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究竟是“有钱有闲”人的“小众奢侈品”,还是应该“雅俗共赏”的“文学精品”?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更值得研究的是,作为大众该如何品评诗歌,如何让诗歌走入公众生活?
遥想当年唐宋时代,诗歌一度为人所追捧,甚至有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说法。
即使是上世纪80年代,如果你背不出几句类似“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的诗句,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文化人。
然而,如今的“世道”变了,更多的时候大众想到诗歌,源于人们的恶搞,从梨花体羊羔体到后来的废话体,这种俗化倾向显示了诗歌写作者意欲唤起读者阅读的愿望,但其结果是真正优美的诗歌逐渐被人们所遗忘。
问题壹
诗歌是什么?
一种“小众”的文学体裁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首出自于《诗经》的《关雎》或许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并不会感到陌生。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把诗歌看做是世界上最古老、最自觉、最基本的文学形式,据资料记载,在中国古代,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后世人们将两者统称为诗歌。
在洞见文化沙龙的周末雅集,我访谈了诗刊《彼岸》主编、先锋诗人王松。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拿开歌的部分,只看诗的话,诗应该是一种非人间之物,是具有神性的。而歌不过是一种装饰,所谓诗意的表达,也很重要,但我个人更看重诗的部分,这是诗歌的灵魂”,诗人王松对诗歌有自己决绝的理解。
与古诗词不同的是,现代诗歌如今早已出现了“诗与歌分离”的情况,“如果说旧体诗歌还可以靠韵律平仄朗朗上口吟诵的话,那么现代诗可能就不适合,因为‘歌’的修饰正在弱化,诗的部分更加凸显,一看便知真诗伪诗,当然,现代诗讲求的是隐伏的节奏与张力”。
在王松看来,诗歌一个最大的品格特点不是向前,是转身向后,就是挖掘回忆的荒地:“诗歌应该是一个人岁月的缩影,如果能把个人体验纳入集体经验中,然后代入到整个时代的音箱里,就会有一种被放大的效应,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感动与共鸣。”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当年诗人北岛曾在政治抒情诗《回答》中写下了这样的名句,如今读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但是对于北岛那一代人来说,这两句诗中还有着别样的意味:“如果把这几句话跟当时的时代联系一下,可能我们会有另一种感觉,尤其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会产生很多隐喻的感觉。即使这两句话放到现在这个时代来读,也会有很多别样的意味在其中。”
事实上,如果我们站在文学的角度来看诗歌,或许会发现,诗歌始终是一种“小众”的文学体裁,从古至今,诗歌都是文人墨客们用来表达感情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诗歌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是具有一定文化层次的人,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大众对于诗歌有一种“疏离”感。
问题贰
好诗的标准是什么?
没有美感与思想的诗,算不上好诗
时光倒流数千年。
清泉溪水顺流而下,白色的水鸟翱翔于天地之间,美丽的少女采摘着河中的荇菜,英俊的小伙子则吟唱着动情的歌儿,希望可以吸引少女的目光。
这美丽的画面一定曾发生过,也正因为如此,《关雎》这样的作品才得以传世。
“其实这样的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也曾有过,只是地点换在了大学校园里或者社会上。”在王松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诗歌一度非常火爆,尤其是在大学里,以及一些公园里,“都会有定期的诗歌集会,大家一起吟诵自己创作的诗歌,体味其中的美感与思想。”
其实,中国历来不乏优美的诗歌,从“大漠孤烟直”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从《长恨歌》到《致橡树》,如果我们从这些诗歌中寻找一下共同点,就会发现好诗就是美感与思想完美结合的产物。
不过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近年来中国的诗歌却走向了另一条路,诗歌一度成了恶搞的方式,不久之前,诗人乌青的废话体诗歌在网上爆红,网友们在对其关注的同时,对于中国当代诗歌该如何发展也产生了疑问。
“尽管我不屑这样所谓的诗歌,但作为一种现象,其实我更多是把‘废话体’看做是一次对当代诗坛戏谑式的反讥。”在王松看来,如今中国诗歌面临着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诗歌“文本严肃”化、诗学的玄虚化。“诗歌是小众的,但是小众的未必就弄成阳春白雪,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人反抗,你不是说诗歌高雅吗,必须严肃创作吗?我非给你来个废话体,非给你整成恶搞,而且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轰捧。其实我个人觉得,诗歌谈不上严肃与否,但必须真诚,我们的作品才会震撼感动读者的心灵,而不是故作严肃的无病呻吟。”
问题叁
什么才能叫诗人?
从万众景仰到“神经病”的蜕变
现年20岁的小真,是省城某高校绘画专业的学生。
作为一名“90后”,谈起诗人或诗歌,小真会对此产生一种不屑的感觉,因为在她上高中时,曾有一个追求她的男孩子,写了一篇颇有文采的诗歌给她。
“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人是‘神经病’,写那些无病呻吟的东西干什么?”即使到了今天,小真对于诗人这个词毫无好感。
这或许真的是一种时代的蜕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诗人曾是受人景仰的称号,1984年,正在山大中文系读书的王松,在一家全国知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首现代诗《青铜季》,随后该作品又被著名诗人公刘在《萌芽》杂志上进行了推介点评,“之后的几个月里,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全国各地的都有,希望跟我一起探讨诗歌的问题,甚至还有不少女性写信给我示爱。”
在王松的记忆里,那真的是诗歌的鼎盛时期,“在当时的校园里,诗歌和吉他是爱情的圣器,诗歌是情书,吉他是爱情的冲锋枪,一个男生被称作诗人,那么他不但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还会成为众多女生的追求者;同时一个女生如果成了诗人,那么也会有很多男生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仅仅只是三十年的时间,诗人这一曾被人景仰的称呼,却成了“神经病”的代名词,而作为“精神食粮”的诗歌,也只能靠恶搞才能唤起人们的注意。大量的“文化快餐”的出现,取代了诗歌的“市场地位”。
而能够为诗歌坚守的人,更是越来越少。
“现代的一个问题是,生活节奏在逐渐的加快,而诗歌则是一种慢文化,需要大家静下心来去阅读和感悟。”作为《彼岸》同仁、诗人的魏东建这样表述:“这也造成了诗歌逐渐的被人们遗忘。”
对于神经病的说法,《彼岸》同仁、社科院教授张清津早有耳闻:“而且不止一次听人说过,一听说我是诗人,人家在背后肯定嘀咕,这人是不是神经病?”
“ 诗人的人格,大多是分裂的。这似乎是一个古老的命题。”王松自己也承认,自己确实有些“人格分裂”:“每天早晨睁开眼,第一感觉仿佛有一种岁月的疏离感、时代的失空感,感觉一个诗人的遐想,与这个时代渐行渐远。”随后,王松会起床,洗把脸,盯着镜中的自己,逐渐找回现实的感觉——一位从事对外商务的经纪人——“这时我会告诉自己说,啊,我回来了,我不再是那个诗人王松,而是一个生意人,我明天的饭钱还没着落呢,我得去忙活了。我戏称我的生活为一种半吊子生活。”
在王松熟知的诗人圈子里,类似他这样情况的诗人比比皆是:“有公务员、有大学教授、有商人、还有媒体从业人员,可以说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大家都爱诗歌,但是现实逼得大家必须放弃诗意,先去工作填饱肚子。”
问题肆
我们还需要诗歌吗?
守望心灵的家园
魏东建的说法,并非夸大其词。
在网络时代开始之前,人们对于诗歌逐渐失去兴趣,其原因之一,便是生活节奏的加速。
“赚钱,是最重要的。人想活下去,必须赚钱。而写诗恰恰相反,它需要人安静的坐下来,去品味这个社会。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你周围的人都在忙于赚钱的时候,你是否还有定力坐下来去写诗?”诗人或许不是骑士,但是诗人有着比骑士更加骄傲的信条,他们不愿意也不屑于通过写诗赚钱,当然,以目前中国诗歌的现状来看,想通过出版诗集或者写诗换稿费生活的可能性也基本接近于零。”
“这就好像是一个普通人,在饭店吃惯了,猛不丁的让他自己动手,做一桌饭菜,可能他会很排斥这种行为。”
诗歌,已经被这个时代所抛离。
在王松看来,文化快餐已经让人们丧失了品评诗歌的审美能力。与之相反的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其诗人和诗歌在文坛和社会的地位颇高,即使是在工业革命时代,面对社会的加速发展,人性的异化与文明的失落,诗歌依然惊醒与反叛,“我认为诗歌营造了一所精神家园,让人们能够心灵守望。”
不过,对于未来,诗人们却坚信诗歌会有重新崛起的那一天:“一如二三十年前,普通大众也好,文人墨客也好,都没有收集字画和古玩的习惯,因为那时候大家需要的是吃饱肚子。但是这些年,收藏业越来越火,说明大家解决了肚子的问题,目前需要一些高雅的东西。同样,我想有一天,我们肯定会对诗歌重新产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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