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辕开讲了】第三期：寒江雪 《泛泛而谈侃侃“词”》
泛泛而谈侃侃“词” （一）独钓寒江雪/乱侃
前 言
一说起“上世纪”这词儿来，听起来很有点沧桑而遥远的味道。可是，屈指一算，对我们来说，也就十来年的光阴过隙。所以，那时候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许多事情，在我们的记忆中，似乎并不是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
我曾经读过一本关于“词”的集子，好像搜罗的全是唐宋时期的作品。书的名字，是不可能记得住的了，因为这是一本很裸很裸的书，不但封面封底全都没有，就连封二（或许还有封三以至更多的封吧）也没有，的确裸到家了。
好在实际内容都还健在，就连《前言》也基本健全，所以，读《前言》比读其它词儿还有兴趣的我，就拿这《前言》多消遣了好长一段时间，当然也要拿【柳永】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等等词儿，来消遣消遣。
后来下岗了，满世界的海跑，至于这本书跑哪儿去了，也没当回事由它去吧。直到前不久，一个以诗词为乐（我认为是个高雅的享乐方式）的QQ群——“静墨轩辕”，说要我和众友们说说“诗词”方面的事儿，突然就想起了这个《前言》来，可是，现在无论我是怎样的“蓦然回首，却不见那书踪影处”了，因此，只好凭得记忆中的这点印象，再加上脑子里这点可怜的知识储备量，就毛起胆子的泛泛而谈侃侃“词”了。
丑话说在前头，我这人极不擅长古诗古词，特别是对“平仄、对仗、出入律”等等手法的严谨要求，但我很喜欢读。所以，在以下侃词的过程中，肯定有诸多不妥之处，在此，敬请各位老师、朋友，以至我甚为佩服的高手们，多多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在下在这里先谢谢大家大家了！！！
（一）
“词”，是古代诗歌花园里的一枝奇葩。它与《诗经》、《楚辞》、《汉乐府》一样，都来自民间的乐歌、徒歌，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词”的起源，历来多数说法都强调它体裁为长短句这一特点，而忽视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和特定的音乐因素。事实上，“词”的起源是与出现于隋代的“新声（燕乐）”分不开的。隋代是南北统一的时候，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得以结束，促进了当时封建经济的发展。又因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图书典籍的收集整理，特别是经、史、文学，以及绘画的南北交流融合，使文化方面也逐步进入新的阶段，到唐代而大放异彩。
上面所说的“新声”，即是以隋唐时期，中原一带新起的民间音乐为主，还融合了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的音乐元素。【王灼】的《碧鸡漫志》卷一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这里所说的“曲子”，即是隋代的“新”声，写下来是一些乐谱，而配合“曲子”的歌辞，这就叫做“词”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词”就是当时新起的诗歌样式。
到盛唐时期，新的曲子不断出现，“而总谓之燕乐，声辞繁杂，不可胜纪。（《乐府诗集》卷七十九）”，所谓“燕（通‘宴’）乐”，是由于经常在宴会上演出而得名。唐【崔令钦】的《教坊记》中，保存了三百多个曲名。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但已可看出当时流行的盛况，可惜的是，那些歌词已丧失殆尽了。流传至今的《敦煌词》，主要是唐代的民间作品，虽然仅有一百六十多首，但其内容丰富，有小令也有慢词（相当于小令的长调）。由此还可看到早期的民间词，在形式上的一些特点：词调既有单调，又有双调；句中的衬字字数不等。等等。
文人词的产生时期，大约在初唐的晚期，那时民间的歌词，已广泛流传了。但目前所能见到的早期文人词，为数就极少了，仅有【唐玄宗】的《好时光》，【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张志和】的《渔父》，【韦应物】的《调笑》，还有【白居易】、【刘禹锡】的《忆江南》等数首。这些文人词，往往是本有曲调，由声定词，也即根据已有乐曲的曲拍，谱写出新词。【刘禹锡】的《忆江南》一词，就在题目上明确了“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但是，当时的文人，大抵视词为小道，虽有创作，往往不予保留存后，因此，能流传下来的，也就寥寥无几了。
文人词到了晚唐、五代时期，有了明显的发展，也日趋成熟。今存唐五代的词，大约一千一百多首，其中花间词人的作品，就有五百多首。五代时的【赵崇祚】编《花间集》，就是以晚唐的大词人【温庭筠】为首，以西蜀词人为主，形成了以“花间”为名的词派。作品多是文人学士酒边尊前的小唱，内容多是闺情离愁，反应面不广。作为艳词，它们曾对宋词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花间词派的鼻祖【温庭筠】，是致力于填词的第一人，善写闺情，内容与南朝的“宫体”相似；艺术上则多用曲折的笔调，华丽的辞藻，精雕细琢，描金织绣，自有独到之处。他以流行于当时的《菩萨蛮》曲调，配之以十四首歌词，抒写艳情闲愁，这是典型的“艳词”，而他也被视为：风格“深美闳约”的艳词代表作家。【韦庄】也是著名的花间词人，但他的词以“白描”见长，内容除了闺情外，还抒写个人的乡愁旅思，语言明白，音节响亮。
同时，在花间词之外，还有“南唐”词，主要指【冯延巳】、【李璟】和著名的皇帝词人【李煜】，等三人的作品。南唐地处江南，他们的词风也与花间词有所不同，特别是【李煜】，他降宋以后所写的词，感慨极深，并以“纯白描”取胜，艺术造诣颇高，且富于个性特色。【周济】说：“飞卿（冯延巳：字‘中正’，号‘飞卿’），严妆也；端已（李璟：南唐后主之一，字‘伯玉’，号‘端已’），淡妆也；后主（南唐后主李煜），则粗服乱发矣（《介存斋论词杂著》）。”，概括的道出了“唐五代”三大词人的风格。
“五代”，是小国割据的离乱之世，这时候的文人词，正处于渐趋成熟的转变阶段，其中不乏佳作，而无论金碧满目的花间词，还是明白如话的【李煜】词，都对宋词的兴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词发展到宋代，出现了百花争妍，千峰竞秀的盛况，真是异军突起，华彩纷呈的局面，宋词因此而极具强烈的艺术魅力，与唐诗、元曲相映成辉。能收录进《全宋词》中的词人，就有1330多家，词作共有19900余首。自然，宋词的发展，也有它本身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
北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势，由于全国的统一，社会生产力就得到了恢复和解放。当时的农业、手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矿业、造船业、纺织业、煮盐业，以及采茶业、酿酒业的日益兴盛，又促使商业经济愈趋繁荣。“雕版”和“活字版”印刷术的使用，对文化的传播，更是起到了直接推动的作用。宋初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改革了“币制”，整顿了“税制”，还改进了以首都“汴京”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使之成为“八方争凑，万国咸通（《东京梦华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宋王朝为了封建统治，还提倡“纲常名教、等级名分”。命【窦仪】裁定《三礼图》，【和砚】订正“雅乐”，企图利用礼乐以维持帝王的尊严。同时还企图利用娱乐来消弭反抗的斗志。而对流行乐民间的“俗乐”，也在留意搜求，并不予以一律排斥。
当时民间的娱乐，可称是多种多样，勾栏瓦肆，演出多种技艺，茶坊酒楼，竞唱各样新声。汴京本是五代的旧都，曲子词在那时就已甚为流行。其中的花间派词人【和凝】，就被称作“曲子相公”。宋之初，这种新起的曲子和词，不仅盛行于民间，连文人学士、达官显贵，甚至帝王都深好此道，如：宋太宗本人不仅爱听，而且还自制“新声”
宋初在削平各割据小国之后，不但俘虏其国主，收取其财富，，同时还获得大批技艺高超的“乐工歌伎”，时云：“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文献通考·乐考》）”。他们集中到京师，呈献各地民间的精湛技艺，并与汴京的艺人相交切磋，这对各种乐曲的创作提高，和传播起着极大的作用。新创作的乐曲和原有的旧曲，又都需要新词，除了民间【无名氏】的制作外，还有文人参加这一工作。
《避暑录话》就记载了【柳永】“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柳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许多达官文士，也经常在宴会之上，和休暇之时写作新词。宋词，就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得以不断发展的。
宋初的词人，如【王禹偁】【潘阆】【林逋】等人的词作不多，他们主要是自然清新的小令。此后【范仲淹】的词气魄较大，但只有寥寥几首。【晏殊】和【欧阳修】并称，他们的小令继承花间词派的婉丽，南唐词的疏朗等词风。另一方面，这是【柳永】的“慢词”正风行天下，他的词，既接受了民间词的影响，而又能吸收前代诗歌的精华。他制作了很多篇幅较长，又谐合音律的“新词”，他的“新词”内容比较多样，善于“铺叙”的手法，语言通俗流畅，深受市民大众的喜爱。
他的“慢词”，有的描叙帝都的壮丽，城市的繁华；有的抒写羁旅行役和自然景物；还有描写歌伎生活，以及他与歌伎之间的情意。他的词作，不但继承了敦煌曲子“俗”的一面，也还接受了花间词，特别是【韦庄】词以“情”见长的一面。由于柳词能在继承“唐五代”词，特别是在民间词的基础上，对“慢词”的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发展和创新，因而这种篇章结构比较繁复的“新词”，配上曲折动听的“新腔”，在当时就已获得了“凡有井水饮处，既能歌柳词（《避暑录话》）”的广大声誉，和“好之者以为无以复加（《酒边词序》）的社会效果”。《乐府余论》中指出：【柳永】词“一时动听，散布四方，东坡、少游辈继起，慢词遂盛”。这是指【柳永】的“慢词”，突破了唐五代一些小令艳词的格式，而广受大众欢迎，影响所及，相继涌现出了不少令、慢兼长，各有特色的优秀词人。除【苏轼】之外，还有【秦观】【贺铸】【周邦彦】等，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柳词的影响，而又能各具特色，自成一家。
尽管【柳永】词的成就和影响如此之大，但当时号称“留意儒雅，务本向道”的宋仁宗，却对【柳永】“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能改斋漫录》）”的行径深感不满，因而在进士考试时将他斥落，其他达官贵人如【晏殊】等，也对他谤辱有加。这种情况对文人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辞，体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却扫篇》）”。从这里可以看出，北宋文人词转变的趋向，而这又是和社会环境分不开的。
在【苏轼】以前，文人词是以【柳永】为主，苏词的出现，就改变了这一状况：“及眉山苏氏，一洗漪罗香泽之态，一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手高歌……，于是乎，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酒边词序》）”。这就从打破艳词的藩篱，扩大内容的角度来评价苏词。【苏轼】对柳词虽然有所继承，但又以其为艳辞而予以贬斥，还以自己的创作，来改变艳词风靡一时的状况，使词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局面。
苏词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扩大了词的反应面。在他的词中，并没有完全摒弃剪红刻翠的描绘，但他的描写更注重爱国忧民、怀古思今、言志咏物，以及对祖国山河壮美的赞叹，就更引人注目而广有影响了。太他的笔下，不仅有文人、歌伎，还出现了老农、村妇、渔夫、弄潮儿等各种人物。苏轼论画，赞赏“性与画会，始作活水”的【蒲永昇】，因为蒲所画的湖滩水石，能显示出“作输泄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书蒲永昇画后》）”。
苏词的代表作，当以《念奴娇》为最，它就是能以画活水的笔法来形容江涛：“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体现出他自己所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这又是他幕士所说：要“关西大汉，执铁板（《吹剑录》）”，来引吭高歌的那种豪迈之作。他那广阔的创作视野，丰富多彩的想象力，和自如有加的驾驭语言之能力，使他的词作，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自具一格，为宋词的发扬光大，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但在当时，很多人却仍是以受【柳永】词的影响较大，【秦观】的词为“当行本色”，而以苏词为“极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的“派别”，这是从形式特别是音律方面来看问题。所谓苏词的“不协音律”，这个问题昔人多讨论及之，实际上也只能从苏词的重内容，而“不喜剪裁以就声律（《历代诗余》引【陆游】语）”来解释，而不应以此贬低苏词的文学价值。
【苏轼】是“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在当时就有不少人追随其后，如【黄庭坚】、【晁补之】、【叶梦得】等人，他们的词风都接近苏词。及到了南宋时，由于时代的感召，而涌现出不少“爱国词人”，豪放派更是发扬光大了，蔚为壮观，成为宋词的主流。
【秦观】被后人称之为“婉约之宗”，亦即“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他接受花间词、南宋词的影响，继【晏殊】【欧阳修】【柳永】【晏几道】等词人之后，展衍绮丽的“小令”而作“长调”，并善于用柔笔抒情，语言工致而切合韵律，深得一唱三叹的妙谛，这就是公认的“婉约派”特色。
“少游词”以“婉美”、“妍丽”见长，也有点“含蓄”的味道。【周辉】称【毛滂】的词，“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何酷似乎少游也（《清波杂志》）”，这即是认为少游词以情见长而又余味不尽。他的《八六子》写别恨，【张炎】对之极口赞誉：“离情当如此作，全在情景交炼，得言外意（《词源》）”。所谓“情景交炼，得言外意”，也是情韵兼胜的意思。
婉约派词人的词风也各有不同。如【秦观】和【贺铸】，都是小令与慢词并出，而【贺铸】却擅长用健笔，语言直驱温李（【温庭筠】【李商隐】），词风深婉丽密。【张耒】曾指出他词风的富于变化：“方回乐府妙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揽嬙、施之祛，幽索如曲、宋，悲壮如苏、李（《东山词序》）”。但总的说来，他的词仍然以“婉约”为主。
【周邦彦】是婉约派词人中的集大成者，他的词依然渊源于【柳永】而变化更多，魄力更是雄厚。他是大晟府乐官，知音律，讲四声，创新调，语言疏密并用，且又含蓄顿挫，作品符合“雅词”的要求，而在艺术上更有独到的造诣。
继他而起的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有《词论》，为唐宋（北宋）词作了小结，她以“协音律、重典雅”来品评词人，仅【周邦彦】的词未受指责。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北宋词虽经【苏轼】的开辟途径，但数量远比豪放派多的婉约派词人，却仍然沿着花间、南唐的路数。以【秦观】为正宗，到了【周邦彦】的时候，就更直接的从【柳永】词推进，影响南宋【姜夔】、【吴文英】诸家。清代【周济】的《宋四家词选》，就以【周邦彦】为极则，建立了“常州词派”，可以说是源远而流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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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6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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