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散与坚守：山东70后诗人尴尬辉煌的精神羁旅
——“山东70后诗人专辑”主持散记
马启代
1、很多个时日，一直陷在时间与精神的漩涡里。我不想用苦闷和孤独来描述它，因为那样我会对不时到来的些许阳光甚至偶尔的激动而感到愧歉。记得宗仁发先生说过，人要获得主体自由，离不开审美。我深知写作对灵魂的拯救，我肉体所经历的生活和生存更多地属于客体范畴。因为诗，我深感荣幸。
正是在这样日子的一个深秋的夜晚，突然接到来自深圳的诗友不亦的电话，接下来与樊子和阿翔一一聊过。他们主持的《大象诗志》委托我组一下山东70后诗人的稿件。记得半年前我曾建议不亦多推一下山东诗人的作品，如今担子落下来，于情于理我都没有理由推脱。
2、山东被称为“诗歌大省”，还有“山东诗群崛起”等等口号式称谓盛行，这些无由头的概念，近年似乎成为人们集体无意识轻浮狂欢的借口。在由庙堂和江湖所构建的混杂诗歌生态环境里，我对这些称呼一直深怀忧虑，并对这一大批概念保留着疑议。是的，山东有着深厚、悠久的文化传统，但与优秀和传承并非同一内涵，不断出现的闪亮的名字和风生水起的声誉似乎预示着自己的“大”，甚至“强”。如果我们硬要把山东众多的诗歌写作者称之为“群”（事实上人群聚集的地方甚至偏远的地方都会有诗歌爱好者涌现，而作为诗学上“群”的概念应与自然意义和生物层面上的界定不同），显然，倘若放置在更大的社会背景、文化脉络和诗学链条来考察，——我对诗歌写作是否必然如此考察也有自己的看法，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山东诗群”存在许多深层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见得需要外在的行为来解决或一定解决得了。）故在拙文《苍茫高原上的绚烂和驳杂——读“汉诗山东”（一）小记》（《汉诗读本》总2期）中我直言不讳地说，我看到的山东诗坛只是一座苍茫的大高原，正是因为高原的绚烂给人的幻觉，在某一个海拔上，个性的山峰被掩盖着、模糊着，他们虽共同抬升了当代诗歌的高度，却还难见隆起的喜马拉雅山峰。《中国文化报》刊发的文字中也曾指出，山东诗人是一个队伍庞大而又各自独立的群体，他们几乎从来没有拉过大旗、结过帮派，只是在中国诗坛默默地孕育着力量。评论家赵月斌也曾期待从这些群体中能走出一个一个的难以归类又不会被淹没的作家和诗人，方可期待大家气象的降临。因此，独特的地域环境、文化传统、时代氛围和个人禀赋可以造就一代一代的代言人，但同样它具有出人意料的去伪存真的遴选力。这一点，只要我们稍通常识、特别是稍加回头反思我们亲历的历史即可明白。
学者魏建和贾振勇在所著《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中对山东整体的文学创作也曾坦言他们的隐忧。不过他们认识到的是，山东新文学的灵魂总是在传统的掌心之上跳跃，——这里，他们对“传统”和“新文学”显然沿袭了主流意识的指陈。我个人一向认为，“新文学”的“新”其实质无关文学，坦率地讲，我们所谓的“新文学”是既没有很好地承继传统的优秀血脉，也没有能力健康地消化外来的营养。可以说，此等局面至今未改，而且显示出十分复杂的状况。这一切，与社会状况所导致的精神沙漠化紧紧相关。故小说和诗歌创作上一些具有突破性、极具先锋性的个体性探索和实验虽不断拓宽着山东文学的艺术边界和美学视野，但驳杂的景象没有根本性的改观。
正因如此，源于与生俱来的秉性和责任，我一直关注山东诗人的创作，在坚持自我写作的同时，破除局囿、尽己之力推广山东诗人，其次，不断挖掘诗坛的“新实力”。
3、接下来我要再次表明我的另一个认识，即我对“10年断代”的文学命名同样深怀忧虑，并对此等概念保留着疑议。尽管我在《山东文学》下半月刊2013年的“90后”、“80后”、“70后”的三个专号中分别撰文评价了这些诗人的作品，但我一开始就善意地亮出了我的观点。在《90后：悄然站起的诗坛新生林——读〈山东文学〉“90后诗人专号”散记》（《山东文学》下半月2013年第1期）中，我开诚布公地写到，自己首先对“90后”的称谓保留自己的看法，当然，在没有（现在也不会有）更好更准确的概念界定时，为了交流的需要，也不惮于继续使用这一名称。我说，作为近年来（包括台湾诗坛）普遍使用的这种“代际”划分方式，显示了人们更多的期待、更多的焦躁和诗学批评的匮乏。并且认为新诗历经近百年来（特别是三十多年来）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其实至今尚处于文体和精神大的积累期，“西方诗学”与“中国诗学”并未很好地融合。虽然那些流于表面的“拆解式诗歌批评”和“解构式诗歌批评”不断变幻出或“性别”或“派别”的花样，在不接地气的前提下相互之间争得热火朝天，但新诗写作的实际水准却大多赖于那些边缘和安静的写作者们的寂寞拓进。因此，与整个时代由“浮躁”到“挣扎”的精神内里相一致，流行的和热闹的诗歌正在失去和麻木着关照大地和心灵的敏感，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同质化、娱乐化和工具化。所以，我不认为“90后”是一个准确而有意义的诗学概念，像“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划分一样，甚至不比“朦胧诗”、“第三代”、“中间代”等的划分更有价值，这种“年龄式诗歌批评”的简单界定很容易掩盖我们对文本本身和诗人灵魂的考辩。在我们大张旗鼓地推进他们一批批群体亮相时，形式往往大于内容，这与艺术本身的代际传承和沉积生发无论就其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是不相符的。故我认为“XX后”的称谓只是个历史性的锁定，带有符号化的特征。回想一下任何国家和朝代的文学史都是如此，那些带有鲜明美学特色和精神特征的诗歌流派和群体，都是在创作中长期沉淀而具有思想上、精神上和心灵上共同基础的文本集合（其中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也可能在短时间内促成某一流派的形成，那是特例）。——我想，这表明了我对“10年断代”最初的看法。
经由《80后：碎片化年代的诗歌英雄——“中国80后诗人诗歌作品大展”编辑手记》（《山东文学》下半月2013年第7期）一文对又一个年代诗人作品的全景式巡礼，我对“10年断代”的思考有了一些新的收获。在《70后：理想主义年代的最后背影——《山东文学》下半月70后诗歌大展编辑手记》（《山东文学》下半月2013年第11期）中，我写到：“按照俗常的代际划分，我是60后，他（指朵渔）是70后，但我一直固执地认定，1965年至1975年出生的诗人更像血脉相通的兄弟，我们的历史记忆、精神渊源、梦想和疼痛来自基因基本相同的病灶。”此后我重新梳理了自己的思路，发现1955年之前更多相似的精神质素和美学趣味，而1956年到1965年出生的人同样更趋相近的政治和艺术识见。以此考察，我发现1976至1985、1986以后的诗人在时间印痕、精神谱系和人生阅历上各自具备相近的内在规约和外在特征。
对此还需表明的是，正如朱大可先生在《文化退化与文学断代》（《诗潮》2014年第5期）中所断定的，在人类文化的认识上我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至少我不是“文化进化论”的同谋者。社会的技术发展和物质丰富正在释放欲望的潘多拉盒子，精神坍塌和道德沦丧正演变为加速走向末日的行走。这一轮人类或许有办法自我拯救，但作为诗歌这一古老的艺术，是否是人最后的拐杖？我们只有执着、坚韧、悲凉和梦想。正像我无法不置身铺天盖地的“10年断代”，而且不得不通过面对和发言来为诗歌的整体存续给予更多的掌声。
70后诗人，在中国诗坛表现卓越，但仍然有着无可回避的宿命。
4、现在来聚焦一下“70后”的状况。假设我们基本认同“70后”这个概念在诗学上的价值，就我手头上刘春主编的《70后诗歌档案》和霍俊明关于70后诗人诗歌的理论结集《尴尬的一代》而言，他们都是带着强烈的身份认同和急切的话语冲动以惊喜的笔墨从“文本”和“理论”两个角度给这代诗人的崛起助力的。无论是“一代人的墓志铭和冲锋哨”，还是“背负尴尬纪念碑的70年代老卡车……”的描述，都带着一代人的悲怆和勇毅、果敢和热血，他们以“势如破竹的精神骑士”和“勇猛无比的拓荒先锋”自喻，确为“文坛的少帅军团”，其中可贵的值得钦佩的精神血统中回荡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旋律。恰如我在《70后：理想主义年代的最后背影——《山东文学》下半月70后诗歌大展编辑手记》（出处同前）的已经表述过的，70后特别是1975年之前的这些人（1976年后的诗人呈现出不同的书写特征），血管中流淌、沸腾着的理想主义色彩更为浓烈和本真，他们既留有文革记忆、饥饿回忆、自由之殇，又经历了思想启蒙、现代主义洗礼、江湖痞气的熏染。尽管霍俊明“发现这一代人身上，普遍有一种对广场等宏大的集体或政治事物的疏离、不屑一顾，甚至反拨，在这代人身上，革命、政治、运动的‘广场’和‘纪念碑’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烟云，”但他仍然发现“这股烟云作为潜意识里一种病灶，却时时刻刻在血液循环并发生着足以致癌的基础效应”，最后他仍然承认，当物质和欲望构成新的广场价值伦理而成为召唤的旗帜和考核的天平时，“他们依然因为特殊的教育和简单的成长经验，对自我所不能到达或验证的壮烈的集体政治生命体现了隐秘的钟情，并由此而导致了精神胃口中的第一饥饿感的到来。”、“红色和理想主义时代的尾声仍然在这座70年代的老式挂钟中有着持续的回响” （引文见上书）。当《山东文学》那期70后诗人作品专号送到霍俊明手上时，历经近十年的时光变幻，他突然发现当时所见到的资料只是“庞大森林般写作群体的一部分。如今这一群体更为庞大。”（这同样适用于山东70后诗人），而他自己面对公信力和辨识度的空前丧失、面对主流精神不断涣散而个体幻觉不断膨胀的现实，竟然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词”给这代诗人来命名了（以上引文见《山东文学》70后专号“序言”）。是的，十年来，中国社会继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国汉语诗歌和70后诗人的写作也不断在大浪淘沙中前行，如果说国家经济体世界第二的繁荣被盘诘为假象，贫富差距激增、环境恶化和腐败泛滥被定义为表象的话，其社会运行的本质病症必然在这代有着家国情怀的诗人灵魂深处引起隐隐的灼痛。遥想他们刚刚亮相诗坛的年代，“今天”派已被第三代宣布PASS，“86大展”落幕后群雄逐鹿依然激烈，神性写作者一脉的翘楚成为社会进步的祭酒，民间和知识分子写作的滥觞正在形成，与霍俊明先生略有不同看法的是，这代人的农耕氛围不仅来自政治余热的延续，还来自传统中国文明的劫后余生。尽管1949年后乌托邦式的社会变革伤害了中华文化的根须，但古老文明的基因依然以顽强的生命力在冰层中保留下一丝丝活力。现代化虽然不是古老文明的复活，古老文明却以良莠混杂的丰富性必然介入现代化的过程，他（她）们的疲惫、倔强、漂泊、困惑、坚持和抗争，既有个性张扬的现代特质，又有传统文明中对“道”的内在坚守。从本期专号的文本看，至今在他（她）们的诗行里犹回荡着“天下”的声音。他（她）们与60后的一代人一起，参与了对黑暗、蒙昧的声讨和控诉，又一起加入对公平、正义和良知的护守，也就是既加入对专制意识形态的抵抗，又拒绝了物质主义的变相收买，而且自己并未陷入身体欲望的泥淖而不能自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把他们看作理想主义年代最后的背影。当年江非的“通过判决书来运送自己”和“报纸上布满了红色的灰尘”（见江非《致哀》）的诗句，是一个时代的挽歌，更是一代人的起诉书。而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那期专号中的多位诗人）一直保持住了这一怀疑、批判、不停追问、包容、大爱的精神底色，成为超越于以日常生活为源头的“下半身写作”所导致的“写下半身”和以乡土故园为源头的“乡土诗”所导致的泛乡土化写作而具有新的理想光芒的精神斗士，他（她）们个性突出的诗学成为对“今天”派的隔空对接，在现代性的蜕变中与60后诗人中的优秀分子共同肩负着“建设”和“守护”的使命，是精神秩序和艺术伦理形成的行动分子。如此考察70后的心理纹路和精神历程，我们会在“来路”中触摸到“出路”，无论诗人们今天居于什么角色定位，处于社会的什么阶层，一代人大同又各异的美学风貌都十分清晰鲜活。
这就是我眼中的“70后”精神群像，他们中的优秀者与我有着几乎相同的心跳频率。
5、有必要说一说“山东70后”的情况，其实前面的陈述都在勾画他们的出现背景和存在环境，就全国而言，“山东70后”是整个诗坛和诗歌江湖的一部分，他们是积极的参与者，起着不可忽略的建设作用，有一些诗人是其中的翘楚。例如朵渔、江非、孙磊、徐俊国、宇向、轩辕轼轲等等，他们的出现如同当年我们所谓“60后”的那一拨人，其优秀者所达到的高度和境界毫无疑问居于中国诗歌的顶峰或接近顶峰的位置（尽管我对个别诗人的持续创造力无法恭维，但对整个新诗高度的评价并不十分悲观）。此外，假如我们同样基本认同“山东诗群”这个概念（与是否“崛起”无关，我一向认为这类定义的动机在于宣传而非学理定性），“山东70后”无疑居于“山东诗群”的重要位置。揽阅近年有关“山东诗歌”和“山东70后”的文字，内心却不免唏嘘。除我上面提到的几篇文字关涉山东诗人外，如《山东诗坛：沉潜的掘进与缓慢的上升》、《齐鲁青未了：山东文学的现实和未来》、《山东诗歌：在左顾右盼中崛起》、《山东青年诗群：沉潜于生活深处探寻》等，基本勾勒出了山东诗歌的大致轮廓。早在本世纪初，马知遥的《文学转型期的山东70后诗群》就对山东70后诗人进行了群像素描，尽管作为诗人的马知遥视野有所局限（主要以济南和“北极光”成员为主要对象），但作为学者的他却较早地从宏阔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上对山东70后诗人进行了宏观考察和样本剖析，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原始思考。
但应当毋容讳言地说，尽管山东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也在全国有过漂亮的登场，但其中部分显然与这片土地生态发生着生存和精神双层的对峙和冲突，致使他们因这样那样的机缘流散到全国各地（其实诗人的自由迁徙自古亦然，至今未变）。如朵渔（天津）、江非（海南）、徐俊国（上海）、孙磊（常在北京）、马知遥（天津）、周公度（西安）、邰筐（北京）等，所以我以“流散”为外在特征来给“山东70后”诗人以无可奈何的概述（因为60后尽管同样有这一现象，但并未这样严重，我们可以说是社会开放的结果，但流散到山东的外省诗人却在少数）；同时，我又以“坚守”为内在特点给他们以肯定，因为除了依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诗人还有很多保持着良好的创作势头外，那些流散在外的诗人与山东诗人们皆保持着频繁的联系（这也与社会逐步开放有关），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从内心都保有着无法割舍的文化乡愁和无意识的价值认同。另外，还有一批山东70后诗人常年默默地思考、写作，长期被忽视和遮蔽，只是近年来，随着各种流派、旗帜、主张、实验的繁华渐失、尘埃散尽，风骚和喧嚣者趋于安静，山东这些凭借坚实写作而存在的诗人才逐渐浮现出来。这批诗人身上所体现出的思想深度、自由意志和美学风骨，其实绩和影响力都不容小觑。如来小兮、苏雨景、风言等，近来才引起诗坛的关注。
流散与坚守，是山东70后诗人尴尬辉煌的精神羁旅，他们在用命运书写着一帖当代美学长卷。
6、“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那前途不是黯淡就是飘渺”，这是莱蒙托夫的诗句，它无数次在我脑海里回响。无可否认，“好的诗人都是真正的个体劳动者，那些不断趋向经典的诗人，一生都在实现着对时代、地域和自我的超越。”（见拙文《苍茫高原上的绚烂和驳杂——读“汉诗山东”（一）小记》（《汉诗读本》总2期）。阅读《大象诗志》和《山东诗人》准备联合推出的“山东70后诗人专辑”的60位诗人的作品，我体内似有不息的波涛在轰鸣。
让我们记住这些诗人和他们的诗句：
此次入选的60位诗人：朵渔、江非、孙磊、徐俊国、宇向、轩辕轼轲、邰筐、马知遥、柏明文、张延安、苏雨景、魏新、辰水、陈亮、田暖、孙梧、来小兮、李云、刘棉朵、雨兰、王琪、许烟华、黄土层、李克利、章闻哲、周公度、韩簌簌、陈茂慧、马累、周孟杰、张佑峰、韩宗宝、窦凤晓、艾叶、董玮、风言、高雷、朱建霞、刘宗刚、高艳国、忘川、甲戈、春霸、连志军、王德席、莫问天心、王启章、野雪、奔涌、南鲁、高原、春之木、长笛手、王沛芳、高志敏、李洪光、子敬、卢绪祥、杨子、杜立明。
因为各种原因未能联系上，或中断了写作的诗人(但我知道并记着这些名字)：于贞志、盛兴、东岳、黄离、小二黑、高文、王旌、温雅，以及霍俊明在《尴尬的一代——70后先锋诗歌》一书中提到的诗人：白天（《玩一玩死亡的游戏——献给流浪的一代》）、冰川（《梦幻的火焰》）、程良清（《制造的声音》）、崔雪芹（《相约》）、番禺路、韩歆（《信封里的槐花》）、海梓（《真情宣言》）、寒玉（《时间里的砂》）、黄金秋（《整理心绪》）、李红旗、李伟强（《滑落的季节》、《其实诗人的爱情不浪漫》）、流马、刘强本、刘瑜（《我们柒》）、王敖（《朋克猫》、《黄蜂怪》、《绝句与传奇诗》）、王春芳（《郁郁的风》）、王辛（《两个人的世界》）、王永武（，青春的橄榄））、王展（《夜有风》、《守候的心情》）、胥曰波（《百棱心》）、薛舟（译著及诗集多部）、冯磊、严冬（主持《极光》诗刊及论坛）、张春光（《窗外的阳光》）、张春生（《萤火虫与生命的光斑》）、张楠、张望（《有水的地方》）、朱礼庆（《有谁敢动过我》）、朱庆和（《我们柒》）、邹洪复（《初入人世》）、左净……
这仍然不是一个全面的名单。因为诗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每一秒都有诗句在我们内心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诗人。
祝福活着、写着的人！
甲午岁末 明夷斋
（“山东70后诗人专辑”将有《大象诗志》和《山东诗人》联合推出） |
发表于 2015-3-26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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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26 21:32
发表于 2015-3-27 0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