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安
女，1964年生，“非非主义”代表诗人之一。毕业于军医大学，后转业至地方精神病医院做护士。代表作品有《种烟叶的女人》、《路上一盏灯》、《我们来写诗》、《内心世界》、《夫妻生活》等。部分作品被收入《中国诗年选》、《中国新诗年鉴》、《中国最佳诗歌》等诗歌选本。2013年4月，出版《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现居成都。
在精神病院做了三十年护士，诗人小安已习惯站在疯子的立场想问题了。或许这样才是对的：把自己看成一个疯子，因为在这里，疯子才是普通人。她把“疯子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在她笔下，疯子们是快乐的。
记者_洪鹄 成都报道 摄影_刘浚
那一年春天，我从乡下，光着脚，翻山越岭，奔跑而来，穿过一大片油菜花地，我走进精神病院，看见一个女人，跳进落满樱花的河里，再也没有起来，我因为不知所措，而写过一首诗。当然了，我只是一个护士，当然了，我还想写我和他们，那些疯子。
―小安 《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
打电话去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找小安。
“哪(lǎ)个小安？”对方说，“我们这里没有你要找的那个诗人，那个作家，我们这里只有个安护士，安学蓉嘛。”
在成都，四医院不能算是个好单位。就像香港人说起青山都知道是精神病院，四医院？成都人会告诉你：那是疯子呆的地方。
而写诗的小安，就是那个安护士，确实在这里上班。
小安当了三十年的安护士了。三十年前，她坐着火车，从重庆到成都，她是来结婚的，来投奔那个她认识不久的男人的。那时他们多么年轻，才20出头，他刚见到她时，她还在军医大学念书，在窄小的宿舍里苦着脸读黑格尔。是他带来了诗，诗打开了她，然后他们又一起更新了诗――他成了诗歌运动“非非主义”的扛旗人，而她是那个不喊口号不说主张不声不响却写出了这个流派中最美丽诗句的核心诗人。“我们聊也聊的诗，谈也谈的诗。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诗。”她的老朋友刘涛很多年后还记得她那时候最喜欢嚷嚷的：“写诗好高兴好幸福哟。”
诗人小安来到了四医院上班。她被诗冲昏了头脑，根本没工夫考虑作为精神病院的四医院和二医院、三医院有什么不同。不就是个工作嘛。第一天报到，她还是有点怵的，想到要面对疯子，她化了个大浓妆，还是止不住见到每个疯子都点头哈腰，请求他们关照。老资历的护士骂她：化这么浓的妆干吗，又不是去相亲！羞得她当场就想把脸抹掉。而疯子们呢，挤在病房后面朝她指指点点，一个三十多岁的疯子对一个二十多岁的疯子说：“新来的，长得还可以，像天使。”她脸红了。另外一个疯子又鄙夷地宣布：“天使算个啥？老子是玉皇大帝。”
小安说，疯子们是那么的疯啊，你不可能不难过。就在她刚到四医院的那一天，一个美丽的女疯子，飞快地跑出了人群，脱光衣服跳进落满樱花的河里，再也没有起来。在四医院里，你不知道这样的事什么时候会发生，它大概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而安护士们的工作就是竭尽全力地阻止它们的发生。每个护士分管一群疯子，她们要像老鹰捉小鸡里保护小鸡的母鸡一样，24小时地照看他们，保证他们不被老鹰叼走――病魔就是那只老鹰。为此，她们每天要给疯子们量体温，喂他们吃药，带他们放风，舒缓他们的情绪，还要在任意两个病人打架时及时出现，遏制住任何“疯”的苗头。小安说，精神病院护士们挣的钱里，有一项就是叫挨打费的，因为被疯子袭击是不能还手的。她年轻时值夜班，碰到过三更半夜两个女疯子吵架，互相抓住对方的头发不放。“我跑上去试图拉开，结果被两个女人当成了又一个对手，揪住我的头发，三个人互相不松手。我只好大叫，‘放手啊，放手，我是护士，我是护士！’最后总算有另外一个人疯子跑出来，认识到我的地位，把我救了出来。”
和外头一样，疯子们也喜欢自封为大人物―或许会比外面的人更肆无忌惮一些。四医院里长年游荡着“国王”、“上帝”、“玉皇大帝”，还有“委员长”。“委员长”是个女的，医生护士看到她都会喊，“委员长”好，她对此十分享受，听到了就像委员长一样举起右手说，大家好。如果不这么喊，她就会发脾气，那么大家一天都不要清静了。也有些出世之士，自称“诗仙”的、“书圣”的、“孔老二”的。但疯子们还都算识相，知道哪怕自己是国王，在这里也没医生护士大，而院长则在万人之上。他们认为，只要院长判谁没病，谁就能立即回家了。可是院长怎么会说这么傻的话呢？更何况，对于大部分长期精神病患者来说，他们的家，有等于没有，大多都回不去了。
在小安看来，精神病人最大的痛苦是孤独：病发的孤独，有家不可能回的孤独，作为“疯癫”群体被文明边缘化的孤独，还有性的孤独。老有疯子跑去找院长申请：“院长，给我一个女人吧！”院长也都假装很大方的说，“嗯，给你一个。”在四医院里，疯子们是不能谈恋爱的，但总有人忍不住要拉拉小手。男疯子们睡觉前一样喜欢谈论女人，有的疯子会向往地问另一些疯子：你们说，院长那么大的人物，会有多少个女人？五个？七个？还是十个？
一些疯子会爱上护士，一些疯子会爱上医生。爱上护士的大抵是直接就被驳回了，爱上医生的，安护士曾经收过一封信，一个疯子拜托她过目、转交：
“李细医生：您好！我1971年6月23日出生在一个军人工程师家庭。我父亲是四川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我母亲是东北师范大学大学毕业的中学教师，1985年病逝。哥哥是技校毕业，姐姐是高中毕业，我是本科毕业。一家人都毕业了。很多人不懂的文化，我懂，我能看懂很多人看不懂的书。我现在很想和你成立一个家庭。”
除了情书，小安还收到过疯子们写的很多信。最常见的是写给上帝或者温家宝的，信上都说，自己是天使或党员，是由其他某疯子介绍加入的，现在被搞错了，当成了疯子，请上帝、国务院下达死命令，赶快把他们接出去。
“接的时候请带一套衣服来，谢谢！”
一个混乱的人/在玻璃上眼泪汪汪的样子/我们没有办法理清你的大脑/把你洗得更干净些/也许你是最好看的那一个/又是最完整的那一个/在任何地方/你都如此颠三倒四
――小安《精神病者》
2008年的时候，小安开了一个博客。由于没什么好贴的（她的诗歌出产量一直不高），她就开始写点四医院里的事情来玩。她写“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的故事，写三十岁的王大立，每天蠢蠢欲动地想把地球当足球踢，写每天站在窗边、等待中央指示的国安局干部李名。还有发明家何笔，号称掌握了宇宙的天机，喜欢给疯子们解释地球为什么在二十年之内还不会爆炸，后者们每天朝圣般地听完，然后愉快地散去……“玉皇大帝”、“基督徒”、“上帝”、“委员长”、“护士小情”，这些人或确有其人，或是几个人的拼贴―她是个诗人嘛，文学自然是离不开虚构的。
这些文章先是定期发表在一本杂志上，如今又成了一本书，《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有一天小安居然看到她的一个病人在读，神色如常，看到她还抬头说了句“写得好”。小安认为，外界对精神病院的想象历来都是恐怖的，感觉笼罩着很大的黑暗，她作为一个护士，在里面确实度过了紧张、忙乱的三十年，目睹和经历了非常多的病人的痛苦―但当她写下这些的时候，她忍不住略去了那些痛苦。一方面是由于她的谦逊，她不认为自己有能力理解他们背负的痛苦，另一方面是她一贯的文字品格使然―诗人韩东说过，小安从未失让她的语言失去优雅平静的调子。
小安考虑过，她为什么没有称他们为病人，或者精神病患者这些可能更政治正确的名称，而是用了“疯子”这个直接的称呼。想来想去，她认为：可能是因为她喜欢，她爱他们吧。她不能真的理解他们的痛苦，只能看着他们的天马行空，看得她多少有些崇拜。疯子，这个词带一点点嘲讽，一点点自嘲，看上去更能表达她对他们的感情啊。但愿他们会喜欢。
尽管已经在四医院工作了三十年并且打算干到退休，小安的诗人朋友们仍然对她的职业感到惊奇。“她是个天生的诗人，却又能在四医院这个地方安之若素，真是让人费解的事情。”诗人何小竹说。他曾试着设身处地去想象小安的职业生活，却仍然想象不出她是怎么“熬”下来的。直到最近读了她写的“疯子的故事”，他才有所理解。在小安笔下，疯子们是快乐的，这种快乐也常感染到我们的安护士，这让他相信小安平日里说的她喜欢和疯子们在一起，并不讨厌自己的工作是实话。事实上1998年的时候，何小竹曾接手过一本周刊，他把小安从四医院里拉出来，短暂地做了几个月的编辑。而小安在那几个月里表现出来的不适应、不自在，让他最终也不忍心再勉强她、挽留她了。
为什么会就这样一直在四医院呆下去了呢？有时候，小安也会想。当然不是说疯子，疯子么，总是一直在的，他们是四医院和其他精神病院存在的理由呢。而她自己呢，以及护士小情、非哥、门卫老头和院长呢，他们这些人，为什么会陪着疯子们疯一辈子呢？有一次她在花园和一个疯子聊天，疯子说，一切都好，就是没有花姑娘。能不能给他一些花姑娘，让住院生活变得激动人心？小安说，这个主意好。她发现自己呆得太久，已经习惯站在疯子的立场上想问题了。或许这样才是对的：把自己看成一个疯子，因为在这里，疯子才是普通人，像疯子一样，她没有什么要求，也不敢去其他什么时空，只是站在这里，习惯性地、涣散而自由自在地呆在这里。
这儿是精神病院。有疯子，有看护疯子的人。继续读下去，护士小情，要离婚了，跟丈夫吃散伙饭，问护士小安，散伙饭吃点什么好。“我说吃火锅，整浓烈点儿，辣得那个男人以后一吃火锅就想你。小情说要得要得，就吃火锅，还喝白酒，如果流泪，也是被辣出来的。她抽着烟，眼泪却无声无息流下来。唉唉，一个人，一生之中，总会有许多许多眼泪要流的。”小安的朋友，作家洁尘说，读到这一段，她也要流泪了，整本《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讲的哪里是疯子，讲的是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跟我们所有人一样，只是他们跟现实搞不好关系，于是就下了大路，走到一边去了。
你要做站在云上的那一个人/站在太阳和月亮之间/你要做浑身爬满雨水的鸟/你说雨呵/落在我头上更多些/你要做一回松树/再做一回银杏/蚂蚁和鱼都在地上爬/你要做抓着花瓣的那一只手/你要彻底消磨一整天/做那个最懒散的人
――小安 《站在高处》
始终存在的一个江湖传言是：小安的诗，是天上掉下来的。
“哪里的话嘛。”小安说。她在微博上发过一条：诗非常难写，恨不得把它杀了。
小安的诗不曾在大众中走红，她是那种诗人中的诗人：只有写诗的人才知道，要写出她的诗需要多么奇异的天赋。她最大的问题是写得太少：上世纪80年代，她大概写过100多首诗。而90年代，她只写了30首。
90年代的小安干吗去了？她坦言，离婚，然后心情不好嘛，喝酒，还有成日打麻将。
问她：牌桌上输了几十万，后悔吗？
――怎么可能不后悔嘛，不输的话能买一套房子哩。
那时候她和诗人们来往得少，一圈子人为她干着急。韩东、何小竹、吉木朗格是其中批评得最起劲的几个之一，他们怪说小安在麻将桌上耗费了太多的时间，而小安在面对朋友的批评时，也从来都是唯唯诺诺，承认自己懒，检讨自己没有多写一点。诗人中流传着一个对小安的评价：跌在高处。他们认为小安从来不是那种因为向往好于是可以写得更好的人，她从来没想过要写得更好，她只是写了，便树立了标杆。
小安的写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民间诗歌运动“非非主义”，她也是“非非”发起人杨黎的前妻。作为一个诗歌团体，“非非”素来以叛逆、喧哗著称。而身在其中的小安却是安静的，她“从没有参加过任何情绪激动的争论，也没有任何自我确立的诗歌言论或主张，甚至连对批判的批判都没有，好像这一切都于己无关”（韩东语）。小安的写作因此而特别，当特别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自我标榜、自我夸赞、成为很多人的重大写作目标甚至唯一目标的时候，小安的特别与众不同。“她使用最单调的语言写最不起眼的诗，毫无外在特征可言，却能够气象万千，实属奇观。”
每个写作者与当时当地的环境总会构成某种关系，最常见的两种是：紧密，或者刻意的疏离。而小安都不是。她只出过一本诗集，《种烟叶的女人》，她肯定不是一个功利效果上积极进取的诗人，但她也不是遗世独立的拒绝者，“没那么愤懑也没那么紧张。”在韩东看来，小安的姿态就是没有姿态，写作对她来说，既不炫耀，也不害臊。没人待见时很安详，有人鼓噪时不摆谱。有足够真诚却绝不阿谀的感激，用不卑不亢不足以形容，自然而然也不定准确，“我只能说那是一种神秘。”
不喝酒的小安安安静静。诗歌观点嘛，她说她还真的没有。“我想，诗人，就是要一直写，别停下。这个算不算？”
■小安 采写：李昶伟
女，1964年生，“非非主义”代表诗人之一，作家，成都某精神病院护士，曾出版诗集《种烟叶的女人》。代表作品有《种烟叶的女人》《路上一盏灯》《我们来写诗》《内心世界》《夫妻生活》等。《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是其第一本诗歌之外的作品。现居成都。
小情问魏雨，你知道李名是什么病吗？他特惊讶，李名是大人物，他怎么会有病？小情笑，那他十几年在精神病院干嘛？魏雨肯定地说，卧底！安全部门的卧底。
酒鬼疯子不吃不喝到处打人，被护士按到床上，双手双脚绑起来，给他输液，他还说：护士，给我输点江津白干，那个度数高，过瘾。
——摘自《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
《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小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版，32.00元。
小安刚到精神病院工作，就碰上正在开诗歌朗诵会，“一个男疯子喊：护士姐姐，我爱，给我自由吧。然后他就挨了一个嘴巴。坐在下面的疯子喊：自由，你做梦去吧，你不过是一个无聊的疯子。”然后又上去一个女的，“美丽得不得了”，却不知道自己跑上去做什么。一个护士喊：朗诵啊，寻寻觅觅(李清照的词)。女疯子却“疯狂地舞动起来，边舞边脱衣服”，疯子们喊：“好呀，油菜花，美女呀。”
小安是诗人，也是一个工作近三十年的精神病院护士。“想想啊，我多么难过，疯子们又是多么的疯”。她与精神病人朝夕相处，日复一日地给精神病人吃药、打针、整理床铺、教他们如何生活、自理以及面对精神病院的环境。2008年，她终于拿起自己的笔，将熟悉的精神病院工作经验编织进了自己的写作。四年的写写停停，纠结于“怎么样把文字编得更精彩一点”，甚至一千字要写一个星期，最后呈现出了这本轻松欢乐的《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疯子和护士们过着幼稚园般的生活，唱歌，踢球，吵架，生病，看电影，谈恋爱……
小安自称是一个业余写作者，“写作时间上是业余的，因为要上班，但是写作态度肯定是专业的”，她一直隐匿于成都安逸闲散的氛围，与她如今已21岁的儿子一起，过着朝八晚六的平静生活，空时跟朋友们聚一聚，“因为都是一个圈子的，大家肯定都要参加嘛，这个还是很愉快的，因为这个圈子毕竟还是很单纯的。”她口吻轻松地描述成都那些常见的大大小小的聚会。
她说自己很懒，只在闲暇时间写写东西。但好在她有一群欣赏她、鼓励她写作的热心朋友。当第一篇故事写出来的时候，她的朋友们就纷纷鼓励她说写得很好，“人家说写得好我肯定高兴嘛，那就继续写啊”，她带着四川腔调特有的轻松洒脱气息如此说，因此有人戏称这是被她成都朋友逼出来的一本书。
在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时，她甚至略带歉意地说自己理论能力差劲，不擅长引经据典，只能说说自己的感觉而已。
断断续续，是想把故事编得好看一点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在精神病院工作的？
小安：我专业是护士，以前在重庆一个部队医院，1986年底转业转到这儿(成都某精神病院)的。中途出来过，做过一年的杂志编辑，大家都以为精神病院很辛苦，我出来就做了一年。但杂志经常要做策划什么的，我适应不了那种紧张，觉得还是比较适合精神病院，就回去了。其实在精神病院上班挺轻松的。
记者：工作当中有些什么乐趣？
小安：首先当然比较辛苦，因为他们精神上不是正常的人嘛。但是还是有乐趣，就是觉得他们那种幻觉、妄想，那种思维还是有点奇怪。而且病人也有很愉快的，接触以后，他们有时候会跟你讲一些他的想法啊、苦恼啊，还是比较有乐趣。
记者：怎么突然想到写这个，以前一直都没写？
小安：其实我不是想要呈现精神病院什么的，我还没有到那个高度。我平时写诗嘛，还是喜欢文学、喜欢文字的东西，后来就想，除了诗之外想写文字长一点的东西，自然就写到精神病院里面的东西，因为太熟悉了，写起来也比较顺手，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一个文学的东西。
记者：你的每一篇确实都不长，你追求的叙述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小安：我使劲写使劲写，希望拉长一点。但是如果我自己觉得我表达完了，总觉得要再写就很难看、很啰嗦，就是一种负担了，我自己会不舒服，所以很多东西就会删掉，就像修一个枝桠一样，修到自己满意为止。当然自己觉得满意，别人可能觉得你这个修得不见得很好。但是我自己是希望尽量简单，把一个故事说得很明白。要说风格，其实只是把故事写得让自己满意。
记者：那一般都什么时候写作？
小安：不一定。像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是晚上，6点下班吃完饭以后写，有时候写一篇一千字的写到晚上十二点。但是诗歌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写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冒出来一句。因为有时候怕自己忘了，必须用几个字把那个状态记录下来，至少能让自己记得当时那个状态，才能继续写下去的。
记者：那你有没有考虑以后继续把这个故事写下去？
小安：暂时不想，也有报纸在约专栏，但是我不再写医院了。那么多年我的心血、时间都在这本书里边了，虽然看起来很短。
写作状态跟精神病人相通
记者：很多人疑问，这本书到底是散文集还是小说？
小安：出版社是当随笔或散文这种非虚构书来做的，但是我自己内心深处还是觉得它是一本故事或者小说，心里边一直也是这么想的。
记者：那就是说这里面的内容不是纯粹的纪实？
小安：不是，因为虚构的成分还是很大的，有百分之七八十吧。当然精神病院的原型和影子肯定是没得说的，只是写得更加夸张一点。比如说书里面的外号肯定是虚构的，但是有些外号也是真的，像“玉皇大帝”，他坚信自己就是玉皇大帝，因为他有妄想和幻觉，这个是真的。说日本话的“门卫老头”是虚构的，没有这个事儿，写情书的事儿没有。花花那个事儿，有很多女的原型，因为很多女的有这些症状，有风情妄想，这是很多女病人的一个综合。护士小情不是一个人，是所有女护士加起来的，是一个主观化的东西，不是具体指哪一个人。
记者：那会不会引起读者一些误会，认为精神病院就是这个样子的？
小安：可能吧，现在很多人说情愿做一个精神病人，觉得精神病人好单纯，像个天使一样，生活在非人间里面。其实不是这样的，精神病人很痛苦，他们不是那么单纯。因为他们知道精神病人受歧视，而且精神病好不了，会反反复复，他们因为妄想觉得自己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玉皇大帝啊观音菩萨啊，自己会很高兴，但是他们一旦知道自己是精神病人的话，他们就会很痛苦，因为他们有自知力，太痛苦了，我都没法形容。
记者：但是在书中你是把这些都写得比较轻松，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小安：我是想，因为精神病院本身对外界来讲就是很恐怖，好像里边好黑暗似的，事实当然也是很痛苦、很紧张、很忙乱。所以我自己把精神病院虚构了一下，我还是愿意把精神病人美化一点，其实他们那种症状就很天马行空，很稀奇古怪，因为我自己也不能理解，我要写的话，就只有写成这个样子咯。而且老是要表达那种痛苦的话，我自己写起来也不愉快，那就更加痛苦了。
记者：你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
小安：每个人写作的时候，那个状态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一个作家写作的时候，大脑的状态，身体的状态，其实这种状态跟精神病人还是有相通的。因为精神病人那种幻觉、妄想其实也没法看见，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有那个东西。所以那也是一个秘密。
记者：你这本书会给精神病院那些病人看吗？
小安：不会，我希望保守这个秘密，不希望他们知道我在写他们，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他们是会愤怒还是高兴啊，我都不知道。目前为止，他们都还不知道这本书。
越写越爱，诗歌像是一种传说和秘密
记者：我发现你这本书的语言形式大多是短句，为什么？
小安：这就是我的毛病嘛，老是写不长，出来就是这么短，我没办法，形成这种风格了。其实我想改变一下，因为每个人写东西都想自己有突破有改变，不想一直在过去那种情景里面。但是很难的。不过我写下一部小说就不会这样写了，要改变一下。
记者：这种语言习惯的形成是不是跟你的诗歌创作有关？
小安：有关。我自己还有我身边很多朋友，追求的诗就是尽量让语言简洁简单一点，不要绕来绕去，至少语言要说明白。我觉得语言应该这样，你看古诗，唐诗、宋词都是很简单明白的。
别人都问我说你的诗那么简单，肯定很好写吧。其实一点都不好写，而且越来越不好写。我其实写得很慢的，有时候有所谓的灵感或者有几个字跑到我脑袋里来了，然后就会写出一句两句。要写出一篇其实没那么简单的，我写一首诗还有一篇小说包括这本书，都要不停地修改，要改很多次，而且可能改得面目全非。首先是要把语言理通顺，文字之间的组合要让自己觉得明明白白的，要让自己写得很舒服很高兴。我追求到最后就是这样的，写到这个程度就好。
记者：也有很多非议，针对你们这种写作，觉得太口语化了，你怎么看待？
小安：其实口语化是正确的，就是简单明白，就是说人话，不能说得大家听不懂，那种诗有什么意思呢？口语化并不是口水，废话诗也不是废话。口语诗只是一种说法，就是诗的语言简洁纯粹，还原到语言本身。有些人写口语，那不一定就是诗。但是文字之间经过组合，整体下来，也许就成为一首诗了。我觉得写诗歌还是要有天赋的，不是说写了几个长短句就叫诗，这就是诗人和非诗人的差别吧。在这个年代作为一个诗人是不容易的。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怎么回事儿，这么爱诗，也坚持写了这么多年，但就是爱得很啊，而且越写越爱写。即使写得不好，但还是要把它写出来，因为太喜欢这个东西了。我是想突破的，突破成另外一种东西，突破成怎样的东西现在我也不知道，诗写到现在，还是比较茫然的。而且越写越害怕，有那么多高手那么多大师不得了的天才，他们真是厉害。
记者：写诗对你的吸引力在什么地方？
小安：真正的诗人越写越觉得迷，而且说不清楚为什么要迷。这个就是语言本身的秘密，我确实说不清楚，其实就是一种感觉吧。诗歌好像就是一种传说一种秘密，有些人写了一辈子，但就是进不去，在诗歌的外围打圈。但是有些人好像天生就懂得这个秘密，知道该怎么写，很多大诗人一下就进去了，他们就是掌握了这个秘密。掌握这个秘密以后写诗就有高下之分了，有大诗人有中诗人也有小诗人，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天赋吧。 |
发表于 2013-9-3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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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5 1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