的时候就发现了他身上的这种孤独感。去接王小波时，幼儿园老师甚至问他王小波的智力有没有问题，因为不同于同年龄孩子的活泼好动，王小波常在篱笆根底下一蹲就是半天，“不言不语，呆呆地往外看”。“他的思想常定格在一个东西上，然后就陷入冥想，中断了对外界的反应。”王小平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
多年后，王小波在随笔中引用安徒生的话——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他是把尘世的喧嚣都考虑在内了，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
1996年4月，王小波开始为南方周末写专栏。“我跟他臭味相投，都是自由主义的理念，而且他的文笔很幽默，所以选了他。”当时的编辑鄢烈山说。具体约稿事宜由何保胜负责。很多人告诉何保胜王小波很木讷，但熟悉之后，他发现王小波很愿意说话。两人有时在电话里一说就是一个小时。
当时已经写出多部小说的王小波名气不大，却因为独特的文风和视角受到青睐。专栏版面每个月只能发四篇学者文章，他有时一人就独占两篇。陆续发表的专栏文章，包括《有关“伟大一族”》、《从Internet说起》、《我看文化热》、《极端体验》……
“看他的文字，第一，他是一个内心很孤独的人。第二，他也是能耐得住这种寂寞的人。”何保胜回忆。他认为，王小波后来受到大众欢迎，与在南方周末发稿的这段经历有很大关系。
在《从Internet说起》中，王小波表达了对文化审查的反感。他写下了一段话：“五十多年前，有个德国的新教牧师说：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这段话后来被用滥了，但我最先是从他这里看到的。”何保胜说。
1996年，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升温的《中国可以说不》出版，王小波写了一篇名为《百姓 洋人官》的文章，批评书中煽动的民粹主义。文章见报后，编辑部收到了许多谩骂信，作者多是“所谓的民族主义者”。何保胜问王小波是否转给他看，王小波说，不用了。
“对他来说，首先，我是一个有思想、有立场的人。其次，你接不接受我，我不是很在意。”
一年后，王小波去世。在他死后，华夏出版社的《时代三部曲》才出版。不同于此前《黄金时代》单行本出版时的历经波折和销量冷清，《时代三部曲》一时洛阳纸贵。有评论家认为，钟洁玲回忆，在2001年底合约到期前，《时代三部曲》加印约十多次，印数约20万册。此外，盗版更是难以统计。后来无名小辈向花城出版社投稿，都说自己像王小波，希望出版社能采纳。
王小波逝世10周年，李银河去了他在云南插队的弄巴农场，那是她第一次去那里。农场的庄稼地里种着大片甘蔗，知青老屋的墙上是斑驳的“忠”字和毛主席语录，而他小说中的14队、15队，“真的都有”。
王小波旧居不远处就是波光粼粼的南宛河。重病中的王小波，曾被同样生病的同学半拽半拖淌过河送往医院。李银河在南宛河边一个人坐了坐，内心有些感伤。
她和当地人交谈。很多人不知道王小波成了名人，一直认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知青。（拾年）
|
发表于 2012-4-11 17:09
收藏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