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西木 于 2015-2-17 18:24 编辑
西 木
“我选择一起担当责任的困苦的道路......因此我身为诗人的义务,不只是在散布蔷薇花的清香,调和音律,受称赞的爱,无限的乡愁等,更重要的是,我的诗中也歌颂着人类与苛酷工作的联结感。”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聂鲁达在《受奖演说》中的一段话。从中我们感受到了诗人的人格魅力和时代的社会责任性。
这里我们可以启示两点:一是诗人认为,诗歌是人类行为与自然行为合并得到的支持产物。诗所以吟花赏月,抒写自然的,文人的,社会的众多题材,这是自然的美感作用了人类的认知和情感,乃至沟通了人类美好的精神世界,通过调和音律,表现了人类“受称赞的爱”这一永恒的主题。所以诗人离不开这些永恒的主题,似乎这种人类与自然的合并行为,成了诗歌不变的思想灵魂。二是在诗人看来,诗歌要有时代感和社会责任性。他说诗是“人类与苛酷工作的联结感”,强调了诗的时代性和社会责任感,“苛酷的工作”本身是人类的社会行为,我们更多关注它的实用价值,很少关注它的精神价值,即从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性与时代性。
这种对诗的认识,确实体现了一个诗人的精神和价值。其实这种精神和价值在我国古代诗人的身上已得到了表现,如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等,他们就是这方面的典范。李白是诗人,更是多种社会事务集于一身的人,多种苛酷的遭际与其人生联结,他酒,他狂,他疯,他骂.......他作诗,正是他的这种联结感的聚集和爆发。所以他诗风雄厚,上天入地,胸怀宇宙,感慨千万。杜甫的个人生活遭际是不幸的,他过着“顽童欺我老无力”的穷老病死的生活,集家国不幸与个人不幸于一身,他苦啊!他把这种人生的不幸和时代的苛酷联结在了一起,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似的呼唤。抒写忧愤,胸怀天下,忧国忧民,诗风永存。这样的诗人在历史上何其少哉?他们也正是靠这种精神绝唱千古,永垂不朽的。
我创作过《病孩》《赌生》是很受影响的,当时又读着苏联第四代诗人罗伯特伊万诺维奇·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政论抒情诗集,初始感到那不是诗,是时代事务的浓缩范本,后来读着越来越喜欢和认可这种东西了,它更接近生活,是“人类与苛酷工作的联结感”,是人类与时代社会的联结感,更是诗人的个体行为与社会行为的合并行为产物,是人们更喜闻乐见的东西,所以我接受了。影响在我的创造行为中无限扩展,并努力朝着一个个性的方向迈进.我写了《病孩》《案子》《换届》《致维可多.雨果》《伤城》等多篇作品孤芳自赏——
《病孩》《赌生》《伤城》等的时代背景是真实的,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事实是悲惨的,也是残酷的,个人的力量尽管微弱,无法抗衡社会的邪恶。然而诗者作为个人行为,应当有勇气站立起来。我们不应自私,更应具有反映时代与社会追求的主流精神。这是人类进步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思想与主张,要靠聂鲁达那样的诗人表达出来。叙事性模糊,政论性鲜明,抒情性强烈,是其主要特点;但叙事筑造了结构,政论体现了立场,抒情流露了思想;意象的创造极其简单平实,理性的思考却力求深入,情感的表达非常分明。
时间把我们与聂鲁达,雨果推开了百年以上,但他们的灵魂与思想不灭;历史把我们与李杜相隔了千年以上,但他们的精神与思想永存。让我们继承前人博大的精髓,弘扬历史的文明,推进人类精神的创造吧!
2012年8月复改于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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