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文学·读诗》专栏：诗家日常笔记（2014第4期）

宫白云

特区文学·刊中刊《读诗》
专栏：诗家日常笔记
2014年6月集稿 / 将刊于《特区文学》2014年第4期

大人物的幻觉……………………………………………………………耿占春
虚伪也在发展……………………………………………………………王小妮

大人物的幻觉

——日常笔记《沙上卜辞》之二十七

耿占春

背景的轰鸣
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通常是一个人的背景在说话，至少是在他独有的背景中说话。同一种状况有事构成了偏见与局限，有时则是其见地“深刻”的原因。构成个人“深刻”背景的东西却复杂到什么精密的科学都无以计数。重要的不是一个人填入各种表格时的信息与数据，如果背景仅仅是年岁、性别、出生地、学历、职业、党派、宗教信仰------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将一个人归类，事实要复杂得多。构成个人思想与言说背景的东西、最终作为个人背景而有效的产生“言外之意”或超越“阶级立场”的地方在于，一个人让他所经历、遭遇的转化为有意识经验的方式：不仅是一个人经历了什么，还在于他怎样转换他的经历使之成为他自己认同的、有意识的经验。一个极其简单的例证：不在于容器里原装着什么大量元素，而在于滴入其中的元素与它的化合，原始材料与原初经验以自身的属性的积极性、分解与融合能力化为新的物质。对个人来说，被加入“原始”经验的溶液就是“文化”。“文”所产生的是“化”的功能。而在如今文化流通如此远播的时刻，一个人能够自主做出的选择又是如此多样的情境中，个人为自己的经历所加入的“文化”要素本身已经极其复杂。人们对求职者、升迁者所作的背景调查均属于原始经历而非“文化”之后的经验背景，这些背景并不会出现在表格的设计中。况且背景还包括一个人并没有明言、甚至并不自知的隐含的感知方式、记忆索隐、判断依据、参照框架。因此人与人之间会产生疏离或契合，有时会辨认出与自身共鸣的背景。这就是一个人世俗生活中的神秘主义。越是“文化”的人，越是受到自主加入溶液的元素的影响，相反，越是缺乏“文化”的人，才会受到个人非反省的直接经验与他律化的“教育”机制的摆布，致使你能够对他生气地一一指出每个偏见与陈词滥调的来源。

圣俗的混杂
也许，正是有效的宗教资源的奇缺，才将权力与财富挤压到如此变态的地步。宗教性的事物与生活方式的解体将其压力转移至最世俗的事物身上。宗教感的崩溃所带来的大量碎片灼伤了世俗与单纯的东西，火山灰一样的遮盖物之下圣灵的呼吸渐渐微弱了。无论有无宗教，人都追求其永恒性，这是社会喜剧的动机。一些元素变得无法辨认。空间上的扩展代替了时间上的永恒。因此恶会取代善。善是时间的信仰。而恶，以财富与权力独步一时。如果人们能够再次相信时间，他们的情感就会步入“宗教”范畴。
——我一直暗中告诫自己，少用道德系列的词汇，少做道德判断，结果我发现自己写下的文字中至少充满了这样的字眼。随着滑入一个坏良心的环境，道德词汇潜入了诗的话语。不过你总是避免它令人不快的人格化，并把它与别的事物建立了比喻链接。

大人物的幻觉
谁都清楚从九十年代开始的从秦始皇到满清皇帝的系统权力美容工程意味着什么，一些戏子式的花言巧语或工业化的大制作就似乎颠覆了司马迁的史德、黄宗羲的悲愤、谭嗣同的举身赴义等等一切。他们眼里的大人物与六宫粉黛的见识相似或与朝廷的家奴太监们取得了共识。大人物常常因此更有理由把自己估计得比实际上还要伟大一万倍，他周围的小人或准大人给了他想要的足够暗示，因此他决心犯下罪孽的时候也抱着这种想法：他一定是出于伟大的高瞻远瞩以致如此。围绕着他的小人们从头人的罪孽里捞足了好处，他们一定希望将其神话下去以攫取更大的私利，他也希望后人如此理解，需要有伟大的理由解释极大的罪孽，以至于罪恶变得不是罪孽而是恩惠了。以至于被戕害的人们继续称颂其伟大乃至感恩不尽。权力领域充斥着术，他却愿意以道的幻觉自欺。家族或特权阶级的利益亦被他自己视为民族的利益。由于伟大与罪恶之间惯有的结缘，鬼都不信的东西确依然有人相信。
无论是历史教科书还是现实感受，人们惯于将权力与伟大混为一谈。也许这是因为鲁迅所诅咒的“独夫的家谱”早已被被教育系统化为伟大的历史。

什么是诗歌
且不要把诗歌理解为文学的一个分支，文学是人文学科的一个分支，人文科学是社会科学或整个科学领域的一个分支。一首诗面对世界，也解释世界。写作是一个人的起义。是的，带着起义感写作，尽管你早就失败了，却能够为失败雪耻。

读《动物庄园》
现代极权主义不仅需要制造内部的敌人，更需要外部的敌人。假想敌是专制主义实施统治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配件。假想敌能够使统治阶级方便地找到内部一切问题的病原体。如果极权主义还没有能力对外部敌人或假想敌发动战争的话，至少它可以不断制造人民的战争情绪。需要不断上演爱国主义的皮影戏，这样它也就能够把内部的一切动乱、不满视为假想敌的煽动，以爱国主义的崇高名义实施没有自由与人权的统治。

写作原理
下午，走出楼梯口的时候，想着我还没有去表述的东西，我注意到：没有做的事总是显得比已做的更加重要。这不是在一个领域内不断收集散佚的材料那种小财主式的知识积累。而是随着一个人的心智成长渐显渐著的那些兴趣所涉及的认识范围的扩展。在许多年内，我都为内心主体这样一种存在的道德与美学含义而吸引，如果那个时期也会关心其他事务的话，也是从主体和它所依赖的语言框架里看到的。以致许多年之后，我才能注意主体变形记之外的学术。或许，只不过发生了一点点变局：能够把主体及其语言之外的学术思想与经验世界建立其某种链接，增加了一点创造隐喻或激活概念的能力。最终一个人尽其一生所写下的一切应该成为他最恰如其分的传记。
一个专家是一种极其残缺的人生。要纠正这一点，你至少要是许多领域内的业余爱好者，因为你本该就是一个“真理”的业余爱好者。

午后睡眠的神学经验消失了
一个惊人的发现悠然穿过：似乎从天命之年过后，午后睡眠醒来几乎没有了疑惑不已的白茫茫大地的感觉了。在自觉到的时间里，它至少纠缠了你三十年。一个魔鬼伴你度过了整个青春时代，而现在它悄悄地走了。想到这一点你都感觉留恋它那青春的虚无气息了。或者，是你在内心、在睡梦中都已坚定地接纳它了吗？或许是，异教主义的快乐智慧已经在你的无意识中扎下根来，并驱逐了恐惧？

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
在一个经济技术联姻的生活世界，社会需要或不需要文学、诗歌或人文主义的思想，不是有人是否仍然愿意赞助它，或像挽救某种濒危文化或生物一样，而最终在于：人们所追求的幸福不是仅有生产总值决定的，也不只是消费卡，幸福离不开“幸福感”，人对幸福的感知中有一些核心的因素是由“文学性”、“艺术化”、“诗意”之类的人文主义的思想与感受能力所构成的。就不用说“爱”、“关怀”或“友谊”这样的情感分享了。而今，人文主义的情感与思想之所以显得空洞而无用，是因为人们的敏感点还处在经济社会的初级阶段，或者，人们的感知力一直处于粗俗状态。

如果的逻辑
如果过去时代里犯下的罪错没有澄清，如果国家规模的罪错不是罪错，个人暴力在社会生活中的罪恶也不是罪恶。没有被体验为罪恶。如果人人都知道“窃国者侯”，那么“盗钩者诛”就不会被认为是正义。大罪成为人们心理的庇护所。在参照系的巨大阴影下，自责的道德反省彻底消失了。如果确实能够指鹿为马，树也就不再是树，德性也不是德性，一切都不再是他自己。一切意义都变成了颐指气使的游戏。这是一个渐渐陷入疯狂的社会，但谁也无法从这个逻辑中脱身。

解构主义的神学与色情
唐璜不是一个解构主义者么？对不在场的感受迫使他从一个女性走向另一个。“能指”的滑动？延宕？“所指”的缺失？没有终端所指。一个所指迅速变为能指，指向其他能指。从一面看是色情，从另一面看是神学。黑塞的《纳尔齐斯与哥尔德蒙》中的前者自青春至老年探询穷究的是不在场的上帝，而他的朋友哥尔德蒙则是一个更自觉的唐璜。他们相互理解，自是道路不同却最终殊途同归。在场、不在场，快乐与痛苦，因此成为交互性的。

虚伪也在发展

王小妮

猫那么大的一团热空气
九十年代，某一个冬天的上午，我在阳台上。冬天的南方，人变得很快乐，很愿意出门，很多树荫覆盖了我的阳台。我坐下来翻一本薄书。
这个时候，我的膝盖上突然来了一片白亮，我感觉到了猫那么大的一团热空气。它守在我那儿，不肯离开。膝盖上有暖茸茸的绒毛感。我不是一个喜欢猫的人。中国人以为猫是倦怠懒散的动物，而西方观念里的猫有了通灵的色彩，它好象能传达和感受某些信息。无论西方和东方的异想，我都不相信。但是我在这个上午，感觉到了一只有生命的猫的出现。
我站起来，它无声又无重量地落在米色的方磁砖上，使那块地方立刻变得明亮。尽管我不喜欢猫，它还是没离开，照样保持着那种动物的体积。使人感到它就藏身在那一片白亮之中。
什么时候太阳领养了一只透明的猫？并且把它投放到我的阳台上？
南方的太阳没有慈悲之心，它实在太热了，浑身散发着毒素。我们经常自言自语：到了十月就好了。每一年都重复这一句话。多重复几次，我们的生命就会从太阳下面消失。而太阳，还象霸王一样，横行在天上。我们正是在完全不平等中，忍受着南方。十月又过去了，气温的确开始调低。不过，我仍旧不能再容忍它在十二月的上午，放出一只这么热的一只猫来。
我再次坐下来。那只温暖的生物，又落回到我的膝盖上。它是没廉耻和尊严的吗？我感觉它带了什么意味的奥秘，专程到我这儿来，而我是厌恶猜谜的一个人。
纯粹的事情在这里结束。手上的书虽然相当薄，我已经没有心情在阳台上把它读完。一点也没犹豫，我转身回到了房间里。
人们说，事情和人，这两者之间最终都会摆平。这，我相信。只要给我时间，我能摆平这世上的一切事情。我需要的是几代人生命连续相加起来的时间。
第一秒种，热空气趁我不备出现，我想到了一只猫。之后，三分钟之内，我离开。十分钟以后，我完全忘掉了阳台上的那团猫一样大的热空气。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情。离开，就等于把一切摆平。
一个小时以后，隔了玻璃看见阳台，地上全是光芒纷乱的碎片。太阳收回了它的小猫。

坡地
在想象中，我保留了一块坡地，并且将永远阻止它成为真实。
我不想它真的出现，真实一旦出现，人将失去控制。想象，成为有形之后，就已经胜利。我要让我的坡地活在幻想之中。哪怕有人慷慨划地，作为对诗人的馈赠。
和真实保持一千米以上的距离，我不会要一块真实存在着的坡地。它必须一直呆在透明的空间里。
坡地不大，我想象它正好沿着我的视野一直弯转下去。眼睛看不见的地方，我们绝不能奢望。我的地，坡度也不大，正象学生用的30度角直尺。
我坐在山坡以下最低洼的位置，迎着我的全是绿色。坡地向上蔓延，坡度在我的正东方。无论什么生物，一切都会迎着我而来。它们，都将喜欢选择那个高昂的角度出现。动物之间早该有那种直觉，选择一条捷径出现，而且表现出高傲，那是动物们最美的直觉。
云彩、太阳、邮差，草穗、白色的芒刺，还有刚刚学习迈开脚步的孩子们，都贴着那片坡地的半弧形额头出现。象土地异想天开，突然生出的一绺头发。
我要坐在海拔零度点上，和海水保持着同一个平面。海的烦躁不安，被横断在我们之间的陆地一寸一寸地消化瓦解。我要坐在零度的浪高上，只有它突出起伏，才能显出我那块绿色的坡地。
风一吹过来，草便开始涌动。我看见高兴的同时，也看见了悲伤。草地的颜色，我没法儿写出来。它有绿的时候，还有黄，还有黑，还有白。大地的皱纹，一层覆盖着一层。那是胎儿和老汉都能有的皱纹。我想，我的坡地，不应该与别人的相同，它应该每一分钟经历一次枯荣。
不要向高处走，不要让世界的脸部都暴露出来。我退到一座坡地的后面，自愿被局限和阻碍。我能看见的非常有限，不象年青的诗人们要上完了重楼，再上重楼。
无名的坡地比任何一座山都渺小，他们都没有发现我的真正住处。呆在想象里，心情倾斜而良好。

家里养着蝴蝶
有朋友到我家里来，不进门，只停在院子里。他说，有个小院子多好。你看这些蝴蝶，跟自己养的似的！
我忽然被提醒了，他走了之后，我禁不住认认真真地看过一遍我的院子。黑的、红的蝴蝶像风中的纸片，来来回回回地飞。后来，我用了半个小时来清点自己的院子。我突然想知道：一个人周围到底有多少生命？我转向四周，发现我的院子里有无数的蜻蜓、蜜蜂、马蜂、蚯蚓、蝠蝙、蚊子、苍蝇，还有拳头大的蜗牛。
我在半个小时里感到，我的院子从来没有过的热闹。我在突然获得了“财产”之后，突然获得了一种新的责任。
如果一个人说他家里养了鹩哥，能学人说话。再有人说他养了热带鱼，养了巴西龟。养了卷毛狗，都有资格使世人对他羡慕。因为人们可以玩弄与观赏那些被称为“财产”的动物。
但是我没听见第二个人说，我家里养了蝴蝶。像蝴蝶之类自由来去的生命，是肯让人养的吗？养了，也可以被称为财产的吗？
１９８６年，一棵一米多高的小树被扔在马路边。我们问穿高统靴子的园林工人。他们说那树已经死了。栽上也活不成。后来，这棵假槟榔被我们种在小院子里。没有受到特殊的关照，１９９７年的时候，它已经长到了四楼以上。我拍着它的树干，总是想到盲人摸象的故事。它已经粗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我简直是在拍着一条大象的粗腿。另外的三条象腿在哪里，我不能知道。可是，从来人没有感觉我们养着一只单腿大象。十多年前，是我们把它从死亡的边缘捡了回来，像捡回来一个路边的弃婴，是南方的水和太阳悄悄养着它，养成了一个像四层楼那么高大的小伙子。
前两年，我们曾经一直走到黑龙江边上去。一家人谁也没有想到过我们在南方还养着一棵巨人般大树。
今天，我换上了养育者的眼光。我看见我还养着一阵阵的微风，养着一种种的气味，养着一层又一层的灰尘……养着和其它家庭有区别的一种自己的滋味儿。
我养过第一盆花死掉的时候，我曾经说再也不养花了。连自己都养不好的人，还养什么花？可是不知不觉，在我的院子里，有了100多盆花草，有了这么多潜藏暗生的昆虫与动物。居然像清风吹过去那样，我一直没有察觉。
经过了许多年，我已经成了一个能注意到蝴蝶的人，这对我十分重要。
放下书和纸，突然看见我以外生机勃勃的一切！在窗户前面，我猜想，哪一只蝴蝶是庄子变的？我相信他一定是最普通的一只，完全无意识的一只。他绝不会特殊。
在那一刹那，我感到全世界都在我以外。那些没有疼感的一切，都不是我本身。但是，有一些东西环绕着我这生命。它们离我，比离别人近很多。蝴蝶和苍蝇，甚至都想落在我的白色袖子上。我不知道在这些感觉都消失了以后，我成为什么？我会用什么方式，再看见另外的生命？

虚伪也在发展
楚人的剑掉进了河里，诚实的楚人就跪在船边，用刀在船弦上刻了一个记号。这个老实的中国人，当时心里什么也没想，他不可能知道自己这一个动作，将被子孙们无数次地嘲笑。
而在我的故事里，楚人并没有跳到河里捞那支剑。他刻下的记号，什么时候都是永远正确的标志。人们一直以为他不懂得船在走动。其实他的剑从记号处掉入了水中，是千真万确。
我一直喜欢一个词，叫“明目张胆”。把胆量的锁打开，把眼睛瞪到最大，有了这两个动作，做任何事情都不是虚伪。
宫殿里，一只鹿没有任何错误地站在那里。有一只手指着它说，那是一匹马呀！这绝不是虚伪。因为所有的听者谁都知道，这是一种特殊验证忠诚的仪式，那只手的背后，正有无数把刀在逼迫。尽管它比虚伪更可怕，坏事却是明晃晃地做出来了。面对着鹿和马的错位，人们都一一点了头，这种点头，并不表明在场的人没有看破。
第三个故事是被看破的故事。冒充者把自己夹在３００个乐师当中。他穿着与别人同样的服饰，口腔里充满了气，嘴的两侧鼓成了球状，手指上下掀动。他其实只是作出吹竽的动作，而没有让竽和气流发出声音，这是滥竽充数的故事。中国古代那个作伪者在被揭穿以后，赶忙连夜逃走了，这说明他是知道耻辱的，古代的虚伪者道术还不高，他们还不能做到明目而又张胆。
在深圳，我曾亲眼看到一个老板做伪时的从容。他把一个美国名牌的床垫商标，直接贴到了自己刚刚试制出来的床垫上。然后让摄影师拍照，印成自己的企业画册。他命令手下人做假时，手下人有些犹豫。老板果断地说，这是艺术哇，借鸡下蛋嘛！他抱起了邻居家的鸡，手里就有了别人的蛋，那艺术，就是把造假做得明目张胆的艺术。
我想起无可奉告这句话，这是今天全体外交官的虚伪托辞。在典雅的麦克风下面，站着的外交发言人。站到了那个东西的下面，他现在就是一个不想告诉别人任何消息的生物。我曾经设想，假如某政府发言人突然在一瞬间变得真诚。他摸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天真地笑了，说：刚才我是怎么了？我明明有很多事要告诉你们呀。
电视机上出现了一个最忠厚老实的外交发言人。他对所有提问者都微笑，他有问必对答。他把所知道的内幕，一五一十全部“奉告”给了全体记者。我相信，那将成为当天全世界最大的新闻。第二天，那个政府将立即更换新的发言者，新的发言人面无表情地说：各位先生和各位女士，昨天那个发言者的人一直在带病工作。现在，他的神经正在治疗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