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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印象•2014
诗歌大冷大热如患疟疾
2014年，中国诗歌在向新诗百年继续接近中，呈现出大冷大热的疟疾症候。一方面，从国家元首引用现代诗句形容国际关系，到市、县政府举办诗歌活动频频冠以“国际”之名，诗歌仿佛从最高层热到了基层。另一方面，诗集诗刊发行量在萎靡的国际背景下继续低迷，诗人靠写诗更加难以生存；一方面，掌握权利和资本的官办诗歌活动多如牛毛，诗歌屡屡粉墨登场。另一方面，能够代表我们所处时代的诗歌大师仍然难觅影踪。据《羊城晚报》提供的数据，2014年，仅地市一级的官办“诗歌节”就有数百个。有人这样感慨：“中国有一个节日可以随便过，那就是‘诗歌节’。”放眼世界，这个数据让中国诗歌在“热度”上遥遥领先。
深入细部观察，中国诗歌的大冷大热也颇具讽刺意味。从诗歌活动来看，几乎所有的官办活动，站在台面上的都是不写诗的官员和寥寥可数的“著名”诗歌人物，普通诗歌作者鲜有一席之地。从诗歌奖看，以某诗刊为例，它一面声称拿出百万巨奖奖励一位诗人，一面却忘发普通作者稿费。据笔者所知，诗歌刊物不发稿费，并非个别现象。另以某地级市为例，它拿出50万巨资奖励一位诗人，新闻报道开篇即是“在中国乃至世界从来没有”、“堪称诗歌界的吉尼斯”之类的字眼，追求轰动效应的目的非常明显。从诗歌出版看，2014年虽有大量诗集问世，但读者逐年递减的趋势并未扭转，出版诗集不能给作者带来回报，相反还得自掏费用的情况对绝大部分诗人来说依然存在。底层打工诗人许立志在10月1日这一天自杀身亡，或是“大冷”中一个冷酷的结局。
“21世纪大展”再现诗人自我拯救
1986年，徐敬亚策划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完成了新诗潮后中国现代诗的首次大规模集结与展示。2014年初，谭五昌、韩庆成联手策划“21世纪中国现代诗群流派评选暨作品大展”，让中国现代诗歌群落时隔28年后再次集体亮相，成为本年度最重要的诗歌事件。
现在评价“21世纪大展”的贡献可能为时尚早，但循着“86大展”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窥见它们的相似和不同之处。粗略地说，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在为因先锋性而备受争议的现代诗派正名，“86大展”正名的主体后来成为第三代的中坚，“21世纪大展”正名的下半身、垃圾派等，其在诗坛受到的非议比之当年朦胧诗和第三代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个共同点是，两次大展都向诗坛推出了大量新人。“86大展”在两家报纸上展出了64个诗群，“21世纪大展”在三刊六报上展出了72个诗群，这些诗群，大都以新人为主体。不同之处是，“86大展”出现在新诗潮早期，传统报刊主宰诗坛，诗歌传播尚处在“农耕社会”；“21世纪大展”出现在网络突飞猛进的时代，新媒体诗歌风起云涌渐成传播主体，诗歌已进入时刻在线的“信息社会”。“86大展”策展人徐敬亚禁不住感叹：“令我吃惊的是，当下可能是中国诗歌流派最多的年代——截止2014年1月26日，仅在中国诗歌流派网中注册的流派群组已达到510个（而当年声势浩大的1986’深圳诗歌大展只展出了64个流派）……这些在诗歌‘QQ群’里呼风唤雨的年轻人，以‘秘密抽屉’的方式进行着一个人的战争，以昼伏夜出的潜伏方式操练着个人化的诗。他们大概不会奢望自己是为了文学史或诗歌史而写作，他们只是以写作的方式把自己从那架越来越加速的机器中偶尔抢救出来。”
鲁奖风波折射官方奖项黑幕
鲁迅文学奖年年传丑闻，今年尤为甚。
5月15日，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在本届鲁奖初选阶段就自曝家丑，认为本省作协推荐的诗集《岭南歌》质量低劣，入围系存在暗箱操作。《岭南歌》作者柳忠秧迅速反驳，声言要与方方对薄公堂。《岭南歌》最终未能入围终评，柳忠秧年底前也将方方告上了法庭。7月7日，中国诗歌学会副秘书长大卫在接受中国诗歌流派网在线实时访谈时，直言自己有作品入围鲁奖终评，提醒鲁奖要把奖项评给鲁迅而不是鲁智深。8月8日深夜，有诗集在终评中80进40的诗人潇潇向多位诗人好友发送手机短信，揭露本届鲁奖评选中的“怪翻翻”现象，翌日，收到潇潇短信的诗人黄礼孩、韩庆成等将短信转发到微信，潇潇自己亦把短信内容及后续被删帖消息发到博客、微博和微信，众多诗人在上述新媒体中纷纷发表评论，使鲁奖丑闻进一步发酵。
执官方奖项牛耳的鲁奖在经历了第四届的多位评委监守自盗、自评自奖，第五届的官员跑奖乃至传言买奖之后，第六届其腐败丑闻继续发扬光大，公开曝出政治因素对艺术作品的粗暴打压。如果说以往的这种权力干涉尚藏在幕后的话，这次已赤裸裸走上前台，这无疑与鲁迅坚持一生的批判精神背道而驰。
对诗人的追问：从知识分子到宗教
从年初到年尾，诗歌常常成为媒体关注的话题。在诗歌活动的一片喧嚣声中，也时有追问诗人的磬石之音。
1月19日，《羊城晚报》发文重提《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一书，借前苏联诗人曼德施塔姆夫人娜杰日达之口，以曼德施塔姆的悲惨遭遇为背景，追问“什么叫知识分子？”在娜杰日达看来，知识分子特征主要表现为：批评思维、忧患意识、思想自由、良心以及人道主义等，但这些随着苏联时期的“重估价值”而消失，苏联知识分子从此进入“‘普遍投降’的时代”。12月17日，《文汇报》发表有关屠岸的专文，文中引述已91岁高龄的诗人和翻译家屠岸的话说：“我未曾受过牧师的洗礼，但诗歌是我的宗教”。
如果可以简单地把佛教的真谛说成向善、把基督教的真谛说成博爱的话，那么，诗歌作为“宗教”的真谛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也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概括它？在曼德施塔姆夫人所说的知识分子特征中，有一个词可能已非常接近这个真谛：良知！作为知识分子，诗人常常被誉为时代的“最后良知”，只有良知，可以准确揭示诗人之于时代所担当的责任。
在2014年，我们依稀看到久违的对这种责任的担当：2月7日，凤凰网报道说，中国诗人北岛、杨炼为抗议普京歧视同性恋以及压制言论自由，而签名抵制索契冬奥会；5月28日，台湾诗人郑愁予在三峡大学演讲时说，中国传统诗词有儒家济世、忧国忧民的情怀，诗人就是要把“仁”这个意念，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人受到感应、启示和共鸣，“这是诗人的责任”；9月20日，诗人欧阳江河对话德国汉学家顾彬时发表自己对于最高意义的诗歌的“不同理解”：“当代诗歌要和真实现实产生联系……美对于诗歌不重要，最高级别的诗歌……应该承担一种认知。”创刊以来一直以坚守良知为己任的《诗歌周刊》，在4月创刊两周年之际，将最高荣誉“致敬诗人”和“年度诗人”分别颁给黄翔和张二棍，表彰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从良知出发，以诗的形式对现实的无情揭露和坚定批判。年内，《诗歌周刊》还一如既往多次群发诗歌，对山东平度烧死护地农民等多件时事进行干预。周刊主编在评论中说：“如果你是一个诗人，如果你还保存着人们赞誉和期待的那个‘最后良知’，你将怎么做？”他呼吁诗人在面对这类事件的时候“发出声音”，“向恶大声说‘不’！”因为坚守良知、惩恶扬善“不仅是源自现实的呼唤，也是源自诗人内心的呼唤，源自诗性精神的呼唤。”
顾城海子纪念活动让“诗人自杀”再度成为话题
1月初，国内首部顾城纪录片在凤凰网播出；3月初起，伴随海子逝世25周年来临而举办的多个纪念活动，让“诗人自杀”再度成为公众话题。不幸的是，此后不久，诗人卧夫、许立志、陈超先后自杀身亡，让这个话题新增了沉重的悲情。据说，卧夫多年来一直有着海子情结，许立志高中毕业后也一直生活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以及打工生活的窘迫之中，陈超生前则饱受抑郁症的煎熬。有人呼吁理性看待诗人自杀现象，也有人在微博发问：在这个年代，究竟是什么把诗人逼上死角？
90后诗人许立志的自杀，让国内和国际媒体开始关注中国打工诗人乃至底层打工者的命运，他们类似“包身工”的遭遇在堂而皇之的现代化工厂里通过打工题材诗歌掀开一角。在极短的时间里，媒体从关注一位诗人的自杀事件，转而关注诗人生前写下的大量揭露生存现实的打工诗歌，这对诗人应该怎样写诗，诗歌应该关注什么，或许都是一个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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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31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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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31 15:05
发表于 2014-12-31 1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