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网首页推荐韩庆成作品
据今天网2014年8月8日消息 北岛主编的《今天》网在首页“今天推荐”栏目重磅推荐了著名诗人韩庆成的一组作品，包括诗歌29首，滴撒诗歌奖答谢词《永远的心灵净土》，中篇小说《第二日》，访谈《诗歌的干预——答<滴撒诗歌>编者问》，以及杨四平教授、张无为教授的评论《真实而自由的诗歌写作》、《韩庆成“干预诗”的定位与诗写解读》等。该组诗歌作品厚重、质朴、深邃，从生活中挖掘出深刻的诗意，传达了对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与事物，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真诚的爱，以及他所倡导的对时事的干预，冷静中透射出疼痛的生命体验。
韩庆成，曾使用笔名阳村，1965年生，安徽宣城人。1980年代初开始写诗，1986年获《当代诗歌》奖，2012年获滴撒诗歌奖。干预诗歌发起人。2011年8月与诗评家徐敬亚共同创办中国诗歌流派网，2012年4月创办网刊《诗歌周刊》，2013年10月创办《诗歌周刊》手机版《诗日历》。21世纪中国现代诗群流派评选暨作品大展评委会主任，中国好诗榜组委会秘书长。著有诗集《城市和乡村的边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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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庆成的诗（附滴撒诗歌奖答谢辞：永远的心灵净土）
胡须
不知从哪天起
刮胡须
成了每天起床都要做的
一件事
也有忘记的时候
那张脸
便变得张牙舞爪
如今用了多少刀片
已经记不清了
感觉把刀片收集起来
可以打一把砍刀
还是希望把砍刀
分割成小小的刀片
这样就安全了
这样面孔上棘手的部分
就可以自我消灭
雨水
网上说，武汉降雨三亿吨
我不知道这个数量
能把海平面抬高多少
抬到我所希望的高度
还要多少雨
我知道雨还在下
那就下得更粗暴些
如果不够，就让泪水
流得更汹涌些
直到海平面升高八千米
让整个世界
只剩下珠穆朗玛的脑袋
让人类
重新回到水中
中秋夜
中秋夜是一分为二的
一半在白昼之前
另一半在白昼之后
明白这个真相前
我一直把白昼之后的夜晚
当做中秋夜的全部
为一个错误
很多人
在用一生的圆满修补
月全食
一
当月全食
出现在我的头顶
我知道
那颗整天日我的日头
此刻正被我
踩在脚下
二
一直听说
月亮
是被一条西天的狗
吃了
一直不知道
吃月亮的
是自己屁股下面的
这个球
三
很多黑暗
我们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它发生
而最黑暗的时刻
最短命
鸟
一
它们从窗户的排气孔钻进来
在卫生间的顶棚上筑巢
每天它们都准时醒来
晨光的触须是它们的闹钟
它们没有工作，不种庄稼
飞翔是唯一可见的劳动
天黑它们就回来睡觉
从不上网，也不会失眠
二
午后，它们在窗台上聊天
每次拉开窗
它们就倏地
飞到对面的树枝上
我打量它们
它们也回头看我
我眼里它们是飞禽
它们眼里我们是走兽
剥离
我每天做着同一件事情，就是把身体上的某个部分
剥离出来，然后扔掉
我没感觉到这很残忍，尽管有时候会显得枯燥
习惯以后，这点枯燥与得到的解脱相比
微不足道。像
剥离胡须，剥离眼泪，每天
起床后去洗手间，做那个固定的剥离动作
快乐的剥离并不是天天出现
我喜欢的女人，她住在远方
一年一次的约会，在剧烈的剥离中，给我满足
也让我苍老
也有疼痛的剥离，发生在年轻的时候
我把刀扎在
自己的手上。那个背叛我的女人
脸色苍白，她给我留下伤口，在很长时间的夜里
它发炎，滴血，高烧不止
让我此后对痴迷的病毒，产生抗体
剥离友情，剥离亲情，剥离信仰信念信誓旦旦
已同剥离两条狗的交媾
在时间上如此接近
我与汪家正
我与汪家正，本来不该有什么关系
我住在合肥，他住在株洲
株洲是湖南的一个市，我没有去过
汪家正是全市四百万人中的一个
另外三百九十九点九九九九万人我都不认识
单单认识他，得感谢一瓶汽油
我与汽油的恩怨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学车的时候一升汽油三块多，现在一升七块多
汪家正让我明白了汽油老涨价的原因
汽油在株洲，除了用来烧发动机
还可以用来烧人。一个活人，点燃汽油
从屋顶滚下来，像一部进入实拍的电影
一样逼真。逼真的还有各种职业的群众演员和道具
挖掘机说挖就挖下去了，音效应该是杜比数字
轰鸣声巨大，声压足够，从左声道移向中置声道
于是中间屋顶上的汪家正，把一瓶汽油快速浇遍全身
右侧屋顶儿子的表演也适时开始，他要跑过去
被瓦绊了一下，差点摔倒
汪家正一抬手，火焰腾地席卷全身，漫过头顶
他扭曲
下滑
在导演喊“咔”之前，从二层楼房的屋顶直直滚下地面
群众演员一拥而上，有人拿来早就备好的灭火器
喷出一道白雾，火熄了一半
几秒钟后再喷出一道白雾，全熄了
过了一会儿，穿白大褂的护士和医生跑过来
蓝色的担架，哭喊的家属，制止的阿Sir
在导演的指挥下按部就班地进行
我看了两分57秒的样片，虽然是见习摄像拍的
但把众演员的表演，已经拍到以假乱真的高度
株洲的综合实力，保持中部非省会城市第一
从这个短片可以看出，并非徒有虚名
建议摄制单位好好剪辑一下，去角逐奥斯卡
最佳纪录片奖，附上主演躺在医院监护室的照片
在时报广场的大屏幕，播出一周
我认为摘桂，有三百九十九点九九九九万的可能
致艾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你在写这首诗之前，把与独裁者相同的蒋姓改了
改成在草头下面，打一个大大的叉
我因为你的诗熟悉了这个字：艾，虽然与爱同音
但你的诗中，更多的是悲哀，是愤怒。这也是我的心情
在1938年初冬的一天，不幸被你提前设伏
你用以歌唱的鸟已经死了，死了很久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无数腐烂的血肉之躯
并没有使这块土地变得肥沃，而仅仅增添了血腥
土地上林立的红色栅栏，圈定了鸟的飞翔空间
这是另一个你用来写诗的房子，写慈爱的奶汁和米粥
你的眼睛是自由飞翔的，窗户外的初雪
拾起你递交的纸片，在晶莹的表层滑行。房间的背面
无形的栅栏，还同时圈定了思想的迁徙距离，逾越者的触碰
被裸露的高压线拘禁，把周身烤出糊味
我知道他继承的是你的思想，三十年代曾闪耀过的血液
正在新的躯体里奔腾，不合时宜地成为异端
在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巢中孵化，生成交点，并以不合作的方式
重归碎片。他叠加永久，他知道，在钢铁的骨架生锈以后
永久只是词汇，从口中出来，在文本中排列，然后消失
他已不再说话，以行为的方式进入你的房子，这是一次彻底的前卫
用他艺术的胡须在你的血液中搅拌，由缓而疾，我听见飞机起飞前的轰鸣
这是他发出的诗歌，一首无字的诗歌，在你遗留的房子里
开始一个人的展出
让子弹换个方向飞
王树杰死了
他本该像唐福珍汪家正
自己烧死
烧过唐福珍汪家正的汽油
已经在王树杰身上点燃
这是我们年年看到的镜头
不同的是，今年
镜头中飞过了一粒子弹
其实我很想听到子弹的声音
当两艘东洋的驱逐舰
夹击弱小的香港渔船
当钓鱼台的祖业
像王树杰的十五亩稻田一样被买走
子弹的声音却同那些持枪人
深藏在紫禁城六百年的宫墙里
我们早已习惯做一群看客
就像他们
把自卫队的购岛合同
当作文工团的演出菜单
用吊白块染白的馒头
蘸满王树杰陈毓祥殷红的鲜血
这个药引注定治不了身体的沉疴
九十三年了
它也没能治好看客内心的痼疾
让子弹换一个方向飞
既然是合法的开枪
就不该让人民感到疼痛
请让这粒带着体温的子弹
从被掠夺者
飞向掠夺者
从手无寸铁的失地农民
飞向全副武装的驻岛警察
让那只重复演示的手
从下意识，变为有意识
王树杰死了
我们这些看客，迟早也会化作青烟
驾鹤西去
七月初七
子时将尽
我与几个兄弟
在罍街喝啤酒
吃龙虾
谈天，说地
丑时
红色龙虾皮
堆了一桌
空酒瓶
扔了一地
地上的事，能谈的
都谈了
寅时
花十元钱
把她里里外外
清洗一遍
没人能像她
陪我七年
我踩她，撞她，冷落她
她都无怨，无悔
死心，塌地
卯时
远方兄弟在微信上
赞我罍街的照片
一个久违的女孩评论：
“你不能喝酒，少喝点”
我在网上
补做一天的工作
读帖删帖评帖
微博上转几条
@记者陈宝成被拘的帖子
辰时我困了
天亮了，也该睡了
一个人洗头，洗脸，洗身
洗心革面
你买的牛奶沐浴露
还剩四分之一
巳时午时未时我一定在做梦
做一个宏伟的中国梦
还是做一个淫荡的春梦
于我都无所谓
我只是不想在梦中被人拉黑
不想像你一样
在梦中哭
申时预计我会醒来
会在那个时辰
想想远在他国的
前世情人
酉时戌时亥时
这些黄金时辰
就交给牛郎和织女吧
趁鹊桥还未强拆
让他们再聚一晚
天上的七夕，是他们的
地上的七月初七
和黑夜
是我的
填空题
老师出了一道填空题：
□共和国
□政府
□解放军
□法院
□检察院
□公安
□银行
□日报
同学们看了半天
都说题目出错了：
少了一个□
老师说
题目没错
有人在题目前沉思
读懂这道题
就读懂了我的祖国
百年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
一群大清士兵中的一个
打响了第一枪
这一枪，成为辛亥革命的
起点
2011年10月10日，晨，合肥
一群百姓中的一个
在电脑键盘上敲出两个字：
百年。
百年以后
他发现这一枪
打早了
历史学家已经证实
那一枪
本来就是走火
除夕
最后一刻
天下反了
无数的爆竹像子弹
射向黑漆漆的天空
猪
声音小的鸡鸭鹅
悄悄就被主人宰了
是猪
让我们听见了屠杀
信访局
如果眼泪可以作证
请让这漫长的队伍出庭
程序
强奸或者通奸，对两头猪而言
并不涉及犯罪的话题。甚至
也不构成道德问题
那头母猪是我养的
在它发情的时候，我把它拴在
山上的栅栏里，为了让一头野猪
与它恋爱，或者征服
这是猪的改良程序，一百年
还迟迟未能完成
这个程序并不复杂，像唐博士说的
糠炊加碎和糠炊加喂那样简单
我有些同情唐博士成功后的经历，他不过像
挎着LV的妓女一样想活得体面一点
至于这个包是加州原产还是温州仿造
又关你们什么鸟事
仿造的挎包，在那些庄重的大楼里
比比皆是。他们与唐博士应有所区别
他们是要掌握更大的地盘。而地盘的扩大
会威胁到
所有养猪人的幸福
艰难的交配终于完成。太阳出来的时候
我希望糠炊后的崽子
会比它的母亲健康和诚实
从新闻学和法学的角度分析一桩借款
你告诉我，我们之间，有一桩借款的事情
这事来得太突然，我不得不先从新闻学的角度分析这事
时间是有的：80年代末
地点也有的：宁国县城南门桥
人当然也有：就是你和我
何事：借钱
结果如何是你告诉我的：借了70元
我感叹你的诚实，兄弟
从新闻学的角度，这些要素是齐备的，虽然
搞新闻的实际上并不恪守这五项原则
谎言于是就往往以真相的名义，见诸报端
这比诗人差远了，比我的诗友高月明方文竹差远了
他们不说假话，当真话不能出口的时候
他们宁肯深入电脑的屏幕，三个大步流到抗母到滴撒
我还想从法学的角度研究这桩借款
首先从时间上就发现了破绽，借款的有效追溯期只有两年
而实际的借款时间，已经超过20年
其次地点也很可疑，南门桥20年前应该没有监控，即使有
也不一定有存储的功能
这桩借款，用法学术语说，缺少影像证据
第三，也是关键的一点，这桩借款除了当事人你我
竟然没有证人。在一个法治的社会，没有物证没有人证且已过期的借款
等于没有发生。虽然
法治二字对诗人来说，并不是合适的挡箭牌
但在债权人已经忘记的时候，债务人主动提出还钱
不但可疑，而且已涉嫌扰乱借贷市场
和谐的秩序
尊严
很多人想代表我说话
很多人在代表我说话
他们不在意这种代表，是否经过我的许可
他们自称人民的领袖。而我衬衫的领袖
往往最先变脏
很多时候我埋头干活，一言不发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
只能用肢体的动作说出感受
握紧拳头，是说我很愤怒
流下眼泪，是说我很悲伤
饥饿的时候，我伸出左手
把握笔的右手，藏在口袋里
这是奇怪的乞讨姿势，这是文人残存的尊严
而文人没有尊严
只会沦为叫床的二奶
短信
短信多了，手机已经麻木
那天我把它掼在地上，来电时它仍能发出呻吟
从这个意义上说，短信与麻药的疗效
是相同的。不同之处仅是
一个用来麻痹肉体
一个用来麻痹灵魂
日久天长，手机学会了自卫。比如
今天来了个卖房的短信，第一句话是
投资CBD房产三年50万变100万，手机就骂
投你妈逼。然后删掉
昨天来了个短信，第一句话是
想知道哪只股票最近会暴涨吗，手机就骂
想你妈逼。然后删掉
前天接到一个短信，第一句话就不说了
我要说的是，手机不想骂人，我也想把诗
写得含蓄美好一点。是这帮发短信的杂种
一定要把我的手机逼成流氓
深海垃圾
东经，是海水
北纬，也是海水
交点，离塘沽码头已经二十个小时
与岸边相比，这里的海水
刚刚沐浴
我的一口唾沫
迟迟不敢吐下
天仁号，像泰坦尼克一样气宇轩昂的游轮
它的右舷
一个红色的塑料残片
不成比例地漂过来
漂过去
在无边无际的湛蓝中
它无比张扬
又如此亲切
仁川登陆
我们一上岸就投降了
导游在前面举着白色的小旗子
我们跟在后面
举起双手，接受搜身
几十台长枪短炮
里面并没有子弹
而是装着MADE IN KOREA的
存储卡
涨潮时坦克开上来的地方
静静立着一块石碑
其实已无需文字
六十年的打磨
再厚的历史陈锈
也掩盖不住青铜的光辉
将军已经老去
在俯瞰月尾的山顶公园
几只无人认领的鸽子
在如织的人流中
踱来
踱去
DMZ
DMZ，有一个动听的名字
和平地带。其实直译叫非军事区
我们习惯叫三八线
中间是山花的天堂
鸟的乐园
让我险些忘了
这是个实行军事管制的
旅游区
和平都是脆弱的
一个钻头就可以把它穿透
在一直往下的地道中
我看见一个民族如何用他的坚韧
走向黑暗
无数的心
变成钻碎的石头
被装在弹弓上
等待发射
战争纪念馆
总要有人放下顾忌
对没穿衣服的皇帝
喊一声
我愿意做一回幼稚的孩子
关于侵略的识别
非常简单
谁开了第一枪
谁日夜做的一件事
都叫准备
把解放的名词收起来
它有辱耿直的炮筒和刺刀
收起来，这里不再需要
一件新衣
在南部韩国
今天阳光明媚
我愿意做一回孩子
用自己的眼睛
参观战争
在溢美北方的辞藻中
我承认我的舌头
已经掉队
快车
所谓快车
就是跑得最慢的列车
因为在快车K上面
有特快T
T上面
有直快Z
Z上面
有动车D
D上面
有高铁G
快车究竟有多慢
昨天我实验了一回
早上我坐动车到上海
用了2小时20分
晚上我坐快车回合肥
用了6小时11分
特区
进入火车站
就进入了一个城市的特区
这里物价高
拉客的多
江湖气重
一个长发男子在广场徘徊
像个艺人
像个骗子
像个漂泊者
远看黄山
高处的山顶
石头在燃烧
灰烬在成为灰烬之前
发出
乌黑的咽气声
火焰像刚刚熄灭
又像还未燃起
回到老街
从能走路起
老街
就是我最想去的地方
奶奶在街上卖菜
从我第一次上老街
到我长大离开家乡
奶奶卖菜的地方经常换
换来换去都是那几个地点
上街头，下街头，正街，横街
小学时，我陪奶奶看菜摊
爷爷回家做中饭
中学时，我代奶奶看菜摊
奶奶回家做中饭
爷爷走了
奶奶卖了一辈子菜
种了一辈子菜
后来有了农贸市场
街上再也看不到
卖菜的韩奶奶了
奶奶卖菜的老街
成了古镇的景点
那些外地人
不知道奶奶卖菜的故事
二十多年后，我回到老街
在熟悉的几个地方
爷爷还在那里
奶奶还在那里
他们的成娃子，此刻走来走去
却怎么也走不回去
骆伟科
1、
四月底我在干什么？我在去韩国的路上，在海里。就在我
走下游轮上岸的时候，我的祖国，富甲神州的广东
一个少年，刚刚把几块旧木板钉成一个木箱
把课本收拾整齐，码放在平时学习的桌子上。然后一个人
走出家门，走出河源乡下这个快要倒塌的家
2、
下午，我在仁川逛街，看中国民俗表演，爬樱花烂漫的山顶公园
这个少年在国道上步行。我解释一下国道，国道就是国家的道路
官员在这条路上坐奥迪，富商在这条路上坐宝马，老百姓坐巴士，骆伟科
这个穷人家的少年，只能自己走路。当然累了的时候，他可以一屁股坐在
国道边的草地或者泥土上。他把父亲看做主梁，在乡下的房子里
主梁去年已经倒下，他这个家中仅存的男人，他自己命名的副梁
现在要承担支撑屋顶，支撑一个生命的使命
3、
晚餐是丰盛的。我们边吃边研究，韩国美食的科学性。比如泡菜中的益生菌
被联合国认定对身体有益。他们的参鸡汤，我们的元首也喜欢喝
走了一天国道的骆伟科，也应该饿了，总得让他吃点什么
他的箱子里没有干粮，因为家里也没有。他也没钱买吃的，如果有钱
有一百块钱，他就可以坐巴士了。能坐巴士，他现在看到的就是繁华的大街
而不是这个黑漆漆的荒野。走在国家道路的日子里
骆伟科说，他吃的是树上的果子，喝的是河里的水，也曾有好心人
施舍给他一些米饭。这些都没有的时候，雨水，也是充饥的手段之一
当我躺在异国旅馆席梦思上的时候，骆伟科躺在荒地上。下雨的时候
蜷缩在树下，听雨打树叶的声音，听巢中鸟儿们戏雨的叽喳声
4、
13岁的骆伟科就这样从学校从家里失踪了。已经失明的母亲
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从打工城市回家照顾母亲的姐姐
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直到五月底，一个来自广州的电话
打给了姐姐。电话那头问她
是否有个弟弟叫骆伟科？是否有个长了脑瘤的母亲卧病在床？
是否知道弟弟在广州擦皮鞋，用擦一次一块钱的速度
挣钱救母？
5、
从家乡到广州，340公里路程，骆伟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去的
走了一个多月。他用实践告诉我们，再发达的GDP，如果造福不了穷人
这个P就形同虚放。他用实践告诉我们，每一次类似的事件中
伸出援助之手的都是平民，而不是肩负责任的官员和政府
6、
韩国，一个曾经附属过天朝的小国家，一个遭受战争创伤比天朝更晚的
小国家，一个皇宫的地面铺的是沙子和泥土的小国家
他的全体国民享受相同的医保，小病报销90%，大病报销95%。就是说
骆伟科如果生在韩国，他母亲治病花了10万元，家里只用掏5千元
但他不幸生在天朝，生在一个前外长说如果不伟大光荣正确
怎么会有14亿人愿意在这里投生的光荣国度，一个医疗体制只保官吏
不保子民的幸福国度，一个每年可以拿出9000亿供官吏吃喝玩乐
却不肯拿出2000亿实行全民医保的和谐国度，一个维稳费用
超过国防费用的强大国度。他罹患恶性脑肿瘤的母亲
就只能躺在床上等死。他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已经长成鸭蛋大的肿瘤
夺走母亲的视力，夺走母亲的听力，直到夺走母亲的生命
而母亲，在韩国是最大面值货币上醒目的图像，它告诉我们：民众高于一切
在天朝，最大面值货币的图像是一个独裁者，它告诉我们：权力高于一切
7、
但平民的心还是热的，媒体们，还残存一线良知
在他们的帮助下，母亲需要的治疗费，终于募集了
迟了四个月的手术，也已进行了。但我的笔依然绝望。我看到权力一如既往
硬如磐石。我看到刚刚写过的吴远碧，这个用菜刀切腹自救的母亲
死在医院。我看到骆伟科磨穿的鞋底，和另一个少年因绝望而仇恨的眼睛
校车和孩子
62个孩子
挤在核载9人的面包车上
18个孩子
再也没有回家
11月16日
甘肃正宁县
让校车这两个字
成为焦点
23辆豪华校车
安全带自动门灭火装置
100万欧元总值
11月25日
欧洲富国马其顿
让外交部的这次援外
成为热点
关于校车
还有很多议论
都是别人说的
有人说：遇难的孩子尸骨未寒
有人说：该把自己孩子的校车先解决了
有人说：这次援外时宜不对对象不当项目不妥
疯子张云峰说：11月21日，安徽巢湖，站在三轮摩托车上的孩子
程中柳说：马其顿接受校车，是利用了神经出故障的人，谋取不当利益
孙兵-同心动力说：2011年度风云榜：中国校车。内外天壤，江河哭无泪
GalenJiang说：广西柳州官员为保乌纱取消校车，小学生每天跋涉10多公里崎岖山路上学
王克勤说：【神奇的国家】几万的校车，装60多个学生。几十万的公车，装一个领导干部
安徽同省会说：11月23日，淮南查获用报废车改成的黑校车，黑压压一片人头，很多孩子的小脸贴在玻璃上
姜春康说：只转不说（他转的是一张报纸，肩题为：值千万校巴赠马其顿 内地孩子搭超载残车，主题为：中国对不起学童）
关于校车
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附录
永远的心灵净土
——滴撒诗歌奖答谢辞
韩庆成
尊敬的徐敬亚先生、杨黎先生，
尊敬的“滴撒诗歌奖”评委会方文竹先生、盛敏先生，
尊敬的各位朋友：
在这个寒冷的冬季，尊贵的朋友们跨越南北地理，来到全国最不知名的省会城市，出席一个最不知名的诗人获奖作品的颁奖仪式和研讨会。徐敬亚先生亲手颁奖，杨黎先生宣读获奖词，是对他莫大的鼓励！
2006年夏天，在我疏离诗歌17年后，我在新浪开了博客。也许是那时已隐隐感知这种疏离带给心灵的疼痛，我在博客的自介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写的最多的是诗，最痛惜的是诗歌的没落。渴望有一天能寻回山水间属于诗的那方净土。”转眼，6年过去了，我个人经历的介绍几易其稿，这段话却一直未变，一直安静地在它的位置上注视着访问这个渺小博客的每一位客人。
我把这段话视为心灵的告白。它时时提醒我，无论我们置身的世界如何污浊，都应呵护这份内心的洁净。
所以，当我时隔20年重新写诗的时候，我的感觉既像久别回归，又像从未分离。
“滴撒诗歌奖”这顶桂冠对我来说有些过于沉重。因此，在最初被提名时，我曾请辞。今天，我仍然相信，她并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这个荣誉理应属于每一位滴撒同仁，属于每一位在这样的年代还在写诗的人——在我的身边，他们被斥为傻逼、窝囊废、神经病。包括我本人，也偶被我的商界朋友列为谈资和笑柄。如果一定要把这个奖项与我个人联系在一起，那么，我愿意把她看作是对我回归诗歌的鼓励，是对我提出诗歌应当干预时事、应当为被欺凌者说话、应当肩负担当责任的理念的肯定，是对我近一年来想为诗歌做点事情的努力的褒扬。从这样的角度，这个奖对我来说既是一份喜悦，更是一个鞭策——我将更加乐意为小人物写诗，为现实中一切不公正的事情写诗，用诗歌说话，用诗歌说“不”。我坚信，这个社会需要诗人发出这样的声音。生活中需要这块永远不变的心灵净土。
在这个时刻，我愿意与朋友们分享这份责任与光荣。
谢谢各位！
2012年12月9日，合肥
第二日
http://www.jintian.net/today/html/02/n-44102.html
诗歌的干预——答《滴撒诗歌》编者问
问：杨昌文／答：韩庆成
1、你好。很高兴你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访谈。我想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诗歌写作的？还记得自己的第一首诗吗？
答：读高二的时候，我就偷偷写小说，导致高考时除了语文、政治，其它课都不及格，落榜是必然的，也在我意料之中。很多落榜的同学选择补习，我却带着一个当作家的梦想毅然回乡。那是1981年的夏天，我白天干农活，晚上看书写作，写诗也从那时开始。
写的第一首诗应该是律诗，因为我是从唐诗宋词开始认识诗歌的。
2、听说，后来你放下诗歌去经商了。在商海里漂浮，感觉好吗？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么多年你在商海漂浮的经历吗？另外，曾经写诗的经历，对你的经商活动有影响吗？如果有，那是什么样的影响？对经商有帮助，还是诗人气质有碍于经商？在我的感觉里，诗人和商人毕竟是你个人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属性，你是如何在其中找到你的立足点，平衡二者之间的冲突的？
答：一个真正的诗人，他的人格应该是崇高的、谦逊的。而一个商人，他又必须唯利是图，竭尽全力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整个九十年代，我认为是物欲扼杀理想的年代，社会有意识地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对理想的追求改造成对物质的攫取，一大批本来不应该经商的人（包括知识分子）进入了商界。社会成功了，它看到了它希望看到的东西，即让人们的视线从一个焦点转向另一个焦点。它同时也是失败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社会本真的丧失，而本真丧失的严重后果，在00年代中期以后，十分尖锐地凸显了出来。
因此，很明显，诗人与商人，本质上不是互补的，而是对立的。诗歌会影响商人对不择手段的商性的发挥，一个不能完全摒弃诗歌的商人不可能在商界获得很大的成功。但换一个角度，因为心中有诗，也使商人不至于完全堕落下去。
在这一波物欲潮中我也未能幸免。1998年，我经过长久的观望后离开媒体开始经商。虽然从九十年代初就基本不写诗了（写新闻和报告文学），但诗的那块净土还一直保存在心的深处，并在尔虞我诈的商界，时时规范我的行为。
3、诗歌目前在你的生活状态中处于什么位置？在百忙的生活中，你如何安排自己的写作时间？一般什么时候写作？
答：从1985年第一次发表诗歌起，诗歌在我心中的位置就一直没有改变过，这个位置是至高无上的，即使是在经商最“疯狂”的00年代中期，也是这样。那时的诗歌就像是一位远方的恋人，虽然我不能去看她，但心中时时刻刻都想念着她。
应该说，商人也是很辛苦的。在我经商的第二个阶段，经常工作到半夜，基本上每天都是12点以后才能休息。那个时候，写作完全中止，连女儿的学习也没时间管。从2010年起，经商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时间相对宽松，所以才斗胆回归滴撒，才把写诗重新纳入日常生活。
八十年代我都是晚上看书写作，因为白天要干活上班。现在虽然白天也有时间，但还是晚上写作多一些。
4、我读了你不少近作，感觉你的诗歌作品，最大的特点归纳起来就两个字：“干预”，即对现实人生里的“不圆满”、“不如意”、“不和谐”说“不”。可以说，你是比较喜欢通过诗歌这一体裁来实现对目前所面对的现实人生的干预，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发出诗人的评议，以期完成对 “假、恶、丑”的鞭挞，和对“真、善、美”的歌颂这样的写作意图的。你觉得诗歌是实现你这一写作意图的最好的选择吗？能不能就这个话题，谈谈你的诗观？你如何理解，诗歌与这个时代的关系？
答：正如你所说，在看穿了人生的大是大非之后，我今天的诗歌主张就是干预。
接下来就有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何干预？为什么？原因有二，首先是文学的属性所决定，文学反映现实，诗歌也不例外，干预是反映的一种。其次是因为每天都会发生让我有干预冲动的事件，换句话说，是有很多时事促使我去干预。遗憾的是，在时事面前，很多诗人选择缄默，他们可能认为干预不会有什么作用，或者认为干预并不是诗歌的职责，他们更擅长在诗中抒发与个人有关的感情和体验。这里我想引用一下德国神学家马丁•尼莫拉铭刻在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的诗：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存在主义之父、丹麦诗人克尔凯郭尔的话则更加直接：最好的缄默不是闭口不言，而是开口说话。
他们异口同声的“说话”，是对为什么要干预的最具现实意义的回答。事实上，二十世纪末期以来，“诗歌首先作为一种纠正方式的力量——作为宣示和纠正不公的媒介——正不断受到感召。”（爱尔兰诗人山姆斯•希内）
第二个问题，干预什么？我的定义是干预时事。时事很多，以前打开电视、报纸，现在打开网络，最近发生的事都是时事。什么样的时事是需要或值得干预的？判断可能因人而异，但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是有原则可循。用简明的语言来说明，就是，当你看完一件时事的时候，你认为不符合常理，不应该这样，你内心波澜起伏，你愤怒、悲伤、唉声叹气、想喊叫、想咒骂，那么，这样的时事就是应该予以干预的。你问题里提到的，假、恶、丑的东西，都是需要干预的。
第三个问题，如何干预？我认为，干预的内核是批判。直接的批判或隐晦的谴责都是干预，这两种干预方式本身没有优劣之分，而仅是一种策略上的考量。同时，干预应该是迅速的，在能直接的时候应该是直接的，为了争取最大的干预效果，语言上我主张直白，艺术化的直白。我认为，口语化不是诗人标新立异的产物，而是信息时代对诗歌提出的变革要求，是诗歌适应网络社会的必然步骤，口语化是对诗歌语言的丰富和发展。需要说明，网络上一些没有任何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口语诗，与我所说的口语化没有关系。
在如何干预的问题上，诗人梁雪波的一段话也有借鉴意义：“我力图将诗歌的触角深入存在的底部，体验生命的悲悯与疼痛、沉默与孤绝，用质感的语言激荡精神的火焰，在呈现个体生命与时代的深刻摩擦中，召唤一种阔大、锋锐、复调、介入的写作向度。因此，写作成为个人精神自治的一种方式。尤其在这个犬儒化的时代，诗人应是权力和市场最难以消化的一根骨头。诗歌就是思想和语言的骨缝上绽开的鲜烈之花。”
法国作家加缪说：“我从荒诞取得三个结果，即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人心中一切不可制伏和充满激情的东西都朝着人生的反面激励着人的觉悟和反抗。”“反抗将自身价值给予人生，贯穿人生的始末，恢复人生的伟大。”加缪从哲学角度所说的反抗，也是一种干预。更重要的是，他精辟的语言不但涉及如何干预，更总结了干预的意义和价值。
就干预而言，我觉得时评类的杂文也许更加适合批判。这也更切合新文化的批判传统，如鲁迅当年的杂文；更适合网络时代对直截了当、酣畅淋漓的要求，如李承鹏、韩寒的杂文。在回归滴撒之前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也尝试写过一些时评性的杂文，直抒胸臆，嬉笑怒骂，没有类似诗歌文体的诸多束缚。在读李承鹏的一些杂文的时候，我从中发现了某些属于诗的东西，这给了我一个启发，既然杂文中可以有诗，诗中可不可以有杂文的东西呢？“用时评的视角写诗”，于是写在了我微博的首页。我同时发现，诗歌的短小精悍，也让诗歌成为适合在网络时代进行及时干预的文体。
诗歌与这个时代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用一句话简单说明我的观点：诗歌应当在鞭挞时代黑暗、促进时代进步上有所作为。
5、在我看来，因为你的诗歌写作的倾向性，目前，你诗歌中的思想与语言之间关系紧张，很多时候，我个人感觉，在你的部分作品中，存在着“思想大于语言”的现象。你个人有感觉吗？你觉得，在诗歌中，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才最合适？
答：“思想大于语言”的现象确实存在，有的时候还很严重。
上一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已涉及到语言。我再做一个补充。
语言自呈当然是诗歌语言的最高境界。在滴撒中，不乏这样的佳作，这让我受益良多。
就干预的诗歌而言，我认为首先遇到的是思想，因为时事给你刺激的时候，首先刺激的是你的思想，让你有迫切表达思想的愿望，然后才有寻找适合表达的语言的需求。思想如何隐于语言的后面，隐多深，如何处理好自呈与直白、隐与现的关系，对我来说是一个长久的、艰巨的、需要探索的课题。
6、你最爱的诗人有哪些？受他们影响深吗？他们对你的影响，着力于技巧方面更多，还是思想方面更多？平时喜欢读哪些书？读书时，喜欢写读书笔记吗？你觉得一个诗人的成长，和什么相关？
答：我最早的诗的启蒙是唐诗宋词，后来接触新诗，国内的，国外的。如果说影响，首推北岛、舒婷，泰戈尔则影响了我散文诗的写作。
舒婷的影响主要在诗歌的美感和构思，北岛的影响则是全面的，从思想到语言。八十年代早期，我曾经在各种报刊上搜寻、阅读北岛的诗歌。最近整理旧作时看到一个本子，上面抄满北岛的诗作，手抄，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虽然现在提到北岛比较少了，但我一直认为，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新诗复兴，如果产生了大师，北岛的地位应该是首屈一指的，他当年对我的影响甚至延续至今。
经过十几年经商的沉沦，今年，确切的说是三月份起，我又开始读诗，这与八十年代已经完全不同，今天打开网络，你需要的东西滚滚而来。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读了于坚、韩东、伊沙、余怒、巫昂等等当今活跃的诗人以及滴撒、诗江湖、第三条道路、中国诗歌网等等诗歌网站、流派的大量作品，总体感觉同八十年代一样，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在这中间，于坚的口语化和滴撒对语言自呈的探索和追求，正在对我重新开始的诗歌写作产生影响。
谈到读书，很遗憾，我有两个缺点，一是很杂，缺少系统性，二是记忆不佳，读过很快就忘了。除了在书上对我有感触的话划一条线，基本上没有做过读书笔记。
诗人的成长也是一个大的话题。我觉得诗人首先是人。人的优良品质诗人不但要有，还要高于常人。因此，诗人的成长与家庭、社会、读书、社交圈、个人修养等都有关系。诗人应该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有对普适价值的判断能力。在当今时代，这些尤为重要，可以说，做不到这三点的诗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诗人，他可以成为写诗的人，但他成不了诗人。诗歌高居金字塔的顶端，我们必须不断地“反抗”自己，才有可能朝着顶端攀登。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给荒诞下过很多定义，让我产生共鸣的是：“这种切肤之痛的反抗，就是荒诞。”“荒诞产生于人类呼唤和世界无理性沉默之间的对峙。”“所谓荒诞，是指非理性和非弄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的冲突，弄个水落石出的呼唤响彻人心的最深处。”
7、你在意和别的诗人交流吗？你认为诗人之间的交流，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滴撒”诗歌流派，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诗歌、姿态、朋友圈子，或者别的什么？
答：我非常乐意与同道交流。八十年代，如果听到哪里有一个喜欢文学的人，我就很兴奋，并油然产生一种强烈的亲切感，一定要见到他才能罢休。我当年千方百计去见的文学青年，老师和学长，有几位还活跃在滴撒。去宣城县城拜访当时在教育局上班的方文竹，与他在一个小旅社长谈一晚，嫌去厕所耽误时间，两人竟在旅社的房间里对着墙撒尿。去宁国县平兴乡“一个信件寄不到的村庄”拜访高月明，去看他在半山上修炼的草棚子。去宁国南乡霞西，在老乡的引荐下拜访程洪飞，惊叹于他一边写诗一边创业的传奇。在家乡办《枣乡文艺》时，与诗友束红平经常同床而眠，别人甚至怀疑我们是不是在搞同性恋。还有尹诗祥、乐冰，等等。
我认为，在任何时候，诗人之间的交流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想进步，交流是一个十分便捷和有效的途径。
回归滴撒也是这样，首先因为这里有我熟悉的朋友，有我亲切和无法替代的很多诗歌记忆。在这里我要感谢滴撒，是她激起了我重新写诗的愿望，并让我从一个高于过去的起点上来实现这个愿望成为可能。
8、你的写作指向某些特定的读者圈吗？你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群人？
答：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诗歌是小众的。而我今天的努力，是要让诗歌走向大众，用直白的干预、用口语化的语言，剥开时事的层层包装，把真相的内核曝光在太阳下，让大众围观，并最终“说话”——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很羡慕诗人让诗歌更纯粹的努力，以期使诗歌始终站在金字塔的顶尖。我所做的，是尝试让诗歌的触角向下，让诗歌的功能延伸，特别是在这个网络时代，变革的社会，诗歌是否可以有所作为？诗歌是否应该有所作为？
我同时认为这种尝试与诗歌的纯粹性不应该是矛盾的，而应该是互补的。纯粹性、干预性，还有对其它特性的探索，将使诗歌前所未有地丰盈和强大，从而使诗歌能够赢得更多的读者。
9、除诗歌外，如果要想传达你对这社会的看法，你会选择其他什么形式的文体去表现？你除掉诗歌之外，还喜欢什么样的文体？为什么？
答：传达对社会的看法的途径有很多，从快捷的角度说，时评性的杂文，微博的三言两语，演讲，包括诗歌都是很好的方式。先说杂文，韩寒的时评性杂文，每篇的阅读量基本都在100万以上，高的超过200万，评论量有1万多到2万多。李承鹏每篇杂文的阅读量在40万左右，评论高的也超过1万。对比于坚的诗歌，阅读量高的在一千多，评论一般几十条，这是我所看到的诗人博客中的最高纪录。再看演讲，最近去韩国，团队里的一位教授在自我介绍中穿插的演讲，有其独特的感染力。演讲大体有两种，一是局部的，像这位教授，像大学老师在课堂的讲授。二是面向社会的，像袁腾飞、郎咸平的演讲。演讲以它可视性的特点，与杂文一样拥有广泛的观众。微博作为一个新兴的文体，尽管诞生不久，但发展迅猛，大有盖过杂文和演讲的趋势。就文体的短小精悍而言，诗歌是仅次于微博的文体，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诗歌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排除快捷的因素，我认为长篇小说是一个更能传世的文体。长篇小说的干预是全景式的、深刻的，对社会和读者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这是其它所有文体都无法比拟的。但遗憾的是，在当代中国，这样的小说是极度稀缺的。
就目前而言，我认为诗歌面临着机遇，时代赐予的机遇，我希望我能抓住它，并在一个时期内抓住不放。
10、诗歌改变了你什么？为什么经商过后，又回到诗歌写作中来？会一直写下去吗？你在诗歌中获得了什么？诗歌对你来说，是必须的吗？
答：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诗歌，上了报纸副刊头条的作品是诗歌评论，获的第一个奖也是诗歌。诗歌曾经改变了我的命运，现在，说诗歌改变了我的一生也不为过。
我的骨子里是诗的，像一位诗人所说，诗歌是一种毒，对此我有切身体会。这个“毒”，我的理解有三个平行的含义：毒药、毒品、病毒。它们都是致命的。不同的是，毒药，是急性致命的，它让你为诗歌献身，如海子。毒品，是慢性致命的，它让你成瘾，离开它就饱受折磨和煎熬，让你更紧地去拥抱它。病毒，也是慢性致命的，它不是普通病毒，是深入细胞内核并与细胞溶为一体的病毒，是让你无法杀灭、染上就不能根治的病毒，是让你终身携带并不时发作的病毒。我目前的状态，更接近这种病毒的状态，这样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我经商好好的，怎么又突然写起诗来。其实就算没有遇到滴撒，诗歌在我心目中的位置也是恒久不变的，我迟早会回归诗歌。我的新浪博客有一句自白，是四年多前写的，不妨转录于此：“写的最多的是诗，最痛惜的是诗歌的没落。渴望有一天能寻回山水间属于诗的那方净土。”滴撒的作用是让这种回归提前来临，让我有些猝不及防。
因此，诗歌我会一直写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因为诗歌带给我的快乐或痛苦，诗歌给予我的安慰，诗歌对我心灵的净化、感情的抒发和思想的表达，是任何人或事物都无法替代的。
我很荣幸有机会在滴撒中比较全面地表达对诗歌的理解。感谢执行编辑杨昌文先生费心拟出如此丰富的访谈内容。
（本文原题《韩庆成访谈》，发表于《滴撒诗歌》2011年创刊号。）
2011年5月6日
韩庆成“干预诗”的定位与诗写解读
张无为
韩庆成君在答《滴撒诗歌》编者问①中，提出并清晰阐释了他的诗歌主张——“干预”，即“干预时事”。对此，我同声响应。
他提出的理由是“文学的属性所决定”，况且“每天都会发生让我有干预冲动的事件”；那么，凡是“不符合常理，不应该这样，你内心波澜起伏，你愤怒、悲伤、唉声叹气、想喊叫、想咒骂，那么，这样的时事就是应该予以干预的。”他进而认为，“干预的内核是批判。直接的批判或隐晦的谴责”。为争取最大的干预效果，他主张“迅速的”或“直接的”；语言上“艺术化的直白”类似口语化。对此，我也赞同。
而更令人钦佩的是作为诗人的韩庆成。他不仅提倡、推动以诗“干预生活”，而且，践行理念尤为可贵，或者说，他的“干预诗”创作起步更早。
“干预”亦作“干与”或“干豫”。宽泛理解，它与“关涉”、“关系”近义；严格说，其本义应该是过问或参预“他者”（并非自己）之事。“干预诗”即特指以批判、揭露为本色的诗歌，颂歌不在干预之列。1970年代末，学术界有人把干预生活视为向XX事业攻击固然简单、机械化，而有人将干预生活包括对消极方面的揭露与对积极方面的歌颂这两方面，可能有为支持“干预”而从策略上的考量，但说到底是和稀泥，因为，如果歌颂也属于干预生活，那干预生活的概念就是多余的。
洪子诚先生认为， “干预生活”的口号在1950年代中期提出后，“文学创作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是要求创作加强其现实政治的“干预性”，更多负起揭发时弊、关切社会缺陷的责任。这些质疑和批评现状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唤当代已经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识。另一种趋向，则在要求文学向“艺术”的回归，清理加在它身上过多的社会政治的负累。后一种趋向，在内容上多向着被忽视的个人生活和情感价值的维护和开掘。这两种看起来正相反对的趋向，事实上，在作家的精神意向上是互为关联的。社会生活的弊端和个人生活的缺陷，其实是事情的两面。而个人价值的重新发现，也正是‘革新者’探索、思考外部世界的基础。”②其实，“后一种趋向”已经与干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同样以为，强调“干预生活”是针对近年来诗歌中，多有回避现实矛盾冲突和粉饰生活的倾向提出的，这并不是说，把揭露、批判作为诗歌的全部任务，而是强调诗人应该有必要的担当，尤其须戒绝趋炎附势或者安贫乐道。
一、庆成君的“干预诗”是基于同类诗传统之上的执著与探索，且有新元素
诗歌，无论是中国的“言志”、“缘情”，还是西方的“模仿”、“表现”，事实上均涵盖着“干预”的元素，因为创作环节中的“志之所之”或情感生成无不与“外物”有干系。所以，干预与诗的关联，在中西方皆古已有之，只是表现不同，称谓也有别。
在中国这个诗的王国，“干预诗”大体脉络如下：
1、从诗“可以怨”到“美刺”流变
可以说，孔子是有关诗“干预”现实的很早的提倡者。《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其中的“怨”即包括讽谏上流。“怨而不怒”作为诗歌的社会功能之一，也形成了中国早期“上”与“下”之间互动的雏形。《国语•周语上》记召公谏厉王时有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到汉代，开始流行以美刺论诗。清人程廷祚指出：“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诗论十三再论刺诗》）或“美”（即歌颂）或“刺”（即讽刺），如《毛诗序》“美盛德之形容”或“下以风刺上”。但《毛诗序》明确提出以美诗为“正”，以刺诗为“变”。可见汉儒这种以美诗为正宗，而把刺诗作为变调的理念，令人可气又在所难免。我以为，“美刺”本身还可以合二为一地解释成“善意地讽谏”，一度有统治者主动“观风”、“纳谏”，大为受用。
唐代贯穿着以诗直谏的风尚，干预成为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王长华、赵棚鸽在《<毛诗>美、刺与唐代谏诤精神》中认为，《诗序》“强调以《诗》"谲"谏,郑玄完整地继承了这一观点。但在唐代,孔颖达则极力突出"直"谏的价值。这一变化既是唐代政治现实的反映,又对唐代的谏诤精神产生了强大而持久的影响。贞观群臣乐以直谏议政……这一精神在唐代中后期的政治生活中仍有广泛影响。”③
明见《宋代美刺观倒退小议》认为“由唐发展到宋,表现为崇美排刺的倒退势头。宋代美刺观的倒退是当下的政治气候使然:‘文字狱’诗案肇始于也大盛于宋,迫于政治的威慑,本来是美刺并重的诗学观到宋代只剩下美而不刺了。”④
薛富兴认为，元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分水岭，“社会政治秩序动荡造成的最直接后果是士的没落”“引发了民间文艺兴盛……大众审美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明是古典社会异代新声之酝酿期,小说与戏剧同时获得大发展,审美趣味开始世俗化、享乐化；清是整个古典文化的盘点期,戏剧与小说都臻于极境”。⑤
当然，这并不是说，此后“美刺”即消失；而是说，文学在不断被打压中，失去上下沟通的应有作用，直到旧制度垮塌。
2、从“为现实，为人生”到“暴露”的厄运
辛亥革命后的1920年代初，文学研究会提出“为现实，为人生”的宣言，其实，在那前后，无论是人文主义诗人（如胡适、刘半农等），还是现代主义诗人（如闻一多、徐志摩等），他们或美刺、或揭示“问题”、或批判，更不用说是“革命”诗人（如：郭沫若、殷夫等）则公开以文艺为战斗武器了。毫无疑问，干预生活实际已经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理念。是表达忧患意识、担当社会责任的可贵体现。而且，这在现代派乃至近年来的后现代主义中也一直没有消失。
不过，到上世纪40年代，如“九叶派”、“七月派”等诗，其“揭露”主题在“国统区”依然可以大行其道；相反，在“解放区”却出现对艾青、丁玲等诗人或作家的“暴露”倾向予以严厉回击的事实，甚至有作家因为文学创作而被处死（如王实味）。就此不必展开。
3、“干预生活”口号的提出与波折
“干预生活”的口号在建国初“双百方针”之后的“百花时代”提出，缘于50年代初苏联文学界清算“无冲突论”⑥，肇始者是秦兆阳、唐达成等人，他们从大力推荐前苏联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作品（如：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 长和总农艺师》），到依托《人民文学》直接倡导“干预生活”，并发表了一系列揭示现实矛盾的作品。
唐挚（唐达成）在《必须干预生活》中指出：“一个作家在创作时, 难以抑止地要把自己对生活的意见, 通过自己的形象倾诉出来。……要倾全身心去支持他所爱、所赞成的东西，要倾全身心去鞭打他所恨、所憎恶的事物。……作家,必须是热爱自己的人民和生活,必须是大胆干预生活,用全心灵去支持一切新事物的猛将！”⑦
何直（秦兆阳）也说：“干预生活, 就是要研究生活,思索和解释( 解剖)生活, 而且在生活里对生活有所行动。这样的作家,除了经常被一些正面的、 先进的事物所激动以外,也必定会被一些尖锐的冲突、一些阻碍现实向前发展的落后事物所激动。”⑧
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干预生活”从理论到实践都被描述为“一股创作上的逆流”⑨，被指为修正主义理论,变成了“揭露生活 阴暗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义语。此后，歌功颂德的政治抒情诗一直是主旋律。直到1970年代末，才又引发“伤痕文学”大讨论，并波及到一些诗歌，如叶文福、熊召政、曲有源等，多年来依然屡遭批判，甚至被监禁。
而1990年代以降，文学在被边缘化的同时，也幸运地进一步获得了自由化。在相对多元的文化背景下，诗坛又出现了一些比较大胆直陈社会矛盾、揭露时代弊端的作品，而且，当下的干预类诗歌明显有深化，庆成君的“干预诗”基于此也水到渠成。
二、韩庆成“干预诗”特点解读
干预生活的诗是庆成君的创作主干，这与他的创作理念高度一致。
1、干预是庆成君的重要情结，这种干预情结来自作者对社会方方面面的留意与忧愤，所以也使得其笔下的诗路数呈现出多样性与开阔性
整体考察就会发现，庆成君的诗绪大多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游走，除了直接关注政治事件，由此生成干预诗之外，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网络浏览中，抑或在旅游观景中，都会形成他“干预诗”上面所说的特有风格。
如《百年》是站在当下反思辛亥革命的文本，感悟到“第一枪”无论是“打早了”还是“本来就是走火”都表现出对历史教训的有意义总结。
《网络语言》揭露出舆论界被严格监控并由此衍生出更为荒诞的现实。对诸如“天安门广场”此类的特殊词汇网络自动提示“不能使用”。把天安门的“安”改成“暗”，于是OK了，可谓绝妙的反讽。
《DMZ》是作者去朝鲜旅游中感悟，作者面对“三八线”这个“实行军事管制的旅游区”，感受到了和平的脆弱，特别是作者“看见一个民族如何用他的坚韧/走向黑暗/无数的心/变成钻碎的石头/被装在弹弓上/等待发射”——在穷兵黩武又一党专政的体制下，其民众只能在麻木不仁中被利用，成为子弹，也将成为炮灰。读后足有令人心惊肉跳。
可以肯定的是，诗人只有满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只有时时刻刻关注现实，只有胸怀理想，执著愿景才能有如此全广角的干预诗。
2、揭露现行体制下的社会弊端及种种严峻问题是庆成君干预的重心
庆成的《获奖的乡土》揭露的是“从江南到江北”，“那些成片的村庄/在推土机的风挡中迅猛消失” 的农村现实图景，而政府官员却由此政绩与渔利双丰收，由此表达了诗人对未来发展的强烈忧患感。
《猪》：“声音小的鸡鸭鹅/悄悄就被主人宰了//是猪/让我们听见了屠杀”——家禽、家畜的喻指不难理解，作者通过简洁的对比，在揭露弱势群体被荼毒种种悲剧的不同表现，同时也揭示了官方恶势力下生灵涂炭的现实。
《大会堂》通过那里的早餐每位标准八百元及其与“我们一桌人的午餐”、“能让农民过一年”相比较，展示现实中贫富的巨大差别，并进而有腐败在“根”处的挖掘。
《雨水》中希望雨“下得更粗暴些/如果不够，就让泪水/流得更汹涌些//直到海平面升高八千米/让整个世界/只剩下珠穆朗玛的脑袋/让人类/重新回到水中”——这是诗人在对包括现行体制在内的现实世界绝望之后的另类寄托。只有忧患到极端，才可能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呐喊。
有人以为，1950年代的干预生活“不像‘五四’文学那样热切关注着下层的、劳苦大众的生活,也不像延安时期的文学那样把工农兵生活作为表现的中心,而是把目光投向建国后一直处于整个社会关注中心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它们更加关注的是‘制度’而不是‘人’”⑩，这显然是欠妥当的。因为事实是，五四文学主要关注的是“人”，包括知识分子，尤其是下层人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苦难，但1950年代的文学与此明显不同，倒是与与40年代延安解放区的“暴露”一脉相承。只是，他们更关心社会发展，参与建设事业，同不良现象作斗争；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反保守主义、反浪费等，提出政治、经济领域中的问题，当时干预生活的本意即期望得到决策者的注意和采纳。这与古代社会“善意地讽谏”也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他们对官员是“公仆”、人民是主人的定位，似乎坚信不疑，但还是谨慎地再试水。不过，绝不能由此说，他们已经认识到体制的弊端。就是说，包括前面所引述的洪子诚先生关于“干预生活”的第一种趋向，还只是干预生活的现象。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批判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也只是提出并思考了党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
真正从体制切入，是近些年来“干预诗”的深层探索，庆成君的诗就是在此层面展开的。进入这一层面固然有文学与被边缘化对应的生存民间缝隙，但在这缝隙之外是娱乐化泛滥的无限空间，作者大都通身患关节炎沐浴在蚂蝗池，互惠而热闹。可见，甘于进入依然会被挤压的缝隙的诗人是怎样难能可贵。
3、关注平民生存困境是庆成君干预体制弊端的入口
非正常死亡古今中外难免，庆成君所关注的主要是当下中国平民。是的——
《我与汪家正》通过展示普通居民 “点燃汽油/从屋顶滚下来”抗议政府野蛮拆迁；《邵氏弃儿》中“调查启动了/蜂拥而至的人贩子/在寻找泄密者”揭露体制内利益集团的黑幕。
《校车和孩子》中“18个孩子/再也没有回家”背后同样与体制相关。女工被药家鑫开车撞倒、杀害，题旨是“法律瞠目结舌/天良、正义、公理，比我现在写诗的A4纸还要苍白/无耻则赤裸裸地走上讲台，把最后一块遮羞布，绑在旗杆上”（《女工的死亡和凶手的生存》）终究是政策所致；退休职工三十年了没有见过选票（《刘萍》）更不言而喻。
所以，面对被城管鱼肉中的小商贩在自卫中杀死施虐者，作者才“希望夏俊峰的刀子，扎向他们背后的城管制度/扎向制度背后操控的手”(《夏俊峰》)。
由此可见，哪里有普通人无辜死难，哪里就有作者远射灯的探照。庆成君心系平民苦难的诗心，也总是意气风发，凸显出毋庸置疑的现实主义品格。然而，与简单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所体现出来的“人民性”相比，庆成君则是站在民间立场，透过民生挽悼生命，进而透过生命去挖掘背后的深层因素，这本来是现代人能够做到的。实际情形是，许多人可能初次遇见还是念念不忘的，但天天耳闻目睹，或见怪不怪，或觉碍于诗歌无力，即辍笔而求浅斟低唱了。庆成君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持续发出声音，在沉默的大多数波澜不惊的死水茫茫中，不断划破水面，使得臭铜烂铁常常不得安宁。我以为，这种著作精神是值得诗人自省的。面对地狱，只有勇于担当者才能大义凛然！
4、韩庆成君的诗的确常常将理性反思与诗意感悟融合交织，启迪读者看破现实真相，有细腻的经营，也有哲理的表达
《大会堂》的结尾“我说，就像一棵树/根/总是更黑些”显示出理性与诗意的结合。
请看他的《剥离》：
我每天“把身体上的某个部分/剥离出来，然后扔掉
……
剥离愤怒，剥离泪水，每天
起床后去洗手间，做那个固定的剥离动作
……
那个背叛我的女人
脸色苍白，她给我留下伤口，在很长时间的夜里
它发炎，滴血，高烧不止
让我此后对痴迷的病毒，产生抗体
剥离友情，剥离亲情，剥离信仰信念信誓旦旦
已同剥离两条狗的交媾
在时间上如此接近
——“把身体上的某个部分/剥离”是独特的感悟，全诗表面上是书写自我，而矛头所向实际是社会对生命个体的浸淫，以及个体的执意抵抗。
在《尊严》中，“很多人想代表我说话/很多人在代表我说话/他们不在意这种代表，是否经过我的许可……饥饿的时候，我伸出左手/把握笔的右手，藏在口袋里/这是奇怪的乞讨姿势，这是文人残存的尊严”——名为公民，实际却常常被代表，没有话语权，由此从体制上实现诗歌的干预。“而我衬衫的领袖/往往最先变脏”是对领袖有意味的解构。“文人没有尊严/只会沦为叫床的二奶”比喻生动而恰切。
最后，我想说，“干预诗”比一般的诗写更有难度，她需要作者不仅有责任感与担当，还要有勇气与胆略，更要求作者能够处理诗与现实的审美距离。拉不开审美距离会流于思想性大于韵味，相反则会弱化批判意义。所以“干预诗”重在诗人与现实之间、审美与批判之间拿捏到位。
而且，在当下文化环境中，“干预诗”依然有一定的风险，因为文学的评价尺准可塑性极大，有的作品上升到诸如“人身攻击”、“违反XX原则”的高度，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这就需要“干预诗”写者有足够的警惕与防范，当然，强化曲笔或适度转换为意象表达也不失为有效策略。此言算是与韩庆成君的目前诗写的共勉吧。
“干预诗”有漫长的历史，但只有在开明的时代才发展相对正常一些。只有“干预诗”真正进入正常发展状态，社会才进入民主、自由的现代文明高度。对此，我们期待着。
注释：
①参见《滴撒诗歌》2011年创刊卷
②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③王长华、赵棚鸽《<毛诗>美、刺与唐代谏诤精神》：《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06期
④明见《宋代美刺观倒退小议》：《孝感学院学报》 2003年05期
⑤薛富兴《元明清美学主潮》：《中州学刊》2006年第06期
⑥於可训《干预生活》：《南方文坛》2000年第02期
⑦唐挚《必须干预生活》：《人民文学》1956年第2期
⑧何直《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人民文学》1956年第4期
⑨李希凡《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中国年报》1957年9月17日
⑩陈志华、孙峰《文学与政治:“干预生活”文学的价值取向》：《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01期
作者简介：
张无为，1960年生，籍贯河北，赤峰学院文学院教授，写作教研室主任。北大访问学者。
真实而自由的诗歌写作
杨四平
与第三代诗歌追求“诗到语言为止”有明显的不同，或者说更进一步，韩庆成的诗歌写作表明，他正在追寻“诗到口语为止”。
尽管都是用口语写作，但韩庆成没有停留在那些十分琐碎的个体日常生活或者说“生活流”上面，没有以“私人化”的日常生活细节的隐秘来博取读者的好奇心，没有以自曝“己丑”来渲染陌生化并试图以此达到文学性之目的，更没有一个要对抗此前写作如朦胧诗写作的英雄化、崇高化、意象化和书面语化的明确目标。虽然韩庆成的诗歌写作几乎都是写凡人，但又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写那些凡人本来就很平凡的或者一开始就很不凡的举止，写这些凡人的压根就不算什么的丰功伟绩，写他们卑微的生活经历，写他们的公众影响力，写他们不想看到结果，写他们与公权力之间的矛盾、紧张，乃至牺牲。他们惨痛的经历，在网络时代，在新传媒时代，像揭锅盖那样被揭开后，其热度和传播度，迅即上升为社会热点和敏感点，使其成为网络“名人”而不胫而走于大街小巷，引发公众的愤怒和反思，其核聚变的效能使得某一个人的某件事情发散为疼痛的“中国经验”。也就是说，韩庆成没有写凡人凡事，而是始终关注凡人的不平凡事件。这与当年的第三代诗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大学生不同，韩庆成是一个在社会底层游走的诗人。他的写作资源部分来自读报看电视浏览网络，但更多的是与他在社会上的复杂经历有关。你想想，媒体上的海量新闻令人目不暇接、过目即忘，为什么是这些而不是那些报道引起了诗人的关注，并迅即赋诗，这说明，这些被报道的事件触动了诗人的心灵，与诗人的记忆、经历、文化和精神世界息息相关。韩庆成的这些诗与当年“墙头诗”和“诗报告”十分相像，用诗来报道社会上正发生的时效性很强的事件，只不过这些事件不是政府性的重大事件和工作中心，恰恰相反是一些令政府为之头疼的十分棘手的难题，是政府不愿看到其被大力宣传的事件，也就是说，韩庆成关心的不是政府关心的，政府关心的当然也就不是韩庆成关心的，韩庆成关心是社会上关心的，是知识分子关心的，是真实的，所以，它们与我们当代诗歌史上的那些恢弘的政治抒情诗写作完全不同；但其产生的社会宣传效果依然是不可小觑的。如果把它们放在“长时段”里，从社会文献的角度来看，它们又具有“立此存照”的“诗档案”功用。也就是说，韩庆成的这些诗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韩庆成的这些诗，既不同于战争年代的“墙头诗”、“诗报告”，也不同于和平年代的政治抒情诗，甚至还不同于反体制的第三代诗歌，而是介乎它们之间的一种处于混生状态的新型纪实性诗歌。
韩庆成的诗歌无拘无束、尽情挥洒。当年，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胡适提出“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诗怎么写”，戴望舒和艾青都主张新诗的“散文美”。口语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如何对待口语和如何使用口语，以及发掘口语中的诗性，使其成为名符其实的理想状态的“说话的诗歌”。可以说，韩庆成把口语的诗性精神发挥到了令人赞赏的地步。从文学创作上讲，率性而为，纵情潇洒，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因为自由既是写作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生的至高境界。也就是说，通过以诗化口语来写这些口语化诗歌，韩庆成步入了写作与生活的自由境界。不管韩庆成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他的诗歌写作达到了把诗歌语言的“器”与“道”统一在他的这些诗篇里了。这种统一是在解决了“字本位”与“音本位”、“工具论”与“本体论”之间矛盾过后的统一，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也许有人认为这样的写作不严肃，不严谨，过于自由散漫，是所谓的“非诗”。显然，这是对自由体新诗的误解，也是对口语化新诗的误解。口语不是诗，但是用诗化的口语写出来的诗就是诗。所谓“诗化的口语”就是那些把“言”与“文”统一起来，把思想与形式融合起来的口语。这是“活口语”，而不是“死口语”，更不是“死书面语”。
因此，我们在谈论韩庆成的诗歌时就不能把所谓的内容与形式分成“两张皮”来谈，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谈它们写了什么样的疼痛的“中国经验”，也不能只谈它们是如何使用了自由的形式和文体，而是要把这两方面，把真实与自由，更确切地说，把这样的“一体两面”糅合起来谈。尽管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是极其困难的，但是在宏观把握上，在解读韩庆成诗歌的意愿上，我们应该不能忘了这个“大方向”，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把丰富的诗歌简单化、平面化。我想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作者简介：
杨四平，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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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8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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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8 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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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8 2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