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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对民俗文化意义的反叛与颠覆
——读余怒《雅歌：乌鸦》
何均
摘要：诗人余怒《雅歌：乌鸦》是对自己诗学主张——“抵制观念对感觉的覆盖”——较好践行。乌鸦约定俗成为民俗文化的禁忌。诗人的乌鸦是对民俗文化意义的一种反叛与颠覆。诗人从“乌鸦”是众鸟的主体、“我”是乌鸦的陪衬和“天空”是意义的载体三方面着手，达到诗学主张与诗写实践较好地结合。
乌鸦在中国民俗文化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象征凶兆、晦气。在唐代以前，乌鸦是神鸟，能预示吉祥。如历史传说“乌鸦报喜，始有周兴”，而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中有引《尚书传》“周将兴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诸大夫皆喜”的句子，可见其传说由来已久。乌鸦还是知恩报恩的吉鸟。晋代李密《陈情表》有“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的名句，乌鸦有反哺之情，比喻人的孝心。晋成公绥《乌赋•序》：“夫乌之为瑞久矣，以其反哺识养，故为吉鸟。”（《艺文类聚》卷九二，转引自人民教育出版社新课标普通高中语文必修5第37页注释）。《本草纲目•禽•慈鸟》：“此乌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可谓慈鸟矣。”还有古人的俗语为证：“羔羊跪乳尚知孝，乌鸦反哺孝亲颜。为人若是不知孝，不如禽兽实可怜。”乌鸦已成为“孝”的典型，属于光辉范例之一。唐代以后，乌鸦变成凶鸟。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乌鸣地上无好音。”日常生活用语，如“乌鸦嘴”、“乌合之众”、“天下乌鸦一般黑”、“乌鸦当头过，无灾必有祸”之类，已对“乌鸦”充满厌恶之情，乌鸦已成不祥之兆。乌鸦的全部意义，已沦为民俗文化中的禁忌。
而诗人余怒的乌鸦，则是对民俗文化意义的一种反叛与颠覆。
“乌鸦”是众鸟的主体。“它离开形式的巢”，摆脱一切意义的束缚。“以强大的乌黑 / 平衡各种鸟”，众鸟是凭借它的“乌黑”的“强大”来“平衡”。“乌黑”是乌鸦的特征之一。黑色象征神秘、静寂、悲哀和死亡等，但诗人反其意而用之，彰显乌鸦，提升乌鸦。乌鸦不再处于从属的地位，被诅咒的地位，它可以用它的“一声尖叫”号令，“使一堆废墟 / 再昏眩一次”，成为本来——废墟就是废墟。反叛任何意义，颠覆一切象征。诗人余怒是如此的义无反顾，不留回旋余地，有破釜沉舟的果敢与决绝。
“我”是乌鸦的陪衬。诗的开首“乌鸦的聒噪建筑在我的寂静上”，以“我的寂静”衬“乌鸦的聒噪”。“聒噪”是建立在传统意义对乌鸦的指认，也可看出诗人的反叛是从实实在在的传统意义开始的，针对性强，不是那种横空而来抽身而去来无踪去无影的虚飘与高蹈。离去的“天空”，是乌鸦活动的背景。被抽走的“天空”下，“只剩下乌鸦的表象和我”。“我”是真实的，“乌鸦”只有表象。“乌鸦大 我小 我洁白 / 在大的乌黑中 / 白成了瑕疵”，这里，“我”与“乌鸦”黑白相对，对比鲜明，突出由“我”的成了瑕疵的“洁白”来反衬的“乌鸦”的“大的乌黑”，“大的乌黑”成了主色调，“我洁白”成了“瑕疵”。“乌鸦”不仅是众鸟的主体，也是以“我”为代表的人类的主体，乌鸦走向前台，人类退居幕后。这也是诗人余怒对传统意义的一种反叛与颠覆。
“天空”是意义的载体。“我对傍晚的天空 / 有着一夜那么深的成见”，是说“对傍晚的天空”，而不是对“乌鸦”。这里，“天空”代表着观念、意义和知识，诗人才会对它有“成见”，因为它是诗人反叛与颠覆的对象。正是因为有“一夜那么深的成见”，“我用一只弹弓”射“天空”，是一种反叛行为。“天空”未射成功，反“转嫁到了乌鸦的身上”，习见的误伤。“我”对“乌鸦”没有“一夜那么深的成见”，因为“乌鸦：我留在天堂的影子”。这里，完全颠覆民俗文化的意义。乌鸦是被诅咒的，被诅咒的就应该下地狱；不但不下地狱，还“留在天堂”。“客观的尸首 / 一片殉情的羽毛被咒骂引用”，这就是现实的严酷与强大——乌鸦不易逃出“被咒骂”的命运。这也暗示着对传统和意义的反叛与颠覆不是一帆风顺，而是艰辛曲折，任重道远。
余怒在《雅歌：乌鸦》这首诗里，就是有意识要反叛和颠覆人们对乌鸦的民俗文化意义的指认。这来自诗人的诗学主张：“抵制观念对感觉的覆盖，可以说，描述性的语言均服从了观念／知识，个体的乃至人们共通的感觉被压抑到了‘无语言’意识中，在概念中得不到丝毫反映，也就是观念覆盖了感觉。……意义是什么？意义，是人们借助语言认识世界的一种虚构，是对世界的主观划分和机械模拟，也是对事物丰富性的简单抽象。它是约定俗成的，为人类全体或某一文化群体所共有，它所体现的价值观也为人类全体或某一文化所遵守。传统就散布在意义之中，并为意义所加强。”而这种主张正是诗人的自觉，也是一个优秀诗人的标志之一。
优秀诗人不仅要有诗学理论，更要有成功的诗写实践。只有成功的诗写实践，才能支撑诗歌的大厦，才能支撑诗人成为诗人的大厦。否则，诗人就不是诗人，而是理论家了。余怒的诗写实践，证明他不是那种理论大于诗写的诗人，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相互印证和相得益彰的诗人。“1988年 9月创作的长诗《毁灭》是对前四年抒情诗歌的总结。它是一个句号，标志着个人抒情时代的终结，此后开始陆续毁去历年的旧作”，这需要诗人的勇气，说明诗人敢于与旧我决裂。“1992年8月，出于对诗坛流行趣味和创作惰性的深恶痛绝以及对自己以往创作的怀疑和不满，他开始进行藐视规则的写作”，这是诗人进行新的积极的大胆的探索——破中有立，开始走属于自己的路。在当时，诗人的这种探索虽不被大多数人认可，但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因为这种探索是可贵的，是独特的。这或许就是一个优秀诗人区别其他诗人的价值所在吧。
2013年11月11日初稿于光棍节，14修订于普明村 | 
发表于 2013-11-14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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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3-11-16 2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