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苇专访：地域之诗，从心灵和困境出发
中山大学教授黄天骥向年度诗歌奖得主沈苇（右）颁奖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摄
据羊城晚报2015年03月30日讯 年度诗歌金奖得主 沈苇专访
沈 苇 1965年生于浙江湖州，1988年进疆。现为新疆文联《西部》文学杂志总编，一级作家。写作涉及诗歌、散文、评论、舞台艺术等领域。著有诗集《在瞬间逗留》、《我的尘土我的坦途》、《沈苇诗选》等7部，散文集《新疆词典》、《植物传奇》等5部，评论集《正午的诗神》等2部。诗歌和散文被译成英、法、俄、日、韩等十多种文字。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刘丽安诗歌奖、《诗刊》年度诗歌奖等。
获奖感言 一首诗有自己的命运
当一个诗人坐下来写作的时候，他是同时置身于现实、历史和梦想中的，然后才有了词的喷发和诗的诞生。此刻，他绝对是一个本质的人，一个或将破茧成蝶的人，同时是忘却时间在场的焦虑、得到诗歌庇护与救赎的人。这样的瞬间，丰盈高过了贫乏。这个瞬间会持续，会穿越漫长的贫乏，与又一个丰盈瞬间相遇。正是这种诗与人的相遇、语言与人的约会，使我们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并有了“日日新”的可能。
我之所以提醒读者朋友关注“诗人坐下来写作”这个具体动作，是因为，这是关注一个具体诗人、一首具体之诗的开始，而无关于现象、潮流、诗坛八卦等话题。这个动作和姿势，使我想起去年离世的诗评家陈超兄的描述“写作就是坐下来提审另一个自己”，亦如艾米莉·狄金森所言“每写下一首诗就是放下一个负担”。一个诗人坐下来写作，由此进入了掘地三尺又离地万里的时刻，前者是出发点和立足点，后者是超越性；前者是现世关怀、经验的切身、“他者自我化”等等，后者，正是诗的自由精神。
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一首诗诞生了，一部诗集出版了，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和写下它的人无关了，无论诗人是助产士还是守墓人，一部诗集已进入自身的未知命运。感谢诗歌，《沈苇诗选》这部二十五年的自选集没有封存于沙漠与“偏远之地”。首先是长江诗歌出版中心看中了它、出版了它。其次是发生在新疆的两件趣事：一位朋友曾郑重其事用一小块和田玉换取这部诗集；还有一位开酒庄的朋友，从诗集中选取一首，印制在赤珠霞干红酒瓶上，发誓要让这首诗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一首。这是围绕一部诗集在新疆发生的两个小故事，我无法不把它们视为温暖和激励。然后就是今天，在相距万里之遥的广州，诗集获得一个有品质、有远见的文学奖项。
诗歌被人分享，是诗歌的有幸，也是对诗人孤独写作的一点补偿和回赠。感谢《羊城晚报》和“花地文学榜”，感谢各位评委，感谢在座的朋友！
颁奖辞
辽阔的边地让沈苇成为精神的漫游者，地域的差异性和空间的多重性给他带来异族文化与江南记忆糅合出来的奇妙。灵魂在别处，不断衍生出诗意的冒险。
《沈苇诗选》的时间跨度长达25年，但始终根植于生活和心灵的深处，有时也附着于梦境，也包括痛苦的对抗与思索，我们在其中看到了他杂糅、隐忍和包容的品质，也感受着他综合的抒情能力。
沈苇一样能直接处理发生在身边敏感的问题与经验，他既是身历者，也是他者，以自视为“混血”的诗歌，燃烧出良知、勇气与独立的品格。沈苇的诗歌总是在旧的语言上突破出来，他不仅为一个地方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留下文化档案，同时也通过锐利的透视阐明自己，逐步把外部空间收编为自我疆域。
在这个高度媒介化、现象化的时代里，若我们承认诗歌仍是“言之寺”和“尘世宗教”，承认诗歌仍是使心灵免于碎片化、齑粉化的一种力量，承认诗歌仍可以确立自我、更新自我，那么，诗人沈苇就是完整的诗人，不多也不少，不应被插上“西部”或“边塞”的标签。
□羊城晚报记者 何 晶
江南和新疆是我的“两个故乡”，我也是被“两个故乡”驱赶的人
羊城晚报：1988年，大学毕业后你从江南水乡去了新疆。二十多年过去，新疆给你的感受是否发生了变化？你对新疆的感情又有怎样的不同？
沈苇：二十多年过后，我从一个远游者变成了一个远居者，变成了“他乡的本土主义者”。经常有人问我：江南这么好，为什么要去新疆？我的回答之一是：为了蒸发掉自己身上多余的水分。但我提醒自己，要保持“蛙皮的湿度”，否则就会变成木乃伊。呆这么久了，爱新疆是必然的。爱新疆如爱自己的命运、亲人的命运。情感上，无疑对这片土地爱得更深了。以前爱她表面上的荒凉、骨子里的灿烂，爱这个“美的自治区”和她“启示录式的背景”；今天，我爱上了她的痛苦和不幸、疲惫和莫测，还有她的孤独和遗忘。
羊城晚报：你曾说“我是得了地域分裂症的人，江南和新疆是我地理的两极”，在新疆待得越久，这种“地域分裂症”会逐渐消失还是愈加明显？
沈苇：江南和新疆是我的“两个故乡”，我的时光穿越和地理切换。与此同时，我也是被“两个故乡”驱赶的人，像一只皮球，被两只野蛮的脚踢来踢去，从而有了双倍的爱、疼痛和欢喜。我常自问：这是我扎根的两片沃土还是我迷失的两个梦境？我身上出现了两个沈苇，他们相互争吵、辩论，有时吵得很凶，但最终要寻求和解、共存。感谢诗歌，它在治疗我地域的、身份的分裂症。持续写作，就是一个持续治愈的过程。
不要变成了地域主义的寄生虫，它和井底之蛙大同小异
羊城晚报：《沈苇诗选》收录了你从1990年到2014年的诗，有哪些挑选原则？这次出版你修改过以前写的诗吗？
沈苇：我很少修改自己以前的诗作，尤其在发表、变成印刷品后，觉得还是让它们保持原貌为好。《沈苇诗选》是一部25年的自选集。这25年里，我写过一千多首诗，诗集收了121首，意味着有选择、有淘汰、有割爱。诗选采用了编年方式，以便读者清晰地看到一位诗人创作、演变、行进的脉络。
我一直觉得，散文可以越出越厚，而诗集必须越出越薄（惠特曼的《草叶集》是个例外，初版12首，临终版有了400多首）。帕斯曾希望自己能留下“一打好诗”。如果一位诗人临终时出一本“一打好诗”的诗集，然后对这个世界说：我来了，我看了，我走了！哈，这何等潇洒！
羊城晚报：你不愿意被贴上“地域诗人”或“西部诗人”这样的标签，你也认为“西部诗歌”这样的概念遮蔽了真正的“诗”，能不能理解为，你厌恶这种概念大词，而更愿意从具体的文本去讨论诗歌？
沈苇：是的，关注一首具体之诗、一个具体的诗人，乃至关注“一个诗人坐下来写作”这个具体姿势和时刻，要比关注现象、潮流、纷争、诗坛八卦等更加重要。“诗三百”、汉乐府等，留下的是文本，而不是作者。龟兹壁画、敦煌壁画等，也都是不署名的无名者的杰作。
现在使用“西部”、“西部诗歌”、“西部诗人”等大词时，喜欢打上引号。我也不是什么“西部诗人”，只是此时此刻生活在“西部”的一位诗人。我曾说过：“西部诗歌”是个羊圈，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羊群，被统统赶进了里面。这是一个破败不堪的羊圈，只能勉强收留走散的羊群。在羊群的合唱中，更值得我们倾听的是每一只羊的独唱，饱含了牺牲与隐忍、经验与天真的“咩——”。
羊城晚报：2003年的诗作《沙漠，一个感悟》中，你写道“我突然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今天仍然如此？过分强调地域性，是否会削弱诗歌的外延和格局？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强调“地域性”有没有另一层意义？
沈苇：地球是圆的，所以没有中心。严格来讲，地球是由无数的“地域性”和“地方性”组成的。就像阿摩司·奥兹所说，“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从来没有人指给我看，哪棵树是世界中心树，哪只羊是世界中心羊。所以，地域性写作十分重要，它给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地方性知识”，而“地方性知识”与“深度描写”有关，是两个毗邻的概念。
我敬重所有留下“地方性知识”的创造者，无论诗人、作家、艺术家，还是史学家、考古学家、社会学家，没有“地方性知识”的“地方”，是荒凉的，不可居住的。我这首诗里的有感而发，是针对那种寄生地域和主体缺失的写作，更是对自我的一个提醒：不要变成了地域主义的寄生虫，它和井底之蛙大同小异。
诗人大多有点“自恋”，但诗歌的基本伦理是“为他人”
羊城晚报：应该如何理解你曾提出的“综合抒情”、“混血之诗”这样的概念？
沈苇：“综合抒情”、“混血之诗”的提出，是为了弥合内心冲突，实现更高意义上的综合，也是对当时诗界“抒情”与“叙事”之争、“民间”与“学院”之争的一点感想和回应，诗学基础仍然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如果自我是一个混血儿，自我与他者则是一个更大的混血儿，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诗人寄寓于、受惠于这个“共同体”。
黄礼孩在评点《沈苇诗选》时说，这么多年，我既是新疆的“经历者”，也是“他者”。说得挺准确。在新疆语境和多民族生活环境中，我对“他者”一词感触尤深，自我只是“他人的人质”——常常感到自己不是自己了，快要变成“他”或“她”了。这就是“自我他者化”。
羊城晚报：无论是你早期的诗歌还是近来的新作，你喜欢写自然，喜欢写植物，诗歌中流露出的情感也十分澎湃。我很好奇，这种情感浓度和诗人的年龄有没有关系？曾有诗人说，诗歌只属于青少年，但在你这里，这种说法当然是不成立的，你一直是个敏感而情绪丰富的人吗？
沈苇：“情感浓度”这个词非常好，随着年岁的增长，保有这种“浓度”并不容易，往往是“经验”增长了，“天真”丢失了。而好的诗篇，是“天真与经验之歌”，既是“天真”的，又是“经验”的。青春期写作倾向于“天真”、“激情”、“个人”，而中年和中年以后的写作，更多呈现“经验”、“智慧”、“众人”特征。我理解的诗人，即使历经沧桑，也要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即使白发苍苍，还要继续成长。
诗人的敏感和情绪丰富，往往使他成为拥有多重自我的人，关键要在多重自我的撕扯、拉锯中保持心智的平衡，还有，要将自己的思想锤炼统一。
文学的责任之一，是为我们热爱的土地去蔽、复魅
羊城晚报：在2013年的诗作《论新疆》中，你谈到了这些年来新疆的一些变化，比如旅游业带来的影响等等，今天大家对新疆是否还存在某种刻板印象？新疆或者说西部，如今已经成为被消费的对象了？
沈苇：新疆已被风情主义和风景主义遮蔽了，这造成了她的“孤独”。什么歌舞之乡啊，瓜果之乡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啊，阿克苏的苹果红了啊，边疆处处赛江南啊，等等，都是印象式的，只触及了新疆的一点皮毛。
从之前的荒远之地，到上个世纪初的西部探险热，再到新世纪以来中国最具魅力的旅游目的地，新疆包括西部，正在经历一个被审美化、被消费化的过程。今日新疆，它的主体性并未足够显现。诗歌之外，我用近十年时间写了《新疆词典》，就想还原一个真实的新疆，而不是一个被风景主义和风情主义遮蔽的地区。文学的责任之一，是为我们热爱的土地去蔽、复魅。
羊城晚报：在《沈苇诗选》中有一首《混血的城》，你认为“混血”是新疆某种特质吗？你所说的“正午的思想”，能不能用来形容新疆？
沈苇：新疆有一种“混血之美”，也即文化上的混搭色彩，就像有些女孩喜欢的波西米亚风格。混搭文化是绚烂的、有活力的文化，古丝绸之路如此，地中海如此，拉美亦如此。新疆是一个混搭地区，自然的、人文的、民族的混搭。新疆文化是有活力的混搭文化，看似一盘散沙，其实是多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疆之美还在于她的差异性——文化的、风土的、族群的差异性。它可能是差异性的残留物，很脆弱，很边缘。差异性构成了新疆的大美。抹去这种差异性，新疆就不成为新疆了。
我尤爱新疆的正午时分，天地宏阔，阳光多得令人发愁。它像一个圣寺拱顶，结合了生与死、阴与阳、实与虚、梦与飞，并化为同一整体的“宁静的动荡”。
我所说的“正午的思想”，接近加缪所说的“地中海精神”。新疆位于古地中海（特提斯海）的边缘。因为新疆文化“向西开放”的特征，我们常能感到西域与希腊、地中海乃至欧洲的某种隐秘关联。在消失的特提斯海边，西与东、近与远、过去与未来，都融汇成一种正午的此在。
散文在我，是诗的延伸
羊城晚报：《新疆词典》无疑是你最重要的散文集，为什么会开始用散文书写新疆，且耗时十多年之久？你曾写道：“诗人们纷纷去写散文了，就像少女转眼成了中年妇女，身上出现了太多的赘肉、脂肪，骨质也有点疏松。十个字能写好的东西非要用一百个字去说。这是饶舌主义和稀释学的一次大胜利。”看来你对散文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
沈苇：呵呵，如此看来，通过《新疆词典》的写作，我完成了对自己的一次超级“反讽”。我不是“文体优劣论”者，但在任何场合，我从不回避自己是一位诗人。诗歌之外的写作，如散文、评论、舞台艺术、旅游手册等，既“不务正业”，又是额外的补偿和奖赏。既然是“不务正业”，就没有什么负担，可以写得自由自在一些。我写散文，不和散文家们去比，只和自己诗歌去较真。我也不想成为“专业”的散文家。散文在我，是诗的延伸。
羊城晚报：你曾表示写《新疆词典》是因为感觉只用诗歌来书写新疆已经远远不够，为什么？是诗歌这种文体的局限性吗？还是你试图在文体上有新的创见？
沈苇：《新疆词典》是长期的积累，也是额外的收获。111个词条，用了十几种文体。有人说它把现代学科中的“超文本”概念有效地引入了文学创作领域，也有人说它是“一本可以无限写下去的书”。写它，最初是受了《魔鬼词典》、《哈扎尔词典》、《米沃什词典》等“词典式写作”的影响和启发。但更大的动因，是想呈现新疆的真实和真相，她的内在气质，她荒凉下的丰盛与绚烂，同时融入个人的情感、气息和写作风格。希望这本书能给更多的读者提供一个理解新疆的小小通道。倘如此，于愿足矣。
我认为诗歌这种文体没有局限性，只有无限性。人有疆，诗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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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30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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