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造山运动”的黑族诗群\ 张嘉谚

阿索拉毅

              走向“造山运动”的黑族诗群
              张嘉谚

               开场白
　　一股诗潮在我身边出现，喧响在友人发星寄给我的民刊《独立》与《彝风》上，已经多年。每次我总是匆匆一瞥，不置一辞，包括他集结公开出版的《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甚至01年就在他的宅居写作评《此岸》诗写力量那篇长文，我都回避了对现代彝诗的直接评论。借口是不了解；其实是漠视而没去了解。好在发星从不勉强于人，我也就心安理得。现在，当阿索拉毅通知我他已编就彝族现代诗人的《全集》！这才猛然感到，我多年来对彝族现代诗的冷漠是何等的愚钝呵！我让拉毅将其尚未编就的《中国彝族现代诗论全辑》也发给我，又悉数将发星寄我的《独立》全摆出来，这些天集中阅读，越读越震憾，越读越惭愧。原来已有那么多诗界名角与评论界新锐早就在认真关注彝诗，评论彝诗。我既失先机，又长久置若罔闻，现在只有短短的时限，还能写什么呢？这可不是仅看文本表面就可以信手动笔的呵。好几天我几乎陷入绝望！然而已经承诺了拉毅的约请，总得兑现不是？不管怎样，先写再说；天晓得，我此刻的勉强状态，能写出些什么东西……
　　出于个体差异，从小眼睛不好，选择了诗，以为文字少，可以节省眼力。没想到读诗及与诗相关的文字量丝毫也不比读其他逊色！高度近视加上老眼昏花，已经成为阅读的大敌，成了写作的头等障碍。而今退休了几年，更与“读”和“写”日渐远离。然而面对一个就在身边喧嚷不息的诗群，一大堆读不胜读的作品，赞赏一种难得的势头，总该是义不容辞的，无论是义务，还是责任。至于“使命”，已不敢揽在身上，那是属于意气风发的年轻一代了。
夷蛮现代诗的“造山运动”
　　由吉狄马加引动，阿库乌雾等一批骁将跟进，发星安营扎寨为之鼓吹并长年进行招兵买马式的集训演练，经过三十余年的生长聚合——岂止“十年生聚”！由大小凉山千沟万壑汹涌出数百位诗人来，终于在阿索拉毅这里，形成群起咆哮的《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我将这一“地域写作”独特的诗写现象，视为“夷蛮现代诗写的造山运动”。称其为“诗歌运动”，这只是个人角度的观感。笔者在04—06年期间天天涉网，发现中国“低性写作”已成普遍现象，曾写过《“低诗歌运动”——试看网络话语革命的前潮》一文，为防止低性写作过度“嗜丑”指出应当“语言净化”以免败坏诗风；进而提出“诗性正治”的诗学主张并激情参与，作过一段认真的跟踪评述。期间的经验与教训，可成为笔者此刻对照彝族现代诗写现象的一种依据。视之为“运动”，有某种客观的指标，其根本却在人为主动地推行。阿索拉毅集结《全集》文本的洋洋大观，已然将客观指标呈现了出来；如若没有发星等推手的齐心协力，彝族现代诗则不会有如今声势赫赫之格局。
　　任何事物的产生，无不是“因缘聚合”的结果。缘聚则生，缘散则灭。产生这一彝族现代诗群的种种特殊“因缘”（发生的必具条件，因素等等），“地域写作”倡导者发星先生一直在《独立》、《彝风》上不遗余力地总结，梳理；后继者阿索拉毅、麦吉作体、沙辉等人，仍在继续予以诠释和解说。对这一未可小窥的“边缘民族现代诗群”，已有诗人发星与新锐批评家姚新勇足够份量的长篇评说。诗歌写作，评论跟踪与理论建设，这三者的同步并举，即使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亦十分难得。这不是哪个诗群、哪个流派都能具备的。彝族现代诗写成为运动形态，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将视野再放大些，实际上中国大陆已经兴起更大范围的“边缘民族现代诗潮”。2009年发星在《独立》第15卷推出《中国边缘民族现代诗大展》，已让人初步领受了它正在兴发奔腾的喧嚣。我们当然期望，这场更大的边缘民族现代诗潮出现更多的推手与弄潮儿。毕竟，现代文明全球化对原乡文化的霸道性迫压，现代化负面阴影的吞噬性威胁，边缘民族感受之痛切成倍超过了汉民族！但要其他边缘民族统统像彝族现代诗写一样形成规模，也许因缘会突然具足，也许只是奢望。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对眼前这一“夷蛮现代诗的造山运动”刮目相看！
　　在夷蛮现代诗写的掀波激浪中，诗人风云际会，似乎层出不穷，好一片令人惊异的诗写风景！
　　这是一场奇特的现代诗歌“造山运动”……
　　这是大中华精神生态树的新枝勃发！
诠释几个词
　　这里须先诠释几个词：
　　夷蛮——为何用“夷”取代“彝”，用“夷蛮”取代“蛮夷”？
　　1、恢复一种历史感。“夷”是中国古代对边缘民族的一贯称呼，而“彝”仅是1949年之后共和国按毛的旨意所作的改变。而今虽然通行，却有擅自割断历史之嫌。只有“夷”的称谓，方能通向一个古老族群的足迹与史脉。采用“夷蛮”一语，一望而知是对历史感的恢复。
　　２、消解某种歧视性与侮辱性。对夷族同胞，似乎一向有“蛮夷”之称，其中便含有对夷胞主体的侮辱。本文变“蛮夷”为“夷蛮”，看起来不过是简单的词序倒转，却将对于夷胞主体的侮辱彻底颠覆！改换为“蛮”，即是对其主体原生野性与原始特性的赞扬！
　　３、出于诗性的考虑。在笔者看来，“夷蛮”蕴含的原始野性与原乡特性，在全球标准化势图取代一切原生态的图景中，无疑更具诗性意味。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禁不住要采用“夷蛮”这个词。
　　造山运动——不是愚公率领一个家族的“移山活动”，而是一个族群因众多机缘而参与的“造山运动”。“造”是创造，什么“山”？“独立不倚的精神山脉”；所谓“运动”者，势在与时下全球性的人性异化之风气抗衡！
　　大中华——强调夷人与汉人居住在同一块大陆，有着共同的祖先与同一个祖国，有着族群历史变迁的互生共渗性与陷身全球化语境中命运的同根共荣性。可谓一树分杈，同体连枝，折断骨头连着筋。
　　精神生态——既非社会生态也非自然生态，而是关乎种族心灵层面和民众自在生活的有序状态，它以生存姿态的良性和生命状态的优性为特征，并由此产生民族古树复苏转型的生机与创造活力。
“因缘聚合”之比较
　　彝族现代诗运动云蒸霞蔚，方兴未艾，咄咄逼人！这场“造山运动”，有着天机般的“因缘聚合”——
　　“造山运动”之天时与地利，发星等人已作过很多切实周详的探讨，本文只作提示，便已经足够。
　　天时：全球化激起的反弹，大中华文化复兴的期待，中国经济力量雄视世界急需文化软实力跟进等等，成为彝族现代诗应运而生的广阔背景；
　　地利：夹在中西文化冲突之间，这块中国大陆南部高原的群山裂谷，成为多种文化激流冲撞回旋混交的飞地；
　　人和：团伙的数量并不等于运动的效能。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造山运动”并不取决于阵营的庞大。成办一桩事业的队伍，最关键的是必须具备最恰当的才器组合——这一条，黑族现代诗歌运动领军人之间自然形成的最佳结构，环视全国，可谓绝无仅有！
　　如果视夷蛮现代诗运动为某种“诗潮”，不妨与“中国低诗潮”作比较。后者涵括了低诗歌写作的四大范围：一、书写者“下体之低”的“性与生殖乃至排泄”本能的“低性写作”；二、诗写社会“底层之低”的“打工写作”、“平民写作”、“俗世此在写作”；三、诗写自然“大地之低”（生态的毁破与糟践）的“生态写作”；四、诗写人的“内心之低”（崇低观念、肮脏、丑恶、卑劣等“内心糜烂”）的“审丑写作”。从涉及范围与诗人类别看，“中国低诗潮”似乎大得多，类别也杂得多。然而“低诗歌”写作的四种向度彼此脱节（如“生态写作”、“打工写作”等各自独走一路）；甚至相互凶猛攻击（如“下半身”与“垃圾派”）；有些派别（如“垃圾派”）内部相互指责导致恶斗分裂。中国“低诗歌运动”则因杨春光的英年早逝而突然失去最强劲的推力，其他没有谁能扛起总体运动的大旗。由此可知，对于一个诗潮的开展，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内部应彼此响应与融和，一是领军人要强势与大度。特别是对于“运动”来讲，领军人物尤其关键！主将或旗手的个人品格示范将决定运动的成败。老象有多年参与各种运动的经历与各种诗人交往的阅历，才特别欣赏夷蛮现代诗运动中各种角色搭配的恰当，有如天造地设。
试看最佳才器组合
　　如果说，“天时”与“地利”还可对应更多的种群更多的地域，那么在“人和”上的机缘巧合，可说当今非夷蛮诗群莫属。
　　先是吉狄马加从中国大西南的凉山腹地如神鹰似的凌空而起，翱翔高天旋绕沧海，他那鹰眼的辽阔俯瞰全球，他那双翅的舒展自如自在，他的鹰迹划过这颗蔚蓝星球的长空，然而其鹰影却久久地在中国大陆南高原的大小凉山上空盘旋——犹如夷蛮现代诗的“精灵”，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造山运动”中，吉狄马加的使命是“唤醒”！
　　随即出场的阿库乌雾给我沉实而又迅捷的印象。相比于直冲云天的吉狄马加，阿库乌雾是展开铁蹄奔走四方的黑骏马。其蹄迹依然延及域外，然其神迹又常常隐匿于学院高墙之内，不断咀嚼与消化学术草料，为即将涌动的彝族现代诗运动提供补身壮骨的资粮：或是高飞远翔的视镜，或是长途奔驰的饮食；使这支劲头十足的彝诗大军，不至于欲飞无力，欲奔无能！可见阿库乌雾与吉狄马加遥相呼应，他的任务是“库藏供给”，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造山运动”中，阿库乌雾的使命是总后勤似的“供需”！此种角色对于彝诗，当然意义重大。
　　很快，作为“造山运动”诺大诗群的“推动者”——发星出现了。下文我还会多费些手笔，谈谈这位外形酷似独裁者本拉登的大胡子，诗心纯如婴孩的融气混血者。“发星”这名儿，最直接又神奇的寓意莫不就是“发现诗星”，发掘诗才，发展诗群，催发诗潮，激发诗的运动？！从发现诗星起，到发展为星河灿烂的诗群！发起一场彝族现代诗写的“造山运动”，“发星”的使命，早已为上天指认：发现—发掘—发展——诗星！他仿佛是教练，随时随地在研发教案，编撰教材。他将自身自觉地融入大小凉山彝族之体；这位外籍教练，早被黑族诗人视为同一血缘的族人。他黑须黑发，精通诗性训练，他目光长远，善于整合各种资源；他无私大度，为民间与边缘诗歌真诚奉献而忘我全副投入；他意志坚定，认定自己天生使命绝不动摇；他目力敏锐，一旦发现诗才便不遗余力喂养扶植；他富于激情地催发诗歌的新生力量而精力充沛，不知疲倦；他信念单纯，直觉透亮，凡不合诗性认定标准者，他一概摒弃，即使扯痛自己的血肉神经，亦在所不惜！他为彝族现代诗的出场亮相出演了一个天使般的角色，可遇而不可求。当今彝诗的迅猛崛起，发星的功不可没已为世所公认。
　　“周发星”，其使命莫不是要周全、周到地发动一场边缘民族现代诗写群星璀灿般的星光运动！！
　　然而，要完成史无前例的“造山运动”，必得有挂帅之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何况是为一个迅猛崛起的诗歌群体明确一位帅才！这位主帅，多年来似乎并不明确，发星的角色，我看只是暂代没出场的主帅执掌大印而已。主帅的出场，应另具一番气象。而今夷蛮诗群骁将如云，谁才是够格引领黑族造山运动的主帅？直到《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将黑族大军按阵布列，军容严整意气风发，人们终于看到，一位年轻有为的少帅——阿索拉毅终于气宇轩昂地上场！
　　阿索拉毅，这位瘦黑高挑的诗性英才，莫不也是专为彝族现代诗的兴盛带着特殊使命而来？
　　阿索拉毅被称为“夷虎”，自然带了一股“王者气概”！
　　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写作与运作两个方面显露了不凡身手。
　　阿索拉毅体蕴多重混血气质：古与今（前世与今生）；巫与灵；蛮与秀；野与良；多种混交优势集于一身：他出身的峨边，恰在佛教名山峨嵋山之旁；这里汉地与彝域交接，大山（大小凉山）与急流（大渡河）交汇；名满天下之边缘；巴蜀文化之僻地；三星堆远遗之现代隐迹；体制内公职与体制外思维；他对“一点爱”慈善活动的操办不遗余力与诗文写作往往有如决堤之水！可谓善行与灵性并重，爱心与才华同行；他激情狂野而又不失其清明的智性，诗情汹涌亦能静研学术；他胸怀高、远、广、阔，势在大容量地整合彝军；他立足“此岸”，目光刺透现世的污浊与腐毒，其灵识势将遥向终极之境域；同时他的两手则实实切切的从事运作与操盘，比如建立第一座民间彝族现代诗歌资料馆……
　　将阿索拉毅的诗歌与评论写作，简单地说成“审美”是容易的。然而，拉毅的写作活动与汉地诗人相比有何区别呢？我以为，将拉毅诗写表现的“野性”与“狂蛮”，视之为“审野”或“审蛮”，更能准确表明其诗性写作特征。
　　——如此品格、胸襟与本色血气，如此强旺的诗创力，视之为主帅、主统操盘手，当今彝域，舍毅其谁？
　　
　　紧随阿索拉毅身后，出现了麦吉作体与沙辉，两员跃马挺枪的青年，英气勃勃的前锋。
　　将麦吉作体与沙辉视为当下夷蛮现代诗运动的前锋式骁将，在笔者的认知里，这两位青年俊彦同样具有突出于其他彝诗人的综合性品质。一是多面性，既有诗人天赋又有评论素质与理论潜质；且理想高远目光四射，其思考与关注视野并不仅限于诗歌写作，这当然难能可贵！两位俊杰都富于诗性才华与灵气，当然两人也有差异，我感觉麦吉作体似乎更显轻灵，沙辉则更显沉实。在同样的锐性进取位势中，两人已形成某种微妙的互补呼应性。
　　
　　笔者所举以上诗人，他们俱身佩共同的徽章：使命！强烈的使命意识；强壮的创造意识；强旺的书写激情；强悍的个性特征等等，成为其不可摇撼的共性。除先驱者吉狄马加以“融和”的形态高高远引而外，其余这些人无一不是诗写与评论甚至理论并举，实力强劲。
　　在老象眼里，当今夷蛮现代诗造山运动由这些人领头，呈现的是这么一幅角色图景
——
　　吉狄马加——诗性精神先驱、高飞远翥的精灵似的导引；
　　阿库乌雾——后勤、总务、粮库，切切实实地保障供需；
　　周发星——教官或教练，培训校长，不遗余力地招兵买马；
　　阿索拉毅——由干将而升任主帅，坐镇中军挥师挺进，攻城掠地；
　　麦吉作体与沙辉——两员生猛前锋，随时应命召唤，冲锋陷阵……
　　
　　　此外，这支夷蛮诗写大军可谓战将如云。各种征战角色十分壮观：由阿索拉毅布阵的彝魂系、彝骨系、彝巫系、彝虎系、彝神系、彝雷系、彝经系、彝豹系、彝徵系、彝雪系、彝狼系等138位诗人，包括女营、新锐青年军等在内应有尽有。可视为彝军久历战阵或驰骋沙场立下赫赫功绩的一批马步兵头领与悍将！他们旗帜鲜明，同仇敌忾，极浓的氛围，极韧的纽带，极亲的认同感，极强的凝聚力，势必充满强盛的写作斗志与攻城拔地的诗写雄心与野心！
　　更令人激赏的是这支彝军的如下品质：
　　没有任何在汉地诗人团体中屡见不鲜的互相扯皮，派系内部的话语权之争与派别之间的詈骂恶斗，没有诗人相互之间怒气冲冲的争吵与不和等等迹象，由此可免这支彝诗队伍产生分裂的悲剧。这样才能不断造势，成就“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胜景！这才是最基本的保障。在汉地最难揉拢的诗人集团，在彝诗人这里只见其互相热情的真诚赞赏，虽然有时也似乎有过分自吹自擂之嫌，比方“如雷贯耳”之说，可为戏言，未可当真。
　　没有这种种人才聚焦的机缘巧合，如此独立边缘的民族现代诗造山运动数十年持续不息是难以想象的。这的确如中国古圣贤孟子所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将天地人三者集于一体的夷蛮现代诗造山运动，可谓旷古而未有。
“造山运动”的几个问题
　　爱诗者老象几十年和诗人的不解之缘与对诗歌江湖的观察，对诗性精神的思考寻求，加上全力参与“低诗歌运动”所获得的实切体会，不妨在这里就几个问题谈点儿个人性看法，以供黑族诗友们参考。
优势与不足
　　骤然与勃然兴盛的黑族现代诗写面对，汉地主流诗歌是否感到脸色刷地煞白，似乎为自己失去宝贵的原生创发性而自惭形秽！
　　无可讳言，当下汉语主流诗写多是疲软、乏力、小家子气，即便看热闹非凡的网络诗泻，也少见强骨与血性。
　　当然，相形于彝域诗写显得疲软，并非意味着汉地诗人中已绝然没有大根器大资质的天才个体隐藏。仅笔者十分有限的知晓，即使从气度、骨质与血性等资质较量，60后的徐慢，70后的朵渔，80后、90后或已崭露头角或蓄势待发的诗才更加难以测度：郑小琼、王藏、丁成、税剑、雷迅……等，都有令人赞叹的诗性品格，彝诗仅仅靠原生创发性的优势，与以上选手竞赛，未必一定胜算在握。
　　如果说，郑小琼汹涌澎湃的诗性表现获益于金斯帕格的嚎叫式示范，拉丁美洲诗人聂鲁达、帕斯，黑非洲总统诗人桑戈尔那一种激情浩荡的诗性精神，也许最令黑族同胞吉狄马加、阿索拉毅、沙辉、麦吉作体等优秀诗人倾心。这是耐人寻味的，其中隐藏着边缘民族寻觅同道的认同感不言而喻。这种认同非比寻常，以此抵抗主流话语的意向相当微妙，我似乎从中隐隐感到桑戈尔似的王者风范已给当今黑族诗人注入了野心勃勃的强心剂，一种标高性的诗性影响。
　　
　　然而在老象看来，当下大多数夷族诗人先锋写作的心量还不够大，所谓“心量”，这里说的是大处着眼的“精神容量”。“大”不是仅指一般占据空间的物性体积，更是指向并不占据空间而又充满虚空的气量或场域，那种蕴含十方时空直逼无穷与无限的远、厚、高、广。退而求其次，亦应放眼过去未来前后千万年，胸怀世界各域，放眼人类走向，如同上世纪初中国现代先锋诗的开创者，青年郭沫若那样放言：“东—西—南—北—去—来—今，一切的一切，请了！请了！”
　　关注其他民族的生存苦难与和平，关爱全球各类生命与生灵，更是当今现代诗人的必备胸襟。世界眼光，众生情怀，普适价值等等，这些现代意识在当下的黑族诗写中，只见吉狄马加等极少的诗人予以表现，至今少见有其他诗人自觉跟进。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当然，有了这类意识未必就等于能将这种意识给予表现，所谓“熟知并非真知”即指这种情形；要不落空疏地“体现”上述意识，必须心中真正涌起痛切之感！后起的夷族诗人如果没有这种意识或压根儿就对这类意识视而不见，那才是最可悲的。
　　夷族先锋诗人之诗歌与诗论作品还显得较为“粗糙”与“粗率”。尤其是评论与文论较为明显，学养不足，功底不厚，知识构成有所欠缺，语言文字的训练亦尚欠火候——这包括发星、拉毅、沙辉、麦吉作体等中青年评论家——在这个意义上，阿库乌雾一类诗人显示的学养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往回走——未必是可取之路
　　由于对夷族现代诗关注不够的欠债感，这些天我一直在浏览夷族诗人的诗作，同时，我也参读彝族现代诗的诸多评论，逐渐听出这场群体狂欢对于“原始”、“原性”、“原根”、“原生态”、“原住民”、“原汁原味”等等的强调，其欢呼声已显其“一边倒”意向。
　　作为一个此刻将注意力认真转到“彝族现代诗写作现象”的旁观者，老象虽然为之高兴但并不想跟着附和。反而要在此说几句不协和之音。
　　　是强调“文化寻根”，意图驻守“永远的家园”吗？——此刻在我心中，竟然浮现出杨炼的一句诗——“那座我回不去的老房子，你也回不去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地域与族群难以割舍的文化眷念，使当今彝族现代诗写对大小凉山、乌蒙山、哀牢山、金沙江、红河两岸的故土山水与族群命运倾注了深切关爱，表现出对于现实变迁的强烈焦灼，这当然必要也是很正常的。但若仅仅自我叹赏和强调原族特色，而忘记更大更广的视域，这样的族群视角难免又成为某种限制。在此不妨提示博尔赫斯一个说法：他认为强调文学书写民族特点、地方色彩，才显阿根廷特色的观点，恰恰是一种新的迷信。这种似乎是在推崇阿根廷的民粹主义观点，却使诗人们写作囿于地方性题材，仿佛阿根廷人只能谈论郊区牧场而不能描写宇宙似的。以下，博尔赫斯语出惊人：我们的传统就是全部西方文化，我们有权拥有这种传统。甚至比这个或那个西方国家的居民有更大的权利。[ 参见博尔赫斯《阿根廷作家及其传统》一文；]
　　地域，决非限制视野的围栏，例如吉狄马加立足在中国南部高原，并未妨碍他的诗歌表现人类关怀与世界视野；他大量阅读世界著名诗人的作品时，特别注意研究普希金，帕斯，秦戈尔、巴列霍，聂鲁达，洛尔迦，阿米亥，赛费尔特，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桑戈尔，艾特玛托夫等大师级诗人与大作家突破地域限制而注意表现对人性的探测寻思与对人类的关爱期待[ 参见吉狄马加：《一个彝人的梦想》；这是一篇值得彝族现代诗人咀嚼的文章； ]。如果多有几个黑族诗人具有博尔赫斯似的气魄，或如吉狄马加一样，那么当今彝族现代诗的写作就将是另一番气象了。
　　从发星到阿索拉毅，直到新崛起的沙辉等青年诗人，我感觉他们似乎在不约而同地背向“打破封闭”的现代开放精神与诗性视域，而使吉狄马加高飞远举性的先驱突击成为绝唱而显得形单影只。好不容易有如此之高的诗性起点，却不注意继承跟进而掉头另觅他途，却美其名曰“以示区别”！作为领军人，并且掌握着相当的理论阐释话语权力，如果不能调协好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域，寻根与开放，种族与人类，原根性与普适性，审美与审丑等问题之间的弹性与张力，就有可能对夷蛮现代诗写的“造山运动”在根本方向上产生误导——老象此话是否有些危言耸听了？
彝族现代诗群有否可能产生大诗人？
　　中国大陆从八十年代就开始对大诗人的呼唤，至今回应渺然。而今，中国伟大诗人出场的时机与诸般因缘，是否具足了？
　　一般说来，天才的产生需要相当苛刻的条件，而对于大诗人即时代巨子的产生，无疑更为苛刻。从通常的意义看，不妨举出如下一些因素：
　　首先要求天赋特强！特强的“天赋”可以说是天才人物最核心的条件和前提。它大致包涵了以下几个方面：
　　1、极强的记忆力，感知力（极度的生活敏感，诗性敏感与极度的语言敏感与认知）；
　　2、极强的辨识力（“辩”包含了“思辨”，“识”即非常重要也很关键的“识见”），更须想象力强大，上乘的直觉与悟性等；且不乏强壮的体力与过人的精力，更有超强的综合力或消化力——特别是遇上如今这个巨量信息的网络时代。
　　3、旺盛的激情创造欲，极强的形式感与语感驾驭；对各种写作诀窍的无师自通与对于艺术形式的创新活力；等等。
　　以上这些因素的具备，可遇而不可求，只能期待“上天的恩典”。所谓“上天的恩典”，不仅指上述天赋，还包括以下方面的“巧遇”式安排：

　　1、生逢其时：恰好遇上天才生长最有利的时段；
　　2、生逢其地：该地方历史文化土壤厚实，容易获得师、亲、友的助力与推力（包括来自反向式的阻力与游历中所遇的助力与推力。）
　　3、社会的眷顾。种种机会与条件（因缘）总会巧落其身（亦包括必要的磨难与阻力）；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还要加上个人后天的如下努力：
　　1、深厚而宽阔的学养与合格协调的认知结构。能够做到“转益多师”，善于学习各种手法与技巧；
　　2、人生经验的丰足。多种多面的生活体验，特别是底层生活切身体验的滋养；
　　3、对终极关怀的执着；对宇宙对人生对精神对诗性对语言等多重“本体”的思悟；
　　最后，还要求天才人物具备应对内与外两个方面的抵抗力，即不至于因生存压力而无法挺腰；不会穷于应酬世俗的琐事与交际，更不会无法应对自身的恶习而影响其创造使命的完成！

　　这最后一条是老象数十年人生亲阅与思考所得，特地指出它，是发现不少准天才要么因自身抗体不够壮实而被恶劣的生存与生活境遇所“埋没”，要么缺乏必须的强大自制力无力克服伴随自身形成的劣质习性而终于自行“淘汰”。堪为痛心！

　　按照尼采的观点，“人类必须为创造孤独的伟大人物不停地工作——这一点而不是别的什么，才是历史的任务。”[ 参见勃兰兑斯著《尼采》一书；]勃兰兑斯发挥尼采这一观点时说，只有当某一群体中所有的人都在为个别伟大人物的出现而不断工作，并且所有的人都在追随这些伟大人物时，我们才算是进入了一种文化状态。[ 参见勃兰兑斯著《尼采》一书；]。
　　暂且放下大陆汉诗这一块，日后有机缘再论及。现在咱们看看眼下的彝族现代诗。
　　如果不是特例，当下彝族现代诗群要推出世所公认的大诗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伟大的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认为，“天才们好像只能从三千或四千万人中分馏出来。挪威的易卜生，比利时的梅特林克和凡尔哈伦等等，都是一些例外。为了他们的出现，这些小集群已经为文化贡献了自己的最大力量。”[ 参见勃兰兑斯著《尼采》一书；]从产生大诗人所需的土层厚度看，不仅黑族诗人的数量太少！就是整个七百万彝族作为土层也嫌单薄了些。
　　然而如果将全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作为背景与土壤，那就绰绰有余了。我想这个提示，对夷蛮现代诗运动能否产生大诗人，应该是最有启示的了。
夷族诗性土壤及其资源
    人数当然不能说成是产生大师与大诗人的决定条件，吉狄马加就研究过，为什么前苏联一个只有400多万人口的小小加盟共和国，却出了一个继肖洛霍夫之后与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哈萨克作家艾玛埃佐夫等齐名，并且广为影响世界的大作家——艾特马托夫？[ 参见吉狄马加：《一个彝人的梦想》；]
　　那么，我们现在也看看当今中国大小凉山的黑族诗人究竟拥有什么样的土壤与资源，得以生长诗才特别是产生大诗人的。笔者粗略拔算了一番，列出如下八个因素：

　　1、种族的历史文化富于诗性（这一条言说太多，不赘）；
　　2、夷族的土地和天空，山川、河流、森林、草场等亦充满诗性；
　　3、七百万原住民并未丧失诗性感受，保留着对诗与诗人的喜爱；
　　4、大小凉山地区各级领导对彝文化的重视（包括对诗人的尊重，对办刊者的宽和与对写诗者的扶持）；
　　5、先驱诗人吉狄马加的精神标引；
　　6、学者诗人阿库乌雾式的学术后援；
　　7、天赐诗人周发星组织、训练的推波助澜；
　　8、当今汉地诗人种种现代性与先锋探索的累积。

　　除了最后一条，前述七条都为夷蛮现代诗人独自拥有。由此反衬出汉地诗写的悲哀。
　　对以上5、6、7条，笔者不妨再加阐释。
吉狄马加的精神标引
　　吉狄马加不仅是夷族现代诗写作毫无争议的先驱者，也是夷蛮现代诗运动当之无愧的灵魂。
　　虽未全部读罢吉狄马加的所有诗作，我却想在这里用几个字：远、阔、深、高、纯、化”来概括吉狄马加的诗性精神。
　　远——飞得远，他的诗性神迹，径直腾空而起越过汉地大陆而俯瞰全球，霎那间已捕捉到与人类心灵对话的共通言语。看得远，从空间性上，他极目远眺全球边缘民族与其他族群的生存状态，用以对照自身民族，由此获得共同命运的价值参数；从时间性上，他将个体死亡与族群的精神传承联系了起来，表现了一种生命与人生价值的终极关怀。他一双鹰眼始终目光四射，在浩大的时空纵横，如《回望二十一世纪》，书写的即是全球百年的沧桑苦难。
　　阔——他从地域起飞，却面向全球与世界，这种两步并作一步跨越国界的诗写姿态，其令人惊奇之处在于，即使在当今汉语诗人中也十分罕见！即使在富于理想激情的80年代诗潮语境中，吉狄马加的眼界与诗迹也罕有其匹。那时，除了极为个别的诗人如黄翔具有宏阔的星球视野与超越世俗政治超越平面诗写的终极探寻，绝大多数汉地诗人无不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层层圈禁，或被诱惑于所谓的语言探索，故难以让他域之人感动，乐于倾听。
　　　
　　深——吉狄马加对本民族的忧思，读来最是深致动人。它令人心疼的抒写所传达的黑族命运关爱，其中隐涵的深邃意味，即使而今读来，依然让人禁不住细加咀嚼。他深爱的族群，无可避免地走向他极为担心的命运，正在证实他忧伤得真切可触的悸痛与怅望的深切忧思！
　　反对暴虐残杀与暴力争斗的思想，而今日益成为人类良知的共识。吉狄马加对“暴力”和“血腥”的指控，其诗性精神批判指向的真诚性无庸置疑！无论是建设还是批判，吉狄马加都能立即抓住人类普适价值的要领。对比当今中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主流作家还在为自己是否表达人类普世价值作拙劣的辩解，诗人吉狄马加对人类普世价值近乎超前的把握，令人惊讶也令人激赏。
　　
　　高——他对人类和平幸福所抱的理想主义，将世界和平、人类友爱视为他的诗性理想，这种理想永远不会过时。他的诗思似乎直追东方圣贤人格的高蹈境界，具有崇高的精神旨归。
　　
　　纯——他的诗质纯净、诗性纯和、诗思纯正、诗语纯美。这诸般质素的聚合，使其既保留了纯然的夷蛮特性，又毫无障碍将其传达给世界。他让全球各别种族从他歌声的纯粹里感到亲切的陌生与陌生的亲切，无疑，这种格调具有振动人类共性的效应。
　　
　　化——吉狄马加诗歌文本所抵达的境界，即使如今看来也不可思议。他的诗性语言鲜白晓畅，我不知道他对诗性汉语为何那般运用自如，得心应手，其诗意明白而又不失蕴藉的微妙寄托，颇得汉语诗歌“意在言外”的精髓；他似乎毫不费力就掌握了汉语书写的灵动语感，其所表现的诗味意趣在许多诗篇之中，“巧”与“妙”已臻于化境，所谓“第二母语”之说，似乎还不足以诠释。我猜测吉狄马加的前世就是汉夷混血的高级知识分子，若非如此天赋异禀，他何以能够如此神气地运用汉语轻灵地表达黑族根元性的灵性魂影？
　　
　　吉狄马加的诗写属于“大诗”类型，即其诗作不受偏于一隅的“地域性”所困扰而努力表现“世界视野”，其诗写不为“所属民族”拘囿而总是同时进入“人类各族”的关怀阀域；其诗性文本不仅饱含身属族群的灵魂颤动，更有对全球人民遭遇苦难和暴虐命运的忧戚；吉狄马加这样的诗写，因其视域宽广，胸怀博爱而又不失原族根脉。吉狄马加将自己的诗思提升到世界共认的刻度，他进入全球视野注目于人类共同的价值关怀。他向世界传达了自己民族与生俱来的善意与友爱的渴望，在他的诗性理想中，和平安宁的幸福才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共同财富。无论是苦难的承受还是对于和平与幸福的祈求，选择的是与人类之“共业”同频共振。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对于吉狄马加式的诗人，这话当然适用。然而未必能说明另一类民族诗人。这其中的秘密，就在有无人类和平友爱的理想情怀，有无超越种族狭隘眼界的视野和胸襟。
　　因了吉狄马加，当今夷蛮现代诗歌几乎是意外地获得了一笔难以估量的无形资产，一笔可使后继黑族诗人良性发展的诗性财富。与其他彝族名诗人比较，吉狄马加以他的综合与大气、辽阔与深邃、深切与悠远等等诗性品质，在夷蛮现代诗“造山运动”中领升成为“诗魂”！这应当没有争议，实至名归。
　　可惜的是，如此高标境域与如此广大襟抱的诗人身影，至今未见后继，仍然形单影只！后继者似乎中断了继续跟进，少有人意识到真正值得推崇的诗性是超越地域局限作大跨度的腾升与突围。
　　有人说：“吉狄马加带坏了彝族诗人。”我的观点恰好相反。如果他的精神与理想标高有后继诗人不断跟进，那么与世界对话的中国诗人该是多么壮阔的队形。吉狄马加没有成为大诗人然而却进入体制且登上高位，这对后起的困于底层急待出人头地的彝族青年诗写者以怎样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更大的视角看，吉狄马加具有中国乃至东方大诗人的特质然而终于没能成为大诗人，这一失之交臂，才是黑族现代诗歌的遗憾，更是大中华诗歌史的遗憾。吉狄马加的引领，对不断勃发的民族民间自由诗潮造成了何种“误读”？给予奔向精神自由的边缘民族诗人，他这种示范是否会造成撕裂式的影响？从这种角度看，“带坏”的质疑未始毫无依据。我以为负责的批评，应当仔细厘清吉狄马加的精神引领与实利示范，无论如何，吉狄马加的精神资源都是宝贵的。
阿库乌雾式的“学术后援”
    这里用了“式的”，意在指出还有与主角类似的学人。但笔者在这里只谈这位汉名“罗庆春”本名为“阿库乌雾”的彝族诗人。有意思的是，汉文中的“库”与“雾”似乎泄示了这位诗人两个特质：一是学识饱满充实如“库”，正合乎他身负为黑族现代诗后勤给养输送的天职；一是其诗写一反绝大多数彝诗语言的明朗与情意的显明，代之以网状缠绕“雾”态的语意，以文本的厚密增加了阅读的难度；两者所指是共同的沉凝与深邃。一个“阿”字以惊叹般的语调配搭，使“阿库乌雾”之名同样具有某种神启般的天意。
　　“语言”在阿库乌雾的诗歌里呈现出某种“涩味”，这种诗性语感与语意的“防滑机制”，也是他的许多同胞没注意汲取运用的。一味以“口语”为乐的诗写只怕很难意识到其中产生“耐读”和“经读”的妙处。
　　阿库乌雾的功绩，首先是为夷族诗人的群体汉语写作解决了一种“合理性”，即可以心安理得地使用汉语写作而不至于心里为放弃母语老犯嘀咕。这就是被他命名为“第二母语”的汉语方舟。这的确是夷蛮诗写可以安身立命的语言方舟，其为运渡夷族先锋诗人到达理想的彼岸似乎无所不能。也许，仍然会有人对这样的船运心怀疑虑，似乎认贼作父似的，生怕原性母语会因此丢失或“第二母语”难以表达甚至会遗漏原住民的真实情感。可是，人类心理学研究已经发现，许多由感情引起的经验在某种语言中是无法表达出来的。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却有丰富的词汇来表达这些情感。[ 参见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2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七月第一版；]这是一个悖论，现代汉语的细密与灵动，汉字本身富于“象态思维”启示性特点，甚至比英语更适合诗性生发。谁知道汉语给予彝诗人的是限制还是更大的自由，是使之拥有更为强大的表达能力而不是相反呢？我希望有人通过彝语与汉语的比较研究为当今彝诗人作出客观的令人信服的解读，消除所谓“第二母语”带给某些黑族诗人“后娘”似的不适感。我想说的是，“语言”这种中性媒介，本身并无任何排他性，使用者自身只管为我所用，完全没必要产生异己的幻觉。所以强分（过度强调）“第一”与“第二”是很成问题的。正确的态度是，凡是人类具有的我都拥有。这才“大气”！特别是对于胸有大志者，这种“分别心”大可不必；对于一个准备意气风发进入现代竞赛场的种族，亦然如此。
周发星的 “梳导”与“演练”
　　友人们喜欢用一个“侠”字来看发星，有如当今诗界的“黑宋江”。诗江湖受过发星帮助的诗人不少，或赠书刊（必要时，他甚至买书或取出藏书整箱寄赠），或赠银子；发星从民间渠道推助了几多当今中国诗坛声名显赫的或正待起飞的诗人与评论家？只有受助者心中清楚。而这仅仅是这位诗坛大胡子让人们认识的一个面；这一块多面体合金，老象是与他十余日近距离相会才清楚了知的。让我们先看这位彝族现代诗领军人物的如下优性品格：
　　１、大度。无私。公正：能够最大限量地包容而绝无“排他性”；对名利之“我执”与“我所执”淡漠；对他者肯定、赞扬、扶持、推动等等，皆出之于公心（发展诗歌的事业心）。
　　２、敏锐。热情：发现苗头的敏感，发现苗子的敏锐，发现苗品（好作品）的敏捷；对诗性（由好诗与真诗人体现出来）的热爱与激情洋溢，有增无减。
　　３、单纯。持久。目标专一，不作他想，保持一种“原色”；对与诗无关的“诱惑”天然排拒；不为得失与成败所动摇，把意想坚持贯彻到底。
　　４、坚守。坚执。对内心信念的锲而不舍；对落实诗性主张的殚精竭虑。如发星对“地域写作”的思考与建设，对精神原乡的驻守等等。
　　５、直觉力与判断力：不仅表现在诗写上，其他如抓机遇，组稿、确定选题到办刊风格，旁及断事、识人——对与目标相妨碍相冲突的人与事，能正确判断并忍痛割舍等等，显示了相当良好的悟性与理性。
　　６、脚踏实地。精力旺盛。照样正常上班，照样干农活，而且因父母年老而须担当主要劳动力；同时却又一个人办两份民刊，从组稿、看稿、选稿到编排、印刷、寄送，莫不一揽子亲自动手；与此同时，创作欲愈发旺盛，诗歌与文论两手抓，都称得上高产。
　　７、重实效性。能有效地处理繁杂的事情：不过多纠缠细节，宁粗糙而要抢占先机，宁粗率不打磨而务出产品。
　　８、自信。自持。在诗歌被社会边缘化的语境里，一般诗人已不好意思在人前表明自己的“诗人”身份；而发星依然在生活中处处不离诗，随处以诗人身份行事而快乐，毫不自惭形秽，相反外部环境竟然为他诗化，并由此如鱼得水，形成了他最具个人特征的“快乐诗学”。
　　当今中国诗界，能产生如此集多种特质与气运于一身的“合金”式诗性材质，也许是上天对贫乏已久的中国诗坛的眷顾与恩典！
　　这样多面且够周全的善根品级，岂止一个“侠”字所能概括。
　　然而，以上还仅是发星这个人身上的各种优性品质，此外尚有种种外在因缘在他身上聚集，这就难上加难了。发星虽然出身地道的农民家庭，其家宅基与土地位置却甚为奇特：一边紧挨离中路大街仅几步之遥的县城；一边背靠林木繁茂的整条山脉！其家处在狭长县城的中心区，认其为城居并不为过；然而其家宅后即是郁郁葱葱的山林，说其是乡居亦名符其实！这发星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你说他是农民？他在城里有一份待遇不菲的正式工作；他是城市居民么？他种谷晒稻挖土栽菜样样动手，是一家人中的主要劳力。更妙的是，他家可以每天清早从宅后上山拾采野菌，我就与发星如此上山去捡拾了好几回，回来立即将一大堆五颜六色的新鲜蘑菇用山泉水洗净，然后清炒或做汤，真让我兴奋得宛如回到了童年！明明住在城区却能随时搭脚就上山入林，即使当地居民，至少没他家这么方便；享受如此亦城亦乡趣味盎然的清福，岂止全国，只怕是全球罕见！   
　　发星是上天的骄子，无论是他作为人还是诗人，他的福报堪称上品！紧靠他的宅居后墙即有一棵大树，向其家宅伸出伞状型的巨大树冠，似乎透露了它从身后整条山脉吸引而来的壮大生气！从其家再一环一环的推广开去，他安然驻守的普格县城处于汉地与彝区交界处，显得落后且又偏僻，民风却因此少受了当今多少污染！然而从普格到现代都市西昌，乘车却不过二十多公里，比在内地某些大都市穿越城区还便捷！以发星的纯粹交情，西昌就有好几家书店留心诗歌及相关书籍的进货，让这位终身爱诗者、写诗者，研究者所需的必要信息，可说畅通而完备。当下陷身于商品化社会中顾此失彼的文人学士，扪心自问，谁有发星这样能纯粹培植诗性的大福报？！
　　此外，发星本为汉人，其心灵与精神乃至终生从事的事业似已全然彝化！彝胞绝对认发星为“彝人”，但并不妨碍我等视发星为兄弟。发星这种亦汉亦彝的身份，诺大中国大陆只怕也是独一无二。这样的角色，若非上天特地差遣，并暗嘱使命，我们很难找到合符逻辑的解释。
关于现代彝诗之朝向
　　面向当今时代问题复杂、价值多元激荡对立的情势，单一的写作朝向难免捉襟见肘，实难应对。彝族现代诗的写作应对策略，不妨多点朝向，多头朝向，而将此进程中出现的某些蜕变与裂变视为正常，非如此不能应对如今越变越复杂的世界。但无论如何，彝族现代诗保持总体前进的集聚势态是必要的，同时亦应当指向更大群体（全国各兄弟民族乃至全球人类）共通的人性表征，共同感受的喜怒哀乐与共同期望的理想建构。
朝向之一：现代性
　　“现代性”与“现代化”，是两个绝然不同然而极易混同的概念。在本文的语境中，“现代性”是黑族现代诗必须具备的，黑族诗人要警惕和抵抗的，则是将各民族特点完全消泯的“现代化”。既要“有现代性”又避免被时潮“现代化”，这里面有个把握分寸的问题。我读吉狄马加的诗时，感觉这位诗人的掌握相当到位；而从事彝族现代诗写作的好些诗人则未必。在此试举一例——
　　
在山与山之间
我似乎找到了可以安身的地方
在山的那边的那边
我似乎听到有我的祖灵在召唤
——王国清：《守望一座山》

　　“在山与山之间，找到可以安身的地方。”这种几千年历来如此的生存方式，当地人谁做不到呢？诗人对于“在山的那边的那边”听到“祖灵在召唤”表示情感眷念与情绪留连，虽然可以理解，但似乎更需警惕！怎么就没想到听一听象征“蓝色文明”的“大海”那一种“现代精神”的召唤呢？所以这样的写作，和“现代性”、“现代意识”并不巴边。“过于”强调本土性地域性等等而在观念上漠视了开放性和世界性，这个问题，尤其要提醒导向性的黑族评论家注意。
朝向之二：“个体先锋”
　　先锋性朝向（即以思想观念与艺术探求突进到无人区或处女地）仍然是必须的，但不可能也不必整个黑族全体诗人都先锋。作为旁观者，老象在此提示的仅仅是，领军人在带动族群大呼猛进时，更须只身冲向前沿，直登汉地诗坛乃至直奔世界诗场！以才华的殊异实力和文本实力夺拔头筹！或醒目耀眼的一席。说到底，诗歌创造性标本的确立，最终必然是靠“个体”的单打独斗，而不在群体性的吆喝——诗群、流派、运动、诗潮等等，仅仅是不同的布景——古往今来，概莫如此。老象仍然坚持前些年考察“低诗潮”之后所得出来的“个体先锋”理念[ 参见拙文《论“个体先锋”》（网文）；拙著《中国低诗歌》中《论“个体先锋”》一文；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8月版；]，先锋性也好，先锋精神也好，最终（其终端）只会落实到某些个体身上。这是因为，冲在大部队前头的特种尖兵总是少数人，或单个人；“独行侠”游离于群体特立独行，更是个体行为。屹立在后人心上的，流传于后人口头的，无一不是一个一个的诗人和一首一首的诗。
朝向之三：审美与审丑并举同驱
　　夷蛮现代诗的“造山运动”特别要注意“审丑写作”取代“审美写作”的世界性趋势；有必要对黑族诗群进行感性学尤其是“审丑意识”的“启蒙”[ 参见王洪岳《审美的悖反：先锋文艺新论》第五章 先锋文艺价值论第一节“先锋文艺家的艺术理想”之“审丑教育”；关于“审丑”与“审丑写作”、“审丑意识”、“审丑观念”“审丑大趋势”等等，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不少文章著作论及；最集中的成果见研究“感性学”的新锐学人王洪岳所著《审美的悖反：先锋文艺新论》；网上兴许可以查到王洪岳等人的论说；]。其实，这对大多数汉族先锋诗人也同样是必要的补课。似乎尼采说过，人正同树木一样，他愈是向上以争光，他的根便愈强烈地努力伸向地心，向下，向黑暗，向深处，向恶[ 参见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审丑写作，是当下最富于批判精神最富于批判力度的诗性写作。原因在于“当世之过”的杂多与严重，只是一味“审美”便会使诗写显得就轻避重，轻薄浮滑！
　　放出“审丑眼光”在诗性表达中运用“审丑写作”，如里尔克所言：我们最好把大地的一切当作故乡，即便是痛苦与丑陋也包括在内。[ 参见潘知常：《美学的边缘》35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笔者只在阿库乌雾的诗中看到些许苗头，（这里又见阿库乌雾对彝族诗歌写作的示范意义）[ 见阿库乌雾所著人类学散文集《神巫的祝咒》中的《男子“可坡”神》《人类“沙库”神》《人间毕摩》《对咒的梦魇》《被悬置的文字》《经书中的异体字》《历史是语词的链条》等篇目；]；但似乎没引起更多黑族诗人重视。至今，彝族诗群并未提供令世人折服的针砭“当世之过”或“反观自身”的审丑写作文本，使其自称为“先锋”的诗写实绩大打折扣。由于合格的“审丑写作”——即审丑而不是“嗜丑”[ 参见王洪岳《审美的悖反：先锋文艺新论》9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月第一版；]！其难度远远大于审美的写作[ 参见拙文《“审丑写作”论》（网文）；拙著《中国低诗歌》96页“‘审丑写作’的负效应”一节；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在以审丑为主要写作路向的垃圾诗人中，大都滑向“嗜丑”而自以为是；即使其中“诗性正治”表现相当出色者如徐乡愁、管上、典裘沽酒、蓝蝴蝶紫丁香等诗人，也不能说其诗写中没有相当的“嗜丑”成分。较之于审美，审丑不仅需要过人的感性学品质，而且更要求具备理性智慧[ 参见王洪岳《审美的悖反：先锋文艺新论》73-74页； ]。在当今汉地诗人中，依笔者所见，也仅有极少数诗人如郑小琼、朵渔，真正把握了审丑写作的“度”。
　　在老象看来，以“诗性正治”[ 参见拙作《论“诗性正治”》（网文）；拙著《中国低诗歌》131-134]控驭“审丑写作”，不失为一条稳妥而有效的写作路向。如汉地平民诗人管上、郑小琼等指控现世弊端为弱势群体的仗义执言；如现代士子朵渔对威权势力僵硬丧德之荒谬的反讽；如典裘沽酒以“诗性正治”眼光同步指涉当世败象的强劲；同样写出不少动人心魄作品的还有蓝蝴蝶紫丁香；都得力于以诗性正治“审丑”、“审恶”、“审病”与“审毒”，才表达得那么有力。中国文学的“审丑写作”经过上个世纪初鲁迅、闻一多、李金发、艾青等人起步，八、九十年代余华、马原、洪峰、王朔、残雪、莫言……等一大批先锋小说家的“独步审丑”，特别是经过“中国低诗潮”的彻底冲击，已经与“审美写作”分道扬镳！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学语境中，“审丑”再已不“从属”于审美了。“审丑写作”已经完全独立成为当下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写作路向！面对权钱合谋的世风腐败，人心卑劣，生态毁坏的当今世界，审丑写作比起牧歌式的审美诗写，显得更为适时更为得力！当今诗人若无审丑、审假、审恶，特别是“审视”种种文化病毒、思想病毒、观念病毒的眼光与“诗性正治”的气魄与技艺，恐怕很难登上先锋诗写的制高点。
结语：整合之必要
　　现代彝诗之生发涌动成潮已有三十余年，似乎后劲仍足，似乎方兴未艾；但若换个角度看，也可说彝诗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拐点。三十年发展的经验，三十年发展引出的某些不容乐观的问题，都需要冷静的智慧审视，高瞻远瞩地恰当处理，比如以深化克服泛化，以精品排挤糙品，以放眼全球现代危象的高蹈性对徘徊于荒野的群体自娱作某种超拔性的精神提升。而非仅仅仰仗群体激情即能轻易击溃面临的障碍，将重重险阻冲毁一空。
　　除了整合，别无他途！
　　这种整合，是对汉语诗歌诸般精神资源全数集合于一体似的整合，是融铸全球人类的优性资源与普适品质，如友爱、和平、自由、独立、包容……为自性织体的整合。
　　这种整合，必须是大气的整合；其整合之效应，当如无形无量的球状体，以涵括高度、广度、深度、厚度、浓度之多层次与多维性的网状织体。这种网状织体式的诗人示范，古代如歌德、杜甫，现代如艾略特，埃利蒂斯之类的诗性创造，既能随心所欲，而又涵容万象。
　　
　　2011年11月12日稿毕

张嘉谚（网名：老象），生于1948年，贵州赤水人。教授，新锐学人。中国低诗歌首席评论家，当今网络知名诗歌批评家。1980年主编大学生民刊《崛起的一代》。长期研究中国现当代诗歌，践行“独立、自由、责任”的批评品格。曾在网络倡导“诗性正治”与“正治病毒”写作，呼唤“个体先锋”。有评论专著《凝视中国自由文学》、《中国低诗歌》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