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是指证太阳下阴影的人
马启代
感受着、思考着,并真实地说出来。——这几乎是每一个可以称之为思想者和诗人的全部。这简单到无法再简单的程式,其实融合着一个人的禀赋、能力和勇气,是人类中那些扛住黑暗闸门的先知者的宿命。他们常常被冠以偏执、背叛者、被为之呼号的同类视为异端,成为主流场所和普通社会中的“瘟疫”,遭受漠视、误解、打压,甚至杀戮。但他们的精神闪电和人格气场是人类暗夜里的星辉,凝聚、弥漫,能量无穷。在与陈独秀和索尔仁尼琴对话的深夜,我一次次用心触摸着他们那深邃、火热的目光,那被灼见卓识和人性良知照亮的孤独,承受着不断被雷电击中的幸福眩晕。就如今夜,在四周充满“皆大欢喜”和“张灯结彩”的娱乐氛围里,在美丽的母语被谱写成苍蝇赞美盛会的时刻,在曾经英雄遍地的土地上却把螺丝钉和小蜜蜂倡导为潮流的幻影里,事实上,阿宝、二妮都只是被改写的草根符号,而诗的声音是缺席的。在人人写诗的时代,已难见诗人的身影。这无边的悲凉,我在少年时代死啃鲁迅的文字时已被深度感染。
相对于陈独秀们那个风起云涌、智者际会的混乱年代,相对于俄罗斯那片广袤、寒冷的土地,我们热气腾腾、喜气洋洋的大陆上,文人的精神底色今日犹显孱弱、苍白。一个莫言的诺奖无法提升当代文学的重量,那些自以为浪得大名的诗人、评论家沾沾自喜于手艺的精湛和圈子内的欢呼,披着大师和嬉皮士的外衣,文字中却生满奴颜媚骨。这是文学缺钙的年代,多少人被洗脑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却被精英者定义为常规化时代,其所谓的证据则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与世界潮流相一致。呜呼,什么才是真正的世界潮流?难怪耿立先生在《蔡公时:一个悲慨的背影》中写到:快百年了,这个民族还在低档次上徘徊,是谁说过这样的话:底层还是义和团,食肉者还是慈溪太后。时光如水,清末民初那些具有铮铮傲骨和凛凛尊严的知识分子也早已是昨日黄花。李国文先生在《从胡适拜谒溥仪说起》中惊叹:“中国文人,不用招呼,很容易地就蚁附于权力周围;不用张罗,很迅速地就麇集于长官身边。” 这无尽的悲哀,使我的眉头无法绽放欢欣鼓舞的笑颜。
雪莱说:“诗人是世界上未被承认的立法者”,索尔仁尼琴在小说《第一圈》中认为:“一个国家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就像有了第二个政府”。这是多么伟大,又是多么尴尬的存在,正如卡夫卡《地洞》里的鼹鼠,感应着最隐秘的真相,也像我诗中的蚯蚓,哪怕在黑暗里,也要坚持歌唱。是什么支撑着诗人的信仰?又是什么让物质主义的列车在精神矮化、道德沦落的红尘中奔腾?如索尔仁尼琴们,当被捕成为忏悔和获得神启的契机,当铁窗成为一个作家全部书写的起点,对时代的质疑、批评和大胆地表达难道不是最宝贵的爱吗?这爱因与独立、自由的思考相连难道不是最需要的悲悯吗?我说,灾难让我学会了把依附在灵魂上的业障变成诗,因此,“我来坐监,是上帝发的福利”。所以,我不会轻易地欢呼,我知道,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的第一段所写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这广为流传的话,是否有人真正感受到其中深奥的思想力?
我不欢呼,因为这还是一个被删帖的时代,还是一个瓜农和小贩提心吊胆的时代,还是一个引爆自己也不能求得公正的时代,还是一个官员财产不公开的时代,是一个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的时代,是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都分三六九等的时代,是执法者可以傲慢无耻地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时代,是一个可以靠权力、武力和谎言掩饰真相的时代,是一个雾霾浓重,空气、流水、土地、语言都遭受污染的时代……,而这一切,仅仅都是表象。我们期待的政治可以是美好的,权力本身并不具有天然的邪恶性,对美好政治的追求就是我们对生活的向往,它与对艺术的追求本身也没有相悖的地方。布罗茨基说:“诗与帝国对立”,那是指“帝国”而言。我所倡导的“为良心写作”作为对文人良知精神的唤醒,也不过是对文化犬儒、灵魂侏儒的警惕。我亲眼亲历着的事实让我坚信,诗歌的书写应从大地上开始,绝不能写下伪饰的文字,绝不能给任何专制权力妆点花纹。人们当然可以选择为每一天的阳光鼓掌,但同时应允许有人指证阳光下的阴影。陈寅恪云:“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在这特殊的时代,该我们承受的,我们,愿意领受诗人桂冠的人,难道能轻言放弃?
2013年1月31日,甲午年正月初一
为良心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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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启代发出的特殊的《新年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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