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斯是诗歌抛出的一枚骰子

李明利

普拉斯是诗歌抛出的一枚骰子
　　据深圳商报2014-03-10消息 深圳商报记者 杨青写诗也研究诗的冯冬被选为普拉斯诗歌全集的译者，肯定有编辑独特的理由。在有无数译本的前提下，他的这次重新翻译有什么样的特色？他又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翻译这位著名诗人跳跃风格非常大的诗歌？3月8日，在广州的冯冬接到我的采访电话后，却选择了用邮件问答的方式来回答，他说，这样感觉好一些。我知道，我又碰上了一位对文字非常计较的译者。在回复过来的邮件中他写道：如有任何改动，发稿前还请告知。细细读来，他的回答诗意盎然，让我平铺直叙的提问有了闪耀的答案。

　　“我是普拉斯又不是普拉斯”

　　《文化广场》：普拉斯作为自白派诗人，你译的是她的全集，以前有不少人翻译过她的诗歌，你觉得自己翻译的特色是什么？

　　冯冬：我与普拉斯同行，不与普拉斯同行，我和她走在相隔并不远的路上。我自己也写诗，我翻译的“特色”（如果有的话）即是对她的词语、她的节奏所保持的警觉的倾听。我竖着并不长的耳朵，试着以诗本身来译诗，以诗译诗，在另一语言中最大限度地保留诗之为诗的东西。这并不意味翻译在情绪中的“共鸣”—没人能够同情她，与她共鸣，译者也不能，同情就是说你站在她的位置上，穿着她的那双鞋，走那样的路。在翻译中，我更愿意一种忧郁的克制，一种贴近的呼吸方式，一种独特的我是普拉斯又不是普拉斯的方式。在翻译的某个中途，以一根蜡烛之光去浮现她的面庞，只有这样，我才能接近她。之前的普拉斯中译者以各自的方式趋近过她，我喜欢“无限”趋近的翻译。

　　《文化广场》：她丈夫特德·休斯在诗集序言中说，普拉斯作为一个诗人，演变得非常快，经历了风格的连续蜕变。我们每往前走一步，她似乎都蜕掉一种风格。她第一本诗集的书名就换了五六回，你在翻译过程中感觉到这种跳跃性吗？翻译的难度在哪里？

　　冯冬：一个诗人能拥有的只有风格，一种非尘世的稀薄的东西，就算她不断蜕变、突破、跳跃、返回，她也是在形成属于自己的独一的表达方式，风格的代价就是不断的死亡。普拉斯是个多变的人，她是诗歌抛出的一枚骰子，她不断否定自己，在自己体内为新的诗句腾挪空间。所以在翻译中，得不断跟上她的否定的否定，这对译者的变速能力提出要求—这有点像应付目前的气候。我的右手寻求精确的同时，我的左手还要完成致命的一击，这对语言的方向感提出挑战，因为你对付的不是一个意象，一种表达，而是整个意象与表达的庞大系统，以及这个系统晃动、分解、崩裂的整个过程。

　　一个可怕的、真诚的声音

　　《文化广场》：普拉斯说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在精神病院特殊的、隐私的、禁忌的主题令她大感兴趣，事实上她走得更远。她也喜欢女诗人安妮·塞克斯顿抒写她经历过精神崩溃的母亲的经历，她的专业性、感情的、心理的深度。她的诗也是这种路子，死亡几乎如影随形，不时出场，读了有种压抑之感，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冯冬：普拉斯（以及保罗·策兰，洛威尔与塞克斯顿离她还有一段距离）不是可以直接“喜欢”的诗人，如果从佛的意义上去理解“喜欢”这个词，那么她和策兰都不“完满”，携带着我称之为异生色受，一种创伤感知力，这使诗歌作品冲积为与“美”的一般尺度相对待的生存断面。从写作上说，异生色受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天赋，只在极少诗人中破析而出，他们写到了心识极为晦暗—却清晰可辨—的地方，也就是先验统觉无法到达的地方。人类的黑夜性将在更多的诗歌书写中被触及和回避，伴随各自主体意识的起伏。普拉斯触摸了诗最为锋利的一面并在那里逗留，那些拧绞和黑夜。压抑，是的，不如说忍耐，为了让另一些属于诗人自身的东西破土而出。普拉斯对我们来说仍是一个未来的声音，一个可怕的真诚的声音。

　　被现代出版体制造就并毁灭

　　《文化广场》：她在诗《爹爹》里谈到二战时的集中营达豪和奥斯威辛，还有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普拉斯自称是美国人但有德国和奥地利背景，她说自己是一个挺政治化的人，她诗歌的政治色彩强吗？

　　冯冬：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政治”，好像我们拥有的还不够，还要到诗里去寻找！你读原文的话，就能听到她诗里回响的德语语音，顿挫、尖利的气流摩擦。她在诗里使用德语并非偶然，在精神上，她有时把自己看做被迫害的犹太人，被什么迫害？父亲？从精神分析我们得知父亲只是一个隐喻，丈夫也是。上帝保佑父亲！如果不是因为诗歌，因为诗歌而起伏、翻滚、灼热化的感知，直到一切达到沸点，变得难以忍受，包括诗歌自身。这是一场针对诗歌的政治，为了将自己放在还能继续写作、出版的那个位置上。我把普拉斯视为第一个被现代出版体制—投稿、竞赛、发表、出版、焦虑、名誉—所直接造就并引致毁灭的诗人。

　　《文化广场》：普拉斯称“我的诗直接来自我感官与情感的经验”，但这种经验绝不狭窄，反而与更大的事件相关。可她被封为“自白派”的代表诗人，是读者误读吗？

　　冯冬：读者永远不会错，不会误读，读给了我们一个理解并定位她的途径，但我们知道，她并不完全如我们所读的那样。诗人向着神而不是读者“自白”，读者更像希腊悲剧中的合唱队，他们倾听、应和、哀叹，有时以神的名义。诗人所告解的“罪”属于每个人，却又不属于任何人，她有时因发现这个罪而骄傲，有时因它而负疚—她独自感到了它，这个波动的语言化促成了诗的告白。可以说，阅读就是一场共谋，很难想象没有读者的普拉斯，她也因此能创造“事件”。

　　以反讽方式看普拉斯

　　《文化广场》：普拉斯觉得原始的情感反映背后必须有一种理性的规范，你能感受她诗歌中的理性和规范吗？

　　冯冬：休斯在诗集序言中提到，普拉斯的写作依赖于一个内在象征与意象的超压力系统。在翻译中，我透过绵延、跌宕、喘息的诗句瞥见一个不变的沉默的布景，一片空茫的夜晚一样的东西，吸引着她。也许难以称之为“理性”或“规范”，它更像《边缘》一诗中的“希腊必然性的幻觉”，也就是她一直与之斗争的那个内在于整个西方诗学的表象系统，诗歌的“前定和谐”—借用莱布尼兹的一个说法。普拉斯早期的很多作品遵循着精确与形式，这奠定了她。

　　《文化广场》：普拉斯说“一切东西都可以入诗，但是我不能把牙刷写进诗里。”但她可以把更自我更封闭更私密的情感体验写进诗里，为什么牙刷不行？你怎么理解牙刷的象征意味？

　　冯冬：你如果牺牲了牙刷，你就牺牲了诗歌可能性的很大一部分。有时我们要以反讽的方式看待普拉斯的话语。

　　他俩是师徒，爱人和敌人

　　《文化广场》：她在死后19年靠她丈夫为她编选的诗集获普利策诗歌奖，你如何评价她的丈夫？是她的知己还是罪人？

　　冯冬：特德·休斯与西尔维娅·普拉斯常在一起切磋诗艺、修改诗稿，休斯亲眼看着她成长为一名风格特异的诗人，亲眼看着她走向语言与体验的极限。他俩是师徒，伙伴，爱人，对手，敌人，还有比这更有“诗意”的吗？

　　《文化广场》：在文学弱势的背景下，你认为出版普拉斯诗歌全集在当下有什么意义？

　　冯冬：文学与其他观念的机器一样，从来都不是弱势的，或者说，它以不可见的方式实施自己的力量。这是一个迟来的全集，当我们已读过太多的诗，它的意义—对于写作，对于生活的影响—也许只有在未来才能显现。迟来的东西会永远迟。普拉斯所打开的诗歌的暗意识之门，在她之后，需要更大的力气才能再次被推开，或者，被彻底遗忘，只留下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