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夏卿 于 2014-8-19 20:58 编辑
【专家谈诗】
读诗札记
商震
1.“我”呢
时下，有许多电视台每到周末都播放一个叫“模仿秀”之类的栏目；模仿者走上舞台做“秀”，力求声音.形体.相貌甚至一颦一笑都要与被模仿者(明星)惟妙惟肖。我们乍一看，是一笑；再一看，就是悲哀了。
问：我们看到了谁？
由此我想起了一句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黄金，何必去掏他人的钱袋。
2.真实
有人说：镜子是最真实的。我不这么认为，镜子里真的是你吗？你看见你的灵魂了吗？如果诗人都以镜子为榜样，那么，完全可以取消诗人这一称谓，有摄影师就够了。
诗人的真实是灵魂的真实，感受的真实,是镜子无法折射的那一部分。表象常常是假象。
3.革命
“革命”一词现在使用率很低，因为他常让人想起一个酸楚的年代；其实，革命是需要的，而且是每天都需要的。尤其是诗人。诗人的革命，首先应是认知的革命，感觉的革命，只有认知的.感觉的革命，才能带来审美的革命。
我国有几千年的皇权制度，“克己服礼”使得民众的独立思考贫弱，大面积的个性丧失，这几乎是我们这个民族思想僵滞的症结。诗人的革命，我想，应从这开始。
如果世界的核心问题是人，那么，人就一定要具有历史的形态和时代的特征。
诗人的高度决定作品的高度。
4.寂寞
我住在离市区 20公里外的远郊，这就使我常常失去与众多朋友聚会的机会，也少了许多酒肉歌的欢闹，我问我：寂寞吗？答曰：有点。但我在冷清中更加清醒地认识了自己。认不清自己的人，是愚蠢的人；耐不住寂寞的人，一定是胸无大志的人。
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的“想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们从中看到寂寞了么？
诗人要有超前的意识，诗人要耐的住寂寞，诗人要懂得“卧薪尝胆”。为了喝彩去写诗，一定不会是个出色的诗人。
5.传统
传统的中心词是“传”，怎样传？就是那句老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哲学的名词是：扬弃。
不读唐诗宋词的诗人，是不可理喻的；满口“之乎者也”，同样也是不可理喻的。
传统与现代，不是外在的形式。就像不能根据“白领，蓝领”来区分人的贵贱。
诗在技术上是没有传统与现代之分的。
6.词语
有一种说法：诗到语言为止。还有一种说法：真正的好诗看不到词。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它们都在阐述诗本意义与词语的关系，它们是殊途同归的。
诗肯定是要讲求词语的。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贾岛的“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但是，不能为词语而写。词语只是诗的载体，没有诗意，词语连积木都不如。
我们看时装表演，首先是看到了走动着的模特的美，然后才是衣服的美。绣花的草包枕头不美；同样，裸体的模特也不美。
7.读书
曾和一个写诗的青年朋友聊天：“平时都读那些书？”“看一些诗歌刊物。”“全看吗？”“不。只看一些自己喜欢的和能看懂的。”“小说和纪实呐？”“不看。”“历史类，哲学类看吗？”“不看。”“过去读过这类的书吗？”“没有。”好了，这位仁兄属于基本不读书的，最多是浅尝辄止。
一个诗人如果没有很大的读书量，自身的知识含量能有多大呢？他的作品怎么会很好呢。我们不会要求诗人成为学者，但一定要像学者一样占有知识。只凭感觉写诗，是单薄而脆弱的。
8.偶然
一首好诗往往诞生于偶然,并且无可复制。写出过好诗的诗人，不是每写出一首诗都精彩。好诗要好诗人来写，这是必然；好诗人写出好诗却是偶然。有一句老话：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若有妙手，何愁不偶得之呢。
偶然蕴藏在必然之中，没有必然的妙手，偶然，就是永远无法破译的密码。
9.激情
鲁迅先生说：“愤怒出诗人。”我一直对这句话持有怀疑的态度。
人在大喜大悲的时候，会想到诗，会有诗情，已被许多“有诗为证”
证明过了；但，有诗情的人，不一定都是诗人。
诗人一定要有激情。可，诗人的激情是埋藏在血液里的长矛大枪；是挺拔的傲骨；是与许多人甚至是一个民族的情感自由交织在一起的喷射。
骂人是一种激情，唱赞歌也是一种激情，这俩种激情只能让人浮躁；不会产生真正意义的诗人。
悲天悯人不是诗人，自鸣得意也不是，故作娇情就更不是。
诗人的摇篮是搅拌了历史.地理.哲学.政治.风俗之后的理智，是“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沉静。
10.爱情
所有的诗人都写过爱情诗，这无疑是准确的。但真正好的爱情诗寥若晨星，也是毋庸置疑的。
爱情诗是很难写好的。
爱情诗，重要的是写爱。写爱就要把带着伤口的欢跳的心，捧给人看；就要把自己化成剔透的水晶或清亮的白水，摆着给人看。
犹豫和遮掩都不是爱。
我们不必怀疑诗人的执著和勇气，但我们要正视现实的生存环境的逼迫；于是，犹豫和遮掩是必然的；好的爱情诗的匮乏也是必然的。
写搔痒式的爱情诗，不如唱通俗歌曲或听街传巷议的民谣。
11.喝酒
诗人善酒，已是公众认可的话题。甚至，将杜甫的“斗酒诗百篇”普遍用于写诗的人；这显然是一个误解。果真是醉卧“酒家眠”的诗人，其行为可以理解是一首诗，而醉卧之后决不会在笔下产出“诗百篇”。我想，当年李白一定是先准备好了“诗百篇”，待“斗酒”之后装醉假寐，趁众人散去，起床将准备好的诗稿书于纸上，骗过老实真醉的杜甫，于是，便有了“斗酒诗百篇”一说。后人便开始以讹传讹。
大多诗人善酒也善醉，可以理解为某种情绪的渲泄，或是一种行为诗歌。但故作娇情或披着诗人的浩然巾装姿作态去喝去醉，就是一种颓废和俗不可耐。
妙笔可生花，醉笔只生哗。
其实，诗与酒确实有一条暗道，只不过，不是什么人都能找到；那把大门的钥匙，就藏在诗歌精神的澄明处。
12.伤感
诗人俱是多愁善感之辈，世人皆知。
没有伤感，不会伤感，不懂伤感；就不会是个好诗人。
一片落叶，一声鸟鸣，一簇将息的火苗；甚至，嘈杂的车水马龙，喧闹的灯红酒绿，热烈的卿卿我我，都会引起诗人的伤感。诗人的伤感，是现代精神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反差；是“弦断有谁听”的心灵孤独。
伤感不是痛苦，伤感不是哀号，伤感不是失恋，更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诗人的伤感，应是“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诗人的伤感，应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诗人伤感的核心，是诗歌的关爱精神。
13.登高
诗人要有登高远望，长呼气，深吸纳的经历。
古人云：登高吟诗，临流作赋。可见登高是吟诗的重要的条件。
人站在高处：极目远望，四顾茫然，心旷神怡，可以将现实生活的一切不管不顾，若云中仙子风中游神；也可以把腹腔中的酸甜苦辣，陈芝麻烂谷子都抖落出来；重新梳理，重新感觉，也许会有新的发现。那时，也许就会品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滋味。或者，生发“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情怀。
诗人登高，不一定是爬到高山上；只要是让诗思邈远，视野放开。
诗人所站的高度，决定了作品的宽度与厚度。
登高,是一次诗意的冶炼，是对诗境的一次拓展。
14.音乐
诗歌与音乐是绝对的近亲，没有人会提出质疑。
诗的最初形式是歌，是用来唱的。这一点，中外皆然。
有这样的一则故事：两个音乐家，要用手下的钢琴对话，于是便邀请了许多朋友来旁听，这些人中作什么职业的都有，其中就有诗人。两位音乐家操琴对话，大家在旁边听，对话结束后，大多数的人都一头雾水，只有诗人明了两位音乐家对话的内容。可见，诗人的音乐造诣是极深厚的。
一个不爱听音乐，不懂音乐的诗人是不可理解的。
一首不具有音乐性的诗歌是不能称其为诗的。
诗的节奏，速度，内在的旋律都是音乐的。诗的内敛与打开是音乐的。
诗的字词建筑是音乐的。
音乐给诗武装了美，音乐让诗得以流传。
15.历史
中国有一句挺狠的骂人话:你知道你姓什么吗?这是贬损那些因得意而张牙舞爪的忘形之人。
诗人可以忘形，但不可以忘姓。姓，是我们的祖宗；是我们的历史。一个汉语诗人，不懂汉民族的历史，不知道汉民族的文化史，是可悲的，是不会有大成就的；其作品也不会成为传世之佳作，因为那必定是无源之水，空中之阁。
曾有一位年轻的作者拿着一些诗稿来找我，让我给看看，我看过后，问他：你读过唐诗宋词么？他一愣，说：我写现代诗，读唐诗宋词干什么。
这个对话，至今让我不寒而栗。
现在有很多年轻的诗人很痴迷欧美诗歌，这是好事；但如果不具有深厚的汉文化基础，又会读出什么样子呢？如果照着欧美诗歌的样子去临摹，作品中找不到汉文化的根基，其结果会是什么，就可想而知了。
有一句更狠的骂人话，叫：你是中国人吗。
16.天赋
诗人是需要天赋的。有一句古话：诗有别才，非关书也。
诗人的灵性与顿悟，应该是与生俱来的。我认识一个朋友，如今已经作古，该翁一生出版了二十几本诗集，（如今，只要你有钱，敢写，想出多少本书就能出多少本书。）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了；然而，无论是当时读他的作品，还是现在读他的诗歌，我们只能看到空洞的抒情和笨拙的叙述。
他是诗人吗？
据说，乾隆皇帝一生写了五万首诗，（这与全唐诗的总数相差无几）可如今谁能记得一首半句的。
老人们常对着小孩说：三岁看老。我怀疑这是不是诗人总结出来的。
骆宾王写“鹅，鹅，鹅，曲项向天歌”时才六岁。我们也常在一些书中读到一些文豪们几岁能吟几岁能赋；可见，天赋是成为一个诗人的必要条件。
当然，任何社会都不会要求每个人都成为诗人，也不会要求每个写诗的人都成为大诗人。爱好写诗总是好事；因为，它至少可以冶炼自己的心灵。
17.梦想
诗人是不可以无梦想的。
梦想不是梦，不是夜寐之梦，也不是白日做梦；更不是想入非非。
诗人的梦想是诗人的孤独，是对理想化生活的热爱，是保持心理对诗的忠实。梦想，常常会使诗人得到最原始的安宁。
诗人的梦想，是诗人的想像与记忆的结合。
诗人保持足够的梦想意识去写诗，让梦想渗透作品的字里行间，使自己成为梦想的真实作者，这无疑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超越。
梦想，让诗和诗人同时灵动。
梦想，是诗人通往诗的道路之一；梦想是诗人创作前的心灵涅槃。
18.纯诗
常有青年朋友将诗稿寄给我并说他写的是纯诗，我先是淡然一笑，然后再去读诗稿。
什么是纯诗？法国人瓦雷里最先提出“纯诗”并这样解说：“我指的纯，是在物理学家谈论净水意义上说的”，“这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
不要把纯诗误解为远离社会现实的纯粹的精神活动，更不能违背公众审美与伦理道德，而坐在象牙塔里去挖掘自己的心灵体验。
于是我说，诗无纯。
离开了杂乱的社会生活，体验何来？离开了杂病丛生的肉体心灵何在？
19.漂泊
常看到和听到一些诗人朋友流浪漂泊的故事。甚至有一些朋友痴迷于漂泊。他们认为，只有漂泊才能带来生命的体验，只有痛苦的生活才能引起诗情的勃发。我认为此法大谬。
舒适的生活很容易让人慵懒，让人饱暖生闲事；但也没有必要故意地去制造痛苦，目的只是为了写诗。食不果腹，衣不遮寒，吃了这一顿不知下一顿在那儿吃，睡醒这一觉不知下一觉在那儿睡，这还能写什么诗？
古今中外确实有因流浪而成功地诗人，但我们今天不能去机械地模仿；东施效颦，就是因模仿而流传后世的故事。
20.隐私
近来读诗，常常怕把眼睛弄脏。一些人竟用诗歌来宣泄个人的隐私，或者将一些在生活中都要寻僻静的东西明目张胆地摆在字面上。这种风气最初是几个女诗人发端的；那时（刚刚改革开放）我们很欣赏，即使是“你不来与我同居”“找一个男人来折磨/长虎牙的美女在微笑”“在女人的洞穴里浇铸钟乳石”等等。可现在不同了，性意识，性行为还被压抑么?
当我看到诗中的“短裤，乳罩，袜子”及生殖器性过程时，我就觉得怎么这样无聊与浅俗。如果说这个世界确实就是这样的，那么你就不怕你的诗也走向了琐碎与平庸？干么要把病态的隐私挥洒的淋漓尽致？平民意识就这样觉醒的么？
男女之爱，写在文面上，历来讲求发乎于情止乎于礼，如若不然，便要有悖于读者的阅读习惯。不愿意理睬读着你就不要把诗发出来，放在家里作日记，有何不可。
自然主义不是舍弃诗意的自然展露，像照相一样表现市井生活，只能让诗意凝滞。
【诗学研讨】
诗歌与公共生活
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举办的第二届“诗歌与公共生活”论坛于二○一○年 十一月六日在江苏同里古镇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李敬泽，雷抒雁、舒婷、陈仲义、刘立云、李琦、梁晓明、叶舟、田禾、黄礼孩、朵渔、宇向、朱零及范小青、毕飞宇等诗人、作家、评论家，参加了此次论坛。
论坛由《人民文学》副主编商震主持。
宇 向：对于诗人来说，公共生活促成了更深层的内心生活，体现着与世界富有张力的关系——孤独的写作者的内心生活。有一位诗人说，我们作为人的部分比作为诗人的部分更重要。不谋而合，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而且，我还认为作为一个写字的人，诗歌选择你时，你是一个诗人，不选择你时，你就不是。无论你写不写诗，你首先是一个人，要求尊严要求基本的平等与自由，那么，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观念与想法，这样的观念和想法就会不自觉地进入诗歌，时代的现状、一个人的生存困境，都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在诗歌里。所以，我觉得要把诗写好，首先要做一个有独立头脑并懂得自尊的人。
雷抒雁：理想中觉得诗人应该很纯净，人品很好，诗歌写得很高尚、很清纯。但是一回到公共生活中，诗人自身的毛病就显露出来了。诗人应该是为了诗写作，而不是为了别的东西，比如为了评奖。说到这一点，我特别敬佩郑玲女士，今年八十岁了，还在医院躺着。她的作品在本届鲁奖评选中进入终评，但是没评上。她说了两句话我很感动：如果我评上了，那是评委对我的抬举，如果没评上，那是我没写好。她没给任何人打一个电话。她写了一辈子诗，当年是游击队员，后来是“右派”分子，曾下到最苦的地方，至今仍坚持写作，而且写得那么纯净。我觉得诗人的品格比诗歌更重要。写一首差点的诗不要紧，但人格要犯一次错误，损失就会更大。
我觉得诗人还是要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这几年来，一些诗人很积极地走在时代生活的前列，比如地震时诗人的反应。诗人应该在公共生活里起一些积极作用，不能关着门，囿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我觉得很多诗人很关注个人生活体验，而比较忽略社会生活体验。我们看中外优秀诗人，对时代社会生活的整体把握，眼界很开阔。
“诗歌与公共生活”这个主题很好，我突然想起一九四三年，胡风在桂林做过一个当时诗歌形势的报告，这个报告里批评了两种情况，一种是积极参与抗战的，写了一些很空洞的口号的概念化的诗；另一方面又批评了一些诗人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不关心抗战、离社会生活很远。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对的，我们与公共生活的关系就是这样，你既不能刻意脱离它，同时也并不是一个一般性的参与者。在精神上，对公共生活要有诗的审视。
叶 舟：诗人，很多时候我觉得这是很羞涩的称谓。不管是博客上还是人们的言谈中，最软的三个柿子，一个是诗人，一个是中国足球，还有一个是中国电影。只要捏这三个柿子，你说得再极端也没事。在公共生活中，谈起自己的身份，真的是有一种羞涩感，觉得势单力薄。
但是同时，我在都市报工作，我在具体的工作中发现，诗歌并没有消亡，反而每个人都是诗人。比如，汶川、玉树大地震之后，各种诗歌都来了。我们平时觉得诗歌一直在缩小，但是我们有庞大的房地产版面，报纸的广告收入最大头的一个是汽车，一个是房地产，所有房地产的版面全是很诗化的语言，前些年是被用滥了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现在的版面上是“整个兰州向幸福看齐”。
现在年轻的记者、编辑看起来好像离诗歌很远。我们报社有一个女记者，像个假小子。我们报纸新近开了一个版叫：家有喜事。朋友要结婚了，过生日了，读者可以写诗祝贺一下。结果我发现，每个人都是诗人。栏目刚开始的时候有点稿荒，我就让记者们自己写，有天这个版面的头条写得太好了，从标题一看就知道，叫做《有一天我终将母仪天下》，用的是笔名。我问这个是谁写的，有人说就是那个记者。反差太大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诗歌与公共生活的关系，还是鱼和水的关系，还缺乏更深的开拓和彼此之间更深的了解。
舒 婷：读者对诗人有很多要求和期待，所以每次诗歌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会引来关注。我想一个诗人的观念、性情决定了他与公共生活的距离。诗人的性情包括天赋，比如李琦是温柔宽厚的人，不大可能去写战争的硝烟。还有一个是视野，比如我自己生活在“孤岛”，经常觉得自己有孤岛意识，有些自闭。有的诗人只关注与他的性情、观念有联系的部分，所以他的视野不可能是全方位的。
我们能不能希望诗歌有多种风格、多种流派存在，从而来契合日益丰富的公共生活？我在来这里的飞机上，在《南方周末》看到诗人于坚的一篇文章，说的是他在塞纳河边散步时，看到一些老画家原来的基础素描，卖得也不贵，有时候画的就是一个苹果、一串葡萄这样的静物，老百姓都很喜欢。他说，为什么我们的文学中就没有这些了？苹果、葡萄为什么就不能进入我们的生活呢？也许我对于坚文章的表述不准确，但是，我想艺术是多方面的，允许人做前卫的、前端的探索，也要有诗人更贴近生活，写一些老百姓喜欢看的东西。
最后一个，对《人民文学》提点意见，《人民文学》不是“人民小说”，是《人民文学》，所以，希望给诗歌一个正确的位子，也不是要对诗歌重点扶持，我们又不是贫困县，希望能给诗歌公平的、正常的位置，不要把诗歌当点缀、当花边。
刘立云：作为诗人，应该对我们的公共生活有自己的态度、自己的判断。哪怕声音是微弱的，也应该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诗歌发展到现在应该说非常繁荣，尤其是有大量年轻人写得很不错。我是一九五○年代生人，一九七○年代开始发表诗歌，从很传统的路子走过来的，我发现我从年轻人身上学到很多。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文革”，写到今天，在不断地同语言作斗争，不断地过滤一些杂质，而现在的年轻人从一开始就用很纯粹的文学语言写作，使诗歌一下子进入很高的水准。但诗歌发展到这种水平也存在一些问题，几代诗人，或者社会地位不同的诗人，都站在各自不同的地位和角度上，谈问题往往只看到各自的一面。比如春运，有门路的买到了坐票，没门路的就是站票。于是很容易从自己的地位出发，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有的人坐在窗边，看到的是沿途的风景，就会写得比较表面，浮光掠影；而长久站在那里的人就比较累，他的反映就比较直接一点，比较真实一点；而挤在座位底下或厕所里的人，必然会发一点牢骚。诗歌呈现出“多元化”，在多元化的基础上，诗人需不需要对社会的进步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能不能去掉我们身上某种片面的东西，尽我们所能去反映人类生存、社会发展“本质”上的一些东西？在浮躁的当下，我们能不能参与到修复精神的残缺中去？我们是不是有这种责任？
梁晓明：不管它是怎样的，只要我存在，这个时代就是我的，而发生在这个时代的一切，无论是地震还是雪崩还是泥石流，无论是上山下乡还是股票，只要它存在，它出现，那么，它就都可以为我所用。当然，那些个人的生活、私密的情感：悲伤、误解、希望，只要它们出现，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写作的材料，它们与前面时代里发生的一切都是平等的，都是一种写作的材料和养料。
有人提出，让诗歌走到大街上去。这个肯定没错，但是，难道只有大街才是公共生活？我记得日本诗人石川琢木早在一九一一年在组诗《无止境的议论之后》中就提出：让我们到民间去吧。当时在日本的影响非常大，连鲁迅都受到了影响。但是，作为诗歌，我想它应该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不只有大街或者农村才是广阔的天地，也可以上天入地，甚至登到一座山的顶上去。比如聂鲁达，他在著名的《马楚·比楚高峰》里写道，美洲的爱和我一起攀登，和我一起亲吻这些神秘的石头。他为什么要写“美洲的爱”和我一起攀登，而不写我的爱和我一起攀登，或者大街的爱和我一起攀登？因为在聂鲁达写作的时候，他是怀着那样一种美洲的爱的。而且阅读全篇你就发现，这种美洲的爱到处都是。那么，“美洲的爱”是不是属于公共性质的题材？至少我们也可以相信，聂鲁达自己也不是每天都心怀“美洲的爱”在生活。但是我相信，就在那一刻，在面对马楚·比楚高峰那一刻，这种“美洲的爱”就油然而生，同时成就了他和他的写作。我想说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际遇，这种际遇会化成养料，它只对你自己有用。
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遭遇和感悟，每个人都走自己独特的路，诗歌才会丰富多彩。在这个基础上，我想对诗歌创作来说，公共生活，包括个人的私密生活，都是同等的。我用我的眼睛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只要它发生，就一定会在我的心中产生涟漪和作用。
李 琦：我经历过诗歌与公共生活美好的典范时期。二十多年前，那时我还年轻，舒婷比我大不了几岁，但当时对她也有类似今天“粉丝”的心理。一九八六年，我第一次去舒婷家，我会特别记得穿一身碎花衣服，脸和手臂特别光洁的舒婷从楼上下来的情景。那个时代，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听到周围的诗人或者普通百姓，说到舒婷这个名字的时候会有所不敬。那个时代的很多优秀诗人，提升了当时公共生活的品级和质量。
刚才很多诗人站在自己的角度说得都不错，但是我会想，有的时候真是由于我们诗人自身的质量，败坏了或者削弱了诗人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我记得我们去俄罗斯的时候，在那里住了一个月，那个团就我一个诗人，虽然我是团里资历最轻的，却得到了特别好的招待，每天都有人送花。接待我们的人说，在俄罗斯，只要你是诗人，就是没有护照，都可以走遍整个国家。当然这说得有点夸张，但你能感到，俄罗斯的那些优秀诗人，尤其是白银时代的诗人，他们以高贵、优雅的姿态，引领和嵌入了当时的公共生活，所以诗人在他们那个民族是深入人心的。我想我们这个事情做得不好，与诗人自身的修为也有关系。近年来诗歌对公共生活的影响，都是浅陋的甚至是粗鄙的东西，所以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我想诗人的这支笔，如果选择写作，还是应该尽量端正和干净的。我们每个诗人，如果好好写作，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诗人集体的荣誉，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散发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气味，那我们也会真正地影响我们的公共生活。
黄礼孩：前些年，诗歌越来越边缘化，但这些年诗歌在慢慢复苏，又慢慢进入到大众视野中。我谈一下个人参与的公众生活。最早是在一九九九年、二○○○年，我们做了“诗歌污染城市”，我们把很多优秀诗人的作品满大街贴，当时进入了公众视野，引起了关注。
我自己主持的，比如地震诗歌，我是最早与深圳的“诗生活”网在网上发起写诗、捐款的。我们不一定要到前线去，但可以在后方做一点事情。诗人在这个时候还是应该有所担当。我还与广州的购物中心在广场里举办了四场朗诵会，给灾区捐了八万多块钱，我觉得这表达了诗人的情怀，也是公民的责任；我还帮广州的中秋诗会做策划，让更多的民众在传统节日里感受诗意的生活。
还有就是，我个人每年都策划举办新年诗歌朗诵会，在中山大学。这几年做下来也慢慢成了小传统。好的东西只要坚持去做，多多少少会影响身边的人。我觉得这也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还做过诗歌“漂流瓶”，就是把诗歌放在瓶子里，让它随着海水漂游，不知会漂到哪里被谁捡到，感觉有种命运在里面，也许有个人某天心情不好，在海边捡到这首诗，从此改变他的命运。公共生活里有各种可能性。
就在上个月，我还给南京地铁做了一个诗歌地铁专列。我个人也参与创作，他们做得很精致也很有诗意。在国外这样的事情很多，但在国内还非常少。前段时间我们在深圳也做了个活动，标语就是“每个深圳人都是一个诗人”。
现在诗歌在复苏，让诗歌更好地进入大众视野，需要大家积极行动。这是个媒体时代，诗人有责任主动地与大众传媒合作。
朵 渔：我觉得诗歌在公共生活中是非常边缘化、小众化的，这种处境我觉得相对正常，比一九八○年代狂热的处境正常，诗歌不可能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让每个人认识谁是诗人谁不是诗人，那是很恐怖的事情。现在，大众只有在恶搞诗歌的时候才有参与的热情。这里面既有诗人的原因，也有公众的原因。公众的原因，是读者的诗歌修养确实是有问题的，这也不是读者本人的因素，这里面有综合因素起作用。诗人的原因，公众恶搞诗歌必然是选择那些他认为可以践踏的东西来践踏，他不可能对真正高贵的东西践踏。我觉得我们有些诗人还是为公众提供了一些机会，让公众来恶搞诗歌。
陈仲义：刚才梁晓明有一个提法，他认为从写作角度上，私密生活与公共生活是等价的。这是几十年来我们反复在讨论的老而又老的问题，但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到大题材与小题材的关系，涉及到公共性与私密性的关系。怎么来处理？这又回到了老问题，不是写什么，而是怎样写，关键还是怎样写。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梁小斌有两句话，不知你们是否还记得，大意是，一条蓝色的手绢从二楼的阳台上飘落下来，意义也是重大的。当时对我的触动很大。由这句话我就想，一条蓝色的手绢从二楼的阳台上飘落下来，以此为标题该怎么写？蓝手绢是一个很小的题材，是个契机，怎么处理？我刚才就想，可以有五种处理方法。我可能通过经验的积累，回想起我的一个老师，“文革”时跳楼自杀了，由这条蓝手绢追问“文革”，那我就把这条蓝色手绢上升到对历史的拷问。我还可能把蓝色手绢作为自由落体，或者把飘落过程中的起伏记述下来，让我联想到思想解放时期，蓝色手帕对自由个性的追求，它如何冲破禁锢，哪怕是曲折的、动荡的、飘摇的，我可以处理成这么大的题材。我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具体对象，联想起康定斯基的构图，联想起毕加索的蔚蓝色时期。再一个，我可以把它作为私密性的信物，纯粹个人的非常私密的；最后一个，我把它进行非常形式主义的处理：一条蓝色手帕从二楼的阳台飘落下来，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我刚才非常粗浅的考虑就可以处理成五种维度。那在座的诗人会怎么处理？朵渔会说：今晚，放飞蓝手绢，是轻浮的。宇向会说：我要用我的蓝手绢，擦洗玻璃。叶舟：我的蓝手绢，我的羊皮筏。雷抒雁：你是比小草更坚硬的蓝手绢。黄礼孩：蓝手绢是上帝的使者，悠悠地发出淡蓝色的光……
（录音整理 陈竞）
谢冕、吴思敬、臧棣、霍俊明、罗振亚、马新朝等谈当代诗歌与现实关系
诗言志抑或诗缘情，自古以来因得儒道文化不同的影响，诗歌就有着不同的走向。诗歌应该仰望星空，表达梦想，还是脚踏实地，描绘审视现实？有时候两者并行不悖，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从狂风卷茅屋生出慷慨梦想，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得之情恰恰出自屡遭羁绊的现实。“梦想与现实”也成为了第四届中国诗歌节论坛的主题。
观点一 现实不是诗的本质，现实是分层的
诗歌远离社会和现实，无法读懂，是一些读者对当下诗歌的质疑。然而，殊不知，现实本身是危险和值得警惕的。
“现实的植入造成了一种对诗歌的道德化评判。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臧棣指出，如果诗歌不写现实，就被指认为是自私的，是小我，强行指定了诗歌的责任，诗歌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就好像是诗人没有承担。他强调，现实与伟大都是西方概念，中国传统诗歌面对的是存在，是散漫的，五四之后“现实”尺度的纳入，使得诗歌从散漫变得严肃，同时也使得诗变得好像有了强烈的目的性，带上了功利主义色彩，诗与现实的关系被强行纳入到对诗的本质的界定。所以臧棣强调，现实观念背后有着西方观念复杂的植入，在谈诗与现实关系时，应该尽量避免本质化、道德化倾向，可以用它界定诗歌，但是要认识到它与西方的关联，要回到最基本的现实，而诗言志正是汉诗最基本的现实。
诗评家霍俊明也对现实本身做出辨析。他分析道，现实往往是分层的，每个人面对的现实是不同的。对于飞机上的小女孩来说，窗外的白云像棉花糖，这是她的现实；海子在德令哈时，不关心人类这个宏大命题，只关心姐姐，这是海子的现实；杜甫五十岁时听到曾与他抵足而眠的好友李白逝世的消息，这是杜甫面对的精神现实。现实是不一样的，有个体的私密的现实，也有公共现实。索尔•贝娄有句话：过去的人死在亲人怀里，现在的人死在高速路上。这就是时代的差别，这就是现实的区别。在城市化、高铁化的时代，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远方的时代。上世纪80年代诗歌成为高原，因为诗歌发现了理想的远方，“远方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不断寻找远方。今天谁还有远方？于是出现了大量的旅游见闻诗，去青海就写青海湖，到了西藏就写布达拉宫，诗歌成了旅游见闻，成了旅游手册。霍俊明反问道，小说中已经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古巴卡彭特尔的神奇现实主义、阎连科提出的神实主义三种值得注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向，它们都表达了个人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而诗人提出了自己的什么现实主义了？所以霍俊明也强调，要慎用诗人这个字眼，诗人和写诗的人，和发诗歌为了荣誉、为了博得点击率的人不是一类人。
鲁迅曾说，一首诗歌吓不走孙传芳，但是一个炮弹就把他打跑了。所以诗歌依旧是无用之用，霍俊明指出，用借物或及物的方式介入到现实场域的时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甚至会走向反面。比如我国新时期以来曾出现大量的类型化写作，或者伦理化的诗歌写作，包括打工诗歌、底层诗歌、乡村诗歌、城市诗歌，但是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伦理和道德，没有看到美学上的突破、语言上的发现性和文体上的创造力。而用伦理、担当表达现实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当下，“每天都在浏览新闻时，你的回车键离现实有多远？ ”每天的新闻已经超越了诗人的想象力，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似乎从未如此胶着，然而当下诗歌更多的是直接的、表层的、低级的对所谓现实的回应。布鲁姆说，西方在类似于中国当下这个时代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和文学家承担了怨恨者的角色，都在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和忿恨，表达不解和困惑，但那只是社会学的一个层面，文学家千万不要沦为半吊子的历史学家、庸俗的社会学家，你还是一个用文字在写作的人。
观点二 直面生活，当代诗歌更具人间烟火气
翻看《诗刊》中国诗歌节特刊，路也写抱着一棵大白菜，在暮色中往家赶；刘年写想去乡下教书，带着口琴；王彦山从一杯茶中喝出澡雪精神，喝出魏晋风度。诗人们悟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过于贴近政治的“大词”书写和疏离人类的“圣词”书写对日常生活是于事无补的，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指出，新世纪诗歌的突出特征是“及物” ，向日常、世俗化世界敞开，诗中常常充满了浓郁的人间烟火之气。倘若诗不和芸芸众生对话，其命运前途就无从谈起。诗人书写身边已经或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一切。比如翟永明回到故乡看到勤劳的农民因为卖血染上了艾滋病，写下了《老家》，客观陈述中流动着诗人欲哭无泪的悲悯和大爱。“很多作品表明，诗已告别宏大叙事的模式，而多在世俗生活中淘取情思的‘金子’ 。 ”罗振亚说，诗人这种对世界和心灵的感应方式，将诗从虚无缥缈的“高空”拉回到了踏实质感的人间“地面” 。
诗歌直面乡村现实，也是新诗的贡献。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马新朝指出，中国古典诗歌对于乡土、乡村生活的反映大多是观光式、赞美式、隐逸式的，与农人的实际生活相去甚远，也遮蔽了农民的眼泪和鲜血。五四以后，臧克家《难民》、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苏金伞《跟妈妈说》等关注民间疾苦，对乡村苦难重新发现，使诗歌沉了下来。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农民经历大变革，诗人如何面对新的乡村境遇？当下不少诗人也在逃离乡村，不再写乡村题材的诗，认为太土气，不先锋。而仍旧有一批新诗人在崛起，彻底抛弃了古代文人审美式感叹式的乡村写作观，也不再满足于艾青、苏金伞等对农民生存的苦难无奈的展示，而是诗意地上升为对人的生命的终极关怀，农民首先是一个去掉了农民工头衔和农村户口的普遍意义上的人，诗人不再是局外人，不再矫情与煽情，带着一种大爱进行深刻而痛彻的反思。如杨克、雷平阳、田禾、郑小琼等，都创作过这样的诗歌，道出了我们普遍的疼痛。
观点三 人生需要天空，更离不开大地
在一次会议上，有人向诗人蔡其矫提问：什么才是新诗最可贵的品质？当时87岁的蔡老脱口而出两个字：自由！在诗评家吴思敬看来，这是对新诗品质的最准确的概括。“诗发自心灵，诉诸心灵，让心灵自由飞翔。 ”诗是自由的使者，是心灵的歌唱。吴思敬认为，在商品经济大潮和大众文化滚滚而来的时候，有陷落红尘的人，就有仰望星空的人。诗人毫无疑问应当是一个民族中关注星空的人。“仰望星空是强调对现实的超越，强调内心的无限自由对外在的有限自由的超越” ，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都是基于天地境界的，成为了千古绝唱。
“放胆文章拼命酒，无弦曲子断肠诗” ，酒不能拼命去喝，文章却要放胆去写。吴思敬说，写诗有时是冒风险的事。诗人敢于说真话，不去迎合流俗，无需在帽子上插一只孔雀毛来装饰自己，也不会昧着良心说谎。汶川地震中有一首诗《默哀，为汶川地震罹难的生命》，结尾提出了希望共和国为罹难的生命下半旗致哀。在此之前只为中外领导人下半旗致哀。5月13日诗写出来， 5月19日党中央决定下半旗致哀。吴思敬叹称：这就是诗人，他就是要做别人想不到的，或者别人心中有笔下无的，这就是诗人的担当。因而，仰望星空不等于诗人对现实的漠视与脱离，吴思敬强调，“人生需要天空，更离不开大地，终极关怀脱离不开现实关怀” ，任何一个时代，诗人都不能把自己等同于芸芸众生，能够仰望星空的诗人，必然也会俯视大地，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正因为如此，一个伟大的民族，有再多诗也不会显得多余。
“所有的诗人都是说梦的痴人” ，谢冕有着近似的看法，诗人总是在做梦，诗歌归根结底是属于美的。但是梦的产生不是无缘无故的，想象力越是丰富的作品，越是有着深厚的现实生活的底蕴。来自于历史和现实的材料在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小说家那里是非常具体的细节、对话，诗人的特异功能就是把一切具体扩大化、抽象化、幻化融会出类似于梦幻的成分，这其实是更高层次的实，比如“会唱歌的鸢尾花” ，“以梦为马” ，谁也没见过，是诗人特有的言说。他也指出，当下诗歌在涉及人类命运和社会兴衰的事件中缺席失音，而历代杰出诗人都在为诗歌表达时代精神殚精竭虑，所有的诗歌都应该是“当代诗” ，所有诗人都是“当代诗人” ，屈原《离骚》是楚国的当代诗，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唐代的当代诗，他们都保留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真实声音。“娱乐化时代，诗歌何为？我们需要在碎片化面前整合时代精神，在全民娱乐时代有所担当。 ”谢冕强调。
来源 中国艺术报 记者 何瑞涓
张洁诗歌创作十三条
1.在我看来，写作不是炫技，而是挑战自我。所以，凡是对我而言轻而易举的东西，我一概懒得动笔。
也许这仅是懒散者的自我辩解？(20140206）
2.写作不能缺少主体意识。但过于强烈的主体意识，往往导致作品审美阈限的降低。（20140220）
3.平衡是重要的；打破平衡更重要。（20140306）
4.气象。我喜欢谈论这个词语。你必须承认：不同的诗歌气象是不同的，不同的气象成就不同高度的诗人。或大气。或隐寂。或俚俗。或小巧。或粗粝，或精致。大气是一种宽度或广度，同时也是一种高度。大气之行，或不免偏于高蹈失之细腻，但总不失其伟大。（20140306）
5.病中读西川：
西川早期的诗大气庄严纯粹，如代表作｟在哈尔盖看星空｠等，撼人心魄，阅读者不由心生崇高。
近期的西川，正如他自己声明的：《不要剥夺我的复杂性》，他的诗歌增加了复杂性、丰富性、知识性，形式和语言更加自由不羁。但在他引入北京俚俗语言的同时，也带来了京式油滑。幸好我还不算一个洁癖严重的人，否则可能会被其中一些非诗的成分引起生理不适。（20140306）
6.桃花庵语曰：说起种子，不要马上想到发芽；马上发芽的是草，不发芽则腐烂。有的种子要深埋多年，有的种子要经过一再地迁徙。种子的保存需要虔诚与敬畏；种子的萌发，还必须等待机缘。从某种意义上说，机缘属于普遍真理。20140318，10：59，于中医院。
7.我现在很不爱听见评诗人口中说出“接地气”三个字。到不是这三个字本身有什么不对。“接地气”本是个好词，可是到了某些人嘴里，变成了简单叙述直接呈现庸常生活小场景小片段的代名词，他们反对高蹈，反对深刻，反对灵魂的探索和对终极意义的追问，反对一切形而上；对精神性的存在，他们漠视，鄙视，一棍子打到底，斥曰：“不接地气！”（20140403）
8.关于诗中的“白”：
诗中的“白”。我写作时经常斟酌这个问题，我的有些诗句，特别是在一些细节上，有时可能过于“泥实”。我犹豫过，要不要全用意象表示。最近我常常回忆起以前读的毕肖普的《鱼房》，我感到毕肖普在支持我。全部使用意象的诗特别是长诗，读起来是很伤身体的，甚至一般人无法卒读。而且，有时我以为，过度的意象，把诗歌写得像寓言，反而显得过于匠气。（20131130）
9.我要创造（而非圈定）自己的词库！（20131122）
10.诗人不止一个世界，他有多个世界；写诗就是打开多个世界之间的秘密通道。
怎样让词语和词语在句子内部受孕生产出诗意，而不是由写作者来生产并奋力宣告诞生的消息。这首先是一种自觉，其次是一种能力。（20131219）
11.简洁，越来越得到我的信任。
就像诗歌字符排列本身显示的那样，分行分节，留下大量空白。
留白就是诗歌的外貌，和灵魂。（20140421）
12.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改名。
由此可见：语言拥有至高与最终的权柄。（20140802）
13.老话重提：诗，有简约之美，有繁复之美；有直接之美，有婉曲之美。关键的问题是：匹配。
正如春花与秋树，瀑布与溪流。我们在阅读品评他人作品时，切忌打落繁花以为三秋树，篡瀑布之威而成九曲之溪。反之，于秋树枝头嫁接假花，或以人工筑堤取直河道，亦属愚妄之举。（20140817）
来自群组: 美诗中国联盟 |
发表于 2014-8-19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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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4-8-19 2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