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王霁良 于 2014-10-6 21:08 编辑
诗路开拓 独辟蹊径
——序王霁良诗集《在这个行将挥霍掉的夏天》
朱多锦
我在山东文学社做诗栏编辑,于2006年第10期《山东文学》编发了王霁良先生的两首诗,题为《错过花期》(外一首)。后来,我见到了这位诗人王霁良先生,他在省电视媒体工作,聊起来,知道他曾参加山东省作协文讲所办的第15届作家班,也曾先后为当代散文杂志社和省新闻中心所聘。霁良,看起来,是一位很体面的年轻人,说是年轻人,其实早已是做了爸爸的人啦……。他说,自己几曾奋发写作,已写过很多东西,后来中断了,现在他要将写作重拾起来,准备先在诗写作上下些功夫,将来,如有可能,还要写些小说或散文。后来,我们几位文友为了“相互促进,相互成就”而发起了“七亩园文化论坛”文化沙龙,每个月抽出点儿时间,几个人坐下来聊聊文化文学的一些事……,王霁良一直是其中的活跃分子之一,后来也成为创刊于2005年5月,后来为“七亩园”接办的《华夏文坛》民刊的副主编;再后来,他开始就读山东大学第四届研究生作家班,直到今日。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诗写作的努力后,也真的又开始尝试着写作小说和散文,同时也写些属于诗论的东西,但很快又重回到诗写作的路子上来,不过,他的诗论写作至今倒还偶尔为之。
霁良在诗写作上很是努力,后来,由于在“七亩园文化论坛”沙龙活动中所得之启发,更由于在山东大学研究生作家班学习中所得之学养,他的诗艺是不断提高。这些年他的诗写作开拓出来的是一条独辟蹊径的路,可谓成绩骄人。
今天,霁良要出版他的诗集《在这个行将挥霍掉的夏天》。这是他的第一部诗集。
……要想了解今天的一个现代诗人的写作情况,最好是从已成为过去的“文革”后的中国现代诗运动大潮对其诗写作的影响来认识,由此会发现这个诗人所接受的时代滋养。只有这样,我们对这个诗人的写作才有一个较全面的把握,对他的诗的认识才可能是接近本质的。实际上,只要从这里入手,不管对今天哪个现代诗人的诗写作,都会看得一清二楚。
中国“文革”后,曾先后兴起两代现代诗运动:“朦胧诗运动”(又称“现代派诗运动”)和“第三代诗运动”(又称“后现代诗运动”)。 “朦胧诗运动”兴起于“文革“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1985年前后)而式微,其先是解冻“文革”政治的宣言式写作,最后一个是因寻找“文革”的文化根源而引发的“文化寻根”的阶段,中间是借助或重提西方现代派诗的一些表现手段的一个阶段——所谓“朦胧诗”的表现手段,无非是象征的和意象的,由于是意象的,又由于所谓意象实际上是让诗的表现通过“意”(主观)大于“象”的诗的成像来实现的,这样就有了“朦胧诗”的成像的变形;在内容上“朦胧诗”所表现的常又是崇高,从这一点上来说“朦胧诗”又是文化诗。总之所谓“朦胧诗”常就是意象地表现崇高。“朦胧诗”兴起后,曾受到新诗传统诗派的全面围剿,然而真正结束及否定了“朦胧诗运动”的却不是新诗的传统诗派,而是后起的所谓“第三代诗运动”中的“第三代诗人”。 “第三代诗运动”几乎没有使命,但说来说去其终究要做的是重建诗的本体,其之“重建诗的本体”全是在反“朦胧诗”的意义上进行的,其意向有二:一是非文化,所谓“非文化”常见两种情况,1.消解意义、“理性解构”,搞“非崇高”,由此铺延开来的是美的“审丑”,常见诸诗的反讽及调侃,2.反理性,包括“反语言”、“反逻辑”、“反诗”和“反审美”等;二是表现生命意识。由于其使命在于重建诗的本体,其之“非文化”和“表现生命意识”在语言这个层面上二者统一于用原生态语言直接描述生命的原生态和事物的单纯性,这就有了“第三代诗”的“口语入诗”。“第三代诗运动”起于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而退朝。中国“文革”后,先后兴起的“朦胧诗运动”(又称“现代派诗运动”)和“第三代诗运动”(又称“后现代诗运动”)当时曾被认为是荒唐或荒谬的,不过在其过后的岁月的修正中,却影响和滋养了其后的几代现代诗人。事实上今天不管是20世纪60后、70后、80后或90后的现代诗人,几乎是没有能走出“朦胧诗运动”(又称“现代派诗运动”)和“第三代诗运动”(又称“后现代诗运动”)的历史投影的,他们的诗无不打上这两种诗潮的烙印,就连20世纪40后、50后的一些新诗诗人为此而改变了自己的诗写作的也大有人在。不过,由于人和人不一样,每个诗人从中所得到的各又是不一样的。王霁良的诗写作当然也在“朦胧诗运动”(又称“现代派诗运动”)和“第三代诗运动”(又称“后现代诗运动”)历史的投影中受其影响,并接受其滋养,同时霁良有霁良的诗路——从这这一点上来说,他是独辟蹊径。
读霁良选在《在这个行将挥霍掉的夏天》中的诗,我们发现他的这些诗都明显是属于“第三代诗”的那种,标志就是在他的笔下都是“口语入诗”的,虽如此,他的诗又不属于典型的“第三代诗”,因为他的诗并没有搞“非文化”,也没有“表现生命意识”,所以在他的诗里不见什么“消解意义”、调侃与反讽,也不见什么“下意识”的那些东西。那么霁良的诗在“口语入诗”的基础上到底是靠什么来打造诗意的呢?我们先看霁良以下的这段诗——
“……
这夤夜铅一般沉重的苍穹
这城市光怪陆离的霓虹灯
这怪兽似的洗浴城打着盹的门缝
莫名其妙地让人
想起家乡张三哥
想起他低头荷锄蹲过半天的田埂
逢人都会夸女儿能挣钱
……”
——这是从一首题为《夤夜的诱色者》的诗中引下诗句,这里的“诗”在哪里呢?在“莫名其妙地让人/想起家乡张三哥/想起他低头荷锄蹲过半天的田埂/逢人都会夸女儿能挣钱”这几句叙事的句子,这是通过对生活细节的捕捉而痛苦地揭示现实,由于这种“细节”的含义的残酷性,在诗里是突如其来,使之点击在一个美感穴位上,从而完成的是关于农村现实的一种真实发现。由于这种真实的发现是突兀、惊人,强烈地震撼人心,所以跳出了素常,使人在这里警觉。“诗”也就种在这里。再看这下面的一段诗——
“在这个行将挥霍掉的夏天
我只做了一件事
风雨之夕 为你持伞”
——这是引自一首题为《在这个行将挥霍掉的夏天》(诗集的名字就从这首诗而来)诗中的句子,在这个这夏天,“我”肯定做了好多事情,但诗人感到“只做了一件事 风雨之夕 为你持伞”,这是把一种情感放大后的发现,别一些事都统统给过滤掉了,仿佛只记住了这样的一件事——之所以有这种发现,是因为对一个人特别在意,之所以对一个人特别在意,那是心之所在,意指所在,情之所在。这里也是对细节的捕捉,点击在一种美感穴位上,由此而感人,以至读后使人战栗,从而完成对一种感情或心意的发现。“诗”就种在这里。
还有,是《在这个行将挥霍掉的夏天》这首诗接下的句子——
“透过潮湿温暖的夜雨
蛇皮似地从我指间滑过
偎依来的白色短衫
是那样胆怯
低下头 葵花一样
垂在胸前”
——这是关于“爱”的具体描述,又是对细节的捕捉,这种捕捉首先是对一种细节的准确发现,细节背后是一种复杂的情感或情绪。这里所捕捉的细节在诗里点点都点击在一种美感穴位上。“诗”就种在这里。
还有,下面是一首题为《我们不是活在真空》的诗中的句子——
“她的衣裙紧挨着他
白皙的小腿收在身下
胳膊肘碰碰他说 提起身 我跟你走吧——”
——这里的描述又是一种关于细节的捕捉,这里所捕捉的细节,在诗里又是点击到了一种美感穴位,其中“白皙的小腿收在身下”这一细节在诗里所点击的美感穴位最深,读之,令人怔愣。“诗”就种在这里。“白皙的小腿收在身下”这一细节,是只有在诗人的目光里才有的。
还可以举出很多这样例子。到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说了,霁良的诗虽属于“第三代诗”的,但他没有按“第三代诗”的“非文化”和“表现生命意识”那样的路子走下去,而是独辟蹊径,另找了诗路,他给自己寻找到的诗路就是我们上面所分析的那样:捕捉生活细节,点击美感穴位,完成某种发现。他的“诗”就种这里。之所以说其“诗”是种在这里的,是因为其美感发现正在这里;因为其美感发现在这里,所以这里种下了“诗”。这一切都是通过对生活细节捕捉来做到的。霁良,作为一个“第三代诗人”,他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诗路。对这一点,在大多的情况下,他自己也许还是不自觉的,但事实上在客观上他是这样做了。我们说,霁良这样做也是“第三代诗”在发展中自寻生路的一种反映。事实上,实践已证明,在“第三代诗”的这面旗帜下,也曾出现过一些像样的“第三代诗人”,写出过一些为诗坛所瞩目的“口语诗”,但是老是“非文化”,老是“表现生命意识”,前途已堪忧。事实上,像“第三代诗”的“口语入诗”在很多诗人那里已成为“口水诗”,后来出现的“梨花体”正是“口语诗”自我败坏的结果,那种“下半身写作”又正是“第三代诗”的“表现生命意识”这条路向衰败延伸的标志。“第三代诗”必须另辟蹊径才能再获希望。我们说霁良的这种“捕捉生活细节,点击美感穴位,完成发现”的诗路不失为“第三代诗”的充满希望的一种探索。
如果再细研下去,我们会发现,霁良的这种“捕捉生活细节,点击美感穴位,完成某种发现”中的所谓“发现”实际上一如“朦胧诗”的表现崇高,这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整个诗写作的路子,也可谓“第三代诗”写作和“朦胧诗”写作的一种变相结合。今天,一些聪明的现代诗人在自己的诗写作中正做着将“朦胧诗”的“意象”、“变形”、“表现崇高”、“文化意识”和“第三代诗”的“反意象”、“反变形”、“反崇高”、“非文化”各个彼此对立的两级结合起来,其之对立的统一可在观念上形成一个写作的平台,这样的一种观念的平面是可做为今天现代诗人的一种写作平台的,一些现代诗人就是在这样一种观念的平台上施展身手的。我们的历史什么都给我们准备了,就看你悟得悟不的。霁良这样地将“朦胧诗”及“第三代诗”写法在改造中的结合可谓一种有益的探索——虽然,他还不一定都是自觉的。
“深夜,那些连座位也没有的人
没有尊严地踡曲在过道
车厢隐角的铁板 以及座位下方
昏昏沉沉 缩成胎儿的摸样
这就是我们的民众 最广大的民众
自从娘胎里出来
舒展身子活了几回?”
——这是从一首题为《夜间北去的列车上》引下的句子,是写那些在列车车厢里的平民拥挤情况的,这首诗又是通过细节的描述,从而点击到一种美感穴位,从而完成了一种触目惊心的现实发现。霁良就是这样进行他的诗写作的。
王霁良,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人,生于1967年9月。山东的菏泽成武,当年那是一个穷困的地方;他出生的1967年,正是“文革”的第二年。穷困和动乱曾伴他童年。在他童年的记忆里,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文革”后,中国新诗坛上“朦胧诗运动”大潮卷动的时候,“第三代诗运动”大潮卷动的时候,正是他的青少年时代,那时他当然还不会在诗写作上作出什么,他的诗写作是后来接受已成过去的上述先后两代诗潮的结果,因为距刚过去的“第三代诗运动”在时间上近一些,所以首先是接受“第三代诗”的影响,我想,他在接受“第三代诗”后所独辟“细节捕捉”的写法,也许倒是从他的关于小说的经验那里得到的,这些年,他读了古今中外的不少小说名著——当然,这种“小说情节”的作用,也不可能全是自觉的。回首他的独辟蹊径的诗路的开拓,重要的应是这些年的社会风云,岁月逝涛对他的冲击和陶冶的结果,由此浪漫了其情怀,坚定了其心志,由此使他在诗写作上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
最后赠霁良两句话:前途无限好,只属志诚人;隐忍以行,将以有为! (朱多锦:1945年生于山东齐河,中国作协会员,诗人,诗歌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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