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光明：清醒在精神病院自由的阳光里——兼谈诗人及其自由

李龙刚

  北京通州宋庄，被誉为中国乃至世界规模最大的当代艺术大本营。据说已有两万多书画、雕塑、观念艺术、新媒体艺术、摄影、独立制片人、音乐人、诗人、作家等各艺术门类人士在这里自由地从事创作和生活。走在宋庄艺术工厂区、合作社，甚至村落、街道，与你并肩或者迎面的随时有可能是来至各地的知名人物，其中不乏名家、大家。他们有的拥有着自己的馆、所或者四合院，有的租用着四合院或者仅仅一间小屋；他们有的相当成功并已居住多年，有的并未如愿而默默离去，也有离开后又再次“杀”了回来。住那里已多年的一位书法家朋友告诉我：宋庄艺术家群落围绕一个白塔向周边次第扩散，白塔旁边有一个精神病院，有的艺术家喜欢去里面住一住。因此，久未见面时多有“你进去了吗？”“什么时候出来的？”“我昨天填了表！”之类的寒暄。
  宋庄这一现象，似乎很像当下汉语诗人的状况，数量众多而队伍并不整齐划一，贫富悬殊而好者乐此不疲。虽然我也属无辈分优势、无读者朋友优势、甚至于无银子优势之列，但这样说并不是要做诗人队伍标准的提案，更没有要“打土豪分田地”的倡导。不是经常有人说诗人是疯子吗？就顺便想起由宋庄住精神病院的艺术家来牵扯诗人的套路了。当然这种顺便绝非肯定和怂恿把诗人称为疯子的“非诗人”或“非疯子”，出于对诗歌和诗人的敬畏，我很有想把这个称谓痛恨地加在他们头上的强烈想法。还需声明的是，虽然提及精神病院，但我丝毫没有不尊重精神病患者的意思，如果借鉴去年为老年痴呆病人取一个叫“老小孩”的人性化名字的义举，我特别愿意从今往后把真正的精神病人称为“妙诗人”或者“爱诗人”，都是希腊神话与诗有关的神仙噢。
  其实我倒是不很在乎别人称不称呼我为疯子，因为这个社会的神经病实在不少。灾难来临前，专家说目前不会发生类似灾难；股市要涨了，专家说很快要跌倒1200，这些专家不就是典型的精神？！连臭屁也有香的时候啊，比如许多“要员”的文章、讲话、发言，明明臭不可闻，更许多的精神病却教诲你那是香的！为了金钱名利神魂颠倒、良心丧失，硬要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痛苦经历当作生存经典，纯粹精神有问题嘛。更为可笑的是，这些病人不但不醒悟自己出了问题，还质问不投其所好同流合污者、不言听计从死党追随者是不是精神失了常。类似的“疯人”现象比比皆是，一度时期那是相当盛行而不自知，而今亦不可断绝。“精神病”怀疑正常人有精神病，正常人得去证明自己的无辜，又都是平等之人，都言出有衷、各有道理。这种现象的重复让我时有混乱的感觉，究竟谁是谁啊？我突然想起前些年与朋友关于兔子和草的清谈，大体内容是提示在尝试“兔子不吃窝边草”这个俗语时，先弄清楚你自己究竟是兔子还是草？谁是谁的问题还真有点难以分清兔子和草的模式。
  诗人黑丰在去年《随笔》6期《一个献祭者的低语》中写到：“一个诗人（或者一个艺术家）其实就是那个始终走在危险的边缘上的人，始终走在死亡线上的人，始终走在午夜时间的临界点上的人，始终处在苦难中沉潜最深的人，始终将享受，将欢乐，将幸福，将荣誉，将一切光环抛弃在一边的人，始终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的谦卑和虔诚的人，永远将寂寞、将漫漫长夜留给自己，将旭日东升将美好的一天留给别人的人。——在自己的黑关中完就个人精神的不朽和永生。”引用文章的整个首段，是因为我非常喜爱这段关于诗人的深刻而高尚的体验式论述。尽管可能因为我的修为原因不完全赞同献祭是诗人的完全（其实也没有底气、没有习惯对包括黑丰先生在内的所有诗人说三道四），但并不影响这段文字带来的效果：从未有过的震撼和对诗人敬重感。我似乎看到诗人悲怆的眼泪挂在眼角，既是幸福的又是酸楚的，因为对诗歌始终如一虔诚和敬畏的无悔的幸福，因为使命重负且饱含危机的酸楚。诗人，也有一种酸楚需要理解、宣泄和放松，他们在黑夜里呆得太久需要见到光明。精神病般的世风，无法被理解的顽疾，昂贵的房子、家庭、孩子，诗人在坚守一个纯净境界的同时又不得不深入其中，谁没有过那些纠缠的疙瘩？
  这是害怕自己是却可能被归类为精神病，也可能怀疑自己是精神病的复杂世界，与其在既无头绪又无结果的痛苦中交织，还不如学学宋庄的一些艺术家，先在精神病院里安顿下来再说。当自己的正常人，让病人说你是病人去吧！作自己的诗人，继续深刻体验你想体验的精神上的煎熬去吧！
  诗人无法逃离社会和生活，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不完全赞同献祭是诗人的完全，也是因为事实如此。诗人首先是社会人、生活人，应当以做人为起点，在自身范围内履行对社会对生活的责任，只不过，诗人的的责任又比普通人多了精神层面的导引、艺术层面的贡献。这虽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一些诗人们却并没有完全醒悟。例如，认为自己的自尊和教养程度、对社会、生活的领悟能力天生与普通人不同，对普通百姓缺乏关注和起码的悲悯感、同情感，需要先得到理解、尊重，然后才能从象牙塔里走出来释放亲近；与普通大众、与社会完全隔离，“志不同而不相谋”，对繁琐世俗中本来司空见惯的社会生存方式呲之以鼻，以显示自己的高雅，除了自己和圈子之外，再无心思去体谅大众、理解弱势苦衷；尚存的良知和付出的艰辛未被大众所认识、熟悉，因为虽然偶然也可能读到他们的作品，可能又因读不懂而被视为梦呓，因而也不被大众所理解和认同。这些问题都是诗人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大众所产生的结果。诗人不贴近甚至排斥、不反映社会生活，其影响越来越小，赖以生存的刊物发行量越来越少，虽然与现代媒体、阅读习惯的发展变化有关，但作为当事人，诗人自然有逃不脱的干系。需要说明一点，诗人是社会人自然必须履行社会责任，这并不是说一定要扛起一面旗帜，带领大家去宣战、去占领一个阵地，重要的是对正义、对真善美的倡导和传播，而带领者是统治者和政治人的事情，诗人无法也不应该承担那种责任。不参乎政治自然为好，但政治已经影响到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时候，诗人也已经不再是自由的诗人了，这时，就应该站在大多数人一边，即使头破血流也战斗不息，这也是诗人的责任和血性。至于诗人对政治歌功颂德，那是个人的自由，借着政治的飞机实现诗人价值的提高，有那个能耐没什么不妥？但从古到今，既在政治舞台上左右逢源，又在诗歌领域真正德高望重的诗人数有几何？大多是顾此失彼，或者彼此皆失。一些前辈的教训已经够深刻的了，还是时常把杂念多清理一下为好。
  自由是人类的共同期盼，更是诗人坚守的阵地。我所理解的自由，是除了丑化祖国和民族形象、特定政治因素之外的自由。一个人不尊重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是最大的无知。而特定政治犹如身体上重要的器官，你可以伤害身体的外表，但除了器官自身丧失机能引起全身反抗外，这些部位敏感到不能接受任何伤害的威胁。诗人在充分享受自由的同时，应该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人格，不能附加给任何个人与实现自身自由相关的条件。比如说，你视诗歌为生命同诗歌共衰荣，以诗歌为荣誉为情侣，不能不允许他人以诗歌为自恋、自慰或者怡情；你视诗歌为精神，可能因为追求而陷入痛苦贫困之中，但并不从中释放物质的欲望和名利的贪求，不能不允许他人考虑国际国内称雄、提前进入小康，名垂千古、永世流芳。你虽是盟主版主、泰山北斗、一派领袖，也必须承认他人的无争无派无指标、无虑无忧。我坚持诗人对社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汉语诗歌今天的尴尬状况与全体诗人有关，不赞同是你的自由，你同样可以继续享受诗人的快乐和敬仰。诗人的包容、善良、友爱情怀是自由中始终不应遗忘的一束玫瑰花，送与他人，手留余香。
既然我们已经沉重，为什么就不能创造一些快乐和轻松？
  以赛亚•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说：“歌者因何而歌？只为了他唱完后为世人所记取，从而在乐趣中去寻觅往日记忆吗？不是！这是虚妄、愚昧且浅薄的人生观。歌者的目的在歌。”面对纷繁的世俗洪流，歌者，请清醒在精神病院自由的阳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