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坚冷的流水线旁寻找诗篇
煤矿工人老井
据北京日报2015年03月26日讯 （记者 周南焱） 如果不是突然延期到5月份，一场名为《我的诗篇：打工者诗会》的诗歌朗诵会，上周末应该在天津大剧院举行，十余位散布全国的工人诗人，将穿过大半个中国前往登台朗诵。这批工人诗人的作品还入选了《工人诗典》，并拍了一部纪录片。
很多人并不知道，当代工人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过程中，还创作了数量惊人的诗篇，只是长期被遮蔽。而这部当代工人诗选，让沉默的底层破冰，让工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
1 大海捞针一样筛选工人诗人
最近两年，作家、评论家秦晓宇放下手头的写作，把精力全部投向一直不太受关注的工人诗歌，编选《工人诗典》、策划工人诗人朗诵会和纪录片。在这部即将问世的诗选中，可以看见一大串工人诗人的名字，其中有巷道爆破工陈年喜、酿酒工人绳子、炼钢厂工人田力、羽绒服厂充绒工吉克阿优、煤矿工人老井、铁路工人魏国松、电子厂工人唐以洪、锅炉工白庆国、服装厂女工邬霞，以及去年坠楼辞世的富士康工人许立志……他们分布全国各地、各行各业。
秦晓宇原本也不关注工人诗歌，认为打工文学的概念提出来已有十几年，作品普遍不给力，诗歌也只是对打工生活的白描。但在2010年他担任北京文艺网文华诗歌奖评委后，发现大量作者积极投稿，很多是默默无闻的工人诗人。“这些人的名字从没听说过，但作品很出色，驾驭诗体的能力很老练，明显都创作了很长时间。”秦晓宇说，自己对打工诗歌的刻板印象也就此改变。
之后，秦晓宇、诗人杨炼应邀赴荷兰参加第44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这届诗歌节上做了一件事，就是把外国诗人的作品翻译成中文，把北京文艺网的一些草根诗人的作品译成英文，中外诗人通过网络互相朗诵对方的作品，做了一个网络视频，点击率很高。秦晓宇后来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这些底层工人诗人。财经作家吴晓波恰巧读到了这篇文章，感到非常意外。他觉得本来诗歌已经边缘化，居然还有一群从事重体力劳动、毫无所谓闲情逸致的人在写，且写得挺优秀。于是，他联系上秦晓宇，建议后者编一部工人诗选。
中国现今有2.3亿农民工，再加上有城市户籍身份的产业工人，总数约3.1亿。据秦晓宇推算，即便两三万人当中有一人写诗，目前的工人诗人也在万人以上。“这部诗选希望选出优秀工人诗人的作品，文学标准是第一位。最后52位诗人的作品入选，他们中最大年龄者近70岁，最小的是90后诗人许立志，来自不同地域和工种。”他说，诗选意在反映中国工人诗歌创作的整体面貌，从诗中可以看到近30年中国工业化的艰辛进程。
筛选出这批工人诗人，也绝非易事，堪称万里挑一。上世纪80年代工人诗人的作品，秦晓宇只能依赖期刊杂志和诗集、诗歌年选，因为再没有其他的途径，他们不发表出来就没法知道。像当过工人的诗人于坚，写过有关工厂的诗歌，就被纳入进来。上世纪90年代之后，网络兴起，很多工人在网上发表诗歌。在秦晓宇眼中，工人诗歌进入繁荣阶段，恰恰是在网络勃兴之后。“要是一个人在工厂里写诗，太过孤单就写不下去了。在网上他们会找到同仁，几乎人人都有博客，经常在论坛上交流、学习，对草根诗人来说，有着莫大的帮助。”
秦晓宇搜索了大量诗歌论坛、个人博客以及民间诗刊，全凭自己的眼光去逐一判断。“有些工人写得不错，但没有名气，只把诗歌放在自己的博客里，我就在博客下面留言联系他们。还有的工人写得很多，但好的作品只有一两首，我就把这一两首挑出来。”他苦笑道，整个筛选过程就像大海捞针，花了一年的时间，当然，漏选一些优秀诗人，也是无可避免的。
2 在井下和车间偷偷构思写诗
编选当代工人诗选时，秦晓宇不像当下很多编者那样随意，他都是亲自联系入选者，征求他们的同意，并承诺将奉上稿费和样书。当初联系一些工人诗人，还引起了误会。煤矿工人老井接到电话时就曾呵呵一笑，调侃说“又要收版面费吧”。“这些年我收到过很多这样的编书信息，要你交几百块钱版面费，还要你包销一部分书。”老井说，他开始不太相信秦晓宇，但后者不收任何费用，自己才同意了。
这些工人诗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却长期坚持诗歌创作。老井在安徽煤矿工作了二十多年，干过煤矿所有的工种，现在还是井下机电检修工，每天上班都要下到地下深处。“当我一个人头次在负八百米地心深处小坐时，我悄悄地关上了头顶的那盏流萤般微亮的矿灯，在此时我会感到周围的黑暗像无形的坦克那样碾压过来。举目四望，我还会悲哀地发现：我鲜活的身躯和四周许多死寂的物体一样，皆是黯淡无光的，事实真让人欲哭无泪！”老井自述，从那时开始，他就决定要写诗，创造出一些比肉身更明亮、更高贵的东西来。
老井主要写煤矿题材，写井下劳动场面，写身边的矿工生活，还写矿难事故。“一般在休班的时候写，我住在城乡结合部，喜欢到乡村的池塘、稻田边散步、构思。”他说，有时也会在井底下偷偷构思，像《地心的蛙鸣》就是在挖煤的时候触动灵感的。此次，纪录片拍摄团队到淮南拍老井的工作、生活场景，跟他一起下井，他戴着安全帽、拿着挖煤小镐，在地心深处朗诵了这首诗。
60后绳子在徐州当酿酒工人，他的父亲、叔叔都曾是国营酒厂工人，自己在大小酒厂都干过，现在是一名蒸馏工。近些年市场竞争激烈，酒厂对工人克扣得很厉害，月底工人拿不到多少钱，绳子的家庭生活因此过得很拮据。2001年，绳子开始写诗，借此一吐心里的苦闷。“写其他文体，会受到束缚。写诗比较主观，把心里的东西吐出来。”他说，每天连续上班八个小时，还经常加班，他的大部分诗歌都是在上班期间，抽空写在工作记录纸的背面。车间控制很严，每天发给工人二十几张记录纸，头儿发现绳子用纸过量，就故意少给他发几张。
彝族小伙子吉克阿优是一名80后，出生于大凉山，曾在浙江嘉兴一家服装厂当充绒工。“每天站在流水线上，要往四百多件羽绒服里塞鸭绒，多抓或少抓0.1克鸭绒都会被罚款。”他说，车间里的气味极难闻，鸭毛四处飞，会随着呼吸钻到人的肺里，让人感到喉咙很痒，不断地咳嗽。心里苦闷之极，他便写诗来抒发，写彝族打工群体的生活现状。“没有写诗的条件和空间，前些年我只能在工作夹缝里偷偷写。工厂领导来巡查，我就把诗稿塞进鸭绒里，或者贴在缝纫机上。要是他们看到了，会很不高兴。”
其他很多工人诗人的创作环境也差不多，没有多少闲情逸致，都是在劳动或休班的间隙构思写作。60后田力在鞍山钢铁厂干了二十多年，现在是炼钢厂主控室操作工人，创作条件算是较好的。“我的口袋里揣着工作小卡片，脑子里有了好句子，怕忘了，就马上记下来。有时坐公交车有灵感就写，过站了也不下车。”他回忆，有一次值夜班到天亮，下班骑车出来漫天大雪，想起好句子就停车在路边写，感觉特别美好。
3 写诗不求名利只求心灵抚慰
在工厂里写诗，这些工人诗人绝大多数没有获得多少回报，更没有像余秀华那样暴得大名。绳子写的主要是酿酒厂的题材，但在他工作的酒厂，工人之间因厂里的苛刻制度而关系紧张，没有工友和他交流，家里人也对他写诗毫不关心。“我父亲那一代工人有归属感，我们这一代的思想经历不一样，感觉被社会抛弃了，写作就是一种心理倾诉。”他说，自己写了很多年，也极少投稿。后来在网络诗歌论坛上，他遇到了一些工人诗友，就相互讨论创作心得，慢慢在语言、思想上进行探索。
老井也是如此，很少发表作品。煤矿读诗的人太少，老一代工人文化水平低，看不懂诗歌，年轻一代喜欢上网打游戏，也没人跟他谈论诗歌。“我会向一些老工人打听煤矿历史，收集写作素材，但创作上没法交流。”他说，老婆也不支持他，觉得写诗费脑子又不挣钱，还不如睡觉。但老婆念叨了十几年，也没有改变老井的爱好。他动情地说，自己一直把诗歌当成灵魂的指示灯、精神的补血剂、人生的奢侈品，当面对辽阔、富饶的诗歌旷野时，才会短暂地忘记生存和死亡。
田力写了很多钢铁厂的题材，他也坦言身边机床的普通工人读诗并不多，也很少看书报杂志。但他愿意把他们当作第一读者，念诗给他们听，他们说写得好或臭，自己也愿意听。“我熟悉他们的生活，甚至他们每分工资怎么花，我都很清楚。我愿意写出他们的声音。”田力说，写诗对自己来说，就是心灵的抚慰，没有所谓的利益回报。在他眼里，藉由诗歌收获名利，会显得太不纯粹。
现在四川电子厂工作的70后唐以洪，称最早写诗也有一些功利心，虽然得过一些诗歌奖和荣誉，但生活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他曾长期在温州的鞋厂打工，后来四处漂泊务工，干过建筑工、五金工，直到最近才进了成都一家电子厂。“以前遇到的工厂老板很苛刻，这家厂子的老总喜欢文化，欣赏我的作品，把我调到办公室工作，条件有所改善。”唐以洪说，农民工跟国有工厂的工人不一样，对工厂没有认同感，心理上无根感很强，写诗也只是对心灵伤痛的抚慰。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我再也咽不下了……”这是24岁诗人许立志的诗，他曾想扎根深圳，却只能做“血汗工厂”富士康的流水线工人。纪录片摄制组2014年8月曾与他沟通拍摄事宜，但国庆前夕，他从深圳一座大厦的十七层一跃而下。“许立志是90后，忍受能力没我们强，我们这代人从小吃过苦，还能忍受生活的焦灼、孤独感。他们的期望值很高，又没办法解决生活的难题。”唐以洪感叹，许立志的诗写得好，但越写越灰暗，接受不了漂泊的创伤，走上惨烈之路。
在这批工人诗人中，靠写作改变命运者堪称凤毛麟角。打工诗人郑小琼进了广东省文联，富士康工人郭金牛在得到诗人杨炼的提携后，进入深圳作协，算是靠写作进入了体制。大部分工人诗人依旧在厂里上班，有的还遭遇失业。目前失业在家的吉克阿优说，写诗最大的回报，是改变了自己的思维和价值观，结识了很多工人诗友。如今年2月份，来北京参加打工诗人朗诵会，他们一见面就像老友一样亲切，彻夜长谈都聊不够。
4 真实记录3.1亿群体生存经验
在工人诗人们的眼里，秦晓宇自掏腰包编选《工人诗典》，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在秦晓宇看来，这些工人诗人有着丰厚的生活经历，恰恰是学院派诗人所缺乏的。比如，爆破工陈年喜写的《炸裂志》，写爆破岩石的经验，在此前的诗歌中从未有过。老井写地心深处的煤矿生活，那种地底黑暗、刻骨的感受，也根本不是所谓作家采风能体会到的。邬霞写的《吊带裙》，也只有服装厂女工才有那种切身的经验。
吴晓波采写过无数企业家，感慨自己恰恰忽略了最基层的工人，忽略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而工人诗歌让他看到了生活和劳动本身。他曾给秦晓宇写信：“诗歌从来有记录历史的传统，比讴歌与诅咒更重要的是记录本身，我们似乎又找到了这根线头。过往三十多年，中国工人阶级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之一，可是他们一直被剥夺、被漠视缺席、被低俗化，然而，你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了事实的另外一面。”
秦晓宇相信《工人诗典》，让底层得以发声，社会学价值不言而喻。他觉得这些工人诗人的作品，文学价值也不低，有些作品的水准不比一些著名诗人的作品逊色。杨炼也对工人诗人的创作褒誉有加，认为当下诗坛创作的病根就是诗人欠缺真经验，诗作欠缺真语言；无数诗作先天就是死胎，一读便知，那里致命的毛病是空洞。而工人诗人的写作，恰恰写出了真经验、真语言，写出了当下中国的现实。
而在时下主流文坛，对待工人诗歌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评论家认为，工人诗人是一支新兴的文学力量，他们抒写打工生活和工厂世界，为农民工和工人代言。但也有批评家和诗人认为，工人诗人的写作过于狭窄、单一和道德化，缺乏美学上的创造力。他们是被视为社会底层的弱者，即便谈论他们的诗歌，也更多是从社会学和道德伦理的角度来看待。
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霍俊明也一直关注工人诗歌，他觉察到通过工人诗人的写作，实际上写出了今天人与机器的较量，提升到精神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的层面。如许立志的《我就那样，站着入睡》中写道：“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双手如飞/多少白天，多少黑夜/我就那样，站着入睡”。霍俊明表示，在许立志这年轻一代人那里，他们在大机器和大工厂里看不到自己的任何价值，更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和未来，也许他们是没有明天的一代人。他们已被机器化、物质化和非精神化。而有了精神，有了写作，有了诗歌，又更让痛苦无着。
纪录片《我的诗篇》今年上半年有望面世，预告片中有一个镜头，打工诗人谢湘南无语地站在深圳吉田一大片墓地前，他曾就这片墓地写过一首诗：《葬在深圳的姑娘》。对于他们来说，这既是现实生活，又是时代的集体隐喻。“哪怕工人诗人只是写自己的生活，也是在为3.1亿的群体立言。”秦晓宇希望通过工人诗选、纪录片，让大家更多去关注底层群体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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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26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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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26 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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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27 1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