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敢：消费文化语境中诗美流变的忧思

宫白云

　
　　消费文化语境中诗美流变的忧思
　　陈敢
　　
　　
　　【关键词】消费文化语境消费性“个人化写作”“口语写作”“70后诗歌”
　　
　　如果今天用骚动与浮躁来形容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坛，恐怕会有许多人认同，随着跨国资本的涌入和殖民文化的风起云涌，西方的多种主义匆匆登台走场，因此有人称1985年为“方法论”年。兼之《百年孤独》获诺奖，耐不住寂寞的小说家先后举起“新写实小说”和“寻根文学”的旗帜，随之，诗界的暴动在“第三代诗”中揭竿而起，在“pass”舒婷，“打倒北岛”的喧嚣中，开始了他们原生态生活诗的突围和探索，以韩东、于坚为首的新生代诗人，拒绝隐喻、象征、意象，告别朦胧诗所谓的贵族化，追求平民化民间的诗，这种颠覆神圣、躲避崇高的诗美流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九十年代以来整个诗坛的走向，包括“盘峰诗会”后出现的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和“70后诗歌”等等诗歌群落和其他诗歌现象，全都在所谓“及物”的原生态的生活流上滑行，只不过不同诗派和不同诗人在路上行走的姿态和使用工具不同而已，但整体的趋向是一致的：从意象的诗到事态的诗。
　　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确立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众声喧哗，骚动浮躁。与此同时，消费文化迅速崛起，并不可阻挡地成为中国人民文化认同的重要文化来源，承担起当代社会的自我建构与文化认同的重要功能。在消费文化的进逼下，许多作家和诗人放弃人文情怀和终极关怀，追逐物欲享受和官能刺激，在纵情色声的狂欢中沉沦，导致文学日趋衰落和边缘化。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残酷险恶的文坛令人感到非常的痛心，正如郑崇选在《镜中之舞——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叙事》（1）所梳理和清理的那样，无论是出版业，小说创作，影视文学，还是批评界，都在拼命逐利中体现赤裸的消费性。论著紧紧围绕着文学叙事的审美性和消费文化的消费性两个主要话题逐步展开，并指出在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叙事审美性、超越性的缺失和历史化的放逐。郑先生虽然在论著中没有直接点明，在商品化和流俗化的潮流冲击下，文学叙事全线溃败，形同一盘散沙。我十分敬佩郑先生的敏锐和过人的识见，只可惜他卓然不凡的见解，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也许是考虑篇幅限制，郑先生在《镜中之舞——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叙事》并没有论及诗歌，其实，诗歌界应为消费文化的重灾区，诗人是最自以为是、最狂妄、最浮躁的另类。他们目空一切，唯我独尊，总想打倒一切，从我开始，从头再来，以个人来开创诗歌的未来。这也许是诗人的通病，也正是九十年代以来迄今诗坛的真实写照。
　　长期以来，有些问题总是困扰着我，何为好诗？诗歌何为？难道时下把神圣崇高完全颠覆，毫无道德底线的纵欲狂欢式的诗歌，它真的能够高擎激发人类神性之光的火炬，建构人类的精神灯塔，为漫漫长夜中摸索的人们引航，为塑造睿智灵魂和培养健全人格而有所建树吗？答案恰恰相反。此外，九十年代以来先锋诗歌突围后的建树何在？我以为他们旨在破坏而缺少建构。
　　朦胧诗后的多派先锋诗歌，自我感觉极好，但真实的情境并非像他们所想、所期待的那样，他们在非诗中狂欢，在疏离诗歌的同时也被诗歌疏离。对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的考察、清理，罗振亚先生在其《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2）的著作中进行了全面系统而富有学理性的评价与辨析，虽然有悖论的地方，但我基本认同他的基本立场与估衡。我觉得，他对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下诗坛，总体来说是失望的，甚至可以说是忧思如焚的。因为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诗坛欲望喧哗，诗性溃散”，“90年代的诗坛渐呈颓势，每况愈下。”（3）
　　我注意到，当年朦胧诗的精神领袖谢冕，对九十年代以来的诗坛从未露出笑脸，并不乐观，相反还委婉地进行批评：“九十年代最大的完成是诗的个人化”，“个人化使诗最后摆脱了社会意义的笼罩，但也留下了巨大的隐患。自此而后，诗人关心的只是自己，而对自己以外的一切淡漠而疏远。相当部分的诗成为诗人对于小小的自我的无休止的‘抚摸’”。（4）这真是一语中的，击中要害。这事实上涉及到诗歌的社会价值和历史化的问题。也就是说，谢冕先生指出了九十年代以来的先锋诗歌缺乏社会价值和历史化的态度。他们往往无视历史的本体，从不试图接近本体，在返回历史情境中予以艺术的呈现。相反，面对着历史这庞然大物，他们随意地颠覆解构。他们并不知道历史乃诗歌创作的血脉和原驱力，它是诗人创作的根基。尽管有的先锋诗人自诩，诗人的个人史其实就是历史，或者说是历史的个人化，是的，中国诗歌史上有过先例，如唐代的元白和杜甫等，杜甫还有“诗史”的美誉，可当下没有任何一位中国诗人能与之匹敌，可见历史并不是靠吹和擂建构的。必须回到鲜活的、有生命力和历史感的文本。诗人必须面对置身其中的现实、时代和历史，表现个人命运与他者命运的切身性和同一性，在历史的照壁上留下自己的投影。
　　另一位崛起派的理论家孙绍振对九十年代以来的先锋诗歌创作更不满意，他直言不讳地《向艺术的败家子发出警告》（5），“他们本来也许以为我反了一切传统的艺术，会建构起最新的艺术来的。但是艺术并不是在空地上能够建立得起来的。一些艺术的败家子至今还不清醒。哀哉！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八九十年代的诗歌，必然受到历史的嘲笑。”（6）这是二十世纪末的诗坛发出的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但诗歌的旷野并没有回声，它被淹没于消费文化的声浪之中。而今天沉寂、“奇迹并没有发生”（谢冕在2010年7月于北京举行的“两岸四地”诗歌研讨会上的开幕辞）的诗坛，正已被孙先生不幸而言中。
　　尽管孙绍振先生在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在诗坛如雷灌耳，但年轻的诗人压根儿就没把他的警告当回事。两年后掀起的“盘峰论争”，在孙先生所担忧的诗途上越走越远。这次论战，激烈非凡，成果斐然，出版了许多相关的论著和诗选，可惜只是诗外的相互攻讦，甚至是人身的攻击。这种外围的论辩或求证，距离诗歌的本质甚远，根本无法与当年朦胧诗的论争同日而语。本来，相同、相近、相异的诗观在喧嚣中争论、交锋和碰撞是件好事，我们可以在地域差异、个性差异和风格差异中寻找并抵达普遍的人性。真理往往是越辩越明，但前提是心平气和，富有学理性，真正热爱诗歌，为了诗歌有序健康的发展，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事实上这次“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间的论争，用张闳的话来说，只是《权力阴影下的“分边游戏”》，这并未给“当代诗歌带来新的辉煌”。（7）是的，双方争夺的是权力，诗坛霸主的权力，诗坛话语权的权力，他们都试图想进入文学史，表现出新诗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偏激与浮躁，急功近利，令人感到失望和心寒。在论争中，杂文式语言如匕首般犀利，谩骂和攻击的“文革”遗风，死灰复燃，我以为那是低水平的无谓争辩而使问题肤浅化。如此混乱的的诗坛，难怪谢冕先生忧心忡忡：“20世纪寄望于中国新诗的，还有什么呢？”（8）
　　关于所谓“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论争，罗振亚先生在他的《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的著作中已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恰如其分的评价，这里无需赘言，仅就“个人化写作”与“口语写作”两个命题说说个人的看法。
　　我所理解的诗人的“个人化写作”即诗人独特而鲜明的个性，它既是个人的，又具有普泛性，换言之，每个诗人既是个体的、独特的，同时也是时代的，他们的诗歌融汇于社会而具有历史内涵，以个人心灵的三棱镜来折射社会与人生，彰显出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和道义担当。
　　而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个人化写作”，重视日常性叙事，无间离地切入原生态的生活，写身边生活琐事、生活场景，局限于一己的悲欢离合，与时代、社会缺乏血缘关系，从而造成历史叙述过程的中断，缺乏对历史应有的尊重，作品就自然缺乏历史的质感和厚度，成为无根漂泊的孤魂，自然也就不会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实际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大多数先锋诗歌文本，充斥着都市欲望的喧嚣嚎叫与及时行乐的快感。抒情主体对一切都无所谓，什么青春、事业、爱情、成败等等全都无所谓，他们信奉的是，当下，唯有当下，一个个全都是看破红尘的浪子，或者是没有一点正经的、游戏人生的嬉皮士，他们在“先锋到死”中解构神圣、崇高的同时，也解构了他们自己，他们在消费时代的同时，也消费了自己。
　　尽管王光明先生在两篇文章中认为，（9）九十年代诗歌的“个人化写作”是非诗时代所展开的个体承担，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创作主体的主体性意义，但他同时指出：“朦胧诗从国家化的诗歌中浮现出了一代人的声音，而后新诗潮又从一代人的声音中凸现了个人的声音”。（10）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王家新借用翟永明诗歌题目的文章《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确，他们的诗局限于小圈子里的相互激赏酬唱或个人的自我陶醉，自娱自乐，缺乏与社会历史的广泛联系，缺乏深广的忧思和浩大的悲悯情怀，也就是说，我们几乎看不到诗人对社会历史的承担，因此，其影响力和感染力是十分有限的。这样的诗歌自然受到时代和读者的疏离，从边缘走向更边缘，直到死亡。
　　通过以上简单的分析，我个人认为九十年代以来先锋诗歌的“个人化写作”不宜提倡，应及时匡正。因为这种“个人化写作”由于疏离时代与社会而缺乏历史内涵，缺少人性的深度与广度，事实上，先锋诗人由于个人化立场的制约和个人视域所限，他们无法在诗中描写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和邈远历史的悲壮风貌，也无法表现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我们应该重返八十年代，承继朦胧诗的优良传统，象他们那样“自我觉醒而融进时代的追求，有鲜明的为一代人代言而又不失独立的个性，这是朦胧诗最可贵的精神品质。”（11）值得庆幸的是，在物欲横流、乱象环生的诗坛，依然有沈苇、林雪等这样的诗歌殉道者，这两位曾获“鲁迅诗歌奖”的诗人内心都具有强大的定力，他们在寂寞与清贫中坚守，以他们温暖的诗给人抚慰，“为一杯死亡添加一勺生命”。（12）沈苇在去年和今年连续获奖，去年获得的是柔刚诗歌奖，今年获得《诗歌月刊》和《诗刊》的大奖，这些奖项的获得并非偶然。关于沈苇，在今年第6期《扬子江诗刊》的笔谈中我指出：“沈苇是一位真诚本色的诗人，他挚爱着脚下的热土，已然与新疆的高山、湖泊和戈壁滩融为一体，正因为对西北那片神奇的土地有深沉的爱恋，他极少写浙江家乡的风物和都市喧嚣，仿佛是超越都市红尘的异客，遗世独立地执着歌咏这片土地上奇异的景观和独特的风俗民情，从而用他的诗歌来表现出深广的爱，表现出浩大的悲悯情怀，同时又彰显出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林雪在2007年获“鲁迅诗歌奖”的获奖感言中说：我们要热爱大地和人民，我们要用诗歌去探寻人类共同的命运。在今年《星星》诗刊的访谈中，林雪说道：“一个人的诗歌，既有独特的生存经验，也有一种大的‘公共的视角’”。（13）可见，朦胧诗的“香火”依然在延续，对未来的诗坛，我们不必太悲观。
　　至于“口语写作”不仅是叙事策略的转移，不仅是形式上的问题，而是牵涉到内容的问题，是诗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的问题，这不仅是“第三代诗人”突围的突破口，也是他们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标语口号。韩东的诗从语言开始，“诗到语言为止”所发起对朦胧诗的清算围剿，实际上是对中华诗史两千年诗统的背叛与彻底的颠覆，这是他们的诗之所以被大多数受过古代诗歌浸染熏陶的读者拒绝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先锋诗路越走越窄的关键所在。“口语写作”这是先锋诗歌对新时期诗歌最具有破坏性的口号，可以说，危害极大，流毒甚广，影响延续至今，对这一提法如不廓清纠偏，将后患无穷，贻误子孙。
　　我们承认，口语可以入诗，但并不等于说所有的口语都能成为诗，必须在诗思照耀之下。如同金子是发光的，但并非所有发光的都是金子一样。在我们诗歌史上，也有口语入诗的经典，如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等等，如元白的部分诗歌等等，需甄别的是，元白的“口语诗”忧时伤民，浅白晓畅的诗句却蕴含着诗人的悲慨与深广的社会内容。在先锋诗人西川、孙文波、臧棣、韩东、于坚、伊沙、马永波等优秀诗人中也有一些言近旨远，静水流深，高僧说家常话的好的口语诗，他们在看似不经意的口语表达，轻易地解构了多年来，甚至是千百年来建构起来的宏大叙事或者传统意象。一些传统经典的意象，如“黄河”、“长江”、“神女峰”、“长城”、“大雁塔”、“圆明园”等等，这些凝聚了中华民族审美理想和审美评价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通过代代相传，耳濡目染，已然在人们的心中心灵化、艺术化，成为一种原型。先锋诗人往往从独特的角度切入，发掘出新颖的东西，在令人惊奇、陌生的间离中，通过顿悟，给人带来会心一笑。这当然并非说先锋诗人的所有解构都一定超越前人。比如韩东的《大雁塔》难道就比杨炼的《大雁塔》给我们提供的审美内容更丰富吗？我看未必。伊沙的《车过黄河》在解构之后，还留下什么呢？一笑了之之后，不了了之，充其量只能算作一点机智和俏皮，一点小聪明，并不是美学范畴的幽默，笑了之后使人变得严峻，深长思之，玩味无穷。当然，拆除深度、拼贴、平面的叙事追求本身，目的并不希望读者去思考。此外，李亚伟的《中文系》在讽刺、挖苦、调侃中显示出过人的智慧和幽默感，但这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实为一叶障目，显得无知浅薄而无趣。我们都知道，“中文系”是我们的“国粹”，汉语言文学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以来构筑的思想文化和艺术的殿堂，其驳杂繁复、宏伟瑰丽世人称颂，我们毕生都无法穷尽其奥妙。必须承认，这些诗人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们崇尚多元思维，不迷信权威，敢于挑战破坏现存秩序等精神品格具有积极意义，但千万不要忘记，后现代主义往往是一面抹擦，一面书写，并不是一味的破坏，留下“一地鸡毛”。
　　更重要的是，诗歌的语言应具有审美性和超越性。我们都知道，审美必须要保持一定距离，像画画、摄影，或者在动物园观虎豹。艺术的恒久魅力就在于它能超越此在而飞升抵达彼岸。艺术家的天赋就在于他们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观古今于一瞬，挫万物于笔端，在自由穿越时空的遨游中建构辉煌瑰丽的艺术殿堂，这就是文学语言超越性魅力所在。中外的文学史雄辩地证明，凡能传世的优秀诗歌，必须具有超越现实语境和时空维度的生命力，必须具有驳杂、丰厚且辩证的能量。莫言说：“真正的文学实际上是应该有一种相当的超越性。”（14）这些常识相信所有的先锋诗人都比我清楚，却为何要逆诗而为，写出拘泥于庸常人生全然无诗味的非诗化的口语诗呢？那种浅白、粗鄙的语言，毫无诗意可言。杨匡汉先生将之称为“‘痞性’的语言，玩世的，行为的，粗口的，游戏的，内分泌的，泄私愤的，裸露癖的，张牙舞爪的，江湖气息的，等等。”（15）洛夫先生对此也颇有微词“：放眼当下汉语诗歌，语言鄙俗、粗糙和散漫，意蕴与诗趣全无。”（16）
　　如果说韩东、于坚等人的口语诗尚可拣出几首可以讨论欣赏的作品，那么’70后以沈浩波、朵渔、尹丽川等为代表的先锋诗人的诗歌就纯然为口水诗，甚至是脏话诗。他们的诗与韩东他们追求简洁明朗、不事饰、质朴澄明的语境不同，以低级趣味、恶俗胡搞乱整而呈现前所未有的鸡零狗碎、一派乌烟瘴气，那种骂倒一切的痞气、霸气，令人震惊骇然。那些写无聊生活、攻击同类，以及乐道床第性事的作品，非常直接明了，非常通俗，只可惜像韩东的《甲乙》、杨黎的《打炮》、南人的《吃冰棍的女子》、尹丽川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一点》等等作品，恐怕除了引起人的性冲动之外，并没有审美的愉悦。相反，这样的诗歌，令人不堪入目，感到厌恶。当然，这些诗人未必是刻意使坏，也许动机是好的，试图另辟蹊径，杀出一条崭新的诗路，以“下半身”作为创作的源泉与动力，“误把性的涉略当做人性本质的弘扬”。（17）而且他们满以为这是他们发现的新大陆，具有原创性，谁知这种“肉体诗学”古人早已捷足先登，早就有诗在前头，正如昌切所指出：“就文学史实而言，他们并未说出多少新东西。说回到肉体就是回到原初、本质和动物体验也好，说追求写诗的冲动、原创、力量和激情也好，说摒弃形上转入形下也好……其实说的是一回事，就是回到人的原初本然的状态中去”。（18）试想想，在时代变迁，山河日丽的当下，这有可能吗？这只是一厢情愿，痴人说梦，纯属徒然。再说，这种回归的审美价值体现在哪里呢？
　　回首二十年的漫漫诗路，通观九十年代以来先锋诗人的“口语写作”的原生版图，我们悲哀的发现，诗歌的田野大面积欠收，那屈指可数、少的可怜的“收成”，无法裹腹，不值一提，令人汗颜。因此，我希望先锋诗人们少些浮躁，远离功利，冷静下来进行反思，做适当的调整，潜下心来进行创作，写出无愧于自己的良知和时代的诗篇。也许两位已故的九叶派诗人——辛笛和唐湜，他们用终生在诗途的跋涉得来的感悟体验对我们有所启迪。他们一致认为：中国新诗的未来之路，是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当然这并非排拒后现代主义等其他道路，像洛夫先生所选择的超现实主义诗歌道路，不妨作为互补，异质同构，以共同构建中国新诗的宏伟蓝图，创造新世纪诗歌的辉煌。此外，“民间写作”最重要的理论家谢友顺新近高度评价福建诗人哈雷“走向‘综合’的诗”，“哈雷一方面注视自己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也关心那些宏阔的事物”，是“向上的写作”与“向下的写作”的“综合”，而哈雷“综合”的代表作就是《唱诗岩》（19），这“综合”之道，值得先锋诗人们借鉴。有意思的是，同为“民间写作”重要理论家的沈奇对“口语写作”的流弊已有所警觉，深入反思，自觉进行转向。“近年却返身完全与先锋无涉，甚至还有点开倒车嫌疑的《天生丽质》系列实验之写作探求”，“我是将这些诗作为相当于古典诗歌中‘词’的形式感觉来写的，尤其是在字词、韵律、节奏和诗体造型方面，不过换了现代汉语的语式，并杂糅意象、事象、叙事、口语、文言等因素，及现代诗中诸如互文、拼贴、嵌插、跨跳、戏剧性等手法，一边汲古润今，一边内化现代，寻求一种真正能熔融中西诗性的语言与形式理路。”因为他意识到“包括近年来发为显学、倡为主潮的‘口语’和‘叙事’，都已习为广大而难成精微。”（20）这种敢于否定旧我并超越自我是涅槃再生，折射出超拔的人格魅力。我以为，《天生丽质》是一部奇书，其典雅精致、诗性灵光和过人才气独步诗坛，后人难以为继，无法效仿也不值得效仿，毕竟过于雕琢刻板而使诗思仄逼、诗境难以拓展。此外，洛夫先生对“口语写作”也持否定态度，认为大陆目前流行的“叙事”与“口语”型的诗是寡淡的、没有诗味的。(21)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诗人必须靠文本说话，其地位不是靠吹和争得来的。其次，我们倡导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不同流派并存、多元互补，共同托起诗歌的太阳。但不管追求什么诗风，怎么写，诗毕竟是诗，有着其质的规定性，其语言、运思与其他文学样式不尽相同。最起码诗歌的语言，是纯洁、健康而具有诗的美质的，我们的诗句是给人予温暖的，而不是脏的、丑的、恶俗的，因为这毕竟不是泼妇骂街。此外，我们生活在特定的时空，就必然受到特定时空文化的先在制约和直接间接的影响，所谓的反文化、反传统、反艺术等等全都是伪命题，那样做，用孙绍振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艺术的败家子，绝对没有出路，我们应引以为鉴。
　　
　　注释：
　　（1）郑崇选：《镜中之舞——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叙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2）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6月。
　　（3）同上，第138页；第291页。
　　（4）谢冕：《诗歌理想的转换》，《郑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5）孙绍振：《向艺术的败家子发出警告》，转引自常文昌主编《中国新时期诗歌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
　　（6）同上，第263页。
　　（7）张闳：《权力阴影下的“分边游戏”》，南方文坛，2000年第5期。
　　（8）同（4）
　　（9）王光明：《个体承担的诗歌》，转引自《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论90年代的中国诗歌》，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10）转引自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248页。
　　（11）同上（4）。
　　（12）沈苇：《三份答谢词》，《文学界》2012年第10期。
　　（13）见《与林雪聊诗——林雪访谈录》，《星星》2012年第10期。
　　（14）莫言：《文学与我们的时代》，《中国作家.》，2012年第11期。
　　(15)杨匡汉：《走向瞬间的澄明——<天生丽质>解读》，沈奇：《天生丽质》，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154页。
　　(16)洛夫：《读沈奇诗作<天生丽质>》，沈奇：《天生丽质》，第157页。
　　（17）同上（2），第268页。
　　（18）昌切《“70年后”诗刊的原创宣言》，《武汉晚报》2002年3月5日。
　　（19）谢有顺：《走向“综合”的诗——我读哈雷的诗歌》，《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6期。
　　（20）沈奇：《天生丽质自序》，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陈敢：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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