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赵卫峰 于 2013-9-10 16:35 编辑
中国当代诗歌准流派倾向与团体性存在
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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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及诗歌创作的团体性倾向或存在、或群体性表现可谓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动态特征。它是诗歌创作“流派”成型前的一种基础性展呈形式，形成原因既有审美的趋同倾向，也有地域环境的凝固作用以及传播方面的整合等。比较看，传统戏曲在成为样板的同时往往易成为模式化禁锢。“模仿秀”作为一种陈规也因此由来已久。与往不同的是，当代传播背景中的“模仿秀”似乎又渐成为一种新“文艺形式”。 这个事实会让我们感觉时空的某种无奈：从形式到内容，到表演者的面相装束，装得越像表演得越逼真就越能获取掌声？似乎很有“互文”效果的对相声小品和歌唱的模仿盛行也是种提醒，在没有经典的时代，模仿便显得自然与应该？所以即便可能有可以理解的局限，当看到当代诗歌不断提出类似“多面主义”、“此在主义”、“物主义” 、“病态主义”、“后现代主义”、“超经验主义”、“无主义”等“主张”时，仍会感到自然和必须。新诗文体的灵活与弹性和诗作者的主观能动性正是这样逐步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
在当代传播环境中，诗歌“流派倾向”现象有时也难免深陷“模仿秀”或盲目的临摹困境。严格看，近三十年来中国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流派，带有类似倾向或意味的仍属于同趣写作团体、同地域的文学活动与联系等，如“葵”、“陆”、“野外”、“极光”、“长线”、“进行”、“情诗”等；或是网络交流站台及相关的内部纸本交流媒介，这种媒介相对较兼容，强调艺术性及审美趣味，如“新汉诗”、“诗歌杂志”、“行吟诗人”、“啦啦”、“灵性”、“词语与写实”、“激情和唯美”、“纯文本”、“当代唯美诗歌”等。团体或群体性的存在是新文学发展过程中一贯的现象。从上世纪初的“新月”、“语丝”到上世纪后期以降的“今天”、“面影”、“新密度”、“倾斜”、“转折”、“反对”、“过渡”、“偏移”、“外遇”、“无名指”、“弑”、“异类”、“阳台上”、“硬骸”、“突围”、“屏风”、“延伸”、“钝”、“星期三”、“唱诗班”、“远方”、“抵达”、“67度”、“坚持”、“开”、“π°”、“小拇指”、“有巢”、“不是”、“顶楼的马戏团”、“早班火车”、“A”、“神经病诗院”以及新世纪以来由80后诗人主持的“80年代”、“钨丝”、“核”、“活塞”、“中”、“春韵”、“出路”、“绍兴诗刊”、“在南方”、“玄鸟”等，纷呈的枝叶共同构成了诗歌多样或多维。时常，审视类似上述本身就很诗意的名称，会令人感觉时光、地方、实在的物、理性的人、青春的忧喜与情感的起落；一个个一群群诗者在日月交替过程中依次显出和安放他们的个性、气质、酷劲和热情。多样的称谓，透露出时代变换与其中个体文化心理的复杂起伏。
随着诗歌网络的大幅扩展，类似上述有意味的名称们在世纪之交以来更茁壮（又易于夭折），粗略估计至少有近1500个。但这些名称大多稍现即逝，或名存实亡，或大部分只是时段性的聚众热闹状呈现，诗歌在不知不觉的“模仿”中明显彰显出游戏的、易普及的和情绪化表达的随意与粗制滥造。文艺的普及率换言之也指某种“精神市场”的占有额度，对于诗歌这一直是很矛盾的理论上的因果设想。故而今日的诗歌创作在内部呈“两头细中间粗”的情况，一细：有难度和高度的写作，另一细：入门阶段的练习。今日的诗歌传播，从作者到读者显然更讲究传播的相对准确和到位，这是质而非量的落实。
由此似也可验证类似上述的“名称”的价值。或说在聚众活动程度只是表，文本实践及其效果才是里。我们总说诗无标准，是说其标准处于不断的变化中，百花齐放是所谓流派滋生的最基本前提，而这同时又是一个尴尬的因果：诗歌流派或主张也难有标准。什么花放之四海皆宜？由此的实质结果又往往是：一人即是一个族类，很难真正达到共识与认同；甚至是公认的（或通常以强势的传播和有一定层级的奖项来助推的）诗人也往往成为特定圈子的认可结果。这当是好事，没百家就没争鸣，没争鸣也就没多样的可能。
诗无标准，诗歌“流派”的晚出或诗歌内部对诗歌“流派”的谨慎，多与诗歌（文体）的特殊性有关，更与受者的观念习惯有关。读者在面对一个诗歌作品时，他的“阅读”一开始就是在印证或是在默写自己的诗，他对其所面对的审美模本就会有种种不是之想。其实这恰好是这首诗所起的最佳作用。诗读者的再度创作与诗作者所希望的（被理解被赞赏和被认同）平行，像两条铁轨，在相互关系和参照中前行。以此看诗歌流派之产生，在文本实践的基础上，审美与表达的差异是一个基本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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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和主张的产生从某方面说也源于对“以人为本”、对“我”（的独特性的）诉求。亦即主体性的确定。从诗的角度看罗大估、崔键、周星弛亦算“流派”，其个人性特征强烈，除了音乐元素和光电科技手段等外在的协助，它们的创作本身就很诗，又比诗创作有更有条件或说优势。像一次次聚会上的彩球标语，诗歌主张的悬空与随时作废较常见，对此需要宽容与理解，这表明文学理想实现的难度，也说明了“自由自在”的“我”有相对性，或许终是一种永难落实的希望。有希望肯定比没有好。“体制外写作”诗观也正是这种反映。由“体制”或“制度文化”这大镜子参照出的“打工诗”、“低层写作”、“中产写作”、“民间说唱”、“乡土诗”、“新城市”以及作为泊来品的“草根诗”概念等更像一种提醒，文学与诗歌和社会环境的关系不能只简单地以物质基础及文化阶层来判别，它有特定的新的环境和时政条件限制。
与标语族、口号帮高扬所谓“流派”的出笼方式相反，“个人性”总是来自沉默之地或边缘之处。纵观世纪之交来的中国诗歌泛流派或主义、主张，表面总是观念芜杂花样百出却小题大做，貌似创新却只是一时显赫，或是不断演习剃头挑子式的旧习惯；口号洪亮往往言行不一致，队伍越庞大越鱼龙混杂和不合理；颇有声势的“民间、隐态、地下、平民”等概念往往以集群形式组合，结果便难免成为弱智和虚伪的哗众表演。其实，类似“隐态”的写作路线在貌似“独立”和反对的同时，又沦为以制度文化为参照的被动的另一种体制性话语套路。这使得其文本不仅缺乏个人性，作者的主体体其实也被抽空：一旦不见了敌人，这种战士就会变成无火的蛾或无头苍蝇？
过程中总有问题，问题也总要正视和解决。也正因为对不足的弥补和更深远要求，对艺术的追究与对精神的理想化向往也不同程度体现在世纪之交以来的一些诗歌倾向及实践中，以福建为主场的“新死亡”和四川的“诗镜”群体对语言的创新和行进过程的智慧、激情、锐气和坚持状态令人括目；另如“诗江湖”、“人行道”、“感动写作”、“第三条道路”、“完整性写作”、“第三极”、“身体写作”等，它们不同角度地透出倡导者对“我”（小环境）和“文化”（大环境）的阶段性融汇与理解。
阶段性可指类似诗歌流派的团体、网络建立的随意与暂时性，也指类似的团体或组合在诗歌主张的旗帜下需要持续注入新鲜空气与血液，否则右面的概念产生，左面的概念又倒下了，一个个流派标牌不断立起却管理不了，终是不了了之。诗歌流派们总喜广泛招兵买马，这难免使战场成为一种江湖闲者或所谓名流客聚的小广场。诗歌主张给人的印象总是脱离实际和故弄玄虚，还表明任务并未落实，类似印象沿袭已久，则表明必须重新洗牌换人。但，事实上的诗歌“体制”又一直确保着这种沿袭，正如我曾说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诗人因物质基础与人际关系，一有空就带着遗老怀旧情结不断卷土而来，要开诗歌的玩笑：对海子的模仿有意无意地坑了一代人中的多数，这个时代还需要旧世纪的“莽汉”？在崔键高喊一无所有时还在幼儿园的“80后”们现在该如何看“一无所有”的歌词？
近年来，各种争论与分歧局部地在诗界持续，如说它是“资产阶级的下午茶”，或说是“低层”写作者的精神支柱；或如表层的村庄意味仍在压抑21世纪中国沿海的脑袋，西风带来的宗教宣谕与物质海腥味也在诗歌八仙桌上别居一格……这些，多是步法、过程、方向、音量、角度和姿势的阶段性差异。可以相信，总有什么是我们共同关心和共同面临的！它在应该的地方，等着被发现，被触摸，主义、流派与主张的存在也因此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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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或“流派”更多地与个体及当事人有关。它至少让当事人有所思考，体现情感，实验语言，证明个体在时空中的特殊存在——其有效性也正体现于此。不科学地说，在“女性诗歌”之外，三十年来影响中国新诗的最大的“流派”是朦胧诗和海子诗。二者都有着各自的承接与创新，其后也都有不同程度和途径的影响与延伸。二者较突出地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其影响力贯串中国诗歌至今。
可能诸多写作者不太承认上述两者所带来的影响。受者的性格习惯或其他原因也会直接影响到对“影响力”的承认与否。其实再新的“主张”也必然会有一个基础的箩筐。对我们有参照和补充作用的，往往是反面的、反对的或平行的东西。从某方面看“汪国真”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一种“流派”，相对而言，它明显地反映了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审美理想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虽然汪氏曾扬言要摘取“诺贝尔奖”，我不知但确实很想知道外国人是否看到或如何看汪氏诗歌的？）
除朦胧诗和海子诗外，上世纪后期以来的“他们”和“非非主义”诗群体亦有很大的影响力，它们直接推动了作为主流的当下诗歌创作的日常性、口语化和市民文化心理。上世纪晚期的“女性诗歌”应不算流派，更准确地说它等于少数有成绩的女性诗人。时光过滤后的她们保持了鲜明的个人性，这使她们成为自己而不是别人，譬如舒婷、翟永明、王小妮、蓝蓝、海男……在某种程度上，优秀的女性诗人更有体现“个体即流派”的可能。优秀的女性诗人很容易让人模仿但很难被模仿者覆盖，而她们的偏心（对艺术的用力程度往往比男性诗人更甚）使之更有可能创新。
诗歌主张总是需要适应的形式达成诉求，个人性的有无也就极其重要。一个“流派”是否有影响，实以个体当事人的写作水平为潜在判断标准。这恐怕也是如“新死亡”、“中间代”等在众声喧哗的当代传播时空中显得倔强自在的一个原因。纵观“卡丘”、“物主义”、“后非非”（及新非非）“或者”、“个”、“剃须刀”、“中间”、“赶路”、“唐”、“不解”、“黑蓝”、“翼”、“发现”等，无论它们是属于有较近风格的“准主义”集体，或属于同道者、同龄人、同地域作者的同趣靠拢，谈到它们的同时，一般印象或潜意识里也就是谈其代表诗人。代表诗人往往是成就流派的因果。
如以传统的分类方法看，“低诗歌”及“垃圾派”相对更像流派。它们的集合有相当的主动性和明确的审美的和艺术表达趣味的一致。并且也是重要的是，它们通常强调自已的派别及其主张并有着相当数量的实践。此外还有“下半身”，其“夭折”原因是欠缺理论主张帮忙，以及后来被众多水平不一的影从者搅混了。巧的是这些所谓派别曾一度让诗界拒绝或说是有对抗的，这正说明作为相对的新事物的某一诗歌派别的产生，往往是以“斗争”为代价也正以此为某种标志的？正如当时“朦胧诗”亦一度让人闷闷不乐。这是好事。
严格说来，现今诸多诗歌写作群体确实不是流派，（它们并非自然形成，由于当代传播的变化特性，它也处于不稳定状态中。甚至其诗学主张亦是不稳定的，其组织或集合形式多是被动地依靠一种莫须有的（网络、行政区划）站点。这种集中颇像一群火车站前结队的人们，一旦上车便可能各自东西再无联系，或各找车厢座位，按自己兴趣以群聚。但显然的是，网络时代以来不断涌现的众多“准流派”、“主义”和“主张”如同一条大河上的浪涛抑或是死水中的微澜，无论如何作为思与想的成熟或不成熟的结果它都是自然、自由和自我的，它是合情合理，是应该与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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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引起关注和争论对于诗歌流派的呈现与完善是重要的。当代传播的一大有益功用正好是对这种“斗争”起到整合和协调作用。渐渐地，在极端和情绪化的攻击之外，我们一般已不会再认为“拉帮结派”、文人相轻、圈子化、团体性、山头主义等完全是贬义的了。群体的产生首先也是呈现差异的必然，它使接着的比较参照和创作的多样化成为可能。
就本文主题而言，不属于诗歌流派的“中间代”应是上世纪末以来的最大诗歌“概念”，这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历史“时段”内出现的有代表性的诗人的集合体。从它包含众多实力诗人、调动了众多职业批评者，以及它所采取的集群式、立体和持续的宣扬等方面看，它几乎可以成为当代新诗史上的诗歌与传播关系的一个特殊范例。“中间代”的出现与持续存在也说明写作绩效远比只求主张口号的标新立异的行为艺术重要。如没有认真的实践，无论任何主义流派和宣言，往往只是当事人一时的命名乐趣，往往只能反复进行劳动强度不大但易产生视觉疲劳的宣传，在网络上这种行为叫做“灌水”。
诗歌媒介如今已不仅指传统意义上的纸本诗报刊，还包括网络、电信、音讯等；非诗的甚至是非文学的其他传播媒体也时而从各个角度介入。综合看，当代的非诗传播对诗歌的作用事倍功半，如以“炒作”方式对诗歌流派的认定更时常起了反作用。这似只表明革命仍未成功的事实。
在当代传播的作用下，行政区划及地域背景、网络站台及社团的不断滋生、创作者的社会属性、创作题材等会混淆我们关于流派的认识。如今，与美术音乐影视须面对市场不同的诗歌写作事实上又须通过具体的专门的媒介的审核，虽然表面上诗歌已进入网络写作与传播时代，对诗歌质量的认同的潜在规定或标准，事实上又不在网络系统，也不局限在具体的某一文学和诗歌媒体。每个诗歌报刊又会有自身的要求和习惯，这多少会产生相当的扼制，各种奖和各个诗歌阵地圈子，亦会让人有意无意地被动趋同。这些情况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诗歌流派的难以有效和成立。亦因此，关于诗歌流派的相关视点多是围绕创作的表达风格、审美趣味、价值观点玩拉锯行动，它们的分歧延伸和扩大使得诗歌界面看点不断，小波浪起伏，总体上它属于“空中楼阁”的情况还将持续。
“空中楼阁”当然也是一种参照。在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中，在传统与现代的犬牙交叠与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大环境中，在思想的实质上的解放与实质上的固步自封的矛盾过程中，当代诗歌（文学）流派的千呼万唤不出来，这不得不令人重视和深思：创作方法是否守旧，艺术风格是否仍未脱离模仿并一以贯之，思考是否局限，审美趣味是否偏食……问题的关键终归是诗人自身的。
换言之，诗歌“团体”体现诗人数量，诗歌“流派”（或说具体的个体写作）则体现诗歌的质量。诗歌流派的滋生与实效，是与时代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综合反应”结果，“时代性”虽属陈词旧调，认真想来却是关键之关键。在“时代性”的前提下，“日常性”亦相似于“个人性”，三者的合力则可促进“艺术性”的突出与成效，这是一种综合反应。“综合反应”体现地区和国家的文化（文学）状态，在传播的变化中它自上世纪晚期就已开始，比如以挖掘个人性为潜在目标的“日常性”表达通过电影、流行音乐、摄影、美术及观念艺术和小说、诗歌和散文的合力，并非独立的“生命与生活的日常性与文艺化表达”已成为跨艺术门类的现时文化现象。在其中，由于文体的特殊性和现实地位，诗歌的位置是一种“局部”，是宏图中的部分或“细节”。认识和发挥好自己的“局部”作用，或许是走准走好下一步的必须前提。
从乐观的方面来说，世纪之交以来中国诗歌彩旗飘飘的状态呈示某种实质性进步：生命与生活得到重视，诗歌创作日益倾向于艺术化，诗歌逐步地自觉地先为人（现时环境中的个体精神、情感）服务。这体现了诗歌与时代的呼应，也合符当代社会需要。这种转变无疑有助于诗歌从团体状态向流派意味的深化，也有助于“诗歌流派”的有效性和当下诗歌创作真正“中国化”。
（2009年冬于贵阳煤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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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10 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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