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简评东荡子及其诗集<东荡子的诗>》之第一部分（对诗人及诗歌本质的深刻体认）
作者：大藏
“在这种黑暗和剥夺的时代，诗人的职责在于帮助我们寻找另一真正世界的光明可能性。这正是现代诗人何为。”（见海德格尔《诗•语言•思》P6，彭富春译)什么样的人是诗人，什么样的诗歌才称得上真正的诗歌？这个问题，只有在接触了东荡子及其诗歌，他离世后又持续深入地阅读其文本后，我才有了越来越清晰的回答。
整个青年时代，东荡子都颠沛奔波在谋生的路上，他当兵、教书、经商、做记者……干过十数种短暂职业，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正是这种如西西弗神话般徒劳的迁徙，他才在父亲终于质问他“到底想干什么”时，脱口而出“我想做诗人”。这样的坚定干脆的回答，源于他深切痛感个体生命的虚无与黑暗，从而转向形而上的价值思索。
诗人在被时代和生存不断边缘化、内向化的过程中将不断地自我发现，对诗歌本质的深化认识应该也是如此。而东荡子认为，对诗歌的认识便是对人自身的认识，诗歌是到目前为止“更为强力、和平地解放肉体寄托精神的方式”，诗歌是人的理想，“它作为人已依赖的一种精神形式，一直帮助着我们对美和智慧的向往和追求，并帮助我们企图实现灵与肉的自由和愉悦的完美结合。”生性豪爽乐观的东荡子，显然淡化了生存环境与命运的蹇劣强加给生命个体的黑暗和无能为力，而注重从理想观念形态出发来认识诗人，承担传统伦理美学价值上的诗歌属性，所以他说“诗歌的最高境界也仍然是人的最高境界”，诗歌是一个动词。
如果说东荡子是基于“外部”概念层面来定义和认识诗人和诗歌本质，那么他还从“内部”的生命与精神个体本身的成长角度，对诗人使命和诗歌价值进行消解继而突围，最终实现了其人类诗学体系的乌托邦建构。其中我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时代和生存带给东荡子的深刻烙印或伤痕——这些在以东荡子、世宾、黄礼孩等为首的“完整性写作”群体眼里的“黑暗”，在东荡子的那里，归划为诗人个体对强势外界的认知弱化与诗人品格、气质、胸怀等的欠缺，他认为“消除黑暗是诗人的天职”，要实现诗歌与人的自然结合，“要想获得光明而独立的品质，必须先消除自身的黑暗”，为此他特别提倡自身的修炼与教育。
在一个诗意被掠夺、人类不断走向堕落的今天，东荡子无疑具有一种极其罕见而高贵的理想主义情怀，他的诗歌理想与诗学理念，已远远超出了一般诗写者对诗歌和诗人本质的简单探寻。他对“诗人”的认识和要求很多时候是基于广义的“人”而提出来的，因而在诗歌写作中很自然地推及到了他对人类的自由、尊重、爱、良心与品格等终极人文目标的建构。这种高迈的价值和理想，在他有限华年的诗歌写作中始终矢志不渝地坚守着。正如诗评家龙扬志所说，“东荡子的诗歌创作能唤醒我们关注主体尊严和思想独立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正是这种基于对诗人与诗歌本质的探索之上深广的终极关怀情怀，使他的诗歌在同时代诗坛中散发出异常高迈、超拔与光明的超验性，一种自然浑成的神圣格调，因此诗评家洪治刚才说，“这种‘真正的光明’不是一种廉价的道德吁求，而是他对诗歌本质的理解和守护。它蕴含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东荡子在他的诗歌中不仅仅是一个“诗人”，而是一个大写的“人”，因此东荡子独特的诗歌经验与诗性气象，也就具有了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
“这个时代隐藏存在因而遮蔽存在”，不仅仅遮蔽万物的真相，也遮蔽发现真相的诗歌与诗人。正如《诗选刊》的授奖词所说，东荡子“是一位应该更多被诗歌界关注的诗人”，已有对他的评介和研究还远远不够。在诗性萎靡的时代，东荡子身上具有氢弹般集聚的生命诗性能量，而“他的诗歌语言是从这个世界的高处辐射出来的”（见第八届“诗歌与人•诗人奖”授奖词）。我们有理由说，东荡子就是这个贫乏时代和诗歌所能找到的最合适的人，就像布罗茨基的《黑马》所写的，“它在我们中间寻找旗手”，诗歌选择了东荡子，而不是他选择了诗歌。这是一个“世界之夜”与诗歌、诗人之间的相遇，其中蕴含着东荡子对诗人（乃至于人本身）和诗歌本质的深刻而卓绝的理解。
201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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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2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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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2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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