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方式以及诗的韵律或者不韵律

新泽飞翔

语言方式以及诗的韵律或者不韵律



有言：“文如其人”，这或是题外话，细加推敲的话，其中似乎又包含了某种文字语言的方式方面的原因，这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行文特点与方式，故可以从其行文中洞悉其人格品相。

诗作为语言的艺术，自不可无视这种艺术的现实来源与资源。具体说有爱打官腔、有爱装腔作势（讲究话语的抑扬顿挫）的场面语言，又有朴实诚实、平易随和的生活性语言。作为不同语言方式来看前者有表演的成分，而后者有生活的底蕴作为依托的，前者重“势”后者重“质”，有着着重点的不同。比如，以前的一些老人，为了显示其在家中的地位，会在与人谈话中，装腔作势地“咳嗽”，而现代的家长一般是会选择平淡甚至是平等地交谈与交流，从这方面说，后者更容易达成相互的理解与沟通，更重要的是平等与尊重，而后者更着重的是自己在家中的地位甚至是自己的家长尊严。这似乎也体现着某种时代的不同，亦即注重语言的沟通交流，达到人际问题的解决与和谐，还是通过语言来塑造自己的现实威望，或者是巩固其等级差别。

“艺术来源于生活”从这方面来看，古典的诗歌与现代诗即存在着这种不同。古典诗歌作为封建的士大夫文化的分支，诗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体现着一种高人一等的姿态，从大处着眼，动则海阔天空宇宙天下以区别于平民百姓，却缺少务实脚踏实地的具体现实的行为作风。而韵律或者押韵的古典诗歌一方面确是读来朗朗上口，但却不是平常百姓日常所习用的的语言方式，说其高于生活，似乎又是指的其高于平民百姓，也即是其区别与平民百姓的地方。以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辟天下寒士俱欢颜”为例，我们撇开其韵律不谈，仅就内容而言，你就一文人，又不是什么开发公司的老总，这样喊是不是有些不切实际，你做不到岂不是空喊，给谁？让别人去做，还是大家都一起去喊，怎样区分真情与假意，都做不到怎样区分？显然这样的“高于生活”却又是脱离“生活”，也是脱离语言的实质的。

而现在看来这种不能算好的语言传统，表现在官面文章与外交文件、外交辞令方面，让我们看到一些冠冕堂皇、海阔天空大而无当，甚至是陈辞老调的不着边际的僵尸般的场面性的“伪”语言，与那些踏实真诚与诚实的生活性话语，以及风趣幽默与那些能够创新表达的新型话语的可作为国家文化标签的语言行为形成对照。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谁的哪个地方，留有一条封建士大夫文化的尾巴，后面还有一大群盲人跟随、在抬举着。

说艺术“高于生活”从其来源来看，我还不能断定其是否与这种士大夫文化有关，但有一点能够对其进行否定的就是，以内容与形式来看，如同是在谈论某“物”与其包装谁高谁低，这根本就是不搭界，不具有可比性的一个话题，恰当而言应是切合与符合与否的问题，故此作为艺术指引说艺术“高于生活”纯粹是一种糊涂观念，外行话糊涂“蛋”。

上面的话题似乎能说明我们的古典文化高高在上又不切合实际的一面。形式即然，现实说话可以讲究抑扬顿挫，或者合辙押韵地念上两句诗（但现在的现实而言，这种情况并非正常），更多的是人们相互间就事论事，娓娓交流、交谈。综上所述，作为现实存在，语言方式虽有其不同的功用与差别，但都是具体存在的，也因此可以成为我们使用，实现艺术的手段与方式的。

对于诗应该韵律还是不韵律的争论，如果从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或者“诗歌”以是否押韵来判断诗与非诗，显然与“艺术来源于生活”是背道而驰的，其也是在否定着诗或者诗歌艺术来源与根源于生活的这个根本性命题。作为被对立了的双方，相互间必然存在着相互抵触的地方，从任何一方出发来否定另一方，其所得出的结论，都不会是公平、公正的，也因此不具有理论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新东西之所以“新”是因为它革除了一些旧的并添加了新的内容，这方面以旧的方式进行论证，得出的只能是旧的才是对的、合理的这样的结论。

作为并存的两种文化的语言现象，如果非要以什么“体”来划分的话，只能是“古典体”与“现代体”。于此，对不同的现象观念，其不同的语言艺术方式，以一方来取消另一方或者将另一方纳入“自己”麾下的想法是极其无知与荒唐乏味的，这原因在于：如果你无法取消其“语言”的现实存在，你就无法取消其形式方式。



2015.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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