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金诗作精选（60首）

忍淹留

费心费力的工程，赏读。

集诗者

拉金亲自朗读《爆炸》（The Explosion）：
http://www.bbc.co.uk/programmes/p019xhy8

The Explosion

On the day of the explosion
Shadows pointed towards the pithead:
In the sun the slagheap slept.

Down the lane came men in pitboots
Coughing oath-edged talk and pipe-smoke,
Shouldering off the freshened silence.

One chased after rabbits; lost them;
Came back with a nest of lark's eggs;
Showed them; lodged them in the grasses.

So they passed in beards and moleskins,
Fathers, brothers, nicknames, laughter,
Through the tall gates standing open.

At noon, there came a tremor; cows
Stopped chewing for a second; sun,
Scarfed as in a heat-haze, dimmed.

The dead go on before us, they
Are sitting in God's house in comfort,
We shall see them face to face —

Plain as lettering in the chapels
It was said, and for a second
Wives saw men of the explosion

Larger than in life they managed —
Gold as on a coin, or walking
Somehow from the sun towards them,

One showing the eggs unbroken.

程洪飞

这组诗诗我收藏了，有多天了。不容易读到该诗人的整组诗。有劳集诗者。

程洪飞

来打开音频听听她的朗诵。

集诗者

约翰·海芬顿访谈拉金
画皮　译

约翰·海芬顿：你曾经说过，如果你想尝试自传的话，你不得不从21岁，甚至32岁写起……

菲利浦·拉金：是的。下一个问题？（笑）每当我读一本自传，甚或一本传记，我总想从半中间读起，那里的章节才逐渐显得成熟，而且变得有趣。有些作者好像写到21岁就停步了，而不是从21岁起步：贝杰曼，戴·刘易斯。但是，这可能存在一个很好的生理学上的解释：老人常常记得四十多年前的事情，却记不起上礼拜发生的。歌德说：“远的”在他看来像是“近的”，“近的”恰是“远的”。毫无疑问，当我昏昏老朽之际，所有那些在考文垂（Coventry）充斥着脏不拉几的摩拖车的日子，将会显得生动而可爱，不过现在它们还是那么遥远。我的童年算不上不幸，只是无趣。

你的这种感觉是否隐含了你不能赋予你的童年更多意义的一种遗憾——没有创伤，没有恶毒的母亲？

嗯，有更多的色彩当然好，可以这么说。

你曾经评论过不少传记——例如克莉斯缇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欧文（Owen）和豪斯曼（Housman）等等——说到童年总是抱着一些偏异，比如写到沃尔特·德·拉·梅尔时，你说那是人世间最最仁慈的拍抚。

我是这么认为的。相比成人，如果你更乐意是个孩子，那么长大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认为成人优于孩童。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恨每一个人，或者我曾那么想。当我长大了，我认识到我那时憎恨的其实是孩子。

你曾说孩子已遭贬值——我们不再把他们视作是圣洁的天真无邪……

我想随着雇佣的消失，中产阶级被它的后代传承，许多人感受到了这点。当然，我是以一个无儿无女的孤寡身份说的：我从未卷入与之相处的可怕境地，早餐时吃烤面包蹦来蹦去什么的。也许比这还糟。原罪的整个教义暗示孩子是可怕的，你不这样认为吗？你越接近出生，你就越是糟糕。我不是个幸福的孩子：我口吃得厉害，而这会框定你的生活。你成不了一个演说者，或是任何需要说话的事情。等你治愈了自己——像我的话，很晚才从中解脱，大约30岁——所有你本该做好的说话类事情已经错过了。如果你正赶上我困倦或是惊恐时，我还是口吃。

这就是你成为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原因？

我试过二份文职工作，当然是在战时，但即使在那时它们还是有些标准的。我现在很庆幸他们没有录用我，尽管那时我有些诧异。我更乐意做个图书管理员。

你是否觉得牛津生活是一段富有收获的经历？那儿你结交了几个密友，比如像金斯利·艾米斯。

我结交了几个挚友而且很享受那里的生活，可我对此却从来没有《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那样的感觉，我可能永远不会写它。虽然我爱那地方，但是我总感觉脖子后面有种挥之不去的压力——有大约六千多个比我聪明的人。当我离开时我感到无比的畅快，因为很久以前，我就把这一刻看作是彻底的解脱。我在接下来的二年间里，我一口气写下了《北方船》（The North Ship）、《吉尔》（Jill）和《冬日女孩》（A Girl in Winter）。

《吉尔》事实上接近于你自己的经历，这一点是否现在让你感到难堪？

是让我有点难堪，是个很幼稚的处女作，但是除了那场空袭——那是发生在1940年11月的考文垂，在我刚去牛津大学不久——其余都不是我自己的经历。我和一个老校友合住；有许多美好的时光。我当然没有对某个学妹心存幻想。但很多都是我曾有的感觉。具体细节大多数是虚构的，但感觉是千真万确的。

然而这本书探究了不安的内心。

这实在太荒谬了。约翰·坎普不安是因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但我是为了给他一些缺陷（相当于我的口吃），才让他成为工人阶级的。当时我有点像是职业中产阶级。《吉尔》的销售总是比《冬日女孩》略胜一筹，这令我诧异，因为那是一本世故得多的书——写作上、形式上，一本弗吉尼亚·伍尔夫，或亨利·格林式的书。我对它费了不少心思。但这二本书我都不觉得有什么好。

你曾在某地说，以你之见，小说家是对别人感兴趣的人，而你却不是……

我不认为我的书是小说，它们更像是散文诗。我大约花费了五年时间想写第三个小说，但终于没有完成。当我重新折回诗歌，突然发现写诗来得更容易，也更快捷。它没有写小说那些麻烦——为人物设置好背景，还要知晓他们的所作所为。

在评论作家的传记时，你竭力去分析他或她各自的特点，是什么激发了他们的创作，并且解释他们生活中的每个危机或转折，仿佛那是他们写作的根源。这就是说，你的评论倾向于作家作品的传记性阐释。

我想我们总希望将生活与作品相关联：我觉得根本上它们必定有关联，因为它们都与同一个人相关。艾略特可能会说它们没关系，而我以为艾略特错了。

我想，你是说一个作家必须写“真实”——大概指他经历的真实吧？

我可能说过谎。我说的更重要的是，每一首诗的出发点应该既真又美。然后你设法让这真显得美，让那美的显得真。我或许可以对自己的诗一一检点。《不给钱》（Send No Money）是真的。《本质的美》（Essential Beauty）是美的。当我说“美的”，我指的是觉得美的最初直觉。当我说“真的”，我指的是某个事物搔弄着我的脖子，而我想：上帝，我无论如何得说这个，我必须找到合适的词汇让它们尽可能的美。《多克里与儿子》：这是一首真实的作品。它从未在诗集中重印，但无论如何它对我来说，是我写过的最真实的一首。

在那首诗的结尾你总结道：

生活首先是厌倦，其次是恐惧。
不管我们是否要用它，它走了，
留下一些我们无从选择的东西，
还有年龄，以及年龄的唯一结局。

你是否认为在诗里这种宣告是想象上的顺理成章，或是你感觉它是像真实一样真实？

两者都是。那几行我很得意。它们是真实的。我记得我写它时，我就想到了它会怎样结束。韵律上有个断裂；意味着一种摇晃。

许多批评家谈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更早的《北方船》时，你似乎已经断定生命是件令人遗憾、了无达成的事。书中不少诗歌都是苦心之作，对爱的思索，以及仅在事后才估得的似是而非的观点……

我不可能真的回到《北方船》了：那时太年轻，刚开始阅读叶芝他们。记得叶芝早期诗歌苍白而萎靡，和后来的叶芝迥然不同。我根本无法解释《北方船》了。它不是很好，尽管你的客气阻止你这样认为。它受音乐家欢迎，他们喜欢为它作曲。音乐家就喜欢那些含义不深的东西。

可是书里还是有含义的。

你这样认为吗？我为美国做了一个录音带，我放进了三首《北方船》里的诗——《X》、《XIII》和《XXX》——只是因为我想它们可以清楚地被当作诗来接受：选它们并不意味着如今我认为它们出色。我不太喜欢《XXX》，除了它最后的四行。事实上，这本书里有几首我十分讨厌。

我很喜欢《XXV》那首。

它不太刺眼，是吗？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梦，还有它和什么有关，但它不值一提。

你相信诗人是自己诗歌的最好诠释者吗？

至于它是关于什么的，或者它试图表达什么，诗人自己是最佳的诠释者；至于它好不好，诗人就算不上最佳的了。

可是如果一个批评家对一首诗的解读，你感觉并非你的本意时，会怎样呢？

我会认为他那是在夸夸其谈。《钢版画》给我惹来无尽的麻烦。女学生写信来跟我谈论它，而我不得不解释，原本它是二首有关性的诗歌中的一首，而道德感禁止我再往下多谈。它们写于四十年代后期：金斯利称第一首是我“河上磨沙机”式的诗（Sanders of the River，1935年的一部美国片）——这是第一首，他对此大加吹棒——我被窘得不行，最后把它撤下了。《铜版画》是另一首，讲的是性有多么的糟糕，以及我们多么想要摆脱它。

你是否仍然感觉，就像许多年以前你告诉伊恩·汉密尔顿的，批评家会妨害你的创作？

是的。批评家从来帮不了你什么。他会说你应该像某某某那样写作，这实在是毫无意义。但如果他说：“拉金，你很龌龊，反生命，是个失败主义者”等等，你会郁闷至极，以至放弃——如果你去读他的话，便会这样。

你把你自己说成是个情感型诗人，当有些评论家说你“中庸”，尤其当说到你的一些诗差不多是可耻的自我表露时，你一定感到像受了讥讽的一样的打击？

唔，有各种各样的情感。我说过，那种沮丧之于我，就像黄水仙之于华兹华斯。但一首诗不仅仅是情感。以我的经验看，你已经触及情感这一面——且让我们称之为叉子这一面——而你用刀子这一面划过它，这一面试图将其挑出、切开、排好，并对此说声谢谢，或说“给它铺上草皮”。脱开了情感你根本无法写诗，正如你从来不会仅凭刀子这一面写诗一样——那兴许会是写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我不能解释这个：不想解释。

我们可以谈谈你对哈代的看法吗？你在一篇评论中，将哈代对时间的认知看作是精神成长的必要因素……

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谈论的孩子问题上了，不这样的话，就无法理解生命。我想，直到三十来岁，你还是不能对事物有真正的洞察：“年轻诗人”这个词在我看来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有人引申你在诗歌实践中想说的，你会对那些就你的某些对生活感受的预判（一旦形成，始终不渝）作解释或推断的批评家说什么，例如，关于人们忍受的种种痛苦？

他们全都错了。我对生活的思考并无定论：生活是自决的，通过遗传或通过环境，你与生俱来的或你碰巧赶上的。假若我生下来是另一个人，另一些事情让我碰上，我也许就会写成另一个样子。我并没有发明年龄、死亡和失败诸如此类，但你又怎么可能对它们漠视呢？哈代（或是别的什么人）说过，对那些思考的人来说生命是一场喜剧，而对那些感觉的人来说，生命是个悲剧。说得真好。

你是否真的和哈代有同感——你把它叫作“对痛苦的被动理解”，可以促使精神成长的能力？

你感受得越多，你越是个优异的人，拥有更多有关生命的正确理念。哈代一开始就正确：他的早期诗歌真是精彩——例如《她，致他》。就像我在《欺骗》（Deceptions）中说的，痛苦的加害者可能遭到愚弄，而受害者却从来不会。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你觉得苦难是生活中的真实存在，而不是更多地表现其他人获得了解脱？

我就是那样认为的。我生命中真正快乐的时刻，比如我在深水里抓住了另一边的船长，或是第一次通过驾驶测试，这些都不是诗歌的真正内容。它们并没有和你相随相伴。

你是否觉得，你已经实现了华兹华斯的那句格言——一个伟大的诗人必须创造一种韵味，借此他可以博得欣赏与理解？

可别以为我是伟大的。如果说我是引人注目的，那是因为此刻我们正处于一个低谷。四十多前我们有叶芝、艾略特、格拉夫、奥登、史彭德、麦克尼斯、贝杰曼、狄兰·托马斯；可我们现在有什么呢？如果我看上去还不错，那是因为别的人实在糟糕。都不怎么样。唉，总之……

你一点都不认为你这是在说教？

一点都不。有一个人们对我的小误解，认为我是那种打折的贝杰曼。瞧，他在说教了：一个真正的反抗诗人——“来吧，友好的炸弹，向那腐肉砸去。”诸如此类的东西。他总是反对丑化、贪婪、粗俗什么的。我恰恰能接受其中的大多数。

你谈到写作时说：“作诗是件精神健全的事”，这似乎意味着，作诗必须头脑冷静，不容许出现任何让人难以忍受或苛求读者的情况……但也许你说这样的话针对的是经验主义，或是你在艾米莉·狄金森的诗中发现的乖僻？

当前确实有一群疯狂的信徒：想想所有那些曾经呆过精神病院的青年——我不明白这一切。乔叟、莎士比亚、华兹华斯、哈代（他很了不起），都是些获得奖章的心智健全的青年。写作的目标是展露生命的本相，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你就陷入烦乱，而不是生命的本相。当然，这取决于你自己。

你如何回应那些说你是失败主义者的人？

我没觉得精神健全就是失败主义者，你觉得呢？我知道劳伦斯说过：悲剧应当是对不幸狠命的一脚，可劳伦斯毕竟是劳伦斯，是我一直崇拜的一个人。我喜爱《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就因为它的结局不是个大团圆，或诸如此类的俗套：梅乐士和其他人一样，他最终想的是离开，从而忘记一切。这是个非常暧昧的结局。

以个人的性情来引证生活的真实，这是否是个危险？

对谁来说会是个危险呢？没人关心你写的是什么。他们读它，然后忘记它。可能有那么个狂热者，自己没有亲身经历，却相信生活就是作家写的那样，但大多数人只会说：“哦，拉金的东西就那样儿”，然后去想别的事了。

可是，回到你在《多克里和儿子》末尾那样的表述：你将它看作是真实，而别人却会怀疑。

我想，它是有点简单化，但我以为它是完全真实的。我想象不到有人能够否定它，哪怕是其中任何一点。

容我再提另一个批评：1973年雷蒙·加德纳曾说“菲利浦·拉金的诗歌表现了一种悲凉的艺术……它缺乏人性的慰藉……”我很不公允地引证他的评论，但你能忍受这样的评价吗？还是它们挑衅了你？

这些问题似乎可以变换为：我不应该是我自己，我应该是另外的一个人。咳，也许对此该说点什么，但我却无能为力。我不想别人成为我，我只是在说我自己的感觉。描写“幸福”很难。就像蒙泰朗说的——“幸福写着白色”，换句话说，事后你无法读它。做个小说家去记述想象中的幸福，这很有趣：我想许多人都这么认为。好天气、好风景，并且每一章里都有个新出现的女孩。

我想问问，你为什么抵制出国。贝杰曼说他在国外有种挫败感，但这和你1977年赢得莎士比亚奖在汉堡FVS基金会作演讲时说的有些出入——你说，一个在国与国之间走动的诗人会发现“他对文化特性的直觉会变得模糊而虚弱。”

或许我是不幸的。我父亲喜欢去德国，曾带我去过二次，当时我大约14岁。我觉得很呆傻，不能与人交谈，你感觉理应明白的吓人的告示，却怎么也看不懂。我父亲喜欢啤酒窖里的欢唱，席弗尔键盘手风琴（他们是这么叫的吧？）和着三四拍子——试想那可是个刚买了第一盒贝西伯爵录音带的人！也许，如果那时我更年轻些，或更老些，甚或和同龄人在一起，情况会是不同的，这个我拿不太准。困扰我的是个语言问题；我学不会外语，我只是对它们不信任。至于文化特性，这词听起来有点自命不凡，但我想如果他们忙于变换国度肯定会变得苍白。看看奥登吧。但人各有志。

但这有人就会说，不能向欧洲文化（文学）展露自己，你可能就会养成一种小气或是沙文主义……

可坦率地讲，一个人能真正吸收多少他种语言的文学呢？像读自己的语言那样阅读？

可是，不这样的话，可能会招致社会、个人或国家的安全危机，一种孤岛性……

我不认为诗歌会那样。诗歌不会来自别的诗歌，它们源于自己，源于生活中的自己。每个人都是一个孤岛，整个的人，就像多恩说的。这是美国思想——它是美国的，不是吗？从庞德和艾略特开始？——不知何故每首新诗必须是所有旧诗的概括，就像最近的福特，唉，那可是演讲者想要的思想，如果你原谅我这么说的话。寻求意义什么的：只不过那不是诗歌的作为。你可记得悉德尼·贝彻的精彩表述，当录音师问他是否愿意听一遍重放时，他说：“这对我并非毫无益处。”这也是我对外国文学的想法。

你真的同意唐纳德·大卫的观点——他说你的人生观是“耐心地贬抑”？

是句有趣的话。我想我并不懂它，我没有发明老年、死亡、失败与幻灭：它们就在那儿，而我看不出我有什么它们似乎可写而我不去写它们的理由。不，这正应了我先前说的：人们不希望你成为你自己。这无异于说：“现在，同志，让我们为这个月的钢铁生产作首诗吧。不带一点资产阶级观念，除非你想要去深入了解唐宁大学。”你写下一首诗，是因为它是你想写下的东西，不是因为它是一种生命的哲学。

你是否很在意诗歌在诗集中的排列？

是这样，非常关心。我对待它们就像是一张音乐会节目单：你知道，对照、长短、喜剧性、爱尔兰意味、吸引女孩。例如，我想《写在一位年轻女士照相簿上的诗行》就是个很好的开篇；容易理解，情绪多变，结尾漂亮。挑选的最后一首，就因它可以提升品质，留下印象（相比读者的读后感，你更为重视）。

在《较少欺骗》里你有一组三首主要关于死亡的诗——《下一个，请》、《去了》和《所求》——之前却安排了一首相反的诗《闺名》，它表现了一种不受时间侵蚀的意念……

在当时我是最早的。据我所知，那时还没人写过婚前姓，可它们却是很有力的东西。我常常疑惑，女人是如何在这样的转变中幸存的：如果你被指称为某物，你也就不能被叫作别的什么东西。就像我对外语的看法。

你能否说一下一首我喜欢的诗，题目叫“如果，我亲爱的”，或许以前也有人向你问起它？

从来没有，没人对它有丝毫的关注。我也非常喜欢它。它是第一首让金斯利认为我还行的诗：我寄给他，他说很喜欢。我曾想将最后一行里的“unpriceable”改作“unprintable”，可他说不好：“unprintable”只能意指女人，而“unpriceable”可以意指女人，也可以指任何其他的东西。

它是一首臆想中自贬的诗，告诉那个女孩，如果她真的了解我，她就会明白我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人……

嗯，和女孩在一块，我想我们都有同感。它有趣胜于自贬。我很奇怪它没被更多的选集收录。

你是不是很看重类似《春天》那样的诗，那也是一首自我蔑视的诗，但却以另外的一种语气？

我不认为那是一首特别好的诗，尽管其中有一些好东西。我喜欢后面的几行。

在那几行语气显然有些减弱了，但或许你能解释一下对最后一节的感觉：

而那些于她无用的人看她至善至美,

他们的脚步变得胆怯而迂回,

他们的所见青山绿水，他们的需求粗野无礼。

这不清楚吗？指的是那些食而不化的贫乏者，清晰而浮想联翩地看见新生和复活的事物，但这一切与他们无缘；他们穿越生活的道路不是昂扬自信的大步向前。他们见到的一切清晰而美妙，可他们的需求却是粗野无礼——他们想要得到比其他人更多的女孩和美洲虎，因为他们一无所有。

你是否超越了这种人？

不，那正是我。或曾经是：你应该记得那是大约三十年前。

你是否感觉《去教堂》这首诗被过度评价了？

你的意思是，太高估了？还是分析得太多？我想我并没看到很多有关它的评论，除了有个家伙说它太长了。我想它是非常自然地展开的。它的写作源于我第一次看见北爱尔兰的一个破教堂，而之前我从未见过破教堂——被废弃的。它令我震撼。当然，现在这不稀奇：教堂被毁坏得就像宾果会堂（宾果，一种赌博游戏），一个大冷库，或是建筑师眼中的错层建筑。

源于一个破败的教堂，这在诗里并没有明确的表示。

是的，它没在诗中表现，但当你进入一个教堂就会有种感觉……嗯……终结，遗弃。

有些批评家识别出其中有一种对现代基督徒（或宗教）制裁的渴望。是那样吗？

我想是的。我不是个失落信仰的人：我从来就没有信仰。我在考文垂大教堂受洗，感觉够怪的：那个老教堂——但也不太肯定。宗教不是按照人们希望的那样构建吗？谁都希望基督是真实的，或至少有个大团圆的结局——从死亡中复活，而我们的罪孽得以宽恕。人渴望这些奇迹，也因此渴望宗教。但《去教堂》却不是那种诗：它是一首人文主义的诗，是对尊严的礼赞……哦，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你能否评说一下你的一个评论者对《较少欺骗》的总体看法：“使（拉金）突破运动派诗歌局限的是他对庸常偶尔的超拔，却不突兀。”？

我从未思考过运动派的“庸常”，如果说的是那个意思的话。不像抒情民歌。它更诙谐、更理智。我无意超越所谓的“庸常”，我喜爱“庸常”，我过着一种非常庸常的生活。日常的事物对我来说很有趣。

容我再转到《圣灵降临节婚礼》，你不太喜欢的批评家中的一位，称它是“一本忧伤，甚至是悲愤的书”……

嗯？你不能说《圣灵降临节婚礼》（它是书的重心）是首忧伤的诗。它恰恰是对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的记录。我没作什么变动，只是照实写来。

你是否打算给诗末尾的乐观情绪一个绝对的肯定，那里你似乎流露出一种浪漫幻想的气质？

是的。在那列火车上你不可能不感觉到年轻的生命集体出发，就在一瞬间。唐卡斯特、瑞特佛德、格兰瑟姆、约瓦克、彼得伯勒，在每个站点遇见更多的婚庆人群。精彩极了，一个奇妙的下午。只管写下来就是了。谁都会那样。

在你其他的诗中你倾向于克制任何的乐观……

希腊人习惯于溅出几滴酒浆以慰藉命运，不是吗。也许就像那样的。但在《圣灵降临节婚礼》中没必要。诗中丝毫没有暗示他们的生活会是不快的，是吧？我反对你去寻找它。

对《一座阿伦德尔坟墓》也能这样解释吗？

哦，那可是一首很浪漫的诗；它更无保留。我不怎么喜欢它，部分的就是这个原因；中间部分技术上有点混乱——莫名其妙的，第四节和第五节似乎在长途跋涉，糟糕的韵律好像是受挫的航行（写坏了）。那首诗完全瘫痪了：我把诗中那双手搞错了——那其实是右手护套——而且无论如何那双手是19世纪添上的，根本不是前巴洛克那时的。我的一位朋友参观了齐切斯特大教堂的那个墓后告诉我，旅游指南上说：“关于这个墓，菲利浦·史朋德写了一首诗。”全乱套了。

但你是否对为我们保存在石头中的忠诚感到怀疑？

不。我对此非常感动。当然那是好多年前。我想：使我们幸免的是爱情，不管那是单纯生物学意义上的，还是仅仅是对生活的回答，使生活更幸福，即使它只是个玩笑。我很高兴一个朋友问我是否知道有一首诗的结尾叫“将使我们幸免的是爱”，这说明诗歌脱离我有自己的道路。我喜欢它们那样。

这使我联想到了《信仰疗法》中你向我们表达的对爱的意义的看法——“它普照大众 / 仿佛他们有所作为皆因被爱”——这听起来实在像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的自我经验的投影……

哦，人们希望被爱，难道不是。如果你是幸运的，你就拥有父母给予的那种无条件的爱，交织着上帝之爱——“亲爱的孩子”，等等。这首诗是看了一部电影中的信仰疗法后写的。《在草地上》也是，关于布朗·杰克的一部电影。你可能记不起他，一个著名的无障碍跑和跳高运动员，我觉得：在运动场上他全然忘我，且非常幸福。

《基金会自然会承担你的开销》是不是只是一首有趣的诗，其中那个说话者是玩笑中的笑柄？

它既有趣又严肃。那个说话者是狗屎。而诗歌从头到尾是严肃的。

一些评论者觉得在《布利尼先生》中你遭遇了和布利尼先生身份认同的难题，但我觉得在最后二节可能出现了语法结构上混乱——“But if he... I do not know”——冒了同时既判断又拒绝的风险。

诗歌到“But if”的前三分之二部分，受到我自己变成了布利尼先生的不爽感觉的困扰，确实如此。到后三分之一则再度确信我自己并不是布利尼先生，因为他显然满足于他的果酱胜于肉汁，还有挖掘花园什么的，可还是有些迟疑，或许他像我一样恨它。

但在那个地方你没有变得专横，而是以自省的方式来审视他？

我不这么认为。除非你认为审视一个人是种专横。

你是否认为这首诗被错误的看重了？

哦，不，那不是的。有点过度，或许。我一直搞不懂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我本以为这个主题为我独有，可是每个人看来都懂它，而且喜欢它。当你是唯一的寄宿者，你和你女房东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她不断的差你做这做那——挖花园，或是夜晚陪她坐坐，不让你溜回自己的房间。

《圣灵降临节婚礼》的开篇诗《这里》，它有时被理解为对退休生活的向往，一种更为简朴的生活。那是你的本意吗？

噢不，完全不是……这全取决于你怎么理解退休。如果你指的是不在伦敦生活，我想那些句子或许可能解释得通。我的本意只是为这里——赫尔庆祝一番。这是个令人着迷的地方，不太像别的地方。很忙碌，却又很落寞。这首诗大声读出来是很可怕的：第一个句子到二十四行半，也就是全诗的四分之三，剩下的全是辅音。

我读到一篇文章，其中谈到在《高窗》中有种逐渐的觉醒……

只因为我越来越老了，我想。描写一个医院，或是一个疗养院，多少乏味啊？

我觉得那首叫做《高窗》的诗有些费解，因为它开始时显得平庸，而在最后一节它才有突破。

我想结尾表达了一种远离一切的渴望，不太像《铜牌画》，或《缺席》。我不认为它很出色：我以它作书名是因为我喜欢这个标题。它是首真实的诗。渴望“无穷”和 “遁隐”，那种你无法企及的某处的美好。它表达了人生是一连串的苦闷，人想要投身一个既无压迫也无压迫者的地方，唯有自由。它可能表达得不是很清晰。

它是否和书中前面的那首《忘记所做》相关，在那首诗里你认为一篇日记多半充斥着“察觉/天国的重现”？

是的，那一首也是关于脱离生命苦难的。这大概源于一次我写日记的经历，我写不下去了，因为我无法忍受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记录。我坚持写日记有很长一段时间，更像是一种长篇“牢骚书”。现在不写了。

你是否同意：总体上，《高窗》里其实更多的是同情和宽容……

我宁愿这样认为。

……就像《去海边》，在结尾处你怀着一种感情——人们“帮助老人，正如，他们应该做的”？

我父亲在我母亲61岁时去世，她活到了91岁。我们常在夏天出去度假一周。写这首诗时我们正在索思沃尔德，我意识到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度“海滨假日”了，不由得记起了年少时的每次经历。

这让我想起你1962年写威廉·巴恩斯的文章——你指责他实在太温和、太顺从、太慈悲了，而某种意义上你自己似乎也这样了。巴恩斯没有显出哈代那种悲苦与反讽式的绝望，对此你有所保留。

他没有哈代的锋芒，是吧？韵律这么规整，都有那么点安逸恬适。如果你真能在《高窗》那些诗中找到更多的同情，我会很高兴：我不清楚它们是否这样。但人老了肯定会更多地关注苦难，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认为诗歌尤其这样，你知道。在《高窗》中有几首相当淫秽的诗。“他们操坏了你，你老爸和老妈”听上去就没多少同情心了。

不过，它很有趣。

它还是非常严肃的。

在一些诗里你有些冒险——感情洋溢而显得多愁善感。

我这样吗？我不理解“多愁善感”这个词。它使我想起狄兰·托马斯对一个酒鬼的定义：“一个你不喜欢他喝得和你差不多的人。”我想“多愁善感”就是你不喜欢他感受得和你一样多的人。但是你赢不了，你赢得了吗？

有几首诗可以用你自己的话——“优美”来概括，比如《割草》或《阳光》……

是的，《太阳》是我写了《圣灵降临节婚礼》后的第一首诗。没有人喜欢它，或提起它。它不太像我二十来岁时的东西，更像是《北方船》的。

我猜批评家们觉得它和你诗歌惯常表现不太一致。

这实在太糟糕了。那是一种感觉，不是一种思想。优美。

偶尔在一、二首诗里运用粗话，你的目的是想造成一种冲击？

是的。我的意思是，这些词汇是调色板的一部分。当你需要冲击的时候你就使用它们。我不认为我曾经为了冲击而冲击。“他们操坏了你”是有趣的，因为它的含混。父母给你带来了受精卵（译注：conception受精卵，兼有观念之意），生下你的同时还搞糟了你（译注：原文中“fuck you up”一语双关，既指操出了你，又指搞坏了你的头脑）。为人父母者尤其反感这首诗。

你怎么想到写《爆炸》的（书的最后一首诗）？

我听了一首关于矿难的歌；一首歌谣，是种民歌。我认为它很感人，就出现了这首诗。它使我想写同样的东西，一场矿难，以一个不朽的幻象结尾——这是那些蛋的用意。可能这很愚蠢。我喜欢它。

回顾你的全部作品，你觉得什么是你最显著的特点？

我不知道。你知道，你没有写出你其实最想写下的诗歌。我想写的诗是有关世界是如何的美丽，人们是如何的出色，但不知为何，词汇却拒绝前来。我不认为我有那么一首最能代表我的诗。《圣灵降临节婚礼》、《爆炸》、《显示星期六》、《来到》、《缺席》——不，我挑不出来。《不给钱》是自我重复的一首。不要用它们来评价我。有些诗人比我优秀，但我写得比他们多。各有各的专长，就让诗歌自己说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