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存在同盟谢银恩：形而下的拷问——关于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思考

李龙刚

  A：自卑或疯狂的野心

  当生命的长河和历史的巨轮把二十世纪厚厚埋葬在人类记忆的坟墓以后，人的历史性生存的基础不但没有进一步得到奠定和强化，人性的曙光反而更加惨淡、稀疏。众多精神的幽灵比心灵还大，时间的弓箭瞄准青春的激情与勇气，更加剧了精神的动荡，作为时代与精神代言的汉语诗歌，一方面被加括号的现象学罩上浓厚的阴影；另一方面被一大批写“诗 ”的人毫不负责地解构、还原为一大堆毫无诗意(思意)、语言工厂的零部件复制品，自以为是地在一种人为的语境场所里进行所谓的反讽、调侃、揶揄，这不但是对神圣母语的践踏 ，更凸现了这些所谓的新生代(第二、三、四代“诗人”)［诗歌是人类的精神大旗和创造之 丰碑，是人类渴望超越自我的求身生活之永恒激情，唯有它能穿越时空的界限和历史的长河 ，浩然长存、生生不息。］也许还会无性生殖般繁衍出第五代，第口语代，第 ** 代，第… …代!嘎然而止的死亡与埋葬、痛、饿死它。鞭打，需要宙斯再次放出万千支雄鹰无情地啄开他们的胸膛，仅仅为给他们一丝血性，逼迫他们回到自我生命的蛮荒黑暗源头，重新找到那是火，也是水孕育生命的文字之种!他们反传统、反文化、反崇高、反理想主义、反浪漫主义、反英雄主义、反神圣，唯独不反自己!诗歌充当了一部行将散架的摄像机，无一遗漏地将一切捕获并潜入原欲，贪新鹜奇于生殖器和性冲动，尽管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但他还不至无耻与下流到令人呕吐与恶心!这并不是像一些不负责任的批评家们夸大其词的论断，这是中国的波德莱尔，中国的恶之花。中国不是法国，所谓的第x代诗人们，并不具备渊源流长的法兰西文化的熏陶和哲学思想的浸染，波德莱尔与其说因为他描写了腐尸、妓女、性爱还不如说因为他经历了精神和肉体的种种历险与折磨，经历了希望中的绝望，经历了爱情留下的永恒憧憬和难以医治的创伤，经历了不平等时代物质生活的穷困潦倒、流浪和疾病的锤打，经历了信仰的严重危机和幻想，但是，他执著着艺术的良知和精神的高扬，在他用灵魂和肉体奠定起来的诗歌殿堂里，对美与理想的追求同丑与恶的永不妥协的斗争，闪烁着生命最底层的令人颤栗的悲剧之光芒!
  诗的神圣光环被击碎。人类有史以来的精神欲望和创造冲动被他们所持的口语给阉割了。让大地上他人所遭遇的不幸与痛苦来融解并胀破自身感官的外壳。太阳就是太阳，灯光就是灯光，事物就是事物，但是事物没有说话，并呈现出其作为物在宇宙生命链条上与天、地、人的注定际遇和种种可能。人也没有说话，只是强行地把他们追逼到纸上。“物我一体吗?”“齐生死，共万物”吗?这貌似唯物的伪物主义者，必然导致不加思索的伪生活伪诗歌题材泛滥的主流。这样，使诗歌必将遭至灭顶之灾。诗歌语境所遭受的冲击和浩劫也是空前绝后的：更多的名词、形象、人物、平淡的生活场景、自然物体、具体情节、恶劣的生活情绪 ［操妈的/滚出去(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地痞流氓语言)］、身在异乡、形单影只的肉体孤独(而不是思想，体验之孤独)，对出生地的怀念(而不是刻骨铭心地虔诚地寻觅精神之家园)，都市中的直立行走物，把电脑和艺术结合起来的软件工程师，××路公共汽车，小便失禁和梦遗也是重大事件的发生……艺术直觉和诗的体验与反省被形而下的力量占据了，这些原本活生生的东西被简单地罗列而出，强迫到无辜而痛苦的文字行列中等待行刑的命运。一言以蔽之：用客观对应物代替人说话。结果纯粹从艺术技巧来说，当然无可厚非，但令人担忧的是，其心智水平和写作境界是否达到了返朴归真的至境。叶芝早年创作中也有类似更直接、接近白描的《疯简和主教的谈话》“我的朋友们走了/但有一条真理/没有坟或床能否认/熟知躯体的低卑东西/也熟知心中的骄傲之意。”一个诗人如果不是现实主义者，就会 毁灭，可是，如果仅仅是个现实主义者，也会毁灭!而且会毒害现实，扭曲现实。相比之下，艾略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文化、历史和哲学背景，意识到一个诗人的责任和使命；即生活于荒原之中，他并没有充当垂死衰弱之垂钓者，淫乱的小职员(总算完了事，完了就好)，而是传播人类获救之福音(克制、克制、平安平安——雷霆的话)，他像普罗米修斯一样，把这火种带进四个四重奏，从“烧毁的诺顿”到“历史就是此时此刻在英格兰的乡间小村——小吉丁”；他思考整个人类普遍命运和获救之可能。
  诗歌的生命在于它自身所蕴含并创造的源源不断地来源于宇宙自然万物抗争着的活生生的有其存在理由和价值的单一而不可重复的心灵所卓然涌现的持之以恒的力量!它的终极和起点是人，是人的广阔而永远瞬间万变不可把握永远朝向未知领域的冒险和探索的灵魂；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为永不疲倦的跋涉于崇山峻岭的诗歌战士提供精神的力量。过多地为生活场景的叙述(不是生活场景通过诗歌展示出无穷的奥秘和毁灭性诱惑)不但剥夺了诗的艺术自觉，从而也导致诗的失败和诗者人格的彻底丧失!
  所谓的“文人”、“士大夫”，中国几千年来的可怕的汪洋大海般的文明塑造的就是普遍的毫无创造性的靠前人积累吃饭的文人墨客，中国文化至今仍然沿袭着对黄金时代(诸子百家、周易)的疏、传、注；灵性的大鹏在孤独地长唳：屈原、李白。诗化呼唤新的个性、新的血液，这伟大的潮流既然感触到了，就应该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以深刻的思想家眼光严肃认真地审视诗歌及其文本，反省艺术思维惯性可能给诗歌本身带来的自恋与自虐。环境不能创造人、决定人。当然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流下屈辱的泪水，但是，没有将诗歌还原为自身生命和血液的责任感、使命感，即使以生存的名义到美国去打工，像伟大而可敬的兰波兄弟那样到非洲冒险，那么，我们可怜而饱受屈辱的心灵怎么有理由对缪斯和自由之神说：我们活过，歌唱过，已经足够?

  B：心灵之迷失

  “爱没有学成/痛苦没有认清/远在死乡之物尚未揭开神秘的面纱”(里尔克《致奥尔弗斯十四行诗》)爱、痛苦、死亡作为个体生命的三大元素已隐匿其踪迹，心灵的黑暗和混乱日益加深，当此非人性的时代，每个人都愿意筑起一座乌托邦城堡，公众的、隐私的以为这样，就可以抵抗外部世界的侵袭，殊不知，这样的恶果是，人既再次迷失了自己，也伤害了他人。人迷失之源久矣。世代相传。从每一个个体诞生之刻起，就已经交给他的每一根血管和神经。无法克服生之颤栗与死之恐惧，人类摆脱不了生老病死的摧残与折磨，而山川河流、日月星辰之永恒，春夏秋冬这周而复始的轮回使人最终相信并接受了属于生命体验与感觉之实事：个体之外，一定存在着伟大而神秘的力量，于是，人类开始顶礼膜拜，造神、造偶像，从根本上预示了人类心灵之脆弱和不堪一击：渴望被伟大意志伟大力量征服、统治。人类历史基本上就这样被决定了：被交出、被统治。最初创造神灵那几代人的心灵状况并没有随同生命遗传下来，毫无生机的偶象神灵的外壳被保留下来。最初创造神灵时那种震服、虔诚，那种彻底的孤注一掷、绝望的渴求、热血沸腾的冲动、狂欢的迷醉、梦境的谵妄与神智的混乱不清，那种肉体逐渐变轻向上飘升脱离大地泥土之羽化感与砰然堕地的剧痛，面对一望无际悲壮凄凉的荒原，至真至诚的祈祷，诸如此类的生命元素之火，渐渐熄灭，启明之光渐渐隐退，成了生命的原型、神话的原型，最初的创造成了后代考察、研究、欣赏之冰冷僵硬存在物，成了人类回忆之对象。这是真正的形而上的迷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那里去?这盘踞在人类理智与思维上空的亘古之迷，最初神秘地被古希腊一位哲人悟道，然后，将之封存于德尔菲神庙。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有这种觉悟，然而其觉悟程度是非常低下的，甚至刚一萌发，便被自身骨子里的惰性替代，麻木不仁地封藏在躯体所附属的各种器官滋长蔓延的欲望塔内。从神庙(庄严肃穆)至欲望塔(汹涌咆哮)，人类在迷失过程中被彻底分裂为灵魂与内体，理智与欲望，并且独自承受他们之间永恒的斗争，那是一场注定的、永无止境的，没有刀光剑影的战争。终于，某个神圣的时刻，人发现了自身存在的绝对偶然性，命运为人类设制了永劫不复的深渊，其入口巍然耸立着不朽和永恒这两块巨大的面具。这是与黑暗相反的通体透亮的光明中的黑暗，它照亮并灼伤了的每个器官和每根毛细血管。人感到无所适从，有了强烈言说的欲望，并通过言说的努力进入偶然，他远远地离开自己，投身于群众之中，消失于群众之中，亿万之中。盲目的生存、生存的盲目，一堆稻草中的一根针，沙漠里的一粒沙子。个体生命不需上升，永远是无穷的代价。人用无限测度自己，从无穷里，而不是自卑或疯狂的野心里，我们最终确定人同诸如外界一切进行的所谓为生存而斗争，最终将完全被一个词语“人生”所涵盖。人生是人的生命向着人作为一次生命表象的全部劳作，它更多地包含着认定的、执著而沉默地坚韧不拔的牺牲与付出。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全部交给自己，才能为自己确立行为准则，并将上升为精神信仰。这信仰不是传统宗教意义上仅仅限于崇拜、信服某一个因历史、传说或宗教文献所塑造的神灵：基督上帝、真主安拉、佛主释迦。这些偶像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人类安全的避风港。因为这些神除了卸下人的反思武器外，已不可能成为直面人生的活生生的交谈，成为不可言说的言说，而所有这些，仅仅指向一个与我们无关的迷宫。如果还冠之以信仰，只能是对自我的逃避。因为他把自己的语言、行动、思想意识全都献给了并无实体的神。旧神离去，人们惶惑、茫然，回忆的根基彻底抽空，安全的外套彻底破碎，人们开始经历战争、暴力、断头台、集中营、原子弹。旧神创造了世界，但是，它没有创造原子弹、核武器——这是人(技术)——现代万恶之首的撒旦对人自身犯下的原罪。而为人类自身解放带来曙光的哲学也被蒙上重重阴影，哲学已从古希腊的“逻名斯”(智慧)变成了对人和自身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人的生存暴露无遗，无处藏身，在一棵茂盛的大树上，没有相同的一片树叶，尽管它们都承受阳光的慈照，沐浴风霜的洗刷，并最终走向同一归宿——大地。人又何曾不是如此，更深刻的意义在于，他必须去追问，拷炼这孤独，使它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具有人类共同的本质。

  C：遭遇激情

    义无返顾
    以沦陷黑夜为已任
    用饱蘸热血的笔尖
    把通往晨曦的全部道路
    一一标示
    （见谢银恩的诗《境遇》）
  诗者的激情在倾听，空无一物的倾听。世俗的尘埃厚厚地盖住了诗歌的萌芽，沉重地闭上了心灵敞开之途，呼之欲出的诚挚言词紧紧缠绕在心脏的跳动与血液的博涌中，承受生命源动力的碰撞、磨打与融炼。从而，当它即使在长歌当哭的漫漫长夜向着遥遥无期的盛大黎明鼓动出经久嘹亮的赞歌，将种种颠沛流离的场景在生命的原野上熊熊燃烧；将一次次心灵不倦的拷问与追寻凝化为冲破云层的霞光，那么，还会有谁会在希望与屈从之间摇摆；在恐惧与忏悔之间徘徊。永远的反叛，虽然，青春的挽歌已被绞断，恶梦的物质主义仍可怕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甚至一个个世纪，一代代人……渴望简单地生活，渴望真切地生活，渴望单纯的生活，渴望自由的双脚在大地上行走，渴望创造的双手在废墟上默默耕耘。生活于信念之中，尽管各种可怕的欲望会一如既往地笼罩我们，将个体生命有条不紊地腐化、吞噬，并推进集体无辜的文明与历史的墓地。持续的斗争，尽管沉迷于火——欲望之火、生命之火、毁灭之火；沉迷逃避、流浪、贫穷，向着虚无、对虚无的极力逃亡，沉迷于沉思，躬身反省，践行于哪怕十万分之一的可能。关键不在于幻想所谓种种日常生活，并冠之以“新”：人为环境地变换、家庭关系的改善，经济状况的好转，休闲娱乐的日新月异会给诗歌带来转机，甚至不动声色、不付任何代价，一劳永逸把适合自己饥饿胃口的死去的或活著的大师们的遗产肆意瓜分、掠夺，并徒劳地加以修饰、改装、组合。心灵已无尊严可言，至多他们窥视到了襁褓之日起，并仍潜伏于襁褓中伺机凌空而出的类似殉道者的悲壮与英雄勇烈的遗传基因，生命的密码当然不会自行破译，反而把他们窒息。

  D：前车之鉴：汉诗——史诗•文化与悲剧的两翼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宣告诗歌新时代来临的宣言，表征着诗人们开始了为恢复人性的尊严，张扬人的天赋人权价值自觉而艰难的历程。仅仅是否定远远不够，旧世界的涅槃之火，在这代诗们人筚路蓝缕地努力下，缓缓复燃；在明灭不定的火光中，诗人们向着汉文化和悲剧性结构的史诗挺进。前者以杨炼、宋渠宋伟、廖亦武等为代表。尤其是杨炼以敦煌、半坡、周易为背景的一系列组诗，力图通过放逐语言和审美体验，超越时空的界限，展示自己对复杂文化现象的空前占有的巨大综合能力，从而将诗人的现实感受、历史意识与文化结构融为一体，使诗歌相对获得理性与感性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但是，这种寻求背景式的写作方式，它自身就面临被背景湮灭的危险，好像是考古学家，把久远以前的文化物碎片小心翼翼地排列好、粘合好，再对它们进行观照、沉思、抒情与感慨，文化的光辉黯淡，心灵的阴影加重，诗歌插上这双重翅膀，无力而哀婉地离求真的质问而去。好像不是他们在创作诗歌，而是作为背景的远古文化创造了他们注定被动的心灵。因为他们深信：伟大的背景能成就伟大的诗歌，历史的背景能加重诗的历史感；就如玛雅文明之于聂鲁达的《马楚比丘高峰》和帕期的《太阳石》；中亚细亚之旅之于佩斯的《远征》、《年代纪》，诗歌本身作为一种人文创作，无可厚非地应当在其孪生兄妹文化与历史的温床上找到一席之地，从而多少昭示给后人远古人类的梦想与激情的迷宫。而海子有意识地纵身投进这一惨烈的风景之中。他看到“麦地”、“麦子”中国新诗的两个重要的有生命原型的母题元素。他开始了他的歌吟与梦想：成就一首伟大的诗。史诗。他以英雄主义的献身与拯救——全力以赴地通过创作、行吟歌手般走上生命的祭坛。痛苦的生命个体被诗歌原型支解，被几千年农耕文化积淀下来的审美意识形态所肢解。“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世界文明的发祥地几乎尽挫于其笔端。黄河、敦煌、两河流域；人民、家园、火、屋宇、王子、古代、大海、仪式、歌队、荷马、但丁、尼采、凡高、人类思想大师，乃至最古老最现代的归宿——死亡，都澎湃在他的激情与奇幻名胜中。诗歌获得了神圣崇高。这种建立于幻象和旅行家般溯古(古代的仪式、王、兵器、赤道、天梯、天堂)和一泄万里直抒胸臆朝着未知核心和深度的加速歌唱，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及其存在确立了不容置疑的尺度，但这种全方位的、史诗性的大诗，除了唤醒和映照人类远古以来集体无意识生活的历程和个体被群体彻底的湮灭与抛弃时寻求救世主的宗教情怀外，掷地有声地疼痛和毫不节制的流放词语(以某种修辞学上的排比、复踏)更大程度上掩饰了个体内心无所傍依的孤独与沉思，矛盾与冲突，向着未知与虚无冒险和探索的承受力与思辨程度。“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该得到丧未得到该尚失的早已丧失”这位狂热的诗歌斗士追逐着诗歌太阳，最后在阳光中燃烧，轰然倒下，屹立起理想、人格力量对于人生和诗歌的价值。“只有试着活下去的一条路”(瓦雷里《海滨墓园》)但活着是需要理由的，对于一个严肃的诗者来说，这理由只能通过诗来为它自圆其说，并成其为根本性的来源。

  E：词语的现实性——对历史与文化的了断

万事万物都是人必须遭遇的，这是宇宙生命不可抗拒的法则。任生灵生死轮回，任四季永恒嬗递，它的强大与渺少都仅关系于人。“吾心即宇宙”“宇宙乃吾心”。因此，它每一个意识的勃发，每一次表达的灵感，每一场言说的喜悦归及内心深处的浩然宁静。关注词语的现实性，使其在诗歌精神光芒的朗照下，同个体心灵遭遇完美结合起来。持之以恒的鲜明激情已净化为宗教般的虔诚与狂热，在伟大而纯正理念的有力支配下，使诗歌在此在生命内涵丰富的深度(表现在对时间和死亡清醒的执迷不悟般的追思)及其螺旋般回环往复的停止、前进、停止、前进的思想力度，并由之决定了诗歌内在的节奏，完成心灵庄严的梦想，并让词语自身剃除一系列莫须有的、大众化的、人云亦云的修辞与限制。每一个词语，犹如纯青的火焰，竭尽全力地捍卫着它作为民族母语隐藏在词根与词根之间的尊严，神圣与神秘。人对自身拷问、对命运的沉思，首先遭遇到的是言词，远古人类的言词文字)在很大程度上与神话、传说、史前艺术、雕刻、绘画、民间行吟史诗有着血源关系，但对时间的魔力和死亡的幕遮，使作为文字(言词)，表征的文明与文化得到了延续，但富于创造的心灵日渐枯竭。一切都变得触手可及，图书馆、博物馆、公众的礼仪、日常的生活习性、吃、喝、性交、排泄的生理机能的固定化、程式化、政体化、种族、地域性特征所支配的伦理、道德规范以及齐崭崭被剪掉创造幻想的教育体制，使人类再次陷入自我泯灭、自我丧失、自我遗忘的集体无意识，既然已无意识可言，那么，这些无意识一旦被技术与货币所引领于左右，那么，人对自身的领悟、体察与把握变得日益缥缈而虚幻，纵有成千上万的科学体系、日新月异的知识爆炸，包罗万象的渊博学问，也难以阻挡物质对人的诱惑和毁灭，“抬头行尸/挺胸走肉/吊/在一只金属笼子里/依稀残留一丝人性体温”(见《存在诗刊》二期陶春《了断》)。诗歌开始了对一切非人性的了断，开始了捍卫的艰难历程。
  因此，诗歌需要的不是无病呻吟的花前月下，异客他乡，苍白虚弱的伤感抒情，这样的话，诗歌仍停留于《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停留于“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隋唐五代，停留于“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元明散曲，仍停留于“五．四”运动早期刘半农之《教我如何不想她》(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野火在幕色中燃烧，教我如何不想她)；戴望舒之《雨巷》，舒婷之《致橡树》(如果我爱你，决不像攀援的凌霄花)，社会有进步与后退，生命 有衰老病死；而诗歌，只有变化!永恒的变化，不管是形式或内容；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诗者自我意识自觉投入诗歌之融炉。他之自我意识是宽广的，是文学史、文化史、哲学史、美学史、心灵史的包罗万象，他前承着人类代代生生不息之坚强求生求发展求高尚生活高尚人格之卓绝努力；这是人类生命遗传密码，是一条巨大的血管，搏动着。诗者不可能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他永远置身于历史、文化、文明的阴影之中；这阴影昭示着人类的孤独、无助、彻底的绝望；但更多的，迸发出渴望超越，渴望永恒的反抗与呐喊；因此，历史，是关注个体的被异化的，被扭曲的集体化进程；历史不是僵死麻木的古董、文物，不是辉煌一时而无限凄凉任后人凭吊、引发“幽思”的文化遗址：历史不是封尘于各大图书馆、博物院的史志、档案；不是偃旗息鼓于羊皮手稿、动物骨骼；形形色色的雕塑中的小至邻人殴打、部落冲突、种族残杀，大至国土的鲸吞与掠夺，那至多不过是对人类自身记忆的不断遗忘与不断重复，是远离狂风巨浪的宁静死港；是逃避战乱与温疫的收容所。历史的被动性和残酷性也在于此，人类不断堕落与怯懦的自私之心，使这只死去的凤凰滋生出神圣与崇高的翅膀；无力而哀婉地在历代世纪的废墟上拍打青春纯洁的挽歌；这不绝如缕的歌声日渐远离我们的栖所，远离我们精神的家园，就如《圣经•旧约全书》十字架上耶稣的无力申诉：“主，你为什么要将我们抛弃!”
  因此，诗者之第一境遇，恢复对历史审视与对话，没有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而拥有太多狭隘地区民族主义的历史是可悲的，是不可救药的夜郎自大。正如里尔克所吟唱的：我们有回忆还不够，如果回忆很多，我们必须忘却。而历史对于许多置身其中，并将成其为代价与牺牲品的无创造性激情，渴望独立人格的人来说，确实是回忆，就像回忆一次不期而遇的萍水相逢，回忆一场彻夜长谈，回忆一次为了相聚与别离的宴会。何况保留至今通过各种文书、档案、史籍所描述的历史离真正的历史是那样的遥远与陌生；谁能够架起躯体的标尺加以度量；骨头最硬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是非常深刻的，而对它的态度也是激烈的批判与否定：满纸都歪歪斜斜地写满“吃人”这两个字。个体在这场人肉宴席中要么被吃，要么充当吃人的帮凶。历史并没有死去，它也并没有随时间和空间的死亡而气绝；它仍然活在公共的地理、公共的眼神、公共的性格、公共的额头、公共的表情、公共的繁殖。这些成群结队的幽灵大军中，处处窥视人心灵的房舍，全方位地包围它，并伺机砸碎围绕它的栅栏、墙壁、砖头、瓦片，长驱直入，大肆搜捕人的直觉、审美和真诚的沉默，实行彻底洗脑，然后大剂量地给尚在跳动的脉搏注射麻醉品——悠久的传统、民族特色。因此，从本体论上说，人在历史中的境遇是莎士比亚在《安东尼与克莉奥菲特拉》中响亮宣言：我们没有朋友和敌人，只有视死如归的决心。这样，就彻底宣告了怀着不正常心态的寻根、访古，在历史这巨大刑场上的死刑!靠历史不可能获救，正因如此，才有充分的理由宣告把托尔斯泰、普希金从现代船舶上扔进大海的合理性，只要生与死、祝福与诅咒、记忆与遗忘、爱与恨、灵魂与肉体、希望与绝望、孤独与交流、短暂与永恒、地狱与天堂等等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意念(哪怕仅只昙花一现般)，日益围困我们，并不断将我们引向个体的内心性生活，那么，历史就不是，绝不是让我们细细打量的失去生机活力的纸堆，它仍是活生生的巨大诱惑和考验的深渊。真正严肃的诗歌创作，从来是而且永远是为着确定人的现存时间的位置和价值，恢复人的尊严的历史性进程，它永远是投枪和匕首，帮助人们从诱惑与深渊的堕落与麻木中杀出一条生之血路。因此，靠以功利和实用为目的，以阅读人类有史的文化典籍为手段；以摘取片言只语，记录某一时刻对某一著作、某一大师的看法，冠之以《读××有感》、《今夜想起×××》形式的诗歌作品，这种心态与萨特笔下坐在图书馆里按字母顺序，想阅读完所有著作，空虚寂寞的自学者毫无二样!顶多，还显示出其借尸还魂的伎俩；缺乏鉴赏力地怀着诚惶诚恐的敬畏和病态的激动毫无分辩地吞食着衰老、腐朽、残破、凋零的东西，并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最容易被人类自身惰性捕捉到的残渣浮萍组装成虚假的迷宫、无功利的游戏。因为僵尸永远不会与活人博斗。因此，诗歌拒绝历史成为历史，拒绝把历史供奉在心灵存在之外，拒绝为历史低吟无力的挽歌，也拒绝为历史炮制盲目的颂歌；创造性个体必须以思想凝聚起他自身全部外在与内在、先天与后天，经验与启示的力量，勇迈地承担历史巨轮的重辙，将痛苦与死亡、光荣与败北、废墟与古堡、荒凉与血渍与刀光剑影、十字架与复活这些历史孪生的枯枝败叶，重新燃烧，把这些火种裹在诗篇里作为神圣的礼物转交给民众，使他们成为壮丽辉煌的人的历史本身。把诗歌置于这一亘古永恒的母体和复杂曲折的背景之上，历史通过诗歌得以延续，发展和完成人的创造性力量，与时间、生命律令、死亡、意识之间的对话和互相敞开；诗歌，通过对历史水乳交融的批判和炼金术士般的提炼，彻底动摇生存之根基，向自我和未知之途提供更大的可能性，根除人作为历史的附属物和寄生虫的本性。既然，历史是创造与毁灭、开始与结束、拯救与堕落的神圣悲剧，就让它演得更加轰轰烈烈，让那些本应该到刀山火海洗炼的言词；到天堂与地狱间历险的文字；到暗无天日的冒险中滋生的歌吟；甚至到生命终了之时，才对人世、对生活、对死亡投上冷冷一瞥的骑士之目光，赋予它创造的冲动和渴望的激情。面对围绕自身旋转、丧失价值观念及其行为目的的社会处境，相对于永不重复的充满独特感受的心灵，外在世界(他人的或社会的、私生活或集体的)的分裂日益加剧、明显，它可能变得微乎其微，连半丝涟漪都不会为之颤动；也可能变得重如磐石，虽荒凉贫脊，却大量滋生废墟、闲谈、暴力。这种分裂所辐射的力量，并不是靠简单的主义与宣言能承担的。它需要生命全力以赴地投入，既承受个人的孤独处境和个体的一无所有，也承受我们当下人们的处境，共同分担总体的命运。这无疑将成为我们时代的艺术特征与思想特征。于此，我们不得不把对历史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三维性的审视建立在恢复人对于自身存在的勇气与力量的基础之上，尽管这力量与勇气对于人永恒的悲剧和宿命是不可预知的。人的永恒悲剧在于他的诞生，他诞生于虚无，归宿于虚无。他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每一次艰辛的劳作，每一次不屈的挣扎，都是他独自填写着迈向死亡的通行证。既然他的生之源尚未敞明，那么，他的死亡末也将无从确定，这尚未敞明与无从确定有力地阻挡那些非生非死的幽灵徘徊于世界进程与历史因素之外，盲目地炮制一厢情愿的乐观主义蓝图和自暴自弃不思奋进与变革的掐断自己根子的灰色之凝固状虚无主义怪胎，更多地提供了人对自身的揭示，对生与死的沉思，对时间涌流、倾听的可能，对解释自我、创造自我、胜任自我提供了必要条件……每一刻、每一分都为之颤抖。

  F：诗的力量在我们中间

    时光就肯定还会回来
    用来活命
    用来拯救
    用来死亡和保卫
    (《存在诗刊作品集第1辑》谢银恩之《献辞》)
  人性的大陆还在遥远的、奔腾咆哮的蓝色大海的怀抱之中。现在是重新发现新的人性大陆的时候了。黎明即将喷涌曙光，帷幕即将撕开!诗歌的直线运动已经中断，它循环往复的螺旋又重新回到起点，这是远征与冒险之后的欢宴时刻，前人的情节、典故、灵感与意象如同从溺水者的遗物中找寻到否定自我的证据!永不疲倦地寻求，完全彻底剔除粘附在个体生命形式上的非本真的，具有强烈功利性、目的性、实用性的病毒。我们终于发现了人的处境，自我完全是被外在扭曲、变形的陌生物；人类永远是同一部心灵史；不论屈辱与荣光；辉煌与失败、软体侏儒与自由战士；被动的反光物与激进的冒险与毁灭者。不同的时代对人类心灵的扭曲是相同的，它只会改头换面、变本加厉而不会有丝毫退却。因此，需要诗歌对之进行有力地反拨。诗的目的在于人对自身的解放。这种解放既不同于宗教上所谓的灵魂得救，这样，它将把人置于上帝、真主、佛祖等偶像的奴役之下，置于对原罪的负疚，对未日审判、地狱流放的恐惧与颤栗之中，也不同于政治上通过武装与暴力革命推翻旧的统治，而又自愿推举并拥戴新的统治，把人当作流血、牺牲的工具与目的。地球文明，自从人能够思想以来，就渴求超越短暂与有限，达到永恒与无限，但人永远也没有实现这个梦想，永远也没有获得过拯救与解放，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现实仍继续证实：未来也仍然逃脱不了这厄运。人对自身的彻底孤独无援和对外部力量的深刻怀疑，使诗歌获得了凌驾于哲学、宗教、艺术之上的伟大而坚不可摧的地位。这种境遇，诗歌也许并不急于毛遂自荐地轻率允诺为人类指明一条摆脱困境与厄运的康庄大道，这样的话，诗歌会是不幸和无辜的；它倒宁愿谦恭地服从于心灵摆脱困境与厄运的万千种抗争的念头与欲望血性与冲动，毫不掩饰地展示人类心灵的丰富性；对于自己和他人的残忍与怯懦、自私与仇恨、公正与善良。这并不是强调诗歌的唯一目的在于揭露人的渺茫与无能，展示无意义的悲观绝望，而是在揭露和展示的过程传递代代相传不息的真正生命力，这真正的生命力通过对真理的言说打开诗的发音器官，真理是不可能被占有和征服的，它只能在不断的变化、不断地延续中得以显现和证实。从来就不存在一个永恒的、既定的真理在神秘之国敞开她温柔而宽广的胸脯，迎接嗷嗷待哺的人类幼童。与其说荷尔德林在其颂诗和哀诗恢复吟唱的诸神遁迹，里尔克在世界已达之深沉，巨大的黑夜中充满激情而痛苦地对隐蔽世界的转换，不如说他们全力以赴地捍卫了人之为人的尊严，捍卫了对传统与偏见的斗争的正义性和重要性。既然人的本质尚未确定，真理尚未直接被体验与发现，那么，诗歌必须是预言性的，它必定将时代升华到想象之中，复苏人的伟大梦想。它的预言性在于挣脱停滞不前的思想，古老呆板僵化模式的情感及其表达方式，它靠着生生不息的对万事万物的本真关切和旺盛的不可遏制的冲动，使生命沿着它应有的轨道运行。它冲破历史与现实的重重围困，伸着健康而强壮的手臂，勇敢豪迈地挥动金色的思想之利剑，无情地屠宰黑暗大地上被定义为人的种种非本真性；从而为真正人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奠定了历史的现实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