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神密境的哲学分析。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在1807年发表的《精神现象学》将人类意识发展分为：①主观精神意识。②精神，即客观精神。③绝对精神。黑格尔指出，唯有意识从中觉醒，通过个体活动向客观性解放。意识的真理是自我意识，精神的本质在于寻求自为存在，精神就必须突破诸种条件的限制。黑格尔的《哲学全书》(Enzyklopae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的三大部分（《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其内容涵盖了从人的心理意识到社会生活的人类精神世界的各个层面，集中反映了黑格尔的哲学价值。而黑格尔的整体观和历史感，均体现在《精神哲学》的意识发展史中，其中指出了诗歌艺术是以感性事物的具体形象的直观形式来显示诗意，以及思想要素的终极性，《精神哲学》对于理解诗歌艺术精神富于启示意义。
随着现代历史进程的演变，二十世纪战后时期的哲学流派存在主义，作为人类思想的一项重要运动，直接存在于现代历史主流之中。20世纪德国的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从存在的角度解构了西方的哲学史，提出时间性是人的存在方式。世界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是一切关系和意义的总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第一次提出了存在主义这一称谓，并促使存在主义理论系统化、明确化。而存在主义的集大成者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1980），在研究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抛弃了克尔凯郭尔的宗教神秘主义，继承并发展了胡塞尔的非理性主义，形成了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体系。存在主义哲学提出三个基本原则：①存在先于本质。②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③自由选择。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不仅是存在主义诗歌艺术的思想核心，而且成为后现代主义诗歌艺术各个流派的思想基础。
诗歌的精神密境与现实语境
理性地审度人类社会的历史，历史所呈现出庞大的存在体系。而人类社会的历史绝不是诗意的历史，诗歌的可能性不可能与历史相提并论。人类在行进中裹挟着物质与精神的每一个层面，超越了人的想象力。诗歌这种文体，确实无法包容和涵盖人类社会的历史，何况历史是无法还原的或再现的历史。
从全球性的文化观点出发，以《荷马史诗》为例。《荷马史诗》是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分组成。分别是在特洛伊战争中，阿基里斯与阿伽门农间的争端，以及特洛伊沦陷后，奥德修斯返回绮色佳岛上的王国，与皇后珀涅罗团聚的故事构成。《荷马史诗》是人类早期英雄时代的大幅全景，展现了自由主义的自由情景，并为希腊人的道德观念立下了典范。继而，产生了人神同性的伦理观，消除了精神世界的神秘恐惧。《荷马史诗》是由盲人荷马（生平不详）在民间口头创作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
而人类的精神存在具有精神的密境，有常态，也有非常态。人类的精神密境具有方向性，这种方向性活动包括诗意主体、诗意行为、诗意对象和诗意方式，并且可以介入客体中，通过精神的本质和存在的本质同时呈现出精神的密境。不过，对十九世纪末，特别是对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哲学分析，所有的哲学脉络都没有摆脱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及存在主义的格局。从近代到现代，人类的精神所呈示出的是居于特定时代环境中的生存图景。在这个区间极权主义，商品经济的扩张，民族主义等使人类的精神密境产生了新的谜底，人类的精神密境转化为多元性、特异性、断裂性、不连续性、对抗性状态。
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但丁(Alighieri Dante，1265—1321)既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但丁的《神曲》是对人类精神的密境多维度揭示。《神曲》中的地狱是现实世界的实际情况，天堂是人类的理想和希望，炼狱则是人类从现实到理想的必经的苦难历程。但丁希望人类认识罪恶，悔过自新，去认识最高真理，达到最理想的境界。从但丁诗人的三层精神维度来看，恰恰符合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观点：即黑色胆汁。这种黑色胆汁观点也影响了许许多多后来诗人的生命与诗歌的精神走向。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派生出的象征主义诗歌，划分了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分界线。象征主义（Le Symbolisme）先驱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发表的诗集《恶之花》，具有颓废的倾向性，用肉感的笔触描写病态的性爱，歌颂心灵与官能功能，把社会之恶和人性之恶作为艺术美，来揭示巴黎的种种罪恶现象。同时，波德莱尔发展了瑞典神秘主义哲学家史威登堡的对应论，将外部事物与人的内心世界的互相感应、契合，运用在有声有色的物象中，暗示诗人内心的微妙世界。通过命意、词藻、节奏、色彩，结构，来暗示、烘托、对比、渲染和联想的渠道表现世界。这也构成了象征派诗歌的内核：即艾略特（T.S.Eliot）的思想客观对应物和庞德的情绪方程式。
谈及意象派诗歌，意象派诗歌形成于二十世纪1908—1909年间，形成于英国，后传入美国和苏联，意象派诗歌的起始和结束时间非常迅速，而艾略特却认为意象派诗歌是西方现代诗歌的开端，对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非常深远。意象派诗歌运动历时虽然很短，但是，意象派诗歌所强调的诗歌的具体性，已经形成了现代主义诗歌最持久的特征。意象派的产生最初是对当时诗坛文风的一种反拨，是在19世纪后期英国的象征主义、唯美主义与浪漫主义，以及新浪漫主义的基础上形成，意象派诗歌首先是反对浪漫主义的无病呻吟和伦理道德的说教，尤其是在20世纪初意象派的开创者休姆，接受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生命哲学，奠定了意象派的理论依据和哲学基础，这也是来自于叔本华非理性主义哲学，也是非理性主义思想在诗歌界的延伸。同时，象征主义诗歌也为意象派开创了新诗创作新路，尤其是诗歌的通感，色彩及音乐性，给意象派以极大的启发，再加之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是一个热衷于介绍中国古典诗歌和哲学的翻译家，终生不懈地推崇中国诗学，曾在1915年的《诗刊》上撰文说:“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推动力”。艾兹拉•庞德在意象派诗歌的形成过程中提出反传统的诗歌创作主张，特别强调意象和直觉的功能。意象派分为两个时期：艾兹拉•庞德时期（1912—1914）和艾米•洛威尔时期（Amygism）（1914—1917），艾米•洛威尔除了编辑三本意象派诗歌选集之外，对意象派理论建设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贡献，艾米•洛威尔将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写作三原则扩展为六原则，也没有增加新的内涵。
从意象派诗歌的代表人物艾兹拉•庞德的诗歌来判断意象派诗歌的精神走向，追溯意象派诗歌精神密境的发展本源，可以断言庞德的诗意最接近中国诗歌或已经接受了中国诗歌的影响。以意象派诗歌的代表作品《在地铁的出口处》（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为例。《在地铁的出口处》由最初的上百行简约成二行：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飞白译。），确实有中国诗歌简约而传神的意韵。
由此，可以发现意象派诗歌的精神密境，是由全球性的现实语境构成，而任何派系的诗歌只不过是再现历史的精彩面影，只不过是诗意与精神密境的某种对接。由此，这种诗意与精神密境的对接，对诗人来说具有极大的风险性，虽然是，人类的精神密境确实为人类敞开了多维度的精神自由空间，但是，可以判断人类的精神存在是一种非常态，这种非常态的精神密境，具有存在的精神密码，再把这种精神的密码置于时间性上来观察，人类的灵魂存在着不同层面的狂欢，在时间的链条上，可以说诗意是存在精神的一种存在，可以说人类的精神密境确实存在着某种生物学的经验性与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