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的性质及其重建
哲学本体论（ontology）几乎与哲学一样古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就是哲学。然而，本体论产生之后，几经磨难，特别是在20世纪，本体论遭到了全面的拒斥和否定。本体论的这种命运是人类理智迷误造成的，导致了十分严重的后果。今天，人类要走出理智的迷误，真正过上好生活，不能不重新关注本体问题，不能不重建本体论。
一、本体论的性质
中文的“本体论”一词是从英文ontology翻译过来的。ontology这个词与philosophy一词不同，它不是在古代希腊出现的，而据说是德国哲学家郭克兰纽(Goclennius,1547-1628)首先在其著作中使用的。就词源而言，ontology是由ont加上词尾logy构成的。ont是拉丁文化的希腊文on的变化式，而on相当于英文中的being（to be的现在分词，中文译为“存在”或“是”）。因此，ontology这个词字面上的意思是关于being的学问。从目前笔者所见大量英文有关文献来看，虽然学者们关于ontology的定义的表述不尽相同，但他们一般都认为ontology是关于being的学问或学科。从目前国内的有关中文文献看，不少学者不赞同将ontology译为“本体论”，而主张根据该词的希腊文本意将它译为“存在论”或“是论”。从字面上来看，将ontology译为“存在论”或“是论”似乎更符合ontology的本意，也与西方学者关于ontology流行定义相一致的。然而笔者认为，将ontology译为“本体论”更与西方哲学史的历史事实相符合，也更与这门学科的本性相符合。ontology就其实质而言不是关于存在的学问，也不是关于是的学问，而是关于本体的学问。如果说它是关于being的学问，那么这里的being不是就其现象意义而言的，而是就其本体意义而言的。
从西方哲学史来看，本体论作为一门学问起源于对万物本原也就是本体问题的追问。所谓“本原”（英文的对应词是principle,亦译为“始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就是万物都由它构成，最初由它产生，最后又复归于它，其属性变化不已，而其本体常居不变的那个东西[1]。从希腊早期哲学家的研究看，无论他们把万物的本原看作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看作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看作是可变的还是不可变的，有一点对于他们来说是共同的，这就是把探寻万物的本原作为本体论或哲学研究的任务。这些哲学家的历史贡献在于，他们注意到本体论的任务不是要研究现象世界，而是要探寻现象背后的根源或本原。这应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的飞跃，我们可以把这次飞跃称为现象的超越。但是，这种本体论是有明显的缺陷的，这主要表现在这些哲学家还没有意识到现象与本体的区别，没有从现象世界进一步深入到本体世界去探世界的本来面目，没有实现本原向本体的转换。从本原向本体的转换是柏拉图完成的。
柏拉图转换的重要前提是毕达哥拉斯的哲学，特别是巴门尼德的哲学。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万物都是数”。数不仅被看作是万物的本原，而且被看作是万物的原型、世界的本体。巴门尼德则提出了比数更为抽象的“存在”作为世界的本体。他注意到，当我们说“这是桌子”，“这是椅子”，“这是大”，“这是小”，“这是美”，“这是丑”时，这些桌子、椅子、大、小、美、丑都是各具特殊性的事物。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事物的特殊性抽象掉，那就只剩下它们的共性，这就是它们都是“是”，也就是“存在” （即on,英文的对应词为being）。事物是形形色色的，而存在则是唯一的，宇宙万物以及它们的属性、动作等，无一不是“存在”。在巴门尼德看来，我们平常感觉到的形形色色、变化万千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只有这唯一的、不变不动的“存在”才是真实的世界，才是万物的本原。巴门尼德认为，各种特殊性都由某一门具体的科学来研究，只有“存在”才是哲学应该研究的对象。后来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这种最一般、最普遍的“存在”被表述为“作为存在的存在”，并被明确作为第一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对象。
到了柏拉图那里，本体论已经不再局限于对万物本原的追问，而是转向了对世界本体（noumena）的探寻和本体世界（即世界本来面目）的逻辑构造。柏拉图以更明确的形式将巴门尼德的两个世界的学说表达出来：一个是我们所处的现象世界，它是变化生灭的，是感觉感知的对象；另一个则是理念世界，它是永恒不变的，是理性认识的对象。在柏拉图看来，只有理念才是真实的，才是世界的本体。“理念”也是“存在”，但与巴门尼德的“存在”有所不同：巴门尼德的“存在”是万事万物的共性，而“理念”只是一类事物的共性。不是唯一的、不变不动的“存在”，而是各种不同理念构成世界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柏拉图又吸取毕达哥拉斯关于数是万物的“原型”的思想，认为理念不仅世界的本体，而且是万物的原型，世界万物都不过是对理念的“分有”或“摹本”。尽管柏拉图的理念论在理论上存在着诸多困难，而且还有不少牵强附会的地方和神秘主义色彩，但这种理念论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关于本体的学问，是一种典型的本体论。
从西方哲学史的简要考察不难发现，本体论最初并不是关于存在的学问，而是从追问万物的本原肇始、以探寻世界的本体完成其理论构建的关于本体的学问。在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把“作为存在的存在”作为他的第一哲学的对象，这似乎表明他是把存在作为本体论的对象。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也就是第一存在）在他那里实际上就是本体。他把存在区分为偶性意义的存在，本质意义的存在，真和假的存在，潜能的存在和现实的存在。在他看来，只有实体（substance,亦译为本体，其含义是作为其他东西的基础、基质和主体）才是事物的本质，才是本质意义的存在，才是第一存在，也就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对实体有不同的规定，但他最终把事物的“形式”（form）看作第一实体，而他所谓的“形式”实质上就是柏拉图的“理念”。因此，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或本体论实际上也就是关于本体的学说，只不过他把本体理解为实体。
如果考察自古至今的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把本体论界定为关于本体的学问，可以涵盖关于存在的研究，但把本体论界定为关于存在的学问，则不一定能涵盖所有关于本体的研究。例如，我们不能说柏拉图的理念论、康德的物自体理论是关于存在的理论，但它们都肯定是关于本体的理论。当然，西方哲学家一般都认为本体都是真实存在的，存在是所有本体乃至所有现象共有的规定性，从这个意义上看，也可以把本体论看作是关于存在的学问。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既然“存在”在亚里士多德以及后来的海德格尔那里已经区分出了种种不同含义，而不同意义的“存在”并不一定都是万物的本体，那么在使用“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学问”这一从俗意义上的界定时要谨慎，要想到它不是关于所有存在的学问，而只是关于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学问。
从对本体追问和探寻的历史看，本体论乃至哲学并不像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中所说的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而一开始就是有鲜明价值指向的。这种指向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使人类更有智慧地生存。与哲学的其他分支相比较，本体论对于人类的意义更为隐含，也更不容易被阐明，但是，它对于人类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则是勿庸置疑的。这种独特的重要意义在今天看来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是整个哲学的根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哲学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学科门类。如果把哲学比作一棵大树的话，那么本体论就是这棵大树的根基，认识论和价值论是这棵大树两个的主干，其他的哲学分支几乎都是这棵大树的枝杈。没有本体论，就不会有认识论和价值论，也不会有其他的哲学分支。本体论不发达，认识论和价值论也不会发达，其他的哲学分支也不会繁荣。只有本体论根深，哲学这棵大树才会枝繁叶茂。有没有本体论是一个哲学家有没有自己哲学的首要标志，也是一个民族有没有自己哲学的首要标志。本体论是哲学家和民族哲学思维水平的根本尺度。今天人类的哲学看起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它却正日益沦为科技的奴仆，正日益沦为功利的工具，哲学越来越不能发挥它引导人类有智慧地生存的应有功能。其所以如此，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哲学的本体论被拒斥、被否定，哲学正逐渐成为无根基的哲学。
其次，它是人类信念的支柱。人类是靠信念生活的，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信念是人类生存的定势和范型，有什么样的信念规定着人的生存质量和境界。信念有日常生活信念、科学信念、宗教信念、哲学信念之别。在所有这些信念中，只有基于对宇宙、人生、社会终极实在和本来面目的的理性追问和探求所确立的本体论原则，才能成为人类信念的真正支柱。以这种原则作为信念，能使人关切终极实在，追求终极真理和终极价值，从而能使人生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缺乏哲学本体论信念的人，要么终生为世俗的功名利禄所累而不能超越，要么一旦看破红尘而遁入空门。有了哲学本体论信念，一个人才能既注重现实又不局限于现实，才能既入世又出世：入世而追求现实的世俗幸福，出世而关切终极的心灵安宁。今日的世界之所以千疮百孔，今日的生灵之所以不堪重负，根本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类缺乏应有的本体论信念。
再次，它是批判现实的武器。一种真正意义的本体论，它是要超越现实世界发现本体世界，去探寻世界的终极实在，揭示世界的本来面目。这一方面是为了构想世界的可能面目和构建世界的理想面目提供前提和根据，同时也是为了给人们反思和批判现实提供依据和武器。当一个人掌握了一种本体论，他就可以以它为尺度来衡量现实，并以它为根据批评现实。他可以理由充足地指出，世界本来如此如此，现实却并非如此如此；并且可以理由充足地要求，既然世界本来如此如此，现实就应该如此如此。本体论作为最高哲学智慧的结晶，可以使人心明眼亮，洞察现实的缺陷及其应有的走向，从而不盲目地做现实的奴隶，而去追求更美好世界和更美好生活的构建。
二、本体论与哲学
通常认为，哲学是关于智慧的学问。何谓智慧？按《牛津哲学指南》的解释，智慧是“把反思的态度与实践的关切统一起来的一种理智（understanding）形式。这种态度的目的是要理解实在的根本本性及其对过好生活的意义。这种实践关切的对象是要在主体的品质和环境既定的情况下构成一种关于过好生活的合情合理的概念，并对他们不得不在其中作出决定和行动的情境作出评价。作出这些评价因为许多情境的复杂性而是困难的，好生活是不完全地构成的，个体的品质和环境的可变性使一般原则成为不充分具体的。因此，智慧可以与评价复杂情境的好的判断、由于对人的条件的反思性理解所获得的好的生活的概念等同起来。”[2]由此看来，智慧有认知方面和评价方面，有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有对象之思和自我之思或反思之思之别，有大智慧和小智慧之分。真正的智慧应该包括智慧的所有方面。既有近忧，又有远虑，这就是人类智慧的真正本性。人类关切自己的终极目标和总体状况，像人类追名逐利一样，也是一种智慧，但这种智慧不是一种小智慧，而是一种大智慧，也就是一种生存智慧。
然而，人类并不总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智慧的本性，并没有努力去发挥和发展这种本性，更不总是去开发自己的大智慧。相反，在平常人那里，由于种种原因，大智慧常常为小智慧所淹没，他们为日常的功名利禄所累，忘却了或忽略了生存的根本目的和真正意义。人类之所以要哲学，就是要哲学来开启人类的这种大智慧。哲学的本意就是爱智慧。这里的“爱”，就是把智慧作为人最宝贵的东西来加以对待，加以研究和阐释。这里的“智慧”不是小智慧，而是大智慧，亦即生存智慧。哲学就是通过研究和阐释生存智慧，并通过批判常识和导引心灵，使人意识到自己智慧的本性，使人真正有智慧，不仅要有小智慧，而且要有大智慧。哲学作为生存智慧之学，说到底就是要人们有智慧地生存，也就是要人们着眼于生存的终极目的和总体状况来反思生存、谋求生存，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境遇。
各门科学也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哲学所关心的是人类生存的总体状况，特别是人的终极目的和价值体系。各种宗教也关心人类生存的总体状况，哲学所侧重的是诉诸人类的理智，诉诸人的反思，诉诸人的批判，诉诸人的构建，诉诸人的觉悟。罗素说：“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象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3]。”罗素的这段话大致上阐明了哲学不同于宗教和科学的特性。诉诸理智反思、批判和构建人类生存的终极目的和价值体系，达到对人生的觉悟和创造，这是人类所特有的哲学智慧。
人类是生存于社会、世界、宇宙之中，在社会、世界和宇宙中生存是人类生存的先在规定性。人类的生存状况既取决人类个体自身的状况，同时也取决于社会、世界、宇宙的状况以及人类与社会、世界、宇宙的相互关系状况。要反思、批判和构建人类生存的终极目的和价值体系，其基本前提是要透过人类、社会、世界和宇宙及其相互关系的现实状况洞察和把握其本来状况。把握了这种本来状况，才能进而构想其可能状况和确立其理想状况，从而构建人类生存的终极目的和价值体系。如果说其可能状况和理想状况的构想和选择还可以借助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等思维手段的话，那么其本来状况则只能靠哲学的方法，即思辨的方法来把握。或者说，本体论只能靠纯思辨的方法（也可以说本体论的方法）来研究。我们可以设想，无论我们怎样归纳、怎样演绎，也无论我们怎样分析、怎样综合，我们都不能从人类、社会、世界和宇宙及其相互关系的现实状况洞察和把握其本来状况，并由此确立本体论原则。与此相应，对人类、社会、世界和宇宙及其相互关系的把握需要使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即高度抽象的纯思辨语言（也可以说是本体论语言）。这种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也不同于科学语言。在哲学史上曾有人以科学语言为标准评判本体论语言，并据此把本体论的语言看作是妄语言。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实际上是这些人不了解本体论性质的表现。
对人类、社会、世界、宇宙及其相互关系的纯思辨把握和纯思辨表述是人类智慧在理性运用方面可能达到的最高限度，也是哲学研究中至深点和至难点。能否达到这一至深点，能否回答这一至难点，关系到一种哲学能否成为有体系的、能否成为真正哲学。因此，这种对人类、社会、世界、宇宙及其关系的纯思辨把握和纯思辨表述可以说是哲学智慧的最高运用，充分体现了哲学智慧与宗教智慧、艺术智慧，更不用说科学智慧和日常智慧的差别。能否达到哲学智慧的这一最高境界，不仅是哲学家与宗教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家之间的划界标准，也是真正哲学家与蹩脚哲学家（或者说哲学家与哲学匠）的分水岭。
哲学与所有其他学科的区别在于，它从终极目的和总体状况着眼研究人们应该怎样生存。要从终极目的和总体状况着眼研究人们应该怎样生存，就要研究人为什么要活着、人怎样生活才有意义等问题，这就要研究人生问题；也要研究什么样的环境最适合人类生存，这就要研究社会、世界、宇宙问题；还要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就要研究这一切现在的状况、过去的状况和将来的状况。就要研究它们本来的状况、可能的状况和应该的状况或理想的状况。正是从研究人生、社会、世界、宇宙及其相互关系的本来状况、可能状况和应该状况或理想状况着眼，哲学被划分为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个基本领域或主要分支。无论是本体论，还是认识论，还是价值论，一般说来它们都是从根本上总体上研究人生、社会、世界、宇宙及其相互关系，这是这三个哲学分支统一的基础。然而，它们各自研究的角度和使命不同：本体论主要研究什么是实在的，致力于从根本上总体上揭示人生、社会、世界、宇宙及其相互关系本来面目，构建关于它们的本体论原则；认识论主要研究什么是真的，致力于从根本上总体上揭示人生、社会、世界、宇宙及其相互关系可能面目，构建关于它们的认识论原则；价值论主要研究什么是有价值的，致力于从根本上总体上揭示人生、社会、世界、宇宙及其相互关系理想面目，构建关于它们的价值论原则。哲学研究从本性上看就是要揭示人生、社会、世界、宇宙及其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探索其可能面目，批判其现实面目，构建其理想面目。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哲学家，他在实际生活中所面对的都是人生、社会、世界、宇宙及其相互关系的现实面目。这种现实面目作为现象，它是表面的、多变的，不仅不是完全真实的，相反可能是虚假的、扭曲的、变态的。这种现实面目虽然是人类一切探索的出发点，但不能作为探索人生、社会、世界、宇宙及其相互关系的可能面目和理想面目的出发点，尤其是不能作为构想这种可能面目和理想面目的根据和前提。这种可能面目和理想面目的根据和前提只能是人生、社会、世界、宇宙及其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
这种本来面目是通过哲学思辨的方法透过现实面目这种表象在思想上所获得的关于人生、社会、世界、宇宙及其相互关系的观念面目。这种观念面目不是现实存在的，而是思辨的抽象，但却由于是现实面目的本体论还原，因而可能比现实面目更真实、更实在。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哲学家可能在思辨抽象的过程中可能发生失误，以致于在对人生、社会、世界、宇宙及其相互关系本来面目的把握上发生偏差，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必须意识到，现实面目的本体论还原可能因为发生错误而不真实，而现实面目本身则肯定是不真实的。只有以这种更真实的本来面目为根据和前提，哲学家才能进一步揭示人生、社会、世界、宇宙及其相互关系的种种可能性，构想各种可能模式，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选择和从理论上构建最适合人类更好生存的理想模式。
正因为如此，无论从逻辑上看还是从历史上看，探索人生、社会、世界、宇宙及其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或真实面目是哲学研究的真正起点，也是哲学研究的第一要务。没有这种研究，或者没有这种研究所提供的本体论原则作为根据和前提，其他的一切哲学研究都不仅肯定是浅薄的，而且肯定是成问题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本体论是整个哲学大廈的基础，这个基础的有无决定着哲学的有无，这个基础的好坏决定着哲学的好坏。也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本体论在哲学史上被看作是“第一哲学”。
三、重建本体论
在哲学的所有分支学科中，没有哪一种学科像本体论一样遭到如此多的非难和否定。在西方的历史上，自古希腊开始，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本体论的非难者和否定者，而且随着文明的进化，非难和否定的程度日益加深，以致在20世纪有不少人公开打出“拒斥形而上学”旗号，把拒斥形而上学作为哲学的使命。
考察全部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非难和否定本体论的主要来自三股力量：怀疑主义，宗教神学，科学主义。其中宗教神学是哲学外部的力量，而怀疑主义和科学主义是哲学内部的力量。宗教神学也有它自己的本体论，它为维护它自己的本体论而非难或否定哲学本体论是自然而然的，不足为怪，这里没有多少讨论的必要。在这里我们只讨论怀疑主义和科学主义对本体论的非难或否定。
怀疑主义是西方哲学史上连绵不绝的一股思潮，不同时代、不同哲学家的怀疑主义就其形态和观点而言各不相同，但它们一般都由对本体的存在表示怀疑进而责难甚至否定本体论。怀疑主义以感觉经验作为事物是否存在的根据对本体这种超验的东西是否存在表示怀疑，对断定本体存在的各种本体论加以否定，认为各种本体论都是没有根据的独断。
科学主义是启蒙运动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兴盛而在哲学中形成的一股思潮，这股思潮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达到其鼎盛时期。科学主义有不同的形态和主张，但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主张用科学改造哲学，使哲学科学化，而要使哲学科学化，关键就是要拒斥本体论。科学主义者拒斥本体论的理由不尽相同。有的科学主义者以经验主义为根据，认为本体论所断定的本体是人的经验不能感觉，超出了人的认识范围，既然如此，人的理性就不要再去研究这些形而上的问题，而应该专注于现象世界。有的科学主义者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指出本体论的语言既不是经验语言也不是逻辑语言，既不能用经验证实，也不能用逻辑证明，是一些既不真也不假的“妄”语言。他们认为，这就是哲学家千百年来争论不休、难以形成共识以致哲学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哲学要发展，就必须清除这种本体论。由于科学主义的巨大影响，本体论在20世纪以至今天成了一个非理性的领域，成了许多哲学家不愿问津的领域。
科学主义对本体论的拒斥是与近代的怀疑主义对本体论的怀疑一脉相承的。这两种思潮的共同根基是极端的感觉主义或极端的经验主义。本体论研究的对象是本体。本体是超经验的，也不是客观存在的，它不过是人的理性的一种抽象物或还原物，本体世界也因而是超经验的，是人的理性的一种构建物。显然，用极端的感觉主义或极端的经验主义的观点看待本体，必定会得出怀疑或否定本体论的结论。道理很简单，本体论的概念在事实世界中没有对应物，没有所指，不能还原为或转换为经验概念或科学概念；本体论的命题不是经验事实的断定，如果根据日常经验或经验科学的要求作标准来检验它们，它们必定无所谓真假，必定会成为没有真假意义或科学意义的“妄”命题。
我们认为，怀疑主义和科学主义对本体论的怀疑和拒斥是错误的。因为既然本体论是哲学，就不能以科学为标准来衡量其正确与否，更不能以科学为标准来否定它，这正如不能以科学为标准来衡量艺术、宗教一样。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们以科学为标准来衡量艺术和宗教，我们不也要同样拒斥它们吗？同样，既然本体及其所构成的世界是超感觉经验的，是非感觉经验的，我们也不能以人们是否感觉得到它们为根据来肯定它们或否定它们。怀疑主义和科学主义是一种泛感觉主义和泛科学主义，它们不了解哲学与科学、哲学与常识之间的区别，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不了解哲学的本性。本体论虽然是一种超经验、超现实的玄学，但是它反映了并能满足人对生存的终极目的的关切和对世界本真面目的追寻，是人生存智慧的最高体现和根本要求。它决不是人类可有可无的东西，更不是人类的无用赘物，而是与人类生存状况性命攸关的。特别是随着人类理智的进化，本体论越来越成为满足人们深层精神需要的精神食粮，是人们理性无限追寻的“希望之乡”。没有这种精神食粮，人们就会精神饥渴，进而导致心理焦虑；没有这种希望之乡，人们就会无所寄托，进而导致精神空虚。从实际情况来看，自从19世纪本体论开始被消解、遭拒斥以后，人类生活出现了许多由此而导致的重大问题。
问题之一：由哲学信仰缺失导致的信仰混乱。本体论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能给人们提供各种不同的最高哲学信念或哲学信仰。尽管哲学家们本体问题上分歧很大，对什么应该成为人们的哲学信仰意见不一并且争论不休，但不同哲学家的本体论所提供的本体论原则都是得到论证，可以为不同的人信奉。哲学虽然是抽象的，在一定意义上是超越时代的，但就其实质而言，它总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每一个时代的本体论原则和哲学信仰都要由所在时代的哲学家来确立和论证。然而，当论证本体论原则、为人们提供哲学信仰的本体论被看作是荒谬的，必须加以否定时，哲学家就不会再去研究本体论，也就不能给人们提供本体论原则和哲学信仰。哲学家提供的哲学信仰，大众的哲学信仰必定缺失。哲学信仰和宗教信仰是可供人们选择的两种终极性的信仰。在哲学信仰缺失的情况下，人们必定到宗教中去寻求终极性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以来出现全球性宗教狂热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世界现行的几大宗教不足以满足人们的信仰需求，因而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新宗教。在新宗教大量出现的同时，还出现了不少毒害生灵的邪教。由于宗教加上邪教千奇百怪，人们的信仰也千奇百怪。与此同时，一些不愿以宗教作为自己的终极性信仰的人，他们或者成为了无信仰的人，无所顾忌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或者信奉过时的旧哲学信仰，与时代格格不入。这样，人类信仰呈现出一片混乱的局面。这种信仰混乱的局面是空前的，也是十分危险的，人类可能因为信仰混乱而陷入苦难之中。
问题之二：由哲学批判缺失导致的极权主义。本体论的另一重要功能是批判现实，它是通过探寻本真世界并以这一世界为尺度衡量和批判现实的世界，使现实世界趋向本真世界，防止现实变质和异化。哲学家就其本性而言应该是苏格拉底所说的“牛虻”，它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使国家或社会始终保持警醒。本体论被消解和拒斥之后，再也没有了对本真世界的探求，没有了基于本真世界的对可能世界的选择和对理想世界的构建，也就没有了衡量现实世界的尺度和批判现实世界的武器。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社会整体力量日益强大，社会不仅控制着人们需求的满足，而且控制着人们的需求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屈从现实，越来越缺乏批判精神和能力，越来越习惯于社会的控制，并由此而逐渐满足现状，维护现实，充其量只能对现实进行一些修补性的改良。早在20世纪上半叶法兰克福学派就已经看到了这种极权主义的现实，并致力于批判这种现实。然而，它的批判只是停留社会政治哲学层面，没有进一步深入到本体论的层次，因而是肤浅的，没有真正从方法论上解决问题。今天，在全球日益一体化的情况下，极权主义更趋严重。如果说过去的极权主义主要局限于发达国家的话，那么现在极权主义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整个人类、整个世界都在趋同，都正在被同化于以现代科学为轴心的现代文明。人类没有了不同声音，世界成为了一统天下。长此以往，人类可能因此自我批判而退化或误入歧途。
问题之三：由终极关切缺失导致的享乐主义。本体论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引导人们适度地超越现实的、世俗的生活，适度地“出世”，不仅关注世俗的功名利禄，而且也关注终极的精神完善。追求生活得更好是人的本性。这种本性可以侧重于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是追求物质需要的不断满足，二是追求精神需要的不断满足。追求适度的物质需要的满足是必要的，但是不能过度。一旦过度，就可能产生很多问题，如缺乏新的满足而感到精神空虚问题，不能满足感到痛苦的问题，为了满足贪欲而走上犯罪道路的问题，整个人类过分追求物质满足导致自然资源迅速枯竭的问题，等等。为了减少和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需要将人的本性朝追求精神完善的方向引导。本体论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为人类确立某种终极目标，并诉诸人的理智使人类关怀这种目标并朝着这种目标不断追求精神的更高境界。当本体论被消解和拒斥之后，对于大多数不信宗教的人类而言，再也没有了这种终极目标，没有了精神完善的寄托和追求，没有终极关切心，任由自然本性（感性）的摆布。对于他们而言，理性不是用于对精神无限性的追求，而被用来作为满足物质欲望的工具，他们借助理性的力量贪得无厌地争夺功名利禄，花样翻新地尽情享受、及时行乐。终极关切的缺失，不仅使人类感性化、使人生表层化，而且使个人的身心之间、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和不可调和。
问题之四：由终极敬畏缺失导致的不择手段。本体论提供的终极实在以及由此引出的终极真理和终极价值作为某种绝对的东西具有“普照之光”、心灵之镜的意义，似乎可以跟随人到任何地方，可以进入人的心灵深处。中国的“道”，西方的“善理念”、“纯形式”、“上帝”、“物自体”、“绝对精神”就是哲学家所提供的这样的绝对实在。这些绝对的东西对于人有某种威慑力，可以使人们对它有某种神秘感、敬畏感、依赖感，从而使人们的言论和行为有所顾忌。当本体论被消解或拒斥之后，再也没有哲学家给人们提供这种终极敬畏的对象，人们也因而除了法制之外无所顾忌了。现代社会是法制化的社会，不可否认，法制是社会秩序的基本保证。但是，在法制范围之内、在法制范围之外有广大的空间，加上法制的不完善，人们很容易找法制的空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果无所敬畏，必定无所顾忌，什么都敢做，什么都敢为，其后果是合法的不择手段和违法的不择手段普遍发生。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法制越来越严密和完善，而犯罪和社会问题不断增多的重要原因。
问题之五：由本体探寻缺失导致的哲学变质。探寻世界的本体并进而逻辑地构建本真的世界，这是哲学的根本性问题。没有这种本体论的研究，所有哲学其他领域的研究就没有了根基，哲学因而就会缺乏应有的深度，丧失其批判和导向功能，沦为为现实服务和辩护的工具。自从本体论开始被消解特别是被拒斥以来，哲学研究出现了三种走向：一是努力使哲学科学化，使哲学成为为哲学服务的工具的科学主义走向；二是力图诉诸非理性来解决人的生存问题的非理性主义走向；三是使哲学走出书斋和思辨来研究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应用化走向。这三种走向相去甚远，几乎没有共同点，唯一的共同点是：它们都使哲学变了质，使哲学不成其为哲学。哲学本来是批判和规范现实的，包括批判和规范科学，如果像科学主义那样使哲学从属于、服从于科学，使哲学成为科学的工具，那哲学还是哲学吗？哲学本来是智慧之学，它是理性的事业，它是要诉诸人的理性、人的大智慧来研究解决人的根本性的总体性的问题，如果像非理性主义那样诉诸人的非理性来解决人的生存问题，哲学也许就是宗教而不是哲学。哲学的观念、原则、理论应该运用于解决现实问题，哲学应该有应用的方面，但是如果不研究世界的本来面目、可能面目和理想面目，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观念、原则和理论。如果这样，哲学拿什么去应用呢？目前流行的许多应用哲学研究实际上不是应用哲学的观念、原则和理论去研究，而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如果这样，这种研究与其叫应用哲学研究，不如就叫某种问题研究更好。这三种走向本身也表明哲学已经四分五裂，不同走向之间没有共同的范式，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彼此相互不理解，缺乏对话的基础。导致哲学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作为哲学根基的本体论被消解、被拒斥。
以上的分析已经表明了本体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重建本体论的必在性。这里提出重建本体论还有两个理由：一是传统本体论的问题，传统本体论的问题不克服，本体论最终只会落得个被消解或被拒斥的命运；二是本体论与时俱进的本性，这种本性要求本体论要不断地被更新。
传统本体论从理论上看存在着诸多问题，而且各种本体论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从总体上看，传统本体论存在着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认为本体世界是客观存在。本体世界是人的思维对现象进行还原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应该说它是一种逻辑的构建物，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在现象世界背后、在现实世界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客观存在的本体世界。如果认为本体和本体世界像现象和现象世界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就应该是人能够感知的，因为大家都公认客观存在的东西应该是人能感知的。传统本体论一方面认为本体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它不是人的感官能感知的，这是与人们的常识和经验相违背的。尽管本体论哲学家可以说这种真实的客观存在只能通过理性认识，但理性的原始素材源于感知，没有任何感知的基础就断定本体存在，甚至还认为感知不仅不可靠而且还是认识本体的障碍，不能不使人们认为本体论哲学家的观点是独断。如果我们肯定本体世界是人思维的构建，虽然我们认为它是真实的，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为设定的，人们就不能以本体世界不能被感知、本体论命题不能被经验证实来否定本体论。传统本体论的这种独断论性质为康德所清醒地意识到，并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但是他简单地把本体论的理念看作是“先验幻相”并把本体世界推向不可认识的领域，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事实上康德也没有真正意识到本体世界是人思维的逻辑构建物，而仍然认为本体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人的理性不能认识而已[4]。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本体世界是尽善尽美的。传统本体论不仅认为本体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一般都认为是尽善尽美的完美世界，那里是天堂，那里阳光普照。应该承认，本体世界是基于现实世界构建的，而且是批判现实世界、针对现实世界的缺陷构建的，无疑它要比现实世界完善，但认为它是完美无缺的就会发生问题。人们的经验和理智告诉人们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东西，当然也不存在绝对完美的世界。这种绝对完美的世界不仅不会客观存在，甚至在人们的想象中也不存在，因为人们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想象的，任何想象都有历史局限性。正因为如此，人们把本体论哲学家致力于构建精美的本体世界看作是“虽然精美绝伦，终是空斗机巧，毫无实质，毫无补益”的蜘蛛结网似的“纺造之功”（培根语）。
第三个误区是主张否弃现实世界，回归本体世界。既然本体世界是尽善尽美的，而且是客观存在的，而在传统本体论看来现实世界不仅是有缺陷的，甚至是邪恶的，那么，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要逃离或超脱现实世界，进入本体世界。因此，传统本体论主张要否定现实，要抛弃现实世界，回归到作为现实世界本原或原型的本体世界。现实世界是地狱，本体世界是天堂。灵魂是不朽的，肉体是灵魂的坟墓。人存在的价值就是要摆脱肉体的束缚，爬出“洞穴”，进入绝对完美的本体世界获得永生和至福。在这里传统本体论的问题在于，本体世界只是一种哲学家所认定的一种世界的本真模式，可以用它来批判现实世界，改造现实世界，使现实世界更美好，但不能把它看作是存在于某处、只要通过某种努力就可以进入的客观实在。人类可以在理论上进行本体世界的还原，但不能在实际上进行本体世界的回归，因为这种绝对完美的世界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特别是在近代人道主义的影响下，人们越来越发现或意识到自己本性上就是有缺陷的生灵，本性上有缺陷的生灵只能有缺陷地生存，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去过那种尽善尽美的生活。
正是以上这些误区使传统本体论陷入困境，使本体论经受不起现代科学和日常经验的挑战。因此，要使本体论不被消解和拒斥，使人们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就必须走出传统本体论的误区，扬弃传统的本体论，构建与体现时代精神和适应时代需要的本体论。
长期以来，人们包括哲学家自己都认为哲学是超越时空的，其中的本体论更是如此。哲学家们常常把自己建立的本体论体系看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真理体系。诚然，哲学是一种抽象的、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其中本体论又是最抽象、最具有普适性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本体论的抽象性和普适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它只是相对于各种科学理论而言更为抽象，更具有普适性。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升华，作为哲学基本领域之一的本体论像认识论和价值论一样，它从根本上说只能是时代的产物，只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一种本体论要成为能满足时代需要的本体论，它必须置根于时代的沃土之中，尽管可以批判地继承已有的理论遗产。哲学史的事实也表明，在历史上最具有成就的本体论，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而且所反映、所适用的只是那个时代。一旦把它们搬用于其他时代，它们可能就成为荒谬的。与时俱进是哲学包括本体论的本性，是本体论的生命力之所在。今天，人类已经进入到了全球化的后现代文明的时代，这是一种成就辉煌、问题成堆的全新时代。这种全新的时代需要全新的哲学，需要全新的本体论。过去的一切本体论，不用说存在着种种缺陷，即使是完善的，也由于其时代性而不适用于今天。特别是在本体论长期被消解、被拒斥，哲学因此而陷入表面化和工具化泥潭、不再真正是人类生存智慧之学的情况下，重建反映时代精神、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本体论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十分紧迫的。
原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1期
|
发表于 2015-1-13 09:33
收藏
分享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