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梁平：真正的诗人应该有所担当

肖振中

    梁平简介

　　1955年12月12日生于重庆。当代诗人。先后毕业于重庆师范专科学校、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学历。2001年1月，从重庆调入四川，已出版诗集《山风流人风流》《拒绝温柔》《梁平诗选》《巴与蜀：两个二重奏》《琥珀色的波兰》（中英文对照）《诗意什邡》《巴蜀新童谣100首》《远与近》（波兰版）《三十年河东》《家谱》《汶川故事》《深呼吸》等10部诗集。长篇小说《朝天门》1部。吕进、蒋登科编着有《梁平诗歌评论集》。现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市作家协会主席、《星星》诗刊主编、《青年作家》主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知青岁月  人生最重要的一笔财富　

  　王西平：在《重庆书》中，您表达了对一个城市的缅怀，在您的记忆中，有哪些事和人是永远逝去的，以致于让您如此缅怀呢？

　　梁 平：重庆是生我养我的城市。我在《重庆书》的自序里特别强调了“我不是对这个城市的缅怀”，而是在对这个城市几千年历史的追究、对这个城市的血缘以及我的血缘的指认，勾画出我所以为的城市精神。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生长的地方必然给这个人留下精神胎记，而这个人，无论在哪里无论生活得怎样都不应该忽略或者责备自己身上的胎记。

　　王西平：如果将您的年龄以十年作为一个单元，那么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哪个阶段对您的成长甚至一生影响最大，为什么？

　　梁 平：无疑是下乡的那些岁月。应该说，上山下乡尽管这样的运动后来遭到了质疑，但是一个年轻人突然被放进一个落差巨大的环境去生活，一切让你自己去面对，这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对于我，最深的影响就是作为人的个体意识的自觉。我是十八岁下乡的，城里长大的孩子，那个年代的兵工厂是很吃香的，生活也苦但是比起大多数孩子来讲，又是优越的。下乡以后，我不再是父母最疼最爱的宝贝了，我开始以一个独立的成人，独立思考，独立生活。我不是支边的知青，没有集体生活，最简单的事，比如一顿饭煮不熟，半生半熟也得吃。比如买一下块肉，刚煮在锅里闻到肉香，就开始拿刀子一块块割下来放在嘴里，没等到肉熟就看不见肉了。自己在生产队里的工分是自己年终的报酬依据，知道自己的工分不公平，不能去向爸妈告状，没有人出主意，只有自己独自在夜里想好一大堆理由，第二天找队长评理，直到说服队长把自己的工分提高。从此我明白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了，我的生存必须得依靠我自己。

　　第一首诗发表在《工地战报》上

　　王西平：您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据说第一首诗就是发表在《工地战报》上，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报纸？还记得那首诗大概的意思吗，能否晒出来让大家看看？

　　梁 平：自己开始写诗是在读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读唐诗宋词，懵懵懂懂，也开始四言八句的凑，凑个顺口。而且劲头很足。刚下乡就上了在猴子山改田改土的工地，后来看我的字写得好，就叫我在工地上编印《工地战报》，这比抬石头要轻松得多。我也很珍惜这样的“器重”，就认真编报，往往要配合版面就得填充一点四言八句，所以也没有什么刻意，有了“天窗”就自己补上几句。其中有四句“层层梯田铺稿签，滴滴汗水写诗篇，贫下中农创大业，公社处处涌诗泉。”这份战报后来被来采访的四川日报的记者看见了，我记得当时他以很惊讶的神情望着我，这真是你自己写的呀？我说是啊。然后他回成都没多久就把这首四言八句的“诗”发在了四川日报上，一个字未改，取了个名字叫“公社处处涌诗泉”。这就应该算上我的第一首发表的诗吧？我没有觉得把这首诗拿出来晒有什么难为情，这是一个人的印记，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自己走的路，无论姿势怎样，自己必须要记得。

　　王西平：您将自己九十年代的诗歌，定义为“简单、尖锐”，并将这一特点归结到“小时侯留在脑子里的重金属的轰鸣”。“金属的轰鸣”这怎么讲呢？这种时空与时空的穿插，以及诗歌与物体的对应，跟您的出生环境有关吗？

　　梁 平：我算是在工厂长大的，长安厂是大型兵工企业，当时制造重机枪。我的母亲在靶场工作，于是我有机会经常带去靶场，看新枪的测试。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靶场的叔叔们违规地弄去打过机枪。靶场的机枪都是固定死了的，只需要上前勾动扳机就行了。那时没有护耳耳机防震，只是在耳朵里塞些棉花，打了下来耳朵里会长时间保持轰鸣。尽管我很兴奋，但是我母亲骂了我和我身边的叔叔们，十分坚决地制止了我的这种冒险。很奇怪的是，随着我年龄的增加，我会时常想起那种感受，时常梦见自己在靶场。我喜欢这样的刺激，喜欢这样不绝于耳的尖锐和简单。后来写诗了，后来在诗歌里的尖锐和简单，我以为与这个绝对有关系。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够制造这样的效果。

　　将思想和情感  真正注入诗歌

　　王西平：您曾经说过，优秀的诗人一定要和社会有“瓜葛”，这种所谓的“瓜葛”是指什么？一首诗中，身体的“瓜葛”与精神的“瓜葛”哪种更重要？

　　梁 平：我的所指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瓜葛”。当然没有身体上的瓜葛就谈不上精神上的“瓜葛”，当代诗人最应该深切体会。中国新诗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真正优秀的诗人不是玩文字游戏的高手，而是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真正注入自己诗歌的人。古人说的“文以载道”“诗言志”就是这个道理。

　　王西平：您对诗歌的长短有什么看法？3500行的长诗《三十年河东》，您花了多长时间写成？写长诗的诗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

　　梁 平：诗的长短对于诗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长短取决于你写作时所要选择的容量。《三十年河东》写作整整耗费了我近一年的时间。时间一是用在资料的消化和取舍，二是解决这部长诗的构架。一部长诗很重要的是构架，构架没有解决这部长诗就等于不成立。我以为写长诗是一个很辛苦的劳动，它需要诗人具备比较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比较广博的知识结构。《三十年河东》我所期望达到的是，在作品里调动我所有的积累，体现出它的诗性、史性和知性。

　　王西平：您说过，“诗歌必须要在技术层面上向西方发展”，那么巴列霍、史蒂文斯和惠特曼，这三种感觉的诗人，您更喜欢谁呢，他们在诗歌技术上有什么区别呢？哪些技术可供我们去学习或参考呢？

　　梁 平：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写专门的文章，但就我本人而言，我更喜欢惠特曼的肆意和汪洋。

　　真正的诗人  应该有所担当

　　王西平：2008年那场震惊世界的“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第三天，您就书写了长诗《默哀：为汶川大地震罹难的生命》，真正的诗人应该有所担当，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当人们面临不可预知的灾难时，您觉的诗人应该怎么做？

　　梁 平：诗人其实和所有人一样，没有什么特别。如果你身临其境你都会有行动，你的行动是你最真实的参与。我在地震的第二天晚上，一个人回到已经人去楼空的我的住所，在电视机前，在不绝于耳的救护车尖锐的呼叫中，在15层楼高不断摇晃的房间里，写那首诗就是记录自己的感受。当时什么也没有想，也来不及想，这是一种本能反应。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在那种时候的写作就是一种本能。

　　王西平：当下“主旋律诗歌”在艺术上遭受质疑，且绝大部分已经弱化、远离了艺术，那么以您个人的想象与意志“介入”诗歌现场，您觉得这种方式痛苦吗？


　　梁 平：我的“主旋律”写作是我写作的一部分。有人认为是我职业的需要所进行的写作，我从来不这样看。我对“主旋律”的概念从来都不赞同，但是我改变不了这个既定的符号。所谓以题材划分“旋律”这是一个误区。我的《三十年河东》写的是新中国历史上非常有意思的30年，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的演变甚至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脉络。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时代，也是在我生命中留下重要痕迹的“生活”。选择写作这样的30年，是我以为值得我写，值得我留下我的文学记忆。实际上这样的“生活”进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倘若写作者找到了写作的兴奋，找到了写作的路径，为什么要抵制或者拒绝呢？问题是很多人找不到兴奋，找不到路径，即是说找不到写作的方式。这不是可不可以写的问题，这是自己能否把握这样的题材，能否驾驭这样的宏大的技术问题。这样的写作确实有难度，但是这样的写作也很淋漓，可以把自己对这个民族的大思考植入自己的写作，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痛苦。 本报记者

                                                                        本文来源：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2014-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