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理想主义年代的最后背影
——《山东文学》下半月70后诗歌大展编辑手记
马启代
城市在瓦解，大地是尘埃的列车
只有诗歌，知道迎娶这片天空
——阿多尼斯《沙漠》（一）
2013年1月一个普通的黄昏，被雾霾笼罩的津门其实已经混沌不堪，我裹着一身的寒气与罗振亚、朵渔、罗广才、马知遥、段光安诸兄用诗歌和酒水取暖。我的内心依然充满与这个世界的张力，见到朵渔，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下半身”写作，而是他曾经在诗中引用过的两行诗，自见到他，它们一直在我脑海里回响：“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那前途不是黯淡就是飘渺”，这是莱蒙托夫的诗句，来自他的《沉思》，此刻我们都学会了安静地交流。
是的，按照俗常的代际划分，我是60后，他是70后，但我一直固执地认定，1965年至1975年出生的诗人更像血脉相通的兄弟，我们的历史记忆、精神渊源、梦想和疼痛来自基因基本相同的病灶。记得那次我们聊了不少，我敬佩一个自由、独立的人，一个内心怀着悲悯的人，知道在大雪覆盖的时代，仍有不放弃手中扫帚的人。我们相遇的情景近似于他在《最后的黑暗》中的描写：“走了这么久／我们是该坐在黑暗里／好好谈谈了／那亮着灯光的地方／就是神的村落，但要抵达那里／还要穿过一片林地／你愿意跟我一起／穿过这最后的黑暗吗？／仅仅愿意／还不够，因为时代的野猪林里／布满了猎手和暗哨／你要时刻准备着／把我的尸体运出去／光明爱上灯／火星爱上死灰／只有伟大的爱情／才会爱上灾难。”
这就是我远离诗坛十几年后第一次近距离地面对“70后诗人”，朵渔所传达出的精神气息、所显露出的精神气象、所具有的天然的精神质地让我震撼。霍俊明先生说“一代人，更是一个人！”，谢谢他在前言中对70后所作的综述和剖析，让我的文字能直接从“一个人”开始。
话题回到“70后”。纵览近二十年来有关70后诗人的重要文献，我觉得张祈在《论七十后诗人及其写作策略》一文中的一些分析基本涵盖了几个理论问题，如这些诗人的精神成长、诗学主张、自身素养等，是的，他们不喜欢PASS式的革命，这一点与此后不久被少壮的80后英雄们试图送葬不同（见汪峰《谁来为现时代的伪诗歌送葬——一份80后短简》），但他们显然有着自身的焦虑和渴求。霍俊明在《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一书中曾在《结语：逆光中的漂流瓶》中如此诠释他的定义，认为“这是清醒而困惑的一代，这是理想而迷茫的一代，这是守旧而先锋的一代，这是沉默而张扬的一代，这是必须单腿立于‘而’上的一代……，这是一代最后的尴尬的理想主义者，这是最后的后工业时代闪光的黑色建筑中歌唱农耕与灵魂挽歌的一代。”按我的理解，70后特别是1975年之前的这些人，血管中流淌、沸腾着的理想主义色彩更为浓烈和本真，他们才是真正既留有文革记忆、饥饿回忆、自由之殇，又经历思想启蒙、现代主义洗礼、江湖痞气熏染的一群。尽管霍俊明“发现这一代人身上，普遍有一种对广场等宏大的集体或政治事物的疏离、不屑一顾，甚至反拨，在这代人身上，革命、政治、运动的‘广场’和‘纪念碑’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烟云，”但他仍然发现“这股烟云作为潜意识里一种病灶，却时时刻刻在血液循环并发生着足以致癌的基础效应”，最后他不得不承认，当物质和欲望构成新的广场价值伦理而成为召唤的旗帜和考核的天平时，“他们依然因为特殊的教育和简单的成长经验，对自我所不能到达或验证的壮烈的集体政治生命体现了隐秘的钟情，并由此而导致了精神胃口中的第一饥饿感的到来。”、“红色和理想主义时代的尾声仍然在这座70年代的老式挂钟中有着持续的回响” （引文见上书）。当这期70后诗人作品专号送到霍俊明手上时，历经近十年的时光变幻，他突然发现当时所见到的资料只是“庞大森林般写作群体的一部分。如今这一群体更为庞大。”而他自己面对公信力和辨识度的空前丧失、面对主流精神不断涣散而个体幻觉不断膨胀的现实，竟然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词”给这代诗人来命名了（以上引文见本期序言）。十年来，中国社会继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国汉语诗歌和70后诗人的写作也不断在大浪淘沙中前行，如果说国家经济体世界第二的繁荣被盘诘为假象，贫富差距激增、环境恶化和腐败泛滥被定义为表象的话，其社会运行的本质病症必然在这代有着家国情怀的诗人灵魂深处引起隐隐的灼痛。遥想他们刚刚亮相诗坛的年代，“今天”派已被第三代宣布PASS，“86大展”落幕后群雄逐鹿依然激烈，神性写作者一脉的翘楚成为社会进步的祭酒，民间和知识分子写作的滥觞正在形成，与霍俊明先生略有不同看法的是，这代人的农耕氛围不仅来自政治余热的延续，还是来自传统中国文明的劫后余生。尽管1949年后乌托邦式的社会变革伤害了中华文化的根须，但古老文明的基因依然以顽强的生命力在冰层中保留下一丝丝活力。现代化虽然不是古老文明的复活，古老文明却以良莠混杂的丰富性必然介入现代化的过程，他（她）们的疲惫、倔强、漂泊、困惑、坚持和抗争，既有个性张扬的现代特质，又有传统文明中对“道”的内在坚守。从本期专号的文本看，至今在他（她）们的诗行里犹回荡着“天下”的声音。可以说，70后诗人中最可贵的应当是既承继和弘扬了传统文明的优秀质素，又吸纳和创作性地融合了现代文明要素的那部分人。他（她）们与60后的一代人一起，参与了对黑暗、蒙昧的声讨和控诉，又一起加入对公平、正义和良知的护守，也就是既加入对专制意识形态的抵抗，又拒绝了物质主义的变相收买，而且自己并未陷入身体欲望的泥淖而不能自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把他们看作理想主义年代最后的背影。当年江非的“通过判决书来运送自己”和“报纸上布满了红色的灰尘”（见江非《致哀》）的诗句，是一个时代的挽歌，更是一代人的起诉书。而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本期专号中的多位诗人）一直保持住了这一怀疑、批判、不停追问、包容、大爱的精神底色，成为超越于以日常生活为源头的“下半身写作”所导致的“写下半身”和以乡土故园为源头的“乡土诗”所导致的泛乡土化写作而具有新的理想光芒的精神斗士，他（她）们个性突出的诗学成为对“今天”派的隔空对接，在现代性的蜕变中与60后诗人中的优秀分子共同肩负着“建设”和“守护”的使命，是精神秩序和艺术伦理形成的行动分子。如此考察70后的心理纹路和精神历程，我们会在“来路”中触摸到“出路”，无论诗人们今天居于什么角色定位，处于社会的什么阶层，一代人大同又各异的美学风貌都十分清晰鲜活。
还是来说说朵渔。我无法掩饰我对朵渔们的偏爱，如果要列名单会是一个很长的序列，如宇向、孙磊、晴朗李寒、江非等等等等。其实朵渔也无需我多说，他的作品本身、他已经说过的和别人说过的已经足以让我省下下面的笔墨，但作为阅读编辑过程中的一次精神畅游，我还是愿意记下心灵底片上的点点痕迹。本期专号朵渔发来的稿子一共18首，总题为《小叙事Ⅱ》，对宏大的有意规避，其实正表明了对过往的不忍割舍或无法遗忘。在读这组新作之前，我脑海中留有他不少挥之不去的句子，那些饱含精神重量的诗句，一次一次把我带回自己的精神领空。面对十月的夜空，他写到：“今夜，月亮一党独大／所有的星光都羞于闪烁∥祖国已经脱光了／谁来陪她玩一玩？∥今夜，光明在黑暗中继续卖弄／迷雾在诱惑一朵小花提前开放∥为什么那么多嘴唇不去亲吻却在废话连篇？／为什么那么多懂行的人却在不懂装懂？／幸亏还有几个因羞愧而提前死去的人∥幸亏还有几个因羞愧而推迟复活的人／谢谢这样的人——”（《谢谢这样的人》）他曾说过：“从哪里爬起来，争取在哪里再摔一下。”何以如此决绝呢？是什么若冤鬼毒蛇般梦牵魂绕？这恐怕是一代人、几代人都无法清除的痛苦。我不管别人读出了什么，没有飞蛾扑火的精神不会做如此地歌哭；我宁愿把此当做自屈原一降，历经两千多年，直到《回答》和《一切》在二十一世纪的回响；我不愿仅仅把它作为白银时代诗人们的精神闪回。“一只蝴蝶死去了，另一只蝴蝶飞起来”，2008年10月，他在《追蝴蝶·后记》中如此记录自己的心境：“一个诗人能够承担什么呢？诗人能够承担起最虚无的价值，和最无用的理想。在一个铁的时代，一个恶的质素四处蔓延的国度，诗人通过唤回自我身上那种‘充满激情的状态’（尼采），逼迫人们倾听自己的内心；诗人通过放下一切物质的重负去追逐那自由虚幻的蝴蝶，将那最幻美的形象呈示给人们。诗人是偏离轨道的人，但无论如何，他都是要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美好，而非相反。……诗歌不是让人学会仇恨，而是让人变得善良。那追蝴蝶的人，必天真烂漫，必自由无邪。在面向时代的写作中，这是一种自我纠正。”作为体制的钢筋水泥遍布社会每个毛细血管的社会，他自愿辞去所谓的公职，做一个很难有生存保障的自由撰稿人，他热情地、无怨无悔的燃烧，因为思想和诗句都是热血压缩而成。他精神视野里横亘着的那道脊梁不仅仅属于他个人，如果说被人误读和诟病的“下半身写作”从一开始就被扭曲和庸俗化从而演变成一场滑稽可笑的身体大游行，那么很快跳出这一魔圈的朵渔同样很快洗清了本不应有的污水而显露出本来就有的朗朗诗魂。他在《七年来》中反思、反问，并以宗教徒般的宽恕口味说：“七年来／我终于和世界讲和：／请它赐给我鞭子，／我将回赠以诗篇。”仿佛菩提树下开悟的释迦穆尼，这正印证了马云的一句话：“胸怀是被苦难撑大的”，艺术和诗的精神空间也是诗人历经磨难而灵魂升华的结果。到了这一境界，人生精神和艺术精神都是超越于生死的。他多次写到死亡，死亡意识是每个现代诗人都具有的悲剧精神的内核，正如乌纳穆诺在《生命的悲剧意识》中所讲到的：“如果我们没有经历或多或少的苦难，我们又如何知道我们的存在?除了受难而外，我们又如何能转向自己而获取到深思的意识呢?我们享乐的时刻，我们忘记了自己，忘记了我们的存在；这时候，我们变成为另外的一个人，一个陌生的存在体，我们隔离了自己。惟有藉着受难，我们再一度成为自己的中心，我们再回到自己”。纵观70后诗人和朵渔的创作，这不正是绝好的注脚吗？自然，朵渔的悲剧意识明显地具有这代人的特定内涵。他在《丹东————读毕希纳《丹东之死》一诗中很突出地表露出这一特征。“亲爱的雅各，塞纳河在流血，而你／却让断头台裂变成一座悬崖／恐怖大于革命史，贵族的血／浇灌出一朵恶之花／曾经，革命就是我的名字／我曾在马尔斯广场上向王权宣战／我就是长裤汉们的大神朱庇特／但巴黎需要面包，而不是人头！／自由必须高于恐惧，革命的／骏马必须在妓院的门前稍作停留。／当王后、罗兰夫人和吉伦特派的血／灌满了马拉的浴缸，革命／已成为一场无望的泅渡。／用你的道德去统治吧，罗伯斯庇尔／你不贪钱，不枉法，不跟女人调情／你正经得让人厌恶，但你手上的血／已变成巴黎的一场冻雨／你活着吧，我要去死。／谁相信毁灭，谁就会得救／断头台就是最好的医生／我知道，萨图恩专吃自己的孩子／你无非想要我这颗人头，拿去吧／死去比活着更容易／真是无聊啊，生活就是一种重复／总是夜里上床，早晨再爬起来／这一切该如何结束？简直一点希望都没有／我决定去死，为革命再增加一颗人头／有人死于恐惧，有人死于愧疚／我将死于两者的共和。”我能理解孤独的朵渔怎样一次次在冰冷中记下自己的随感，怀着怎样的无奈和怨愤阅读米沃什、辛波斯卡、布考斯基，如何在沉沉暗夜里把自己的双瞳拨亮。理想主义者是悲凉的，诚如阿克顿勋爵所言，“自由历来友人稀少而敌人众多”，何况面对陷在物质和感官欲望中的狂欢者，因为“他们不需要／你的爱，有时这爱还会被他们／调制成一道深夜的开胃餐”、“写作，也是如此吧，躲开一切／荣誉，甚至躲开你命定的读者／向一个人孤绝的幽暗中开挖”（《黑》），“向一个人孤绝的幽暗中开挖”——这就是思想家的朵渔、诗人的朵渔，我们60后、70后和所有诗人的好兄弟！如此你才可以理解他的诗句，他诗句中安静地散发出的浓浓火焰。“一个旧我被清空了，死亡徒有其表。／人生其实就生在这死里。”（《善哉》）“必须为自己建造一所朝向内心的／牢房了”！——这就是朵渔，那个“确信，那首／命中注定的诗，依然没有被写下”的朵渔！
陈代云在一篇《“70后”何以成立？》的文章中对“70后”这一概念的形成做过较详细的考察分析，认为这个概念始于小说创作，首先出现在民刊《黑蓝》创刊号（见陈卫《我与“70后”始末》），“70后诗人”的概念由此衍生。1996年《小说界》最早开辟“70年代后”作家专栏，此后，《芙蓉》、《北京文学》、《作家》相继效仿，《收获》、《钟山》、《花城》、《上海文学》等也随后跟进，文坛挂起一阵旋风。根据刘春编辑的《70后诗歌档案》资料可知，1997年北京《天地人》自21期起连续六期推出“70后诗人”作品专辑，1998年杨平在台湾主编《双子星人文诗刊》推出大陆“70后诗人”专辑，同年 12月22日北京“蓝色老虎”现代诗歌沙龙在清华大学主办“70后”诗人作品朗诵会，出版了作品集，1999年5月安石榴主编的《外遇》诗报第四期推出“70后”诗歌版图，同年，《诗林》春季号、《山西青年》7期、《科学诗刊》冬季号推出“70后”诗歌作品专栏，年初由黄海、王琪筹办的《七十年代》诗报出版，12月27日北大五四文学社、七十年代工作室、雅典工作室举办“70后诗人”朗诵会，并印发诗集，2000年1月，黄礼孩在广州主编《诗歌与人》推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第一回合，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诗选刊》等连续推出“70后诗人”专栏，许烟华还曾专门编辑过生于1970年诗人的专题诗集等；最早由70后诗人创办的刊物则是马潇潇于80年代创办的中学生报纸《青少年诗报》（见世中人《“70后”民刊和网站》），90年代初期我见到的出版物有《坚持》（广子、狼人主编）、《龙》诗报（石龙主编）、《新世纪诗潮》（唐朝晖、李步钊主编）、《麦地诗报》（星子主编）、《天地人》（世中人主编）、《太阳诗报》（张脉锋主编）、《青春诗报》（于贞志主编）、《东北亚诗报》（杨勇、杨拓主编）《锋刃》（吕叶主编）、《扬子鳄》（刘春、麦子主编）等，因为我当年主编《东岳诗报》，与许多民刊有交流之谊，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不想成为定格在历史长河中美好的回忆，今天重温这些熟悉的名字，分外怀念当年那充满激情的诗歌岁月，思念那些额头上长满沟壑、心灵因诗而依然年轻的兄弟们！无论是当年积极的倡导者，还是一开始就怀疑这种划分的人（如朵渔就在《有关“70后诗歌”的几个问题》中质疑过这种划分是虚妄的或者期待的），大家都已到中年，历史给武断地扣上了这顶帽子。但如霍俊明所言，“一代人，更是一个人！”历史不会漠视每个个体的创作实绩，写作毕竟是一场马拉松！
实事求是地讲，能选入本期专号的诗人诗作都有值得褒赞之处，这201位作者中很多人都是已经很有名气和成就的诗人（尽管还有个别的诗人因没有新作或信息不畅没能走进大展），但我们心中不断默念着这些诗人的名字。特别感谢执行主编、也是70后诗人高艳国先生的策划，感谢郑正西、罗广才、苍劲、翟营文、张晶、许烟华、陈劲松、广子、张洁、柏明文等诗友的宣传和支持，感谢编辑北陵王、董玮、兰雪、岩峰付出的巨大劳动，更要感谢近千名参与本次征稿的70后诗人。写到这里，望着窗外初冬的寒夜，我想起了2007年1月22日霍俊明和江非在额尔古纳皑皑白雪中的相遇，想起2013年1月31日我和朵渔在天津茫茫人海中的相逢。都是因为诗，因为心中的真理，我们都还继续写着，与坚持写着的朋友一起呼唤着未来。我有一首《赠朵渔》的诗，最后抄在这里，转赠给70后诗友和所有看到这期刊物的人：“——谢兄弟用星光给监狱颁发荣誉，我的眼中聚满了星辰／作为众鸟中最黑的一只，我的歌只属于天空∥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再辉煌的夜景也成了陪衬／野猪林里射出的暗箭，让这个时代千疮百孔∥……你写你的《丹东》，我就《写给亨利希·曼》吧／作为与体制绝交的人，你我都只对镜子致敬∥如今，雾霾遍地，冰雪尚未清扫，血肯定还要清算／那条黑暗的路，正从黑暗里向外爬∥你听，天上人间到处都响起沙沙、沙沙的扫帚声……”
2013年11月11日 |
发表于 2013-11-25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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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26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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