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语言本体，重续诗歌传统——当代诗歌书写的考察笔记
董迎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书写一直处于话语转义的压力当中，新生的诗人不断产生了影响的焦虑，他们试图通过种种可能的先锋意识、激烈运动，彻底地告别前辈的文化自身的传统，哪怕是合理的、沉淀的部分。考察发现，朦胧诗自觉对文革前颂歌、战歌的置换、第三代诗对朦胧诗透支抒情与意象的驱逐、下半身等身体书写对所有一切的上半身写作的弃绝，即便在某种写作类型内部，比如口语写作的不同群体之间，他们也相互争斗、彼此分裂，使得诗歌写作变成了诗歌的行为、运动。
当代诗歌书写对传统的背离，一方面推动了当代诗歌的书写进程，一方面其过分地在外部的争吵、解构，使得当代诗歌书写愈发走向了语言之外的话语纠缠，从而远离、忽略了诗体意识，对诗歌传统的背离，使得当代诗歌写作的有效性、生长性产生了巨大的分裂、衰微。因而，回归语言本体意识，重续诗歌传统，这对当代诗歌书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正如法国诗人、文艺批评家保罗·瓦莱里说：“诗是在最彻底的放弃或最深沉的期待中形成或被传达的：如果要将它当作研究对象，那么要从这里入手：在本质中，而远非在其周边。”[1]250
一、诗、语言、思想
诗歌首先是诗，自然与文化、政治等意识形态保持着一种自觉的疏离意识。诗歌首先是语言的，语言的灵性、生长性，在于其对时空、历史等的超越、距离。诗歌作为艺术既源于现实境遇的投射，同时，也高于生活事实，不断通过艺术的、可能的灵性、诗性永远人类认识自我、世界的可能，而其中语言发挥了媒介与指向的重要价值。
真正的纯诗写作、象征主义写作、超现实写作、超验写作，通过幻想、冥想、超现实、去消解现实的、日常的秩序、观念，从而在艺术的、思想的书写中暂离人间的种种樊篱、羁绊，“我们现存的这样一个文明包容了巨大的多变性和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通过细致的感受，自然会产生复杂的结果，因此诗人必须具有暗示性，以迫使——必要时甚至错乱——语言来达到意义。”[2]诗写成为一种情感暗示与思想抵达，重塑、建构了现世生活的高度与生存智慧。这种类型的写作，诉求直觉、灵感，挖掘潜意识的能量与超我形态，暂时从冥思的、幻想的世界中游离、超越，从而在纯粹的语言的想象中去支配、克服现实、理性，在感性与理性中间直达命运内核与灵魂深处。“我渴望一种思想系统，可以解放我的想像力，让它想创造什么就创造什么，并使它所创造出来或将创造出来的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灵魂的一部分。”[3]
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我们诉求语言，进行思考、表达，从人类混沌、无序的世界中进入文明、秩序化的理性社会的文化诉求。但是，当我们试图用语言去表达、思维时，无形中也滑入语言自身嵌套的“逻格斯”，走向语言的秩序化与中心化，远离语言生成思想的前提。显然，“这个建立在文字、被服从的话语、被信守的诺言、有效的图像、被遵循的习惯和常规等纯粹虚构之上的体系，不正是一座魔力的大厦吗？”[1]6320世纪西方现代哲学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德里达、福柯等哲学家从语言自身着手首先要破解的便是这种中心化的语言“逻格斯”，通过差异、延异的思维、理念生成批判的、反思的现代语言哲学——“解构”观念，不断颠覆、消解语言的否定、消极成分。而当代诗歌中的孤寂书写，正是从外部世界的疏离关系走向了内部潜意识自我的审视与探析之中，其基础便是现代语言哲学——解构思维，在幻想、冥思的语言娱戏中捕捉对“自我”重新的认知、生长可能。
现代诗歌中的想象、直觉思维也切近、抵达了现代思维与生命探索的可能，这种诗的思维也吻合了人类思维生长的另一种可能。直觉、灵感是诗的思维的前提、诱因、动力、可能。“我想象这位诗人才华横溢、诡计多端，在他尚未完成的作品的想象世界假寐，为的是更好地等待猎物，即他自己的力量到来的时刻。在他茫茫深邃的眼中，其欲望的全部力量，其直觉的全部活力绷得紧紧的。”[1]34诗人作诗的直觉性、灵感性、想象力、幻想性，增强、深化了当代诗歌的表现可能，也为人类观照现代社会、现代自我提供了较好的哲理、思想视角。
每首诗都应该成为一件好的艺术品，供读者产生想象、审美的文学空间。“每首诗都是一个谜，但诗的目的并不是让读者猜出谜底，而是让阅读者感觉到诗（至少他面对的这首诗）。虽并非无底之诗，它的谜面就是谜底，而这谜面与谜底都是他没有料想的。”[4]“一首诗就像一尊雕塑或一幅画那样，不需要超出它自身之外的任何解释。”[5]现代诗歌，让词语消失型态，它们在诗人的笔端完全是平衡的，它一方面成为诗人表达的媒介，通过语言的诉说去呈现诗人的情思，另一方面这些词语又以超验、超现实的、想象性的、形而上的能力，呈现出诗歌的新奇、陌生化、结构与肌质之间交汇的联想空间、张力美、诗意、神性之美。“艺术的根本魅力其实质表现为——在永远捉磨不定的时空，求得了个体生存与种属繁衍的人类为寻求万无一失的理想境界而进行的永恒的追求与搏击的努力（我视此为人的本性），艺术的魅力即在于将此种‘博击的努力’幻化为审美的抽象，在再造的自然中人们得到的正是这种审美的愉悦。”[6]中国诗歌的传统更着重于这种直觉、空灵的诗性之美，同时也重视其意趣、禅意，处处显出诗人的超然、闲逸，这些词语生成了诗人的智慧、境界、思想、意义。“一首诗也许是一个内在的紧迫性留下来的东西，自我希望在其中表达自身，通过写作让自己进入存在。最终，让另外的自我，也就是读者为之着迷，进而形成信念。它也可以是同样难以捉摸的东西——那是每个经验里都有的幽灵，它希望自己被看到、感觉到、被确认为某种意义。”[7]
因而，当代诗歌书写无法凌驾于词语之中，诗人必须从习俗的、惯常的、约定的、因袭的语言秩序恢复驾驭“词语”的活力与动感，让它们参与诗思的营构与表现。西方现代诗歌重视间离、陌生化、互文、刺点等知性、哲理诗歌的诗学主张。“现代派诗人反对浪漫主义诗歌直接宣泄情感的方式，主张把思想还原为知觉，为情绪寻找‘客观对应物’，将情与理带入具体可感的形象之中，以激发读者相应的情感体验，实现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8]东方美学着重融合、合一、不隔、空相。西方美学更着重于冲突、救赎，是隔的。东方思维是和的美学观念，西方话语是罪的灵魂反思。前者追求神人的通联，后者重在冲突中诉求神启。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思维、话语、意识，是当代诗歌书写的认知前提，也是续传诗歌传统的思想资源。因而，当代汉语诗歌的写作，一方面在着重于古典传统、诗学观念的前提下，一方面不再拒斥、拒绝西方现代诗歌表现技巧对当下汉语诗歌写作的积极影响。诗篇直觉、灵性、诗性、拟人化的处理，适当的“隔”的有助于表现现实境遇对内心的挤压，也意图刺激、导引读者，从诗篇本身的艺术性的体验与联想当中，返回现实境遇，返回现代社会对人性的挤压而形成的各种焦虑、创伤的认知前提。汉语诗歌是西方现代诗歌的一种延伸，其中的现代意识决定了汉语诗歌不可能完全进入“不隔”的境界，隔与不隔之间丰富了汉语诗歌的表意可能，暂时摆脱意趣、禅境一说，深入现代意识下现代观念的纠缠、反省，也成为当代诗歌当下更为主要的写作探索。
语言的诗体意识，赋予词语以物的灵性，显然当代诗歌追求的正是这种灵性、诗性，在萨特看来，兰波的写作是一种神奇的“语词炼金术”，它能够赋予语词一种“活性”，使“词”转化为有生命的“物”。这是所谓“纯诗”写作的最高境界，得此境界之诗人“一劳永逸地选择了诗的态度，即把词看作物，而不是符号。”[9]诗是一种艺术形式，通过灵性的语言（词语）展现诗思、诗意组成文学空间，最终裂生为某种艺术的主题（思想），“诗歌的话语不再仅仅对立于一般的语言，而且也有别于思想的语言……在这种话语中，没有人在说话，而在说话的并非人，但是好像只有话语在自言自语。语言便显示出它的全部重要性；语言成为本质的东西；语言作为本质的东西在说话，因此，赋予诗人的话语可称为本质的话语。”[10]23当然，这种主题是研究者、评论者的阐释，而诗更着重于诗的情绪的呈现与对读者的导引，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诗的效果与阐释的实质所在。“我们要追寻的是那些并不总是存在的词语以及那些虚幻的巧合；我们要让自己处于无力的状态，试图将声音与意义结合到一起”[1]31，诗是拒绝主题（思想），但是诗的重点也最终走向了主题（思想）。这就是当代诗歌书写中艺术、审美的悖论，在话语的描述当中自然成为走向了诗、思、道的统一、同一，不断启示当代诗歌的写作。
诗、思、道（思想），最在语言的深处同一、交融，对当代诗歌书写语言的探索，无疑有助于我们切近、体悟这三者之间整体融合的艺术、思想境界。“失去了精神维度的文学让本能充满了人类的躯壳，这种现象预示着精神之光毁灭后的文学沙漠时代的到来。”[11]正如海德格尔写道：“诗在道说之要素中活动，思亦然。如若我们来对诗作一番沉思，我们立即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思活动于其中的同一要素中了。在这里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地确定：诗是否根本上就是一种诗。诗与思的本真关系由何来决定，这种我们十分随便地称之为本真关系的东西根本上从何而来，这些问题都还是晦暗不明的。然而，不论我们怎样来理解诗与思，总是已经有一个相同要素接近于我们了——那就是道说（Sagen），无论我们对些是否有专门的留心。”[12]180“在歌中，是出现在一种完成了的吟唱着的道说中的奇迹；在我们的运思中，则是出现在一种几乎不可确定的，又绝非吟唱的道说中的值得思的事情。”[12]188
当代诗歌书写中语言哲学观、刺点技巧、神性写作等的话语探索，对当代诗歌的诗体意识回归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西川在谈到诗歌语言时，指出了诗歌写作需要“创造力”的特征，他说：“中国文学要求获得现代汉语的有效转换。现代汉语也要求对于世界文学的有效转换。在语言实践中，有效翻译、有效阐释、有效转换，三者是一者，而我们时代的创造力必须参与其中。”[13]建构语言的本体意识的重心，还在于当代诗歌的积极有效的书写，这就不得不重点去考察当代诗歌坚持语言本体意识写作的诗歌文本。当代诗歌书写偏离诗歌传统中的语言意识，语言中断了诗、思之间的关联及整体表现，重新重视现代诗歌的语言表现技巧，强化中外诗歌传统中的语言本体意识，拓展了当代诗歌的书写可能。
二、语言：诗的通道与可能
真正的写作往往离不开孤寂的探索，孤寂的写作状态更利于诗人通过语言切近探索的道路。当代诗歌的孤寂书写，在海子、昌耀的大诗写作中，提供了某种古典的、东方的情怀，而中国新诗发生时的“象征主义”卞之琳、穆旦等人在语言上的含混、通感探索，给当代诗歌书写同样提供了某种表现的意识。这两种传统，或者说汉语写作者作为古典的、东方的本土经验写作顺延、融并西方现代诗歌的知性传统，对当代诗歌书写提供了较好的“表现”可能。既是西方现代单纯的“知性”，也不断吸纳了中国古典诗人的“表现性”，这两种传统推动了当代诗歌种种书写及“表现”的文学空间。
所有的写作都在写作中完成。在许多诗人看来，诗歌写作的经验就是多写、练笔，在多写中练就、发现某种诗体表意的经验与能力上的提升，不断深化、沿袭，直到形成艺术签名与自我风格，这成为当代诗歌书写的重要经验。“在写作方面，如果训练一个人的诗写，仅从有形的语言入手，我们很清楚后来写出的东西都会很八股的。那如何对待无形的语言呢？应该让作家摆脱掉许多有形语言的束缚。”[14]254在直觉、灵感的牵引下，语言的灵性、神性便盎然于笔端，一首诗像精神食粮，让写作者有勇气写下去，也让读者在阅读中找回生命的思维信心，语言与思想形如基督，也神似弟兄，它又是诗，最终三性合一了。其中的关系或此或彼，你我感染，相互扶持，共育诗华。阐释意义走向了体制，阐释的过程也许更切近诗、文学性。当代诗歌的理论与批评研究，相对缺少有语言本体意识上的书写，许多作品都指向写了什么，而诗歌研究者、批评家也指向诗歌写了什么的常识研究，“没有任何‘文学史’（如果仍然要写这样的文学史的话）能够仍然是正当的，如果它像以往一样满足于把各种流派串连在一起而不指出它们彼此之间的鸿沟的话，这种鸿沟揭示了一种新的语言观：即写作的语言观。”[15]在这样的学术体制化、批评理性化的常识牵制下，我们相反远离了诗歌的传统认知与语言意识的觉醒可能。“所谓的文学史资料几乎没有触及创造诗歌的秘密。一切都在艺术家的内心进行，似乎我们在他的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一切事件，只对其中作品有着表面的影响。更重要的东西——缪斯女神的行为本身——与她的经历、生活方式、遭遇以及一切可以在一部传记中披露的事情无关。历史能够观察到的一切都是无意义的。”[1]33
对语言这一本体珍视的当代诗歌书写自然走近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让文学从政治、文化、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压力中重新释放出来，回归语言的本体意识的诗歌书写，不但走向了这些文化意识的建构，而且也完成了文学自身也它们的对等意识与独立的文化立场，回归语言的本体，即重新让审美这一特征重新在现代文学的站有重要的地位。以李心释、臧北为代表的诗人创作走向了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超验主义、象征主义、后现代主义为一体的语言本体意识的诗歌创作流派，传承了朦胧诗、知识分子写作、神性写作、大诗写作等诗歌传统，在语言/思想之间不断熔铸自我的生命意识，不断探索出生命与思想的种种可能，其创作上的文化意识、生命哲理走出了地域的文化的局限，融入世界性的写作高度与发展态势，推动了当代汉语诗歌书写的种种可能。
80年代末，以伊沙的反讽叙事为代表的口语写作影响了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书写，但是其极端化、粗俗化发展成娱戏狂欢、嬉皮无赖，颇似官场讲段子、民间说黄色笑话的，学术体制的认知误区也无疑是大体制的一个缩影，这个时代的价值信仰迷失，邪恶、恐吓是其本目，而受众的平庸之恶与依赖性的听从、盲从，也无疑是这种种判断、鉴别力衰弱的原因。“口语不等于诗的语言，生活经历也不等于诗的内容。这中间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是‘诗的转换’。 ”[14]104显然，语言作为媒介的口语必须向艺术本体的诗的语言的转换，或者说，在诗的情绪与传统的统领下，口语的写作才赋予诗的转换，从而获得诗性、诗意。没有自由、自主的艺术精神与文化意识，最终使得诗的恶魔小鬼出来招摇撞骗，沾染、玷污诗的艺术，不断置换思维、灌输糟粕。当代诗歌话语的理论阐释也较容易陷入胡说八道、各自为阵，这是当代中国文学、文化批评的最应该值得珍视的问题误区。以语言为意识，以文本为养料，不断创造、裂变当代诗歌书写的新的可能。
三、语言：现代表现的诗意可能
当代诗歌书写承续两个传统，一个是中国传统的诗学意义上的抒情的、诗性的传统，这来自于古典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特别是具有东方传统美学特征的道禅文化意识、语言意识对当代诗歌书写的积极有效的介入、推动，比如古代的禅诗写作对当代诗歌中现代禅诗的影响。另一个传统是来自于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中国最早出现的现代诗歌，许多诗人均有出国留学经历、翻译身份，他们自然在文化互动中不自觉地接受了他者诗歌形式与文化传统的影响，他们从西方带来了现代诗歌，无论是戴望舒、闻一多等人的新月派，还是李金发、卞之琳等人的象征主义，这些诗歌群体无不是西方现代诗歌的回声、延续，他们自然离不开西方现代诗歌的传统影响，在其内部不断与现代诗歌传统发生了某种精神传承与思想关联。
稍加分析这两个传统，我们不自觉地发现，无论是中国会道禅的写作的语言理路，很大层面上来自语言意识，或者在语言的本体意识中，他们展开诗体的思想与表现可能。“‘什么是诗？’‘诗人对谁说话？’‘为什么写诗？’尽管他们的努力有时显得草率而肤浅，有时是对西方思潮和风格不成熟的摹仿，但无可不论的是，通过对与古典诗歌传统有着根本差异的诗观和诗艺的探索，现代诗人已迎进了一个新纪元。”[16]相比之下，西方现代诗歌，无疑是现代主义的，是表现的，而他们最终征服、创造的前提自然也指向了语言，从19世纪中期以来的现代诗歌很大程度上的成就，也是源于语言意识的觉醒，推动了现代文学的表现可能。“诗歌是‘特殊语言构成的一个传情达意的艺术品’，那么，它在写作时就包容了极其复杂的心理活动能力，这种心理当然受到历史语境、个人经历的种种影响，政治形势、学术思潮、地理民俗、民族心态、经济环境，换句话说整个文化都会在诗人心理留下痕迹，但是，这一切都必须经由一连串‘移位’（displacement）才能渗入创作，并受到计人个人的禀赋、气质、性格这一磁场的扭曲，受到具体创作时极微妙的心境变形，往往迂回曲折，才是本文艺术中留下极其含糊的‘印迹’（trace）。”[17]因而，语言意识的回归，让当代诗歌书写找到了最初的与未来的发展可能，但这种可能必然也将指向这个语言发展、诗体本位的诗歌传统，并依次为本体发展、深化、推动、生成新的表现可能。
考察西方的现代诗歌的表现传统，像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超验主义、超现实主义这类流派都隐含着一个朴实的写作信念，即回归语言，回归诗性，在真正的诗意之间找到某种表意的通道。“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这个道路公式不再仅仅是为思考语言的我们提供一种指引，而且也道出一个样态，即一个构造形态，那居于大道中的语言本质就在其中自行开辟道路。”[12]263但是还有待一些形式与技巧上的细节化处理，在虚实之间、感应之间、文字的嵌合方面不断突破。“艺术的这种非理性性质表现在从创作者到消费者的全部过程之中：前者永远无法解释自己是如何创作出这种开展的，后者则永远无法对这种形式理解透彻。”[18]进入胡说八道的幻想性、幻象写作，然后进入秩序的、整体的诗意表现，在经验与幻象之间找到不断平衡，进入幻象、幻想的写作，同时也不断突破、颠覆传统的、因袭的文学思维，裂变为某种文学的可能 “当一个人忙于做这做那的时候，他离开象征最远，但是当恍惚或疯狂或沉思冥想使灵魂以它为唯一冲动时，灵魂就在许多象征之中周游，并在许多象征之中呈现自己。”[19]，当代诗歌偶尔也会沾染否定的、负面的写作情绪，但诗歌本身却永远处于语言追求言不尽意的情思。超验写作，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的语言本体写作，暂时远离口语写作的叙事性、再现性的话语特征。口语也是表达的可能，而非中心、同一，诗歌不可能完全放弃抒情。“诗歌就如一个浩瀚的词语大地，这些词语之间的关系、组合及能力，通过音、像和节拍的变动，在一个统一的和安全自主的空间里得以体现。这样，诗人把纯语言变为作品，而这作品中的语言回归到了它的本质。”[10]23每一个诗歌都是一个艺术品。偶尔后现代的口语化可以尝试，但更着重的是诗歌的表意、表现的思想可能的探索，后者显得更为重要。
语言的本体意识写作的诗歌，为当代诗歌书写提供了种种可能。“语言不仅被体验为共享的东西，而且是受历史的重负压迫和腐化的东西。因此，对于每一个清醒的艺术家来说，艺术创作意味着需要处理两个可能相互冲突的意义领域，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20]60语言的本体意识，则让语言也布满了反思的特征，这种种反思性凝聚了语言的种种生成的可能，“高明的诗歌是深刻的怀疑论者的艺术。它以我们的全部思想和感觉方面不同寻常的自由为前提。神明亲切地无偿送给我们某一句诗作为开头；但第二句要由我们自己来创造，并且要与第一句相协调，要配得上它那超自然的兄长。为了使它与上天馈赠的那句诗相当，动用全部经验和精神资源并不为过。”[1]32可见，语言本体意识的诗歌创作往往在怀疑的精神前提下，不断动用自我的经验并驾驭表现技巧，凝聚共同的、整体的诗意、诗性之美，“一首诗的文、句，不是一个可以圈定的死义，而是开向许多既有的声音的交响，编织、叠变的意义的活动。诗人写诗，无疑是要呈示他观、感所得的心象，但这个心象的全部存在事实与活动，不是文字可以规划固定的。”[21]诗歌的张力、想象力、变形、陌生化等诗的元素创造了文学空间，而在其中的直觉成为诗的前提，特别是在产生直觉后迅速的调配、凝聚的能力也构成了语言能力上的必然正视的表达前提。
回归语言的本体意识有助于敞开艺术，敞开沉默地带而非给出晦涩、苍白，追求沉默的文学审美空间重在拓展当代诗歌书写及表现的可能，这对当代诗歌书写同样具有重要的话语启示意义。“沉默是苦思冥想的地带，是思想成熟的萌芽阶段，是最终为言说争取到权利而经受的磨练。”[20]25“语言可用来抑制语言，表达沉默……诗歌（即运用文字）的任务在于清理为词语堵塞的现实——通过在事物周围营造沉默的气氛。艺术必须借助语言和语言的替代品，依据沉默的标准向语言本身发动全面的攻击。”[20]67诗歌的冥想、直觉不断抵达诗歌话语的沉默之处，呈现诗意、诗美的互动、相互启示的文学空间。诗歌的直觉思维、幻想特征，表现出某种非理性的性质，这也为人类认识自我、世界提供了新的前景与可能。“当代中国诗歌写作的关键特征是对语言本体的沉浸，也就是在诗歌的程序中让语言的物质实体获得具体空间感并将其本身作为富于诗意的质量来确立。如此，在诗歌方法论上就势必出现一种新的自我所指和抒情客观性。对写作本身的觉悟，会导向将抒情动作本身当做主题，而这就会期最直接展示诗的诗意性。”[22]
当然，诗歌的传统、习俗、惯例、意义也会走向语言的中心化、秩序化，形成一种文化的抱负，“语言，是文化压迫另一种超级的蒙蔽。丰富多彩的现象世界被集体无意识规范为有限的符号，或者处理为若干概念、范畴、术语。这些符号、概念、术语与事物的起初面貌实际上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23]正是语言的这个理论色彩与话语特征，使得我们必须站在语言本体与认知前提的精神维度，不断展开语言的去蔽，从而实现语言的裂变、创造，最终完成诗歌表现的种种可能。
当代诗歌书写既要重视语言的本体意识，同时，也要传续诗歌的中、西方可以为我们所用的诗歌传统，从而真正实现现代诗歌的西方传统与重视语言意识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诗歌现代化所要建立的中国现代诗就是郭老所预言的‘新新诗’。这种现代诗当然要继承传统，但也有别于传统。同传统的诗歌化，它将更侧重内心世界的开掘。”[24]
语言本体的艺术指向了诗的敞开、多样性的生成可能，语言本身的逻格斯被暂时去蔽、暂时得以释放，“语言魔术被允许将世界打碎以实现魔幻化。晦暗和连贯成了诗歌暗示的前提”[25]，诗歌在语言的沉思、力量的整合之中提供了写作者对自我、世界的生命观照，“诗歌——在其之中，是诗人——就是这种向外部世界敞开的内在深处，向有生命之物无限保留地展开着，它就是世界，事物和不停地改变为内部的有生命之物”[10]158，诗歌作为艺术在语言的深处得以呈现，艺术自身的多元性、开放性在语言的敞开，生成了诗思、哲理，成为现代诗歌的表现方式的深化与强化，拓展当代诗歌书写的精神维度与现代技巧。
语言的本体意识在当代诗歌书写的回归，也强化了文本的传播效果，“阅读诗，就是诗本身在阅读中表现为作品，是诗在由读者打开着的空间里产生了迎接它的那阅读，阅读变成读的能力，变成能力和不可能之间，变成同阅读时刻联在一起的能力和同写作时刻联在一起的不可能之间的敞开的交流。”[10]201在语言意识的前提下，写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也变成了可能，他们彼此互动的书写、阐释，拉近了诗歌与受众的距离，当代诗歌的传播也为艺术、思想的可能提供了新的话语阐释空间。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国家社科项目“朦胧诗以来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问题研究”（批准号11BZW09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董迎春（1977—），江苏扬州人，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博士后，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所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外诗歌与文艺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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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http://www.poemlife.com/libshow-3036.htm |
发表于 2013-12-22 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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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2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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