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9日，晚年穆旦在给东方歌舞团青年诗歌爱好者郭保卫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问题是，首先要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这样写出的作品就成了时代的作品”。同年10月30日，他又给郭保卫写信：“过一百年，人们要了解我们时代，光从浪漫主义看不出实情，必需有写实的作品才行。”被剥夺了写作权利、但在诗歌观念上从未犯过糊涂的穆旦，是睿智的、先见的，他的诗就像他笔下的“旗”，插在苦难大地，又铺展到无垠天空。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诞生了新诗史上最早、最成熟、也最具中国气派的现代诗。
新诗百年，当下诗人置身于更替的现实主义之中，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边的现实主义”（罗杰·加洛蒂语）：强悍的、猛进的、迅疾的、莫测的、裹挟的、惨烈的、极度现象化的、极度影像化的、极度信息化的……当生活的文学性远远超过文学的文学性，意味着悲剧与灾难已超过人类的想象，对痛苦的体验也到了极限。米沃什在绝望时刻说过这样的话：“每分钟世界的惨状使我惊讶；它是那样可笑，我简直不懂文学怎样会希望来同它较量。”诗人已不是“世界的立法者”，诗歌远离了圣言时代（佛陀、圣经、古兰经时代），也可能远离了创造力最为强盛的时代（先秦思想、盛唐诗歌），这里，此刻，没有别的，只是一个无边现实主义的时代。
后文革时代的毒素尚未肃清，新蒙昧时代却已经到来，带来新的昏暗，新的虚无。“天人合一”的理想早已终结在中国古人的哲学与诗篇中，当代生活在精神层面上意味着混乱与多元、缺失与贫乏、焦虑与崩溃。我们要谈一谈超越吗？被一再强调的、简化了的“超越论”包含着可贵的雄心与洁癖，却在增添一种额外的焦虑。当思想简化为娱乐，对“娱乐无限”和“娱乐至死”的标榜，只能证明集体的、社会性的忧郁——不是抑郁症又会是什么？！文学的读者在流失，变成了“到此一游”的消费者和浏览者。也许到了需要为书籍建一个巨大墓园的时候了，以便后辈们记住并传承一个书的清明节。与此同时，文学变成了一个个的消息，文学不再是文本在说话，而是作者在说话，活动和奖项在说话，最后还是消息在说话。批评也出了问题：批评被现象绑架，进入不了文本；批评不链接时代，与时代的精神状况无关；批评以“过早的骚动”（雅斯贝斯语）来迎接进入当下的的每一件有意义或无意义的事物。
新蒙昧时代应作如是观：
新的穴居。我的幽暗/链接广大的虚无/那过剩的、多余的……/像泥浆，统统流过全身/我感到自己/只是未来的一个毛坯/一堆官能强迫症的/焦虑素材//大约如此——/万物图像，构筑乌有之乡/今天我遇见几个影子客/他们是我健在的亲人/已经如此——/当群山发出狼的嚎叫/星星们回应了几声呜咽……//只有瞎子能看见他的美神/只有聋子能听到大音稀声/只有哑巴能唱出他的《安魂曲》/有一个舌尖上的祖国/还有一种舌尖上的饥饿和荒凉//新的蒙昧。这就是我/可以拥抱的世界暗夜吗？/但一个声音说：/“更自闭，更敞开！”（拙作《新蒙昧时代》，2012年7月19日）
在此境遇之下，诗歌和诗人需要更自闭、更敞开，这是新穴居时代的自闭和敞开，是一只珍珠之蚌的自闭和敞开。其目标是恢复诗人作为种族触角、时代感应器的特殊功能，深化对时代的感受力和回应能力，重建我者与他者的关联，培育诗歌向内、向外的力量。这是一种融汇，在至高意义上，是东方式的冥思（佛陀）与西方式的行动（浮士德）的结合，也即缅思精神与行动哲学的一次联合。如此，诗歌才能成为“世间博爱的镜子”、“人类社会未来形象的楷模”（帕斯语）；诗歌才成为监禁的世界的对应物，创作则上升为异化的对应物。
新诗百年，抵抗流亡并继续流亡于母语中的诗人们，已与时代命运、家国命运和内心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母语是最后的避难所，也是一座移动的坚不可摧的堡垒。诗的进程就是时代命运、情感和心灵的进程，是时代文化最核心、最深层面的进程。需要继续诞生有活力、有良知、有方向感的诗人，否则我们的语言和文化会衰退，就会被消费文化所吞噬、埋葬。基于此，诗人需要建立起两种关联：与词语建立的“幸福的关联”，与无边现实主义建立的“痛苦的关联”。这种“痛苦”其实是诗人的荣幸与责任，也是语言作为“道德之首”（《突厥语大词典》编撰者马赫穆德·喀什噶里语）的责任。与其说诗歌是预言和告诫，还不如说是见证与提醒。如此，新诗百年之后的诗人，仍将发明新的颤栗、新的还魂记、新的死而复生。“将诅咒变成葡萄园”，并不意味着生存体验和负面经验的赞歌式的转化，也不是薇依质疑的“直接与恶相对应的那种远非高层次的善”，而是将它们转化为一种语言的、内心的、生存的力量，并且，在说出足够多的“不”之后，更加有力地说出“是”。
与“无边的现实主义”相毗邻的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它像日常现实一样不可回避。它诞生于向外、向内（宇宙的和心理的）的中间地带，一个名符其实的灰色地带。人突然发现自己是这一地带的孤儿，既无根亦无翅，并且正置身于惊涛骇浪般的现代性之中，乌托邦理想已不再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生态危机，网络幻觉，对天灾人祸的预感和宣告，威权压力，民族隔阂，暴力与非理性……等等，不仅仅是人群中敏感的少数派（诗人）的日常境遇和现实困扰，而是更多地揭示了集体性的生存图景和精神状态。帕斯说，所有的现代诗人，无一例外都是现代性的强烈的敌人，是敌人兼牺牲品。他进而指出：“只有现代人才会如此全面并声嘶力竭地反现代，就像我们所有伟大的诗人那样。现代性，以批判为基础，自然分泌出对自身的批判。诗歌是这种批判最有力、最生动的表现之一。……诗歌抵制现代性，然而当否定它时，会使它更有活力。既是对它的批驳，又是对它的挽救。达到了这一点，我们便返回了自己思考的开端。”（《批评的激情》，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新诗百年之际，既是总结的时候，更需要我们找到这么一个切身的、现实的“开端”。
当代诗歌的软肋之一是对无边现实主义和批判的双重规避。或者轻易陷入了对灾难的即时的、未经审视的反应和表达，一种娴熟的“日报式”写作。这种写作遮蔽了面容和身躯，遮蔽了人的真实和内心的真相。当死亡人数变成一个冷冰冰的统计数字（197人？），7·5的真相就被掩盖了。自杀式袭击金水桥的三口之家，同样看不到关于这个维吾尔族家庭的背景和个人资料。有人在汶川地震之后做过一个行为——在网上收集、公布死亡公民的姓名，通过举哀、默念，使冷冰冰的统计数字重新变成一个个有名有姓的人。失去了名字的世界即是失去象征的世界，是荒凉无比的，是不可居住的。诗歌的追求是体验人、还原人、复活人，揭示情感的深度和内心的真相，它是一种古老的“人的神话”，呈现的是包括人与世界关系在内的宇宙万物的一致性。但当代艺术（包括诗歌）的一个顽症和痼疾是“自我”的无限放大，并且用“超越”去割裂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遁入绝对的“自我中心论”，而不是“自我的距离化”，更谈不上“他者的自我化”。个人经验的无限放大，技术至上主义，以及对日常经验的抄录式的叙事，从某种角度来说，其本身就构成了冷漠的现代性的一部分。
也有人遁入了轻松愉快的“超越论”，所谓对现实与物质的超越。那么，我们首先必须一问：何谓现实？何谓物质？何谓超越？强调诗的精神作用和意义，就像强调它的慰藉功能一样，是没有错的。但从来不存在一种凌空蹈虚的“超越”，也不存在一种失去了基石的“精神构建”。我想说的是，我们能不能沿着虚幻的“超越之路”回来？回到常识、大地和根子。“超越”的反义词是“沉沦”与“沦丧”，但我们更倾向于“回返”和“沉溺”：向着时间与历史沉溺，向着土地与现实回返，不会有错。我们常常指责诗歌是“离地万里”的艺术，但它的另一个伟大向度是：掘地三尺。所以，诗是根与翅的混合体，是超越与非超越的一场漫长角力。
当代价值的分崩离析必然导致诗的警觉、思的行动，导致心灵的诚实、手段的综合以及与重要传统的接轨。诗在过滤现实，所以诗人是一个滤器；诗人在靠近那个不好也不坏的“物”，所以诗歌变成了第二现实中的“物”。要害的一点是，语言与现实，心灵与物质，沉沦与超越，仍是一个并置的混为一团的现实。当然，这是一个迷茫的现实。换言之，诗要实现的是抽象观念与具体事物的并置、想象与现实的同在，去寻求斯蒂文斯所说的“幸福的关联”，从中获得情感的丰沛、语言的张力和文本的结实。惟其如此，诗才能成为我们的“最高虚构”和“言之寺”。
正如一首诗只有通过阅读和朗诵才被分享、一个词只有在呼应的环境中才能鸣响，当一个诗人置身于无边的现实主义，其实是置身于人与人、人与万物的关联之中。远方的不幸常会刺痛我们心灵，身边的悲剧更是伤及自身而不能置之度外。自然之死、同类之死，是我们身上的一部分在死去。这就是人类美德中的“一体同悲”，它同样是诗歌的美德之一。诗歌仅仅体验自我是远远不够的，诗歌需要体验他人。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并非使我们显得高尚，其实隐含了强化灵魂之活力、体验自我之力量的朴素愿望。拉吉舍夫被誉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当他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写下“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诞生了”。我相信，这个受伤的时刻，也是俄罗斯诗人和人类诗人诞生的时刻。
或许，人类学“从本己到他者”的研究方法可以教益和启发诗歌。但人类学更像是一门仪式化的社会知识和田野知识，不关涉情感与审美、心灵与诉求。人类学方法论中，“你”和“他（她）”是第一个“我”，而“我”是一个临时的转瞬即逝的“我”。所以，“你们”和“他们（她们）”代表了一切。换言之，自我是一个他者，上帝则是最伟大的他者。他者的自我化和自我的他者化，可能是迷茫的、无边的现实主义的出路之一。诗歌与文学的重要功能，便是通过体验他者之痛来分担他人之苦。体验他者的前提是，诗歌必须接近人群、进入他者，这就是巴赫金著名的“躯体理论”：“一切有文化之人莫不有一种向往：接近人群，打入人群，与之结合，融合于其间；不单是同人们，是同民众人群，同广场上的人群进入特别的亲昵交往之中，不要有任何距离、等级与规范，这是进入巨大的躯体。”（《巴赫金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面对无边的现实主义，我们需要杜甫式的诗人——时代的“诗史”诗人，与李白式的高蹈浪漫主义相对应的另一维度。明朝末年的杜甫研究者王嗣奭评介说：“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泪。”冯至在《杜甫传》中这样写到诗人的暮年：“他老年看花，模糊不清，好像在雾里观看一般，但是他看湘江一带人民的痛苦，却看得和从前一样清晰。”面对无边的现实主义，我们需要穆旦所说的“时代作品”，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写出自我的同时也意味着写出了时代和他人。罗杰·加洛蒂在研究了毕加索、圣—琼·佩斯和卡夫卡的作品后写下《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一书，他更新并拓展了“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他说：“应该开放和广大现实主义的定义，根据这些当代特有的作品，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尺度，从而使我们能够把这一切新的贡献同过去的遗产融为一体。”（《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罗杰·加洛蒂认为，无边的现实主义不是无原则的现实主义，其原理有三点：
一、世界在我之前就存在，在没有我之后也将存在；
二、这个世界和我对它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经常变革的过程中；
三、我们每个人对这种变革都负有责任。
作为灵魂的客观物，一种向内、向外的艺术，今天的诗歌，是这个高度媒介化、极度现象化的变幻莫测的时代里，反抗遗忘，抵御野蛮裹挟，确立并更新自我，免于心灵碎片化、齑粉化的一种力量；今天的诗人，在努力修复内心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裂痕，以“在场”而非“抽身”的方式获取滋养、力量与气象。面对无边的现实主义，我最后要引用歌德的一句话来结束这个发言：“每一次健康的努力，都是从内心导向外部世界……”
摘自沈苇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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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12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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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5-2-27 19: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