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禅诗是中国汉语新诗发展的终极走向
作者：张黎
现代禅诗的基本理念：纵的继承，横的移植。纵横交融，禅为根本。
纵的继承——继承和发展中国禅古老而新鲜的精神旨趣；
横的移植——移植和借鉴欧美现代诗歌的写作手法和技巧；
纵横交融——在时空的纵横交合点上，完成现代汉语诗歌的雏形；
禅为根本——诗歌的现代形式只是一件外衣，而内在的精神观照才是根本。
（一）百年汉语新诗的得与失
缘起而聚，缘灭则散。宇宙间任何事物的生成和消亡都是由外部的各种条件决定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具有一定的时间段的。但是，由于我们人类局限于自己的百年认识，所以只能对短于自己存在的事物有所把握（比如庄稼和昆虫），而对长于自己存在的事物就无能为力了（比如桑田和沧海）。诗歌，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存在，它的发展变化，我们只能借助于文字记载和我们内在的智慧，来认识它的发展脉络，判断它现在的发展阶段。
二十世纪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变化的时代，因为，它结束了在中国统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皇帝制度。当然，封建帝制的坍塌，必将会对两千年以来附着于它的文化和艺术产生巨大影响。中国汉语新诗，就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中产生的一种新的艺术门类。
起初，由于从事汉语新诗写作的诗人们，都具有很厚的传统文化的底蕴，所以，他们虽然主张学习西方诗歌的表现手法和表现内容，但是其作品都是散发着浓重的“汉味”（北岛先生的说法）的，比如徐志摩、戴望舒、林徽因、冰心等等。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汉语新诗，我们虽然不能过高地评价它们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不能不说，它的整体发展态势是良好的，这些诗人都是独立的艺术创作者，他们的作品是符合中国人的思维和审美方式的。
但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汉语新诗便进入了一个空前的蛮荒时期。原因是，有一个新兴的国家政权出现了。这个打着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旗帜的新政府，其实建立和施行的是一种奴隶体制，在这个以某种党团为奴隶主的新型社会里，个人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当然，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人格独立，什么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了。这个时期，除了使传统诗歌空前地遭到破坏之外，然后就是使后来三十年的诗歌遭到极度的扭曲。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现并主盟了中国诗坛三十年的朦胧派诗歌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以前的社会体制的一种反叛。这种否定一切传统，主张完全模仿西方现代诗歌的流派，在八十年代初曾经以排山倒海之势，彻底打败了五十年代以来让政治奴役着的诗歌，使极度压抑的人性和艺术得到舒展。但是，三十年过去了，这种极端的主张已经越来越显示着它的不足，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没落状态（只需看看北岛先生主持的今天论坛大家就会明白）。
诗歌不是政治奴化的工具，当然，诗歌也就不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诗人降低到与政客同等的水平。诗歌，作为人类的一种独立艺术，它应该涵盖更广泛的内容，具有更深邃的思想，追求更崇高的生命境界。简单地将传统文化同落后的生产力和专制的政治体制等同起来；一味地将艺术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不加选择不加消化生吞活剥地模仿西方现代诗歌；过分强调和夸大意象这种艺术表现手法等等，三十年来朦胧派的这种种主张，二十一世纪的诗人们已经明确而深刻地认识到了它的不足和错误。
现在，是汉语新诗发展的第四个阶段，也是百年汉语新诗即将走上正确道路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新世纪的诗人们需要总结和面对的问题很多：如何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如何将西方现代诗歌的优秀成分融入到我们的传统；百年汉语新诗的得与失究竟是什么；百年汉语新诗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处于什么阶段；目前诗歌现场混乱的根本原因何在；目前各种诗歌流派的缘起和主张都是什么；汉语新诗的终极走向到底是什么等等。
但是，无论如何，旧的百年即将过去，新的百年即将开始。在这个即将开始的百年，新世纪的诗人们应该以全方位的思维方式，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纵观五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去审视、去重建我们汉语新诗存在的方式和特点。
（二）用解析的方式来对待传统诗歌
纵观近百年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汉语新诗是缘起封建帝制的坍塌和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是以学习西方现代诗歌为主旨的，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取代封建帝制的并不是民主和自由，而是一种以欺骗手段获取了政权的新型奴隶制，这政治上的巨大倒退影响到文化和艺术，所以就促成了朦胧诗派进一步的彻底摒弃传统诗歌的极端主张。而目前诗歌现场的极度混乱状况，也正是三十年以来朦胧派诗人强行切断与传统的联系，中国汉语新诗的发展缺失根基和支柱精神的体现。
如何面对传统诗歌？在传统诗歌中，什么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什么是需要我们摒弃的？五千年以来中国文化的精神主旨是什么？两千年以来封建儒家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什么？在中国文学史中，有没有一种贯穿了五千年的独立精神？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有没有一种和儒家文化相抗衡的自由思想？中国禅文化是怎样形成的？它在中国文化史中处于什么地位？禅文化在历史上是怎样影响诗歌的？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些问题用解析的方式一个个明晰化。
在我们的概念中，习惯把传统诗歌按照内容分为两大类：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其实，这样的分类是没有现实意义的，或者说，在当代，我们更应该把传统诗歌按照思想倾向来分为这样两大类：奴性诗歌和独立诗歌。在原来的现实主义诗歌中，杜甫的诗歌是属于奴性诗歌，白居易的诗歌属于独立诗歌。并且，原来所谓的浪漫主义，其实是独立诗歌的一种异化，在封建儒家文化拥有绝对强势的社会中，古典浪漫主义诗人是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来对抗权势对人性和艺术的扭曲的，比如陶渊明、李白、王维等等。
我们说要学习传统诗歌，其实就是学习传统诗歌中的独立部分。也就是说，我们要继承二十世纪初汉语新诗开创者们的意愿，坚决把两千年以来被封建儒家文化扭曲奴化了的部分彻底剔除掉。而且，客观地讲，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我们拥有大量的具有独立和自由精神的作品，只不过，历来的统治者们不给寄予应有的重视，或者别有用心地加以改造和贴上种种标签。现在，我们需要纵观历史，把五千年以来中国文化的主旨找出来。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句话是历来中国文化人安身立命的准则。原句出自《孟子•尽心上》，原句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其实，孟子的原句更富有哲理性，因为“穷”是天然的，每个文化人首先面对的是自己的理想和人生抱负实现的问题，而只有当自己已经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经过自己的努力“达”了之后，才有可能“兼善天下”。两千年来，对孟子这句话的改造的后果是“儒的吏化”与“儒的痞化”。因为，一味强调“达”，却没有真正“独善其身”的高尚人格和刻苦努力来做基础，“兼济天下”就成了一些投机钻营的政客们的伪善说法。我们学习古人的独立精神，关键就是要把这些个似是而非的问题用解析的方式认识清楚，剔除掉儒家学说中的虚伪部分，还原事物的真实面貌。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两千年以来，虽然虚伪的封建儒家文化在社会中占有绝对强势，但是自由真实的人性光芒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从南北朝的阮籍、嵇康、刘伶，到唐朝的李白、王维、白居易，到宋朝的欧阳修、苏轼、辛弃疾等等。特别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在唐代形成了中国式佛教——南禅宗以后，反权威、反专制、还原生命本来面目的禅宗精神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在后来的几百年间，禅宗的自由精神渗透到了各种艺术门类，最终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中国意境学说。
意境学说，就是从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开始；到释皎然的“但见性情，不睹文字”；到司空图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到严沧浪的“妙悟”、“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到王夫之的“神理凑合时，自然恰得”；到王士祯的“神韵”说；到王国维的“境界”说等等一系列的对诗歌的审美形成覆盖之势的文学理论。这种文学评判和取向其实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核心和精髓，是禅文化对艺术深层渗透的结果。
我们说要用解析的方式来对待传统诗歌，其实就是摒弃传统文化中被儒家学说奴化扭曲了的成分，挖掘传统文化中被排斥被隐藏了的自由精神，并以这种自由精神来对接现代诗歌。
（三）以中国式的思维和审美方式重建新诗精神
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从存在时间来说，它是长于国家和某种形态的政权的；从存在境界上来讲，它是高于现实的政治和权势的。只不过，由于国家和政权的建立，使得政治和权势的力量空前强大，所以就造成了政治对文化的控制和奴役。两千年来的中国文化，就是这样被封建帝制一步步带上它的镣铐，打上它的烙印的。现在，封建帝制已经坍塌，我们要把它对文化的扭曲和奴役部分还原、解放出来，再一次呈现出真实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和面貌。
封建帝制对诗歌艺术的扭曲和奴役包括两部分：现实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对于反映现实的诗歌，封建帝制是尽量地拉入自己的利益体系，这种体系便是儒家的伦理和道德，以及政治体制化了的文化制度（在我们当前社会，这种状态依旧）；对于探索世界和生命真理、高于现实的诗歌，封建帝制是尽量贬低和排斥。所以，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现实部分的诗歌呈现出完全独立精神的并不是很多，而探索真理部分的诗歌则呈现出浓厚的出世意味。用解析的方式来对待传统诗歌，其实就是要用清晰的思维去辨别是非，用敏锐的眼光去审视哪些是真理，哪些是伪真理。
三十年以来的朦胧派诗人，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诗歌应该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一味地简单地将政治和现实与诗歌对等起来，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传统的审美主义诗歌里隐藏着真正的中国文化精神，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和审美方式。
在我去年写的论文《浅谈传统诗歌美学的几个特点——兼答北岛先生什么是“汉味”》里，我是这样总结的：每个民族面对一件艺术作品时，都有自己特殊的审美定势，而审美，则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理念之上的心理体验，所以，诗歌从本质上来说，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在特有的自然观人生观观照下的审美。以儒、释、道三教（特别是释和道二教）为基本哲学理念的中国传统诗歌，因此就最终形成了以“高远”、“空灵”、“真切”、“简约”、“妙悟”等等为美学特点的“汉味”。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感知和思维上是不同的。中国哲学是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生命哲学，西方哲学是以主客二分为特点的知识哲学。中国人的感知特点是直觉、内敛，西方人的感知特点是思辨、张扬。所以，几千年以来，中西两方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文化模子”（叶维廉语）。
在审美旨趣上，中国诗歌和西方诗歌也是大相径庭的。大体上来说，中国诗歌是含蓄、直觉、意象单纯的，是以宁静、平和为统摄的一种抒情艺术，追求的是一种内向的延伸力；而西方诗歌则是直接、思辨、意象繁密的，是以冲突、热情为统摄的一种叙事艺术，追求的是一种外向的扩张力。
这种中西两方在诗歌艺术上的巨大差别，需要几代人上百年的努力才能够融合，并不是朦胧派诗人用三十年的时间，用完全西化的方式就能够完成的。而当前现代汉语新诗现场的极度混乱和不被社会认可的状态，也正是中西两方在思维和审美方式方面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
那么，怎样做才是我们对待西方现代诗歌的正确态度？以中国人的思维和审美方式为基础，以传统诗歌为本位，对西方现代诗歌进行有选择的学习，并把这种学习结果有机地融入到我们的传统里。
（四）禅与现代诗的结合是当前中西诗歌融合的最佳契合点
老实说，中国汉语新诗当前的发展状况非常令人担忧。虽然，步入新世纪以来，朦胧派的诗人们已经意识到，完全摒弃传统是非常错误的做法，但是，他们在传统的诗歌里又找不出自己应该学习的东西，在他们眼里，两千年的传统诗歌，现实部分是奴性的应该摒弃的，而审美部分又是出世的没用的，所以，深感困惑和迷茫。如何以中国人的思维和审美方式为基础？如何以传统诗歌为本位？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朦胧派诗人看来，真的是犹如老虎吃天。
并且，由于朦胧派的衰落，以及当代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相对世界的严重滞后性，激进的诗人们在现实中看不到任何出路，所以，新世纪之初的中国诗歌现场出现了一些自虐式的崇低的非诗倾向。什么“垃圾派”、“下半身”、“口水诗”等等，低俗叫嚣，肆意泛滥，很令国人厌恶。以至于一些老派的学者对新诗的发展完全绝望，彻底否定（比如季羡林）。
还有，这几年又出现了一种以抵制这些崇低诗歌为目的的崇高的神性写作。客观地讲，这种似是而非的神性写作，虽然在目前对于人人喊打的崇低的诗歌倾向有所抵制，吸引了相当一批不明真相的诗歌写作者，但是，从稍微高远一点的角度来看，它对于现代汉语新诗的进一步发展，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原因有三条：一是它与中国传统诗歌没有任何联系；二是这样的崇高其实是对人性和现实的否定，是另一种神化了的假大空的东西；三是在世界文化史上，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儒家文化一样，是专制的、落后的，是已经被西方世界摒弃了的思想。
面对中国现代汉语新诗当前的这种种状况，可以肯定地说，所有有责任感的中国诗人，都在努力寻求一种新的出路，一种能够融合东西两方诗歌的新的写作方向。那么，到底有没有一个恰当的、现实的、可操作的融合中西两方诗歌的契合点？
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中国的禅文化。
禅，作为一种中国化了的佛教，它在中国思想史和艺术史中都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首先，在儒家文化拥有绝对强势的社会中，禅，一直以来都是作为一种可以与儒家思想相抗衡的力量存在的，特别是在唐、宋时期。其次，由于文化人的热爱和推崇，在禅思想和审美的渗透下，诗、书、画等中国艺术最终形成了审视和评判其价值的最高级、最完整的理论——意境学说。还有，由于“一花五叶”等禅宗门派和禅宗势力的发展，禅思想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禅，这种中国人创立的非宗教的宗教，一千多年来，它不仅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它还影响到了整个世界。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早在宋代就接受了中国禅宗思想，而且，禅宗思想曾经对日本的社会和艺术也发生过类似中国的巨大影响，现在依旧在世界诗坛占有重要地位的日本诗歌——俳句，就是禅文化的结晶。近百年来，由于西藏喇嘛在欧洲的宣传，以及日本学者铃木大拙在美国的学术演讲，禅文化更是受到了欧美等国人们的青睐，一些美国诗人对禅文化的推崇甚至到了狂热地步，比如加里•施奈德。
还有，近些年来，禅宗教义里包涵的回归自然、觉悟生命本真、追求心灵内部的喜悦等等思想和倾向，也越来越受到商业社会重重压力下的现代城市人的认可和热爱，在当前，以学佛修禅为爱好和追求的人不在少数，各类有关佛禅的书籍在各大书店比比皆是。
所以说，禅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还受到了世界文化界的青睐，更重要的是，它符合当代人的要求，在这个物质欲望过度膨胀的时代，我们可以用它来调节城市人的精神困惑和心理失衡。
除了上述这三种非常明显的外在的原因之外，禅与现代诗的结合，也有其非常深刻的内在原因的。具体说来有四点：一是反专制、反权威的自由主义精神；二是强烈的生命意识；三是尊重自然，主张与万物和谐相处；四是追求宇宙的真理。
佛教传入中国，在慧能的改造下形成了南禅宗之后，一直就是杀声震天，硝烟滚滚的。我们熟悉的有南泉斩猫、丹霞烧佛、还有赵州和尚的狂喊：“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家眷杀家眷”等等。禅宗公案中这些极端的做法，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有点可笑，但是，其中的反专制、反权威的自由主义精神，却一直都是中国化了的佛教的核心精神。中国现代汉语新诗自从上世纪创立以来，一直都是很注重诗歌的自由精神的，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北岛先生主盟诗坛以来，诗歌的独立、自主意识被提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中国的封建专制历时几千年，权威、权势崇拜积习深厚，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当前现有的政治环境，诗歌坚持一种强硬的独立态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禅和诗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因为禅和诗面对的都是一个共同的大问题：生命；禅与诗发生和圆满也都是基于同一种状况：觉悟。所以，对生命本体的觉悟就构成了禅与诗内在的融合点，古人称之为“悟”或“妙悟”。纵观世界文化史，人类的每一次思想运动，都是起源于对生命的自觉，对人性复归的渴望，并由此发展为推翻传统的精神桎梏和政治体制的，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国现代汉语新诗也是缘起封建帝制的坍塌和对封建文化的摒弃的，也是以否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儒家伦理为目的的，所以，觉悟生命、解放人性一直以来都是汉语新诗坚持的一项重要主张。
众生平等、慈爱万物，是佛教最重要的主张之一。缘起性空，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呈现方式和呈现时间也许千差万别，但是其“空”的本质却是一样的，而且，缘起而聚、缘灭则散，任何事物的流转变化方式也是一样的，所以，众生是平等的。人，作为万物的一种，平等地和其他的物种一起存在于这个时间段的地球，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必须尊重别的物种，以及我们依赖的环境，然后我们自己才能够自然、自足地存在。在当前，人类对别的物种的支配，以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已经危及到自身的存在。近几十年来，佛教逐渐成为世界文化的热点，受到西方学者和诗人的看好，与佛教的这种自然和谐观是分不开的。
佛教，就是由释迦摩尼创立，并经过后世无数高僧完善了的一整套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以如何解脱人生的苦难为基本出发点，探索生命、宇宙的本源，以及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在当前，佛教也越来越受到科学界的重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博士，为介绍当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弦论，写有论文《物理学步入禅境：缘起性空》，用科学和事实，论证了佛教缘起论的正确性。从根本上来说，佛教不是宗教，是哲学。佛教的基本教义是缘起论，而缘起论是完全正确的、符合科学的，会给具体的科学研究带来理论性指导的。现代诗歌追求宇宙的终极意义，就不能忽略佛教这些深刻的具有很强客观真理性的哲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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