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黑色的山岗走出——评《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邱 婧

阿索拉毅

他们从黑色的山岗走出
——评《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

邱 婧

　　彝族是一个诗歌的民族，作为一个热爱彝族诗歌的人，即使阿索拉毅不提出为《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写一篇评论的要求，我也会忍不住分享对这场诗歌运动的些许看法——这并不仅仅是一场单向度的诗歌活动，而是数个继发性的、组织性的、山地色彩的诗歌阵地的有机组成。可是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以研究彝族当代诗歌为业的人，我对这片炽热的土地又靠的太近，实在不敢轻易下手妄加评论——何况我并不是一个彝人，这样的身份和距离又塑造了我有限的彝族经验。
　　夏季的时候，阿索拉毅每天在网络上张罗编选诗歌的事情，而我也去黄山的途中收到未曾谋面却神交许久的发星大哥的邮件。我从拉毅的身上能看到发星当初在上世纪末苦心编选《当代大凉山现代诗选》的影子。从浩如烟海的诗作中挑选结集，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更不用说从彝民族八十年代以来如此辉煌和震撼的诗歌大潮中遴选了。于是我一边做手头的博士论文，一边期待这本诗选的诞生。终于，这场阅读的盛宴从我在喀什的旅行开始。在收到拉毅的评论写作邀请之后，我关于彝族诗歌的博士论文也近过半，因此为《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写一些自己的想法，实在变成了一种享受。
　　
　　由于研究的关系，我先于这本诗集接触到的是转型期彝族诗歌的全貌，这种全面而日常的诗歌接触使得我对彝族的古老文化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彝族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歌始于大凉山、诗人吉狄马加，他在八十年代初开始写作，不仅在彝族诗坛、也在汉语主流诗坛扬名。其后凉山地区以及云南、贵州的彝族诗人们，以代际的力量推动了彝族诗歌创作的大潮，西南民大更是成了培养彝族诗人的练兵场。发星是对诗歌创作大潮整合、记录的先驱者，他在2000年出版了亲自编选的《当代大凉山现代诗选》。如阿索拉毅般的投身于彝族文化整合大业中的青年们紧随其后，给诗歌爱好者带来了更加全面而丰富的诗歌盛宴。
　　另一个令人惊喜的事实便是，拉毅编选的这本《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收集了大量青年一代彝族诗人的优秀作品，既有生于八十年代的诗人，也有生于九十年代的更年轻一代诗人，恰恰是这股新鲜的黑色血液的不断流入使得彝族诗歌能够长青——作为一个有着如此众多的高质量的诗歌作品的民族，有着一群充满朝气的年轻诗人，彝族无疑是幸运的。
　　在《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里，编者将彝族诗人分为十四个大类，这样的分类方法，或者因诗人的年岁、性别、或者因诗人的呼声、或者因诗人的教育背景……让我颇感安慰的是，在数年的研修生涯中，我听说过或者研读过《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中绝大部分的诗人的作品，也和其中一部分诗人成为朋友，他们的热情和诗作的魅力十分令人难忘。在这里，我无须着力称赞这部诗集和各个诗人的著作是多么优秀，因为那是显而易见的。我仅仅是为诗歌编选本身提供一些新鲜的观点，另外发掘一些彝族文学内部的、深处的、细微的东西，以此证明“彝族诗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高度统一的诗歌流派，也不是一个长期被“他者化”、“民族化”的单向度的文学活动，而是有着双语杂糅经验的彝族诗人们，创作出的枝蔓错杂的、具有差异性的，同时拥有不同程度的族裔本位性的“民族”诗歌，而这类诗歌在中国主流汉语诗坛发展中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填补了主流诗坛中缺乏的诸多异质性元素，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专论技艺来说，少数族裔的生命体验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话语的碰撞和结合，更为多民族文学的发展增添了诸种亮色，当然，更不用说，彝族诗歌在多民族文学中所表现出的优秀与重量。
　　“彝魂系”是编者列出的第一类诗人。彝魂，顾名思义，彝族之魂。这些被称为“彝魂”的诗人，大多同样出现在发星在世纪之交编写的那本《当代大凉山现代诗选》中，比如吉狄马加、阿库乌雾；当然也有不曾出现在发星那本诗集中的，比如吉木狼格。发星在后记里陈述了吉木狼格之所以没有被选入《诗选》，是因为他“不存民族之根”，也就是说，吉木狼格的诗歌中很少能窥见彝族元素。当然，我并不完全认可这个判断，吉木狼格是八十年代“非非主义”诗歌流派的重要人物，他同样具有彝族身份，口语诗歌抹去了宏大叙事的色彩，使得主体日常化并且降格，因此在他的诗歌中，存在着两重反叛：一是对彝族身份的反叛，二是对主流诗歌宏大叙事的反叛。在《诗选》出版的十二年后，我们欣然看到，青年诗人阿索拉毅对筛选诗歌的宽容度有所提高，他将吉木狼格的诗歌收录在内，另一方面，收录进来的这几首，彝族元素的痕迹略微可见，可以说，阿索拉毅的编选尽管尽量宽容，但是他和先驱者发星的方向都是注重彝族身份的诗人对彝族元素的表达和彰显，显然在这一点上，两位不同代际的编选者是高度一致并且殊途同归的。
　　宽容度有所提高，并不仅仅归功于编选者的思考，也于编选的成熟程度和时间有关。现在彝族诗歌的编选已逐渐走向成熟。我曾收集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期间的少数民族诗歌集，诗歌高度统一的主题让人无法分辨族别和具体时间段。比如彝族诗人替仆支不的《我握着毛主席的手》与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的《我握着毛主席的手》一诗的题目相同，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0年还出版了《我握着毛主席的手》一书。题目如此雷同，内容的相似度就不难想象了。
　　这次，彝族诗人孙子兵的诗歌入选《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又折射了宽容度的问题。我曾经对云贵川三大彝族地区的诗人诗作做出比较研究，由于云南和贵州很多彝族人民处于散杂居的分布状态，其生活方式与四川大凉山地区的彝族人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如果这种生命体验注入写实诗歌之中，差异就更加明显了。如果说非非主义的领军人物吉木狼格是故意避开其族裔身份，那孙子兵便是无意识的“颠覆”。他是贵州晴隆县人，如果阅读他的诗歌，很难能彝族身份联系起来。一般意义上，如果一个彝族诗人书写乡村的日常生活，肯定充满了彝族的色彩：坨坨肉、擦尔瓦、荞麦、锅庄。而孙子兵恰恰不符合这个法则，他笔下尽管一再书写自己的乡村、母亲、过年的体会……但大多是“麦田”、“田埂”、“养鸡”这样的字眼，这一切似乎和彝族元素无关。
　　尤其有意味的是《西南》一诗。在诗人的话语体系中，将自己的乡村“鸡场”，置于“晴隆”县之中，又将“晴隆”，置于“贵州”之中，最后将“贵州”置于“祖国”之中。这样的架构在彝族诗歌中相当少见。在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中，我通常看到诗人们会将自己的归属感从“故乡”扩展至所有的族人，并以神话传说中的英雄的形象为符号，填充到这个“天下彝家是一家”的话语体系中。简而言之，孙子兵与大多数彝族诗人不同的是，他从“原乡——民族”的体系中突围，然后又融入了颂歌式的以行政区划为符号的另一套“个人——故乡——国家”的话语体系中。反观我选择的孙子兵的《冬月》：“放牛看山”、“秋收的苞谷”、“麦苗”“铧犁”……这明明是一个典型的汉族式的农耕社会的意象，在彝族诗人的笔下却看起来如此不协调。诗人孙子兵虽然是彝族身份，但他的生活方式和对待族属身份的态度都随之而不同。由此可见，这种成熟的诗歌编选机制的宽容度延伸到了单纯具有族裔身份的诗人，是一种能够接纳多元化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是十分值得肯定的。不仅主流汉语文学需要承认，少数族裔文学是多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族群内部的文学评价体系也需要承认，具有族裔身份的诗人也可以书写超越单个族裔的思考。
　　另外，我避开被诸多评论家盛赞的吉狄马加和阿库乌雾，因为无需在此赘述他们为彝族诗歌八十年代以来的大潮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里，我更想谈一下阿苏越尔。拉毅曾经对阿苏越尔的长诗《阳光山脉》做出很高的评价，在这次的《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中也选择了这个文本当作阿苏越尔的代表作。他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更温和客观。凉山地区的彝族，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依然留存了较为独特的家支制度和等级制度，在阿苏越尔史诗般的诗作中，他试图重现这样一幅场景，既是日常的、生活的，又是远古的、神秘的、布满光芒的，这些场景里不乏真实，例如家支之间的械斗，当代乡村里的“罂粟”，他并不像大多数彝族诗人那样去回避这些曾经出现和正在发生的问题。这是颇为难得的一点。通读全诗，诗人试图表达的是对固有的彝族乡村渐渐被城市化所吞噬的惋惜和忧伤，然而这一切通过动态的、史诗般的图景表达出来，修辞依然占据了诗歌的主体。与其相比，阿库乌雾使用了另外一种直接的修辞方式，并用大声的呼喊替代了阿苏越尔的梦境，同样表达了彝族知识分子的忧心。
　　《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的另外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于“全”。彝族是中国第六大民族，其人口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发星之前编选的《诗选》是专门针对了四川大凉山地区的彝族诗人，回族学者马绍玺曾经选编了一本《小凉山诗人诗选》，然而真正将作者为“彝族”身份的诗歌作品统一进行编选的诗集，大概这是第一本了。一方面，这是文学发展的正常规律，从无到有，从小处到大处，从同一到重视差异性。比如，少数民族文学的官方奖项是骏马奖，第十届获奖者之一、彝族诗人木帕古体是以彝语创作的诗歌而获奖，可以看出，政府对民族文学奖的获奖范围界定不断拓展，将母语创作纳入其中，开始注重除汉语作品以外的创作类型。这恰恰是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种途径，加大政策的扶持和导向会激励诗人用母语创作的热情。另一方面，从《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可以看出彝族诗人们不断整合、聚集的愿望，这与诗歌中日益增长的族裔本位性不无关系。《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里出现了大量的云南、贵州的彝族诗人的作品，而并不再局限于大凉山的合唱团。
　　依照我看到这本诗集之前的判断，在我早期关于彝族诗歌分布的研究中，得出几大彝族地区的创作分布趋势：上世纪80年代之前，云南、贵州的彝族汉语诗歌作品最多，那时凉山地区的汉语水平还在逐步提高之中。上世纪80年代之后，彝族的创作大军主体骤然由凉山地区的彝族诗人承担起来，倒不是创作者本身的位移，而是凉山地区用汉语创作诗歌的人数大大超过了云南和贵州地区的人数，而且如火如荼。然而，当我看到阿索拉毅的《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之时，又一次发现了新的变化。很多更为年轻，甚至不到20岁的诗人们出现在彝族诗歌全集的舞台上，而他们的所在地均匀分布在四川、云南和贵州。在此之前，我仅认识一位1993年出生的云南彝族诗人罗洪达汗，这次在《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里看到了太多的同样年轻的彝族诗人，可见彝族人才辈出，有了这些新一代的思想者，彝族的文化传承应该不会太令人担忧。
　　我发现，毕摩传统入诗，在《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体现的尤为全面。在彝族诗歌中，有一部分是单纯歌唱日渐消失的民族传统的，比如吉狄马加、吉狄兆林，另外一部分却是和毕摩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巴莫曲布嫫、阿库乌雾、普驰达岭、俄狄小丰、牧莎斯加等人。当然，这几位的创作路径也大相径庭。如巴莫曲布嫫用仪式性的话语直接介入诗歌，而阿库乌雾则以杂糅性（前期语言的混杂和中后期文体的混杂）入诗，普驰达岭直接化用毕摩传统典故和史诗，而牧莎斯加是在诸种现代诗尝试中掺杂毕摩传统的元素……这样的惊喜是接连不断的，因为我曾经做出判断，年轻一代的诗人似乎更倾向于写实诗歌，看到《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之后这一判断同样被颠覆了，尽管有写实的现象存在，但这绝不是全部。还有很多青年诗人可以娴熟地将诗歌创作和毕摩传统。宗教符号不露痕迹地结合起来。
　　《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还集中体现了诗歌之“新”，作为持续关注彝族诗歌的研究者，我在《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很容易发现我从未读到过的诗歌，诗集除了收录了吉狄马加所作的一些颇为人知的作品以外，还收录了大量各个年代诗人的新作，这能够带给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比如麦吉作体，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诗，是在发星和阿索拉毅热心提供的另外一本诗集里，他当时仅仅写了半年诗。他有一种迸发力蕴藏在诗歌的内部，随着语句而扩散开来。我对独立19期中麦吉作体入选诗歌做出了这样的评论：“最后一首几乎是一个男孩对离去情人的内心独白式的呓语。然而，谁又能否定其民族寓言式的特质呢？詹明信在讲述第三世界文学的时候，反复强调私人经验和国家寓言之间的暧昧关系，其实在麦吉作体这里，对离去情人独自吟唱的私人经验，完全可以承载到一个更加宏大的主题上，那就是从极其细微的向度上去处理“原乡”和现代社会的关系。如《一个男孩的情魂恋曲》，第三曲和第七曲的首句如果放置在一起，便构成一个完整的寓言式的对应关系”。那时候，我读到的还是他早期的作品。然而这次的《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里，麦吉作体的创作又变了一种风貌，诗歌都是2012年夏季所作的最新作品，他对母语的关注开始逐渐增多，而话语的直接性和力度也随之增加。拉毅所编的《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为彝族诗歌研究做了许多工作，譬如“全”、譬如常见常新，将新作纳入诗歌编选之中的做法是大胆的尝试，因为很多时候他并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和作者犹疑的修改，但是新作能让研究者更新自己的研究视野。这点与拉毅的勇气不无关系。
　　将女诗人的诗歌组合到一起，也是一个有新意的尝试。彝族女诗人的代际性尤其明显，巴莫曲布嫫、禄琴、鲁娟，之后便是8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青年女诗人们。她们的诗作，除了开拓者巴莫曲布嫫的大部分作品之外，性别表达都相当明显。当然其中也有异质性，但是均能够填补、填充彝族诗人群中较为粗犷、豪放、猛烈的一面。她们是温婉的、忧伤的存在，有时候，女性视角更能够替代民族寓言而存在。有意思的是，拉毅选择了一首女诗人2004年所作的诗《在车上》，这首诗后来被学者姚新勇敏锐的捕捉到内部微妙的含义，诗中陈述了这么一件事：主人公应该是在回乡的列车上，哪怕“我”在车上被一群男人用猥亵的眼光去评头论足，“我”依然觉得是美好的、不忍心去打断的，因为他们说着“我”的母语，是“我”民族的男人，而不是他者。这样的女性视角不仅仅是作为女性的叙事而存在，这更加贴近了民族寓言的性质。这里的女性“我”处在被看的一面，又处在少数族裔的一面，意即“我”兼任了边缘民族和边缘性别（或者说弱势族裔和弱势性别）的双重身份。这样的诗歌已经不再需要修辞来表达深重的含义，叙事已经足够。其他女诗人的诗歌同样巧妙地利用了性别视角来影射或者指涉族裔关系。这个女诗人的分类为整个《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增色不少。
　　拉毅对文体的宽容度有所提高，散文诗同样被作为诗歌的形式选在《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里。阿库乌雾、吉布鹰升等诗人对诗歌文体的拓展，在发星后来编选的几部诗集里也均有体现，然后在阿索拉毅这里得到了延续。
　　写到这里，我似乎又一次看到阿索拉毅整个夏季和秋季在埋案苦读、辛苦遴选诗歌的场景。我注意到，他不仅收集了诗人新近的作品，还不分年代地收集了八十年代以来彝族诗人们各个时期的诗作。超过100号的诗人和如此具有优秀品质的作品，我实在无法用笨拙的笔触一一点击、评论，但是纵观《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他为彝族诗歌走向中国、世界诗歌舞台迈开了重要的一步，也为多民族文学的发展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作出了不少努力，我想这应该实现了阿索拉毅编写这本《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的初衷吧。借用我上次对《独立》19期的评论来结尾吧：在这块“中国诗歌最隐秘圣地”的凉山，有这样的诗歌运动倡导者，有这样的热衷于公益和诗歌的青年们，有这样的为族群歌唱和忧虑的年轻诗人们，彝族无疑是幸运的。

（邱婧：暨南大学博士，研究方向：少数族裔汉语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