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美国诗人曾因太前卫被排斥
据腾讯文化发自英国伦敦的报道(张璐诗 )新年伊始,伦敦文坛展开各种活动,忙着向一位诗人致敬——2015年1月4日,是美国诗人T.S.艾略特逝世50年。今年也是艾略特的一部代表作《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发表一百年。正是这首描述世纪之交一位文青焦灼内心的诗,将艾略特推向了现代主义的创作阶段。
新一届“艾略特诗歌奖”提高奖金
整个1月份,伦敦与艾略特相关的讲座、朗诵活动目不暇接。但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一年一度T.S.艾略特诗歌奖的揭晓。
1月11日,10位最终入围诗歌奖的诗人,齐聚伦敦南岸中心的皇家节日大厅,参加诗歌奖颁布前夕的朗诵会。入围的不乏诗坛大腕,比如曾经的艾略特诗歌奖得主迈克尔·朗利(Michael Longley)、约翰·伯恩塞德(John Burnside)、英国国家诗歌奖第一名得主露芙·帕黛(Ruth Padel)、前美国桂冠诗人路易斯·格吕克(Louise Glück)等。
1月12日,诗歌奖揭晓,今年得主是五度入围该奖的大卫·哈森特(David Harsent),获奖诗集是《火之歌集》(Fire Songs),出版社是费伯·费伯(Faber Faber)——正好是艾略特生前曾任职图书编辑40年的出版社。评审会赞扬大卫是“擅长书写黑暗而危险时光的诗人”。而为了纪念艾略特逝世50年,今年诗歌奖的奖金从5000英镑提升到了2万英镑。
艾略特诗歌奖于1993年前创办以来,一直都由艾略特遗孀瓦勒莉·艾略特出资支持,直到2012年底瓦勒莉去世,才转由艾略特基金会打理。诗歌奖由诗歌图书协会(Poetry Book Society)主办,从2012年起切断了所有官方的资助,接受投资公司的3年赞助。
不过这在当时引发诗坛争议,两位诗歌奖候选人爱丽丝·奥斯瓦尔德(Alice Oswald)和约翰·金塞拉(John Kinsella)决定退出评选,理由是“文学已被商业腐蚀”,赞助诗歌奖的投资机构是“资本主义的强弩之末”。而当年诗歌奖的评委会主席克拉克反驳说,拿富商的钱去“润泽”写诗的人,“艾略特诗歌奖其实挺清白的”。
伦敦寻踪“肯辛顿诗人帮”
提起艾略特,当然要提《荒原》。1922年,434行的长诗《荒原》先后在英国杂志《标准》和美国刊物《日晷》出版。在《荒原》写作期间,前辈诗人艾兹拉·庞德给了不少修改意见,并将其中两大段删去:一段是艾略特从但丁《地狱》的内容中获得灵感而写下的“沉船”段落。另一段则是艾略特模仿18世纪诗人亚历山大·蒲柏《夺发记》写成的文字。庞德对他说:没必要去重复他人已做过的事,“做点不一样的比较好”。最终,艾略特将成稿后的《荒原》题献给了庞德。
艾略特的生活、以及艾略特与庞德的交情,绕不开伦敦西部的肯辛顿地区。与伦敦另一处著名的文学圈子“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又译“百花里”)相似,“肯辛顿文学圈”自成一派,所指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庞德与爱尔兰诗人叶芝,后来加上艾略特的“诗人帮”。
从肯辛顿高街地铁站出来,过了马路往左侧小巷进入,就是肯辛顿教堂路(Kensington Church Walk)。一下偏离了车水马龙,从窄长小道经过小花园,在一家精致的美甲店拐角,往左边看,便是20世纪两位移居伦敦的美国大诗人聚头之处——教堂路10号,庞德从1909年开始住了5年的旧居。
如今这里是普通公寓,透过下了一半的百叶窗帘,可以看到屋里琴棋书画齐全。一转身,却看到院子里放着一辆鲜红的法拉利。惊魂未定拐出四合院,几位身穿英式三件套西装、头戴礼帽的中年人坐在路边抽烟、看手机,一旁粉红色主题的美甲店内仙乐飘飘。
寻找艾略特的旧居,从肯辛顿高街地铁站出来后得往右走。但在通往诗人旧居“肯辛顿府花园”(Kensington Court Gardens)的10分钟步行中,又不断有新的发现:往右第一个路口,拐进去就是英国《每日邮报》报社所在的“青年路”(Young Street)。而挨着报社的一幢按安妮皇后风格雕琢的红砖小楼,是名著《名利场》作者萨克雷自1811年开始住了52年的故居。如今这里是一所美国国际大学的办公地点。萨克雷对后世的影响,除了一部《名利场》,还包括挨着“青年路”的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萨克雷街”,街上除了一家“萨克雷画廊”,还赫然有几家以“萨克雷”之名注册的房地产连锁公司。
在“青年路”与“萨克雷街”之间,夹着伦敦最古老的花园广场——肯辛顿广场。花园中心虽然杂草丛生,但晚期维多利亚风格的别墅连幢,一步入就感觉到有种“大四合院”的气派。细看,多面外墙上都挂着标明名人故居特有的深蓝色牌匾,有哲学家、前拉菲派画家的,也有建筑设计师、歌唱家的。
从宁静的萨克雷街走到尽头,经过拐角一家画廊,往小马路对面一望,就是红砖外墙的“肯辛顿府花园1-14a”路牌,大门左上方的外墙上有蓝牌匾标记:“T.S.艾略特,1888-1965,在此居住并去世。”
整幢楼清一色的长型白色窗门,棱形窗格与白色窗纱遮得严严实实,门口门铃处显示如今这里是高档公寓楼。在这条街上来回走了趟,连行人都难得一见,拐角那家画廊就是唯一的商铺。相比起来,还是庞德住的“教堂路径”更亲和些。
曾因“太前卫”被排斥
艾略特这个14岁受菲茨杰拉德影响开始写诗、后来受法国“象征派”诗歌先驱波德莱尔影响的哈佛小青年,毕业后曾在巴黎晃荡了一段,甚至起过念头:放弃英文,学“象征派”诗人,用法文写作。可是多年后,艾略特在采访中做了自我否定,认为没有人能够成为双语诗人,写诗只能用最能表达自我的语言,这同时也意味着需要放弃另一种语言。
艾略特25岁时搬到了伦敦,并在这个城市度过了大半生,直到1965年去世。诗人的代表作《荒原》、《四个四重奏》等,都在伦敦写就。1914年,艾略特第一次登门造访庞德在肯辛顿的家。在一次接受《巴黎书评》的采访时,艾略特回忆当时情景:“我想,在他的三角形小客厅里,我给他留下了好印象吧。他让我给他寄诗作,然后又回信说,那些诗可以跟他读到过的最好的诗歌相提并论。他请我找天上门聊。”而提到庞德将《荒原》砍掉了一大段的事,艾略特认为庞德是个“了不起的批评家,他从来不会想要将你变成模仿他的样子”。
今日世界诗坛公认艾略特位列“20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中,牛津有750多年历史的莫顿学院,甚至在5年前启用了以“艾略特”命名的新剧场。可是想当年,在莫顿学院获得奖学金的艾略特,想参与牛津托尔金等人的文青圈子,却被视为“过于前卫”而被排斥。但也是这位先锋诗人,于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拒绝出版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
离开牛津后,艾略特先在伦敦的两家私立学院教书,还在一家银行打过短工。1920年他到巴黎旅行时,结识了詹姆斯·乔伊斯。这次会面并不成功,艾略特觉得乔伊斯“傲慢”,而乔伊斯则怀疑艾略特是不是真懂诗歌。
不打不相识,两人很快却建立了友情,后来只要乔伊斯在巴黎,艾略特就会去拜访。1925年,艾略特离开银行,加入独立出版社费伯·费伯,开始了延续一辈子的职业,从图书编辑一直当到了出版社总编辑。
当年艾略特上班的费伯·费伯出版社,在罗素广场西边的白楼里。6年前,出版社已搬到了附近的“大罗素街”,旧址现在归伦敦大学使用,但外墙上挂着蓝色牌匾,标注着“T.S.艾略特1925-1965年在此办公”。
经艾略特之手获得首次出版机会的诗人,包括了W.H.奥登和泰德·休斯(Ted Hughes)等。而在这段时期,还有一个为出版界和文坛乐道的段子:乔治·奥威尔写完《动物农庄》后投稿到费伯·费伯,却遭到了艾略特的拒绝。在1944年给乔治的回信中,艾略特认为小说写得好,同时也赞扬了文本的“正气”,但他提到乔治的观点是“托洛茨基式的政治,说服力不够”。这封信于2009年由艾略特的遗孀瓦勒莉公诸于众。
晚年娶了小38岁的秘书姑娘
瓦勒莉是艾略特的第二任太太,与艾略特在肯辛顿结为连理,住在肯辛顿府花园3号。艾略特1965年去世后,瓦勒莉一直住在同一间公寓里,直到去世。
艾略特的爱情故事一直鲜为人知。他的第一任太太是1915年在牛津认识的薇薇安·海-伍德(Vivien Haigh-Wood),艾略特很快就在伦敦与她结合,却也迅速为这一决定感到后悔:有精神病史的薇薇安经常情绪不稳定,这段婚姻成为噩梦。
曾有书评家分析艾略特于1915-1922年间写成的《荒原》后得出结论:诗歌中的绝望气息,少不了薇薇安带来的影响。而《荒原》出版第二年,艾略特有一段时期濒临精神崩溃,他在查令街租了房间自己住,有人看到过他出门时脸上抹着灰绿色的粉彩,嘴上抹着口红。
1927年,在又一次家庭危机过后,艾略特在教堂里找到了安慰:他接受了洗礼。当初崇拜《荒原》的人将艾略特视为伟大的现代反传统先驱,诗人皈依信仰这一举动,难免不被他的崇拜者们视为莫大的背叛。
然而噩梦还在继续。薇薇安会在某一场图书派对上忽然对自己丈夫尖叫:“你是我所认识的最他妈势利眼的家伙!”艾略特开始沉迷于酒精,并将费伯·费伯的办公室视为避难所。连出版社同事都有了默契:要是艾略特太太打电话来,就说艾略特出去了。直到1938年,薇薇安才被安置进了伦敦一所精神病院。而一直到她1949年去世,艾略特都没去过看她一眼。
也就在同一年,艾略特与瓦勒莉相识。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诗人原来的私人秘书不堪压力而辞职,翌年,他雇用了来自利兹的年轻女子瓦勒莉·弗莱彻(Valerie Fletcher)任新秘书。艾略特所不知道的是,这位女子自从14岁时第一次听过自己朗诵《圣贤之旅》这首诗后,已对诗人着迷。
1972年瓦勒莉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承认,她从青春期时代便直觉必须要与“汤姆”(艾略特的名字)在一起工作,因此她刻意上了秘书学院,随后受雇于小说家查尔斯·摩根,也只不过是为了到费伯·费伯工作热身。而据瓦勒莉回忆,艾略特面试自己时“烟一根接一根地抽”,显然不比自己放松。
艾略特的同事们回忆,下班后,艾略特常带瓦勒莉去罗素酒店喝小酒,有时也送红玫瑰。
在瓦勒莉当了快七年的“艾略特秘书”后,1956年,年近古稀的艾略特向刚满30岁的瓦勒莉求婚。尽管有38年的年龄隔阂,身边人谁都留意到艾略特的生活有了起色。在他晚期的一首诗《献给我的太太》(A Dedication to My Wife)里有这么一句:“爱人们的身体有着彼此的气味。”在这段时期,艾略特还写完了一部新剧本:《老政治家》(The Elder Statesman)。
这美满当中惟一的遗憾是:在战后雾霭重重的伦敦城里,老艾略特的身体日益衰弱。瓦勒莉于是安排两人冬天到巴哈马群岛和牙买加去避寒。1964年10月,艾略特陷入了一场没再彻底恢复过来的昏迷。瓦勒莉将丈夫带回两人在肯辛顿的家。据《艾略特》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记录,1965年1月4日,艾略特在最后一次神志清醒时叫喊着瓦勒莉的名字,此后便再没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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