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派以来,社会病了,人病了,乃至上帝(宗教)病了就饱受质疑,也成为现当代文学通用思想。如果说在四五十年代这种文艺体现的思想还具有思想的启示性和鲜活性,到当代已经成为一种通识,已经取消了思想的价值分量。从诗歌一端来说,从古典的米尔顿到如今,深度思考已将反思和批评探究到某种深远度,这种思想不足以支撑诗的文学艺术价值。这样说,不是否认和排斥反思和批判,而是提示一种诗创作困境。走出困境才是当代诗人共同面对的难题。很多诗在现实的表象中陷入终极追问的重复,而显得无力,陈旧,如同巨大文学诗歌整体的某种微弱余音,乃至在阅读界看来,诗人成了街谈巷议的分行加强版。而我们都清楚,在诗中强调社会承担或者说以社会批评为诗的价值内核,几乎等同于在院子里演练攻城战役,意淫一种了不起的社会承担,呈显看似勇敢无畏实则懦弱无能品相。事实上也是如此,当应该以各种有效的方式去参与社会时候,诗人却钻进了诗的防空洞张扬呼号。我们已经看够了批判现实为荣耀的写作,因其在重复中显出无力和软弱。诗之为诗,仅仅有某种思想和批评精神是不够的,也要具有相当水准的艺术承载力,好比炮弹要找到个相配发射器。所以我不大赞同诗人批评上的思想,在诗之外的发力,借力。在这样一个时代,诗人的伟大应体现在融汇于高超艺术性的深邃思想性,否则其将低于一个普通时评家,一个不入流哲学家,一个最无能演讲家,更糟糕的是相似于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的政客。诗人固然不需要艰险的社会活动,却决不可做以惶惶言辞充“伟大”;他的伟大应该在诗人的本位上,写出振聋发聩的、富有美的特性的艺术性作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