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zsb.sznews.com/html/2013-11/11/content_2680274.htm
《深圳商报》2013年11月11日
李少君做客深圳“女性文化沙龙”
“诗歌是一种心学”
【深圳商报讯】（记者 聂灿 实习生 魏沛娜文/图）读书月之际，2013年11月首场深圳“女性文化沙龙”于上周举办，本期主题聚焦“中国诗歌”，题目为“发现生活的诗意”。
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李少君担纲本期主讲嘉宾，诗人莱耳也作为对谈嘉宾与现场听众畅聊关于“诗意”话题。李少君为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曾任《天涯》杂志主编,著有《草根集》、《诗歌读本：三十二首诗》、《蓝吧》等，多次应邀参加国际诗歌节，被誉为“自然诗人”。李少君主张的诗歌“草根性”已成为21世纪汉语诗歌关键词。
通过诗歌来认识世界
“自然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李少君认为，之所以如此，跟我们使用汉字有关系，“中国的诗歌与自然观、汉字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诗歌在中华文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是语言的最高艺术。诗歌最为精粹地展现汉字的魅力，很多人是通过诗歌来认识世界的。”
李少君说：“孔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我个人的理解是，这个言就是文化、文明，都是建立在诗的基础上的，没有诗就没有文明、文化。在所有经典里，《诗经》总是排第一。”李少君分析原因可能同中国文明的承载方式有关。一是中国的象形字的永恒性，“象形字的‘日’字，从几千年前咱们的老祖宗发明这个字以来，到现在我们还在用这个‘日’，这从来没有变化，就是指‘太阳’。还有很多这样的字如‘月’。它的基本的含义没有变化，会产生一种恒定感，你通过认识这个字，就认识到了什么是永恒，而其他拼音文字则可能衍生出很多变化；二是它有超越性，有象征意义。语言本身是抽象的，它可以代表一种美好的象征，我们说‘月’，它既是指月亮，同时带着一种美好的感情，超越性导致中国文字包含宗教性。所以，林语堂说，在中国古代，诗歌起到了宗教的作用，苏东坡有诗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其实这句诗应该反过来读，他说因为月亮有阴晴圆缺，所以人有悲欢离合，也许离的时候很痛苦，但是你想这是自然规律啊，月亮有阴晴圆缺，那么我也有悲欢离合，这也是自然规律，这么一想他就得到一种安慰，通过诗歌，中国人获得了宗教的体验。”
诗歌是“心学”
“中国人的诗歌不仅仅是文学，它包含了哲学和历史，包含了价值观，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诗歌在中国就是一种宗教。因为诗歌不仅是传递个人的微妙的感受，抒发你的性灵，而且还规范伦理、教化人心、慰藉人心。”李少君说。书法为什么会流行，通过不断地抄写，书法变成了一种仪式，这是一种对诗歌的崇拜、对字的崇拜的仪式，中国人对诗的崇拜是通过书法、朗诵等形式来完成的。
“像我们从小读《三字经》，实际上就是诗歌。诗歌决定、引导人们怎么去看世界、看人生，比如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今朝有酒今朝醉’也是一种人生观，实际上许多中国人通过从小读这些东西，诗歌已经深入大家的人性，像《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那么你认为人的本意是善的，西方可能通过《圣经》，我们则是通过诗词教育，培养一种对人生的看法。”
李少君认为，从古到今，中国人的生活永远是跟自然在一起。因此，比较西方文学追求外在超越，中国文学是“心学”，它是一种修心、不断挑战，追求的是一种内在超越。“我说诗歌或者说文学感于心动于情，从心出发，用心写作。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领悟和修心，对心的一种修炼。最后要达到什么目的？你要得到一种安心，因为你要从中寻找一种安慰。”
http://daily.cnnb.com.cn/xqb/html/2013-10/25/node_216.htm
《新侨报》2013年10月25日
李少君 左手诗歌右手文化
李少君
１９６７年生，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曾任《天涯》杂志主编。著作有《草根集》、《在自然的庙堂里》、《那些消失了的人》等，诗作入选大学教材等数十种选本，并被翻译成英文、韩文、瑞典文、塞尔维亚文等。被誉为“自然诗人”。
采访当天，天空飘着蒙蒙细雨。喜欢陶渊明和苏东坡的李少君说：下雨天，就是读书天，雨天特别适合用来读诗、谈诗，聊文化。
他认为，诗歌就是一种心学。与他交流，不难发现一种叫做自然的东西，看似信手拈来的言语，不经意间就流淌出了诗歌般的韵律。
诗歌的“草根性”时代
新侨报：如果非要对自己有一番评说，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是内敛忧郁多些还是更偏向外向开朗？
李少君：我觉得我基本上是比较自然的一个人。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比较随意的，什么样的场合都可以经历，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过，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打交道，所以朋友也比较多，而且一般对我还比较信任。
新侨报：在坊间被称为“自然诗人”，是不是和你的这个性格有关？
李少君：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我写自然的诗歌比较多。我自己比较喜欢山水，写的诗也是关于自然的比较多。当然这和个性比较自然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你在世界上如果能随遇而安的话，那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人。所以，可能这两者都有关系。
新侨报：你一直不遗余力地在诗歌界倡导“草根性”诗歌，包括这次来“天一讲堂”的讲题也是：诗歌的“草根性”时代。这个“草根性”究竟是个什么概念？
李少君：大概是2003年，我去江苏常熟参加一个诗歌研讨会，我坐飞机到杭州，再和几个江浙的朋友开车往苏州走。我们比较随性，沿途想停哪里就停哪里。到某个地方，他们忽然会说，这个地方有个诗人，我们就停下来，有时可能是一个镇，也可能是一个村。后来就得出一个结论，改革开放之后，教育普及，有些高中生甚至农民，诗也能写得很好，很偏僻的乡村也会有诗人。
我们去的常熟有一个叫沙家浜的地方，文学界对于沙家浜有一个蛮有意思的评价，就是为什么这个戏剧比较受欢迎，就是因为它的草根特点。阿庆嫂就是一个典型的土生土长的江南女子，她的故事就有“草根性”，所以老百姓接受，大家喜欢。
新侨报：所以在您的观念里，诗歌其实是没有门槛的？
李少君：我觉得开始是没有门槛的，但是能不能被大家接受这是有门槛的。任何文学创作，包括诗歌，第一步必须是自己想写，第二步才是别人喜不喜欢。如果你的作品能被很多人喜欢，那你就可能成为著名作家。
记者生涯完成了对社会的感性认识
新侨报：我们了解到，你还有一段做记者的经历，能说说当记者的感受么？
李少君：1989年大学毕业之后，我成了《海南日报》的一名记者，当时做记者其实和自己的想法有关系。读高中时，我的爱好是文学，但我觉得选择文学就应该找一个能够到处走走的职业，所以记者这个职业是最好的。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做记者能够让你更深入地了解社会，在这个过程，能帮你理清最后到底喜欢什么？比如我刚当记者那会儿，那时有一股经济热潮，我也有一段时间把文学放到一边，觉得应该投身时代潮流去做生意，或者做一些舆论的鼓吹，思想观念解放的鼓吹，但后来觉得这些都不是太适合自己，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渐渐发现文学，尤其文学里面的诗歌，特别适合自己。
新侨报：你当了好多年记者，也称得上是“资深”了，这段生涯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经历或者事件呢？
李少君：我印象最深的是去西沙和南海工作。当时我们是跟着国家科学考察团，坐向阳红5号船去西沙，随行的记者一位是新华社的，一位是我。当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在海上待了整整一个月。没这种经历的人，体会不到那种孤独……那时人的自我意识变得非常强烈，有种茫茫大海只有一人一船的孤寂感。另外，南海的风光，真的非常美，我们说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种景象，只有在那种地方能看到。晚上月亮很大的时候海上就是一片光芒，还有大量的鱼和云彩，就好像电影《少年派》里面的场景，完全是人和自然的直接面对，让你能产生很多思考。
新侨报：光听你的描述，就觉得很美。后来你又去了《天涯》杂志社，从记者到杂志主编，有没有让你感觉不一样的地方？
李少君：从记者到《天涯》杂志，其实是我对社会生活开始有了一个自己的判断。前面有提到我做记者的时候还去做过生意，但那之后，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从事文化类工作，这样就到了《天涯》。《天涯》是一个文化杂志，在当时《天涯》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我能够听到不同的关于社会的想法和思考，这个过程中我开始对自己的人生经历有了理性的思考和提升。可以说，这两个岗位，一个让我完成了对社会的感性认识，一个是完成了我对人生的思考，但最后我选择了诗歌，差不多是2006年前后，我真正地彻底地，把自己的创作中心转移到了诗歌。
新侨报：所以2006年对你来说，算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李少君：可以这么说。经过了10年的记者生涯，我对社会有了一个感性认识，又经过了几年理论的反省或者说思想上的辨证，觉得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道路或者方式。
文化的作用与价值
新侨报：今年８月，你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文化的附加值》，你的微博和新书的内容推荐上有一句话，叫做“左手诗歌，右手文化”，所以这本书的内容大致是围绕诗歌和文化这两个方面？
李少君：这本书实际上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叫草根时代，主要是谈诗歌的；第二部分叫人文情怀，主要是谈文化关怀；第三部分叫批判视野，这一部分主要是我以前的一些文章，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对经济文化都很有兴趣，现在写得比较少了，但是我还是一直很关注生态问题。《天涯》杂志也是国内最早讨论生态问题的杂志。
新侨报：当初你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什么？
李少君：这是本合集，是把我以前写的东西整理到一起。如果从顺序上来讲，其实最早写的是批判视野。我之前也提到过，上世纪90年代初我对于社会问题很感兴趣，所以当时写了一系列有批判性、有思想性的文章，后来慢慢转到了文化方面，写了一些关于文化问题的思考，再后来范围越来越缩小，就到了诗歌。我认为诗歌是中华文明的基础，所以回到诗也就是回到了起点。
新侨报：这里“文化的附加值”具体指的是什么？
李少君：经常有人会问文化有什么用，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都吃瑞士奶糖，但其实瑞士土地面积很小，既不盛产糖也不盛产奶，它只是把奶和糖加到一起，通过一种品牌包装，通过其他因素，变成了市面上的畅销产品。“奶”的价值可能是一元钱，“糖”的价值也是一元钱，但变成奶糖以后价值就可以达到十元，这八元钱就是附加值。文化的作用可能就是，它能够把一元钱的奶和一元钱的糖变成一种十元钱的东西。
本报记者 裘国贤/文 王 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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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19 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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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20 07: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