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登科访谈唐诗

冬泰

蒋登科访谈唐诗

问：我知道你很忙，也知道你对诗歌着迷。但还是得耽误你一点时间，谈谈你和诗歌的话题。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诗歌创作的？最初的创作动力是什么？后来能够坚持创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要说诗歌写作，最早要追述到我读江津师范校时期。江津师范是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省级重点师范校。中国女排教练邓若曾就在这里求过学。学校位于长江和驴溪河交汇处的江津白沙镇。学校有一个楠木林，树木高大，任何一棵树都是个人无法将其环抱的，这足以说明这所诞生在1933年的学校是多么的古老（这所学校现在已经更名）。这所给了我最初工作岗位的学校，在培养师范生将来作为教师所需要的基本技能和知识的同时，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艺术爱好。当时，我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和美术社，担任文学社诗歌组组长兼美术社美术组负责人。学校几位教文选和绘画的老师，我基本上都去单独请教过，在张伯坚、唐仁权、张寿康、夏东宁、王新建、华平等老师的办公室和家里都会时不时看到我的身影。学校文学社1984年创办的《楠苑》油印刊物，第一期上发表了我以老三的笔名写的两首诗作，严格说就是习作，第二期由我主编并负责刻印。没有多久，西南师大中文系的几位实习老师王亚西、王正可、高廉平和罗承伟、梁顺秀、陈黎军等，先后在我们一二年级时来实习文选课，他们对于我爱好诗歌给予了充分的鼓励和积极的帮助。记得罗承伟老师当时买了一本舒婷的诗集《双桅船》，我用一个晚上把它抄写在本子上。那个时期，我从王新建老师处借到吕进的《给新诗爱好者》，一口气读完，并将这部书的大部分内容抄写在我的本子上。应该说，是当时学校浓厚的学习和艺术的氛围感染着我，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学气氛感染着我。自己对新诗这种文学体裁天生就有一种兴趣。同时，我天真的认为诗歌的语言是最美好的语言，能够写出最美好语言的人才是人才。最初的创作动力就是爱好加上环境的影响。师范毕业参加工作后，在荣昌县的河包镇，我和刘大武、张明东、李兴友、郭晓梅以及后来加入的刘冲几个志同道合的文友，一起创办了濑溪河文学社，我担任社长兼《濑溪河》主编。二十多年来，我始终坚持一边工作，一边写诗，一边读书，哪怕后来读本科、研究生和博士，哪怕工作岗位频繁的变动，哪怕工作再忙，都始终坚持了对诗歌的热爱，甚至为之付出也在所不惜。因为，我觉得业余时间，我不爱好看书和写点不管钱的诗歌之类的东西，就几乎找不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问：你出版过多少部诗集？还出版过其他类型的著作吗？你的代表作是什么？你认为一个诗人的代表作的特点主要有哪些，或者这些作品何以成为代表作？你认为拥有代表作是不是一个诗人获得艺术名声和艺术地位的基本条件？
答：到现在为止，我出版过五本诗集和三本其他文集：《走向那棵树》（1996年中国广播出版社）、《花朵还未走到秋天》（2002年中国文联出版社）、《走遍灵魂的千山万岭》（2005年人民日报出版社）、《蚂蚁之光》（中英对照.2006年环球文化出版社）、《穿越时间的纸张》（中英希对照，2009年环球文化出版社）；还出版过一本理论文集《为每个人服好务》（2005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和《花朵与回声——唐诗诗歌作品研讨会文集》（2003年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等。最近准备出版的诗集是《把村庄搬到纸上》和一部理论文集。目前，我正在办的一件事是，主编了《中国当代诗歌导读（1949—2009）》一书，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书目前网络上影响很大，发行也不错，这在当前已经是很不错的诗歌类的畅销书了。
要说代表作，说来很惭愧。因为在这个非诗歌的时代，诗歌英雄普遍缺乏的时代，谈诗歌代表作已经很让人无奈了。试问过去出名的诗人，他们现在还有那首诗可以称得上代表作？有许多诗人实际上现在写出的诗作水准已经远远超越了他(她)的代表作了，但是又有多少人还认为它是代表作？当然，我这样回答，肯定显得不讲道理！但这本身就是中国诗坛的现实。在一个大多数国人已经不关心诗歌的时代，你就是写出了被诗坛叫好的代表作，社会在多大程度上知道？又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和认可？
当然，如果硬要叫我选出自己的代表作，我认为早期是《姨婆》，后来是《唐诗居住的这座城市》，现在是《父亲有好多种病》。但不管怎么说，我至今没有写出代表作。
我认为代表作的特点是：艺术性+思想性+恰当的机遇。
有的诗人的作品尽管是代表作，但不等于是最优秀的作品，优秀作品也不一定是代表作，他必须在恰当时机出现，才可能成为代表作。应该说，今天写得出好诗的人远远超越了过去年代，但为什么出名的诗人的数量反而觉得不如过去？在这里说句与诗歌无关的话，可能更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个时代比过去年代的帝王将相能干的人多的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成不了帝王将相？哲学家说，机遇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只有有机遇且能够抓住机遇的人才会成功的。写诗，这个时代已经没有给诗人更多的表演机会，给了，也只是小圈子的自我娱乐。
当然，在一般意义上来说，代表作是一个诗人获得艺术名声和艺术地位的基本条件。但是，在这个时代，我们谈到某个诗人时，其实一般都只知道他的名字，也知道他写出了很多不错的诗篇。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代谈代表作，无异于要求和平年代要出战争英雄一样的不合时宜。

问：你刚才谈到了《中国当代诗歌导读（1949—2009）》这本书，我也参加了该书的编写，主要负责70年代作品的选择和评析。你最初是如何考虑到做这样一个选题的？能简单谈谈该书的大致情况吗？
答：首先感谢登科兄，你能够抽时间参与这本书的编选和撰写了上个世纪70年代诗歌的导读，你作为该书的副主编，参与了很多的编辑事务，给与了极大地帮助和积极的支持，我代表所有入选本书的诗人和导读文字的撰写者，在此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当时考虑编这部书，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个是我觉得当代诗歌发展到现在已经有60年光荣而不平凡的历史，在这60年中诞生了很多优秀的诗人和一大批优秀的诗歌，如何宣传总结，如何普及和推广，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受商业化的影响和冲击，整个文化艺术事业都蒙上了功利性色彩，凡是不能很好的带来经济效益的艺术，遭受冷落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新诗在当前尤其是备受国人冷漠。再加上社会普遍认为新诗读不懂，新诗真可谓是“门庭冷落车马稀”，一般读者主动阅读诗歌、关心诗歌的太少，针对社会的这种认识和看法，除了政府和有识之士主动采取有效的措施逐步扶持和帮助解决以外，诗歌界有必要在这种时候采取自救，有所作为。对于中国当代诗歌来说，就很有必要选一个60年的选本，但是单独选诗又不能够很好的解决一般读者读不懂的问题，所以我与有关的诗友商议，我们不是简单的选诗，还要对每首诗歌进行赏析，这样选本的独特性和艺术价值就会远远大于一个纯粹的诗歌选本。
二个是如何选稿和找到那么多人来写赏析文章是一个大的难题。当时，我在一个文友的鼓动下，刚刚在新浪开了博客，我就想试一试网络究竟能否帮我解决征稿的问题。没想到，网络真是一个神奇的世界。在很短的时间内，数十家诗歌网站都将我们的征稿启事贴出来了，各种投稿和推荐的稿件源源不断的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了我们的征稿邮箱。到征稿截止时间，有5千名以上的诗人、诗评家、诗歌爱好者，热心向我们推荐和投来上万首诗作，按照入选诗人一人一首，编委作品不入选的原则，我们经过严格的筛选，选出330余首诗作及其导读，请编委杨志学、杨矿、张智、胡亮、谭五昌、霍俊明，还有您和我，共同对初选出来的文本进行投票。凡是有一票否决的诗作，都不选入本书。所以，有已经由各位编委初选出的170余首诗作及其导读未能入选，比我们保留下来的160首诗作还要多，应该说每个编委都是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编选。
目前这本书已经在诗坛尤其是网络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提的是“史料性、艺术性、普及性”，不去主动提“权威性、公正性、探索性”，但是，现在的诗友和读者更认为这个选本具有后面的三个特性，这是我们想追求，但又不好提的“三性”。在此，我向所有关心支持该书的朋友们说声谢谢！

问：你认为你创作的高潮期是在什么时候？当时，重庆以及整个中国新诗的艺术发展情况如何？在你的创作时代，你的创作在整个重庆诗坛上处于什么水平和地位？你的诗歌在题材、主题和表达等方面的最突出特点是什么？
答：我好像还没有过创作高潮期。而且什么是高潮期？是以写出作品数量算吗？还是以发表的数量算？这个问题不严密。有的诗人一生也没写出多少诗篇？难道说他就没有高潮期？有的诗人一年能写出几百首诗篇，也不一定就是他的高潮期。
要说高潮期，我只能说现在。我2009年在《诗刊》、《星星》两个刊物上发表二三十首诗歌，我认为应该算高潮期了。这个时代，诗歌的数量大量的增加，诗歌的活动频繁的举办，尤其是网络诗歌的出现，既满足了人们写作的需要，也满足了人们发表作品的需要。随便走到哪个诗歌网站，甚至随便走到哪个博客，我们都会发现那里有着不少的新诗和古体诗词，尤其是新诗更是大大方方的出现在很多人的博客上。这是一个传统纸质诗歌和网络诗歌并存的时代，是传统意义上的诗人和网络上的诗人各展风采的时代，诗人有着广泛而自由的写作空间。
至于我个人的创作水平处于何种地位，我只能说，我处在一个比较恰当的位置，我写自己想写的诗歌。
我的诗歌题材重点在农村，反应农民、农村的现状，尤其是想为农民说些我能够说又想说的话。我追求的是深沉的情感和明亮的吟唱相结合的风格，追求语言的新鲜和弹性，注重诗歌的思想容量。

问：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农村题材的作品有一种先天的偏好，所以也就比较关注你的创作。在你的创作中，你是如何处理乡村文化与都市文明这对矛盾的？就你的了解，在当下的重庆和全国诗坛上，还有那些诗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答：我是农民的儿子，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有着深切的体验和感受。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在贫瘠而有限的土地上，靠农民辛辛苦苦劳动出来的粮食、蔬菜和畜禽肉食品等，养活了整个华夏民族。应该说，没有农业和农民，就没有我们这个国家。
但是，到了现在，整个中国在不断的前进，而广大的农村、农民、农业与过去相比没有多大的改变，与发达的工业和繁荣的商业相比，显得是那样的贫穷和落后。所以，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是：“我们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由此在乡村文化和城市文明上，就有巨大的差距。当然，这种差距，从政府层面来看，已经在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在促进城乡一体化，通过长期个努力实现城乡共繁荣。从短时间来看，这种差距还比较明显，城乡之间还有不少的冲突。我作为从农村出来，走进城市里的人，比一般的人更能感知到这种明显的差距和冲突。
在这样的时候，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看到社会上还有一种包括一部分作家、诗人在内的人群，把已经处在当今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作为嘲笑、讽刺的对象时，我心里就想：“回转去三代，你的祖上都是农民，你们在嘲讽农民，实际上就是在嘲讽你的祖先、嘲讽你自己”。你不能一边享受着“三农”的贡献，一边又对没有什么话语权的“三农”进行嘲讽，这样做人是会被人所不齿的。当然，农民中也确实有值得批判的愚昧和落后等等。这么多年，我对“三农”无法给与什么真正的帮助，也没有条件帮助他们改变一点什么，我就想靠自己的手中之笔为他们鼓与呼。我是一个从政的人，许多的话，又不能像体制外的朋友那样说的很深刻、很尖锐，但内心又想说，不说不痛快，说了没说好也不痛快。在这种情况下，正好诗歌这种体裁，他要求的是“人贵直，文贵曲”。由此，我为自己的这种思想和情感的状态，找到一种比较好的表达方式，那就是在诗歌中表达一种对“三农”的无限同情和有限的呼吁，同时竭尽所能的展示他们值得全社会尊重、重视的闪光的地方。
如此下来，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一个主要写乡村题材的诗人。著名诗评家吕进说我是臧克家式的诗人，我的诗给了他一个深深的感动。著名作家王明凯说：“唐诗的诗是一座村庄，读唐诗的诗就走进了唐诗村庄。唐诗的村庄，不仅仅是情感的村庄、语言的村庄、思想的村庄、意境的村庄，更是一种令人疼痛的村庄。”著名诗人杨然说：“唐诗在乡村有一副灵魂，城市有一个面孔”。著名诗人李钢说：“唐诗的诗是扎根在村庄的……唐诗是一位很有实力的诗人。”著名女诗人傅天琳说：“我是一个优秀的读者，一本书我会一页一页的读下去，我的习惯是读到好的句子，我就会折叠，唐诗的《走遍灵魂的千山万岭》我基本上折完了。读他的诗，我仿佛走进了一座缤纷的语言村庄和花园。他的意象、意境、语言都在为他的诗歌服务。”你登科的评价：“一提到唐诗，我们就会知道，他是一个关注农村、关注农民、关注城乡冲突的诗人。”著名诗评家张立群说：“舒缓的节奏、纯净的语言以及形象、性格的诗意捕捉，都在明丽、淡雅的乡村画卷上透露出特有的抒情气质。”奥地利诗人库特·F·斯瓦提克说：“他运用他的整个大脑带领我们，进入他的诗意的村庄——一个色彩斑斓、精于表达和微妙的世界，换句话说，就是独一无二的诗意世界。”俄罗斯著名诗人阿道夫P·斯维德柴可夫说：“唐诗建立一个充满真情的独特的诗歌的村庄。”等等。对于这些说法，我很乐于接受，我也喜欢这些评价。
至于重庆诗坛，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我还不太清楚。在全国做得好的诗人就比较多了。我知道的像湖南的江堤、彭国梁、陈惠芳，东北的宋海泉、何兆轮，河北的刘章、刘向东父子，四川的白连春、鲜知知，陕西的耿翔，江西的吴川梅，山东的黄河派诗人塞风、桑恒昌，贵州的李发模和甘肃的李老乡、高凯、梁积林等，都是在乡土诗中做出了突出成绩的。

问：你认为决定一个诗人创作实绩的元素主要有哪些？在你的创作过程中,主要受到那些诗人或者作家的影响或启发？你认为知识积累对于诗歌写作有什么影响？
答：任何一门艺术都需要才情。诗歌自然不能例外。决定诗人创作实绩的元素是：才情+生命体验（生活积累）+恰当的诗意表现。
我的诗歌创作主要受到国内外众多诗人和作家作品的影响。著名诗人华万里对我有一个十分诗意的描述：“在唐诗的诗里，李白、杜甫、李商隐无疑还活着；艾略特、聂鲁达、埃利蒂斯、帕斯捷尔纳克无疑还在诗行中走动。”在我的写作当中，给我很多帮助和指点的诗评家、诗人有雁翼、孙静轩、吕进、石天河、华万里。我十分感谢他们，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指点，我也许不会坚持到今天。
知识积累会使得自己的诗歌写作更清晰、更理性。一个没有多少知识积累的人，要想写出很好的诗篇，在当今这个时代，已经没有这种可能。在过去某个时代，有的人，没读多少书，更谈不上多少知识的积累，凭着一种十分良好的诗的感觉，也写出了好诗，这是有目共睹的现象，因为那样的时代是一个靠感觉就可以生活下去的时代。在当今这个时代，一个仅仅靠感觉而没有理性的思考还能生活得很好的人，我基本上还没有发现。

问：你认为读者的评价、学者的研究、作品进入教材和受到文学史的关注等对于一个诗人的成名是不是具有重要作用？你的作品在这些方面的情况如何？
答：当今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对诗歌的评价标准也比过去变得更为丰富和多样。所以读者的评价、学者的研究、作品进入教材和受到文学史的关注等只能说有一定的作用，谈不上重要作用。今天的网络比这几种方式给包括诗人在内的人们影响更大。
我的诗歌受到读者的评价，我不太清楚。从《诗刊》社、重庆市文联、重庆市作协、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和《世界诗人》等单位，联合分别为我举办的两次诗歌作品研讨会来看，学者和诗人的评价文章近100篇，在诗坛有一定的影响。诗歌《独自面对黑暗的路灯》于2005年入选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校通识教材《中国现当代诗歌鉴赏》课本。有200余首诗作翻译成了10余种文字，并在国外发表和获奖。

问：你认为地域文化对一个诗人的创作有多大影响？坚持相对恒定的题材和主题对诗人的成名有什么帮助吗？
答：鲁迅说过这样的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所以我认为，地域文化对一个诗人的创作要说有多大影响，就有多大影响。在这个涉及一个诗人创作根基的问题上，怎么说也不过分。现在很多人就是没有写作的根。缺乏写作根基的诗人，是难以长大的。坚持相对恒定的题材和主题对诗人的成名有长期的持久的帮助。

问：在艺术探索的过程中，你遇到的主要困扰有哪些？最终是如何解决的？
答：我遇到的主要困扰是怎样诗意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自己的体会和感受。最终是通过不断的学习、阅读和写作试验，才得以逐步有所好转，不敢说就把自己写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全部解决。解决了一个问题，可能在下次的写作中又会遇到新的问题。写作就是在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后不断的前进的过程。

问：你认为，重庆诗歌的整体水平在全国处于什么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你可以分时段来谈。
答：这个问题简单地说是说不清楚的，说出来也会有不少人会不满意的。但硬要说而且是说实话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整个重庆诗坛在全国处于中偏上的位次，但是，其中有少数诗人又在全国处于一流水平。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形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创作局面。诗人们大多是自生自灭的发展和写作。至今还没有一个组织将诗人们真正地组织起来，进行有益的诗歌探讨，更没有哪个部门将重庆的诗人进行宣传，我敢说，如果进行有效的宣传，重庆的一部分在全国拔尖的诗人，会比现在的影响更大。当然，诗歌写作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行为，任何一个组织要来做这件事情既是辛苦的，也是收效甚微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组织能够力所能及的把这件事做起来。

问：许多人认为，重庆是中国诗歌的重镇，你赞同这个说法吗？你认为一个地区成为诗歌重镇的基本要素应该有那些？重庆的诗歌是不是具有这些要素？
答：我觉得这个说法已经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可能曾经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重庆诗歌能够承受这个令重庆尤其是重庆诗歌界高兴的说法。现在，重庆的诗歌也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但没有别的省市进步快。比如甘肃省，不仅有多位诗人获得鲁迅文学奖，而且有一大批在全国很有影响很有实力的诗人，今天的重庆诗坛已经不能与之相比。
一个城市要成为诗歌重镇，我认为的基本要素应该是：
一批重量级的诗人+一批重量级的诗歌研究队伍+一个有影响的诗歌刊物+一系列重要的诗歌活动。
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只有以吕进为首的，加上蒋登科、熊辉、梁笑梅等组成的新诗研究队伍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其他方面，目前还有一定的差距。

问：你认为20世纪的重庆诗坛上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有那些，可以按照不同时期来分别罗列？
答：我认为20世纪应该说是一个值得重庆诗歌界骄傲的世纪。吴芳吉、何其芳、方敬、沙鸥、梁上泉、华万里、李钢、傅天琳等一大批诗人在全国都有重要影响。

问：你认为重庆诗歌创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如何解决？
答：各自为战，自求出路，没有合力，没有宣传，没有影响。只有到了有关方面认为该解决的时候才可能得到解决。否则，很难说得上解决。

问：有些诗人在创作时名声好像很大，但他停止创作后，其作品几乎没有人给予关注而逐渐销声匿迹，你认为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有哪些？你觉得你的创作是否会面临这样的情况？
答：这种情况肯定有，应该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诗人作品自身的问题，也有时代和环境变化的原因。这要针对具体的诗人可能说的更准确更有针对性。至于我自己，从来没想过不写了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诗歌的是与非，留待后人评说，有评也罢，无评也罢，评得好也罢，评得不好也罢，一切顺其自然。只有这样，才能既不因为某个人批评甚至是骂了自己而难过，也不会因为某个人表扬了自己而喜不自禁，当然更不会为没有人搭理而垂头丧气，因为本来就不写诗了，还在乎别人关不关注？就是我现在写诗，我也不在乎别人关不关注，因为我现在还想写，我写诗为了写出自己想写之诗，根本就不是为别人关不关注而写。如果还有人为别人关不关注而写诗，我认为这个人最好去当演员。演员必须在乎别人关不关注，诗人根本就没这个必要。诗人注定是个寂寞而孤独的爱好。我只能说是一种爱好，如果有谁要把写诗当成一种职业，那肯定是失败的居多，吃不起饭的居多。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解决不了，还奢谈什么写诗，实在是自找苦吃，我经常与诗友杨矿说的一句话是：“写诗只能当菜吃，不能当饭吃”就是这个意思。

问：在上世纪80年代，重庆诗人曾获得过全国新诗（诗集）奖，而开始评选鲁迅文学奖以来，重庆还没有一位诗人获奖，你认为这是艺术水平问题还是评奖规则问题？就你的了解，重庆的哪些诗人具有冲击鲁迅文学奖的实力或者潜力？你认为这种状况和诗歌重镇的名声是不是相协调的？
答：上个世纪80年代，不用说是至今为止重庆诗坛与诗歌重镇名实相符的时候。鲁迅文学奖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评奖是一回事，诗人能否获奖是另一回事。一般说来，一个诗人能否获奖，主要有艺术水平问题，当然也有评奖规则问题，对于诗人个人来说还有一个运气问题，或者说那个诗人的状况是否与评奖的一切都吻合的问题。我认为，获鲁迅文学奖的诗人，肯定都有他们各自的优势和特色，是优秀的诗人，但是我更要说，没获奖的诗人中一样有优秀的诗人。试想，李白、杜甫所在的唐朝没有诗歌评奖，他们一样是流传千古的大诗人。在那个时代，就是评奖，他们也不一定能够评得上。现在好像有一股为评奖而评奖的风气，这从社会和政府层面来说是对的。但是，如果一个诗人，在写作的时候，一心想着为获得鲁迅文学奖之类的而写作，我认为，这个诗人一般不会获奖，就是获奖了，也只能说是个偶然中的偶然。要说某个诗人必然获奖之类的话，我看只有自大狂和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才会这么说。
至于说重庆诗人中具有冲击鲁迅文学奖的实力或者潜力的诗人就多了：华万里、傅天琳、李元胜、杨矿、冉冉、冉仲景、王顺彬、谭明、何房子、唐力、金铃子、李海州等等。当然，也有我没说到的或者我所不知道的诗人，他们说不定那天就冒出来，得个诗歌大奖也是完全可能的。
目前，重庆已经不能再称之为诗歌重镇，只能说是有诗歌发展潜力的重镇。

问：有些诗人注重宣传，包括举行各种研讨会、在报刊上邀请名人撰写评论文章等，你认为这对于提高诗人的地位和影响是否有帮助？我知道你也举行过两次作品研讨会，而且我两次都参加了，两次都写了文章，我是觉得你的作品值得关注。因此，我这个问题是就普遍现象而言的，不是针对你。
答：这不一定。我自己也举办过两次研讨会，应该说有一定的影响，不一定会提高所谓的地位，因为影响和地位本身是有区别的。有的诗人从来没举办过研讨会，更没有请人写文章，但在读者心中，一样认为他是诗人。市场上叫卖声音最高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东西。同样，举行各种研讨会、在报刊上邀请名人撰写评论文章注重宣传的诗人，他的诗歌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有的诗人举办了研讨会或者请人写了评论文章后，还不如没这样作之前的影响好，在诗坛中也不乏其人。

问：你认为重庆诗歌要实现进一步发展，诗人、评论家和有关组织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你愿意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答：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多方面都要围绕“出人才、出作品、出精品”而努力，才能扭转重庆诗坛在全国的这种局面，才能谈得上重庆诗坛的发展。至于我自己，尽自己的力量，为重庆诗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相信，重庆这座大山大江的大城市，一定会诞生出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影响的大诗人、大评论家、大刊物、大品牌的诗歌活动。

问：谢谢你接受我的访谈。有些问题上，我和你的看法是一致的。通过这样的访谈，我对你的诗歌和诗歌观念有了更多的了解。这对我今后的研究工作肯定是有帮助的。
   答：但愿我的回答能够对你的研究有所帮助。
       祝您的这次访谈取得圆满成功！
       祝您的整个访谈能够为重庆乃至中国诗歌产生积极而有意义的影响！

李明利

当今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对诗歌的评价标准也比过去变得更为丰富和多样。所以读者的评价、学者的研究、作品进入教材和受到文学史的关注等只能说有一定的作用，谈不上重要作用。今天的网络比这几种方式给包括诗人在内的人们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