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日常生活的
——我的诗歌观
马铃薯兄弟
我迷恋世俗生活,并时常为其中毫无虚饰的世俗之美而激动。我同时对人们精神深处的惶惑、脆弱、关怀抱有难舍的兴趣,或者说,是无法回避。正是这二者紧密的链接,构成了我写作的动力。当我能够用一种旁观者的清澈与冷静来进行表达时,我觉得,我就找到了我要找的东西。我曾说过,诗歌是一种精神的游戏,现在我仍坚持,人类从事的任何文化行为,在宏观上,都有着游戏的隐秘特性,他们同样构成我写作的动力。
在诗歌的文字表达上,我追求富有意味的简约。繁缛不合我的口味,廉价的口语也为我所警惕。我追求诗意的浓度与醇度——在随意写作、垃圾化写作、伪诗写作、非诗写作几成灾难的时代,这一坚持与努力,绝对是必要的。
在而在诗歌的精神气质上,我追求或者说靠拢诗歌的“南方性”,不妨命名为“南方诗歌”。关于当代中国诗歌,扩大到整个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南方性”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学术问题(但却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和写作关系密切的问题。我的“中国南京-现代汉诗研究计划”的朋友们已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我相信,“南方诗歌”或“南方文学”的问题,将对诗歌研究乃至文学研究产生巨大的意义。我所追求的“南方性”,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精神的概念,它像一棵大树,有向四面八方伸展的枝条。
诗歌始终是最高贵的文学样式,这没有问题。但是,如何理解这种“高贵”,我有自己一些小小的坚持。当一些人乐而忘返地沉醉于域外大师们的阴影,并忘记今夕何夕时;当一些人沉醉于语言本身的乐趣、炫耀文字修炼功夫而不知身处何地时;当大量的精致的诗歌赝品,以不乏优越感的“高贵”和精致堆积在我们面前,并大有垄断诗歌代言权之势的时候,我从其中找不到我所需要的诗歌。我理解的高贵与神性,都离不开如此烦琐而烦恼的日常生活,因此我也更愿执著于对诗歌平民性、世俗性、当下性、原创性的坚持。我长久地将自己的内心聚焦于对人的卑微、渺小的观察、感受与思考。“新日常生活写作”就是一个我在此一向度上不断实践的大标题。在这个丰富而紊乱的时代,不登大雅之堂的日常生活空前地血肉丰满,无视这一切不仅是道德上的瑕疵,更有荒废资源的罪过。这些日常生活层出不穷,又快速变旧,而人性与人的命运就像无辜的铁矿石经受着残酷的熔炼,却并没百炼而成钢。惶惑不宁,喧嚣骚动,琐屑卑微,冷漠孤独,灵肉割裂……谁可以越过这些?在今天,诗歌的神性,就在于它不能绕过人性气息的必经大道、日常生活的喧闹市廛。我发乎本性地迷恋这些,就像一个流浪汉迷恋满眼的垃圾,小孩迷恋手上的玩具。
日常生活不熄,诗歌才可能不熄。
而日常生活如何进入诗歌,则是每个诗人写作的最核心的秘密。我的秘密,都在我的诗歌里呈现着,并将在以后的诗歌里继续呈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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