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肖振中 于 2015-4-16 17:44 编辑
德国:诺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去世
君特·格拉斯 1927年10月16日生于德国但泽,2015年4月13日在德国去世,享年87岁
据东方早报(记者 石剑峰 邢春燕 陈诗悦 罗昕 实习生 钟娜 邢潭)报道 当地时间4月13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德国城市吕贝克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7岁。1999年,君特·格拉斯因“其嬉戏之中蕴含悲剧色彩的寓言,描摹出了人类淡忘的历史面目”,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
君特·格拉斯为当代德国重要作家,其新颖的语言和奇诡的想象力使他成为当代世界文学巨匠中的一员。他于1965年获得格奥尔格·毕希纳奖,并于1993年被选为英国皇家文学会荣誉院士,他在1995年获得赫尔曼·凯斯滕奖。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除了在文学界享有盛名,格拉斯还活跃在战后德国的政治舞台上。格拉斯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坚决反对北约在德国的土地上部署核武器。两德统一后,格拉斯更致力于反对逐渐滋生的仇外主义和新纳粹黑暗势力。
德国之声在纪念文章中认为,德国的纳粹过去这一主题伴随着作家君特·格拉斯的一生。在他1959年的小说处女作《铁皮鼓》中,君特·格拉斯成为最早提出对纳粹罪责问题的德国人之一。格拉斯曾经说过,“人们曾装作似乎是某个幽灵来误导了可怜的德国民众。而我从年轻时的观察得知,并非如此。一切都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
德国之声在文章中还表示,“君特·格拉斯一生打破禁忌。他的逝世令德国失去了一位斗士和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他将作为一位不屈服的作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的积极参与、反抗精神以及自身的争议都对当今德国产生了影响。”
格拉斯一生中学习并探索了各式各样的艺术形式,从诗歌到戏剧,从雕塑到绘画美术,每一样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是直到1959年出版的处女作小说《铁皮鼓》让他在40年后赢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才收获了巨大的文学声誉。
1999年,君特·格拉斯因“其嬉戏之中蕴含悲剧色彩的寓言,描摹出了人类淡忘的历史面目”,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诺奖委员会称,“经过几十年的语言和道德的破坏,《铁皮鼓》赋予了德国文学一个崭新的开始。”
1991年格拉斯接受《巴黎评论》采访,谈及自己对德国过去艰难岁月的持续关注,格拉斯没有流露出歉意。“如果我是瑞典或瑞士作家,我可能会更加过分地胡搞,写几个笑话等等,”他说,“但因为我是德国人,我不能这么做,我没有其他选择。”
对于君特·格拉斯的去世,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很快在推特上致哀:“非常难过,一位真正的巨人、大师和朋友,为他击鼓,小奥斯卡。”
作家叶兆言表达了自己对格拉斯作品的喜爱,他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这位德国作家同去年过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一样,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父辈一样的作家,是活生生的存在”。叶兆言回忆起曾前往位于柏林附近格拉斯的工作室,虽然不巧未能谋面,却有幸得以参观,房间内满是画作和雕塑,活脱脱一间艺术家的工作坊,叶兆言戏言说,“看来得诺贝尔奖也未必全是好事儿,因为得奖后好像就不怎么能干文学的事儿了。”
叶兆言说,国内对德国作家翻译引进的时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读者对这些作家的“立场”判定。上个世纪50年代,因为批判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兄弟是当时最早也是被翻译最多的德国作家,“可能因为这样,我小时候总是会把他们俩当做是民主德国作家,而改革开放后引进的海因里希·伯尔和西格弗里德·伦茨则自然被我当做是联邦德国的作家。这种感觉其实不准确,但确确实实和其被引进的时间和当时的大背景有关。格拉斯经历了两德统一,又是在新世纪才被翻译过来,所以他明显让我感觉到既不属于柏林墙的这边也不属于那边。”
作家孙甘露则对早报记者说:“我读到的第一部他的作品是《铁皮鼓》。那个时期读到的还有海因里希·伯尔和西格弗里德·伦茨。战后这一代德国作家还可以说沐浴在歌德、席勒的艺术光辉里。《铁皮鼓》那个孩子的形象是如此地深入人心,已经超越了对纳粹的一般控诉。他们是桥梁,帮助我们进入对战后德国的历史理解,也帮助我们理解其后的德国文学。”
君特·格拉斯的译者、复旦大学德语系教授魏育青教授告诉早报记者,他眼里的格拉斯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一直都在反思历史,“不断撕开伤口”,在“针对流逝的时间写作”。也因此,当格拉斯在“爆炸性”回忆录《剥洋葱》中自揭其隐瞒了六十年的秘密—他曾参加过纳粹党卫军,世界文坛都震惊了。魏育青认为,格拉斯的去世是对德国文坛的巨大打击,在世者可与之比肩的只剩马丁·瓦尔泽了。
尽管《剥洋葱》的发表引起文坛一阵争议,在魏育青看来,不管格拉斯年轻时候做了什么,他后来的一生都在诉说如何不让法西斯的悲剧重演。从早期震动文坛的杰作《铁皮鼓》到后来的自传三部曲一以贯之。而从文学上看,魏育青认为格拉斯的贡献也非常突出。“他的作品有特殊的味道,既有荒诞,又有现实。他在时间构思上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叫‘昔今未’,把往昔、当下和未来都合一起的时间观。从这个角度说,格拉斯作品的文学价值也是很高的。” 魏育青感慨,格拉斯的离世意味着德国当代文学少了一位代表性的人物。
魏育青还向早报记者介绍,格拉斯也有访华经历。“70年代他造访北京、上海时,很多人还难以理解他的写法,我们当初习惯于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对他的作品不太适应。后来我们逐渐了解了他思想的深刻、语言艺术的奇特。” 此外,格拉斯不仅是出色的小说家,也是优秀的诗人、戏剧家、甚至画家,“ 他很多书籍的配画都是自己所画。”
魏育青最后强调,格拉斯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他不是一个象牙塔式的作家。“他投入生活,为弱者说话,为不平事发声。对德国战后的社会和政坛的任何事情,他都态度明确:不和权力和资本站在一边,始终反思纳粹历史的经历。他是一个斗士,从这点说是很难能可贵的。”魏育青说,“后来,他对两德统一也发表过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不一定对,但是起码他介入了社会,他的基本态度是很明显的:以‘作家和公民’的身份,像他眼中的‘圆柱圣徒’西西弗那样不断推石上山,即便徒劳,也要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从文学角度来说,魏育青认为格拉斯是个全方位的作家,小说自然是其最为成功写作体裁,无论是叙事结构、隐喻的奇特还是富有节奏美感的语言都奠定了其无可厚非的地位,同时他的诗歌、戏剧和散文很出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魏育青还特别提到格拉斯曾自创一个将“往昔”、“现今”、“未来”合三为一的词“昔今未”(Vergegenkunft),这代表了他的历史观,即过去不会就这样过去,吸取历史教训是为了悲剧不再重演。像德国这样在战后对自己历史的反思之深刻,同以格拉斯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