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一身：当代诗歌中的道德状况

肖振中

一

根据艾布拉姆斯的经典论述，创作的四元素是作家，世界，作品和读者，它们主要形成两种活动，即创作和鉴赏。创作就是作家根据世界写出作品，鉴赏就是读者通过作品认识世界。这里的世界其实就是现实，而批评家就是特殊的读者，他既置身于读者群体之中，又高踞于读者群体之上。如果说普通读者的重心是生活的话，批评家的重心则是作品。对批评家来说，他要考察的首先是从现实到作品的变形记。这种变形具有必然性，因为创作意味着让物变成词，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从物到词的变形过程中作家的感情和倾向发挥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作家的感情和倾向决定着变形的程度和方向。所谓现实主义就是变形较小的作品，所谓浪漫主义则是变形较大的艺术，而现代主义则试图在外在世界与内心感觉之间形成精确的对应关系。所有这些方法都取决于作家对现实的理解，以及表达现实的需要。在评论这些作品时，如果单纯地批评作品本身而不涉及作品与现实的关系，这就必然会导致批评陷入片面的误区。因为单纯地批评作品本身至多是审美批评，它可能精致但没有力量，没有效果，甚至会成为一种善意的欺骗。所以，我认为批评首先要考察作品的真实性，核心是道德感，最后才是审美性。
真实性其实就是作品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我们无法空泛地说这个作品真实，那个作品不真实，而必须以相应的现实为依据。事实上，写出事实并不难，但事实未必是真实。写出一个溢出常规，毫无启发性的事实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这里所说的真实必须是具有普遍性的事实，是社会事实与内心事实的融合体。在批评中提道德感是必要的，在这个号称民主或日益民主的多元化时代里，把它作为作品的核心不免有些冒险。然而我认为，不把它提到这样的高度就无以显示作品的意义。因为道德感是影响作品成就的决定性因素，道德感的强弱，以及道德感的正误决定着作品意义的强弱以及正误。而道德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古代，有帝王的道德，有平民的道德。而且这些道德在不同时代里不断发生变化，我们不能以帝王的道德批评平民的作品，也不能以古人的道德评判今人的作品。但是道德毕竟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如果说文学是人学可以成立的话，那些促进人性自由和人生幸福的作品就是好的，反之就可能是不好的。正是从这个角度，本雅明说：“批评是一件道德方面的事。如果歌德判断错了荷尔德林和克莱斯特，贝多芬和让·保罗，那么，出错的不是他的艺术理解力，而是他的道德感。”
我把审美性放在最后，不是说它不重要。但是它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作品的真实性和道德感。就此而言，审美性其实是个艺术表现力问题。当我们指责一个作品不真实时，很可能是在指责它的艺术表现力太差。尽管我们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把审美性和道德感联系起来，但是作品审美性的高低与道德感的强弱之间分明存在着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作品的艺术性越高，道德感就越强；作品的艺术性越低，道德感就会越弱。由此来看，道德感的确是评定一个作品成败的关键因素。批评家们之所以对同一个作品产生重大分歧，一般都不是由于真实性或艺术性问题，而是因为道德感问题。也就是说，有些批评家认同作品中的道德感，有些批评家反对作品中的道德感。道德感的核心是性道德。无论从中国文学或西方文学来看，性是否应该在文学作品中得以表现都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但是，中西文学的共同事实是，性终于克服重重阻力进入了文学作品。如《草叶集》，如《沉沦》。
值得注意的是，道德感和真实性之间存在着隐秘的关系，当一个作家勇于冲突破传统的道德感时，事实上正是他坚持艺术真实性的结果。也就是说，惠特曼和郁达夫不是为了写性而写性，也不是为了突破道德感而写性，而是为了真实地反映那个特定情境中的人，因为他们觉得不写性就会使所写的那个人不真实。当时支持惠特曼的只有爱默生，支持郁达夫的只有周作人，而那些对这个问题持反对意见的批评家不可避免地被认为是保守的。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错误”的判断，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不认同作品中的道德感。就此而言，批评的有效性取决于正确的道德感。而道德感的正确必须能够承受时间的变化，尼采说过：“为自己的不道德而感到惭愧——这只是梯子上的一级，等到爬上了梯子的顶端，人就会为自己的道德而同样感到惭愧。”对同一种现象，一个人可能在不同的时期做出不同的判断。要保持道德感的正确是难的，但也不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能否把人的自由与幸福，以及那些促进人的自由与幸福的因素作为道德感的核心。
据说当前中国处于转型期，自由主义到处流传，传统道德面临着被肢解的命运。但是在新型道德建立之前，传统道德的影响仍不可低估，而且传统道德中的某些因素并不会消失，它会以强大的穿透力延续下去。批评家必须对此有充分的认识，这样才不会迷失自己，误导读者。综上所述，我认为做一个正确的批评家关键取决于他的道德感，不做传统的卫道者，也不做纯粹的美学家，而应在真实的地基上以美学的眼光衡量作品的道德大厦。

二

       诗歌呈现心灵，心灵感应生活，一个时代的道德状况必定或隐或显地包藏在诗歌当中。因此，每个诗人的写作可能都会体现出道德状况的某些侧面，而那些优秀的当代诗歌则会集中呈现这个时代的道德图景，它的隐秘踪迹与潜在趋势。道德问题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构成了现实生活的基本背景与持续氛围，说到底，它关系到人际关系的裂变与重建。没有一个人可以独立存活，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摆脱道德问题。在中国古诗里，由于政治的强力塑造，诗人们的道德感往往比较集中稳定，并且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形成了明确而和谐的秩序；而现代诗歌在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形式建设之后，道德感已逐渐成为诗歌的主体因素，促使诗人加以描写和转化，并赋予它一个相应的形式。就此而言，新诗大体经历了形式（其实质是审美）的道德，革命的道德，政治的道德，经济的道德，以及民主的道德等阶段。这些道德倾向或暂时中止，或突然加强，或悄然延续，它们共同作用于当代诗歌。复杂多变的社会情势致使当代诗中的道德感通常是分裂的，破碎的，冲突的，多元的，混杂的，某些诗人的自由立场与反叛姿态甚至构成了对传统道德的彻底翻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与自我的关系成为现代诗歌的核心问题，它集结了人与城市、人与社会，人与人等诸多问题。新时期以来，尤其是商品经济时期以来，经济成了道德崭新的风尚标。数年前，坐在一辆往返于城乡的公交车上，我看到“谁致富，谁英雄，谁贫穷，谁无能”的标语赫然书写在临近公路的一堵砖墙上。
在我看来，商品经济时代的道德指向恰恰是反道德的，因为得到发展了的经济正是重组人际关系和消解传统道德的基本力量。当前经济发展的目标似乎在打造一个全民娱乐的神话，作为身体最初以及最终的欢乐，性构成了娱乐指数的核心指标。因此，当代人的道德体验可以归结为一种身体体验，它主要体现为心灵对肉体的态度，对传统道德是坚持，还是放弃，对新型道德是默许，还是禁止？道德的多元化貌似给当代人带来了丰裕的自由，同时也孳孽了丰富的痛苦。把握历史有助于认识当代。中国商品经济萌动于明朝，而道德多元化最早出现于“独尊儒术”之后的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等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体现的就是道家思想，所谓玄学，而大多魏晋士人仍然坚持儒家思想。所以，魏晋时期大致形成了儒道两套道德法则，当然，儒家道德仍为社会的主流。道家人物时刻承受着来自儒家道德的压力。“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在道德转型或多元的时代里，心灵对肉体的态度很难定于一尊，对于新型道德，可能时而默许，时而禁止，或表面默许，心中却不以为然，或有意禁止，却难以抗拒它的诱惑。不过，当代社会道德多元化的程度，以及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也就是说，传统社会的主要道德和次要道德在当代社会已难以辨识，甚至这种说法本身已经失效。如今，人人似乎都成了孤立无援的个体，尽可以坚持或游移自己的道德立场，而不太在意能否赢得他人的认同。
必须看到，诗人是情感丰富，敏锐，受过教育的群体。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的非诗人，他们的道德状况基本上处于当代诗歌之外。在这个无限大的群体中，有多少人还在坚持传统道德，多少人对传统道德产生了怀疑，还有多少人已经完成了新旧道德的更替，这是一个未解之谜。他们之所以无法进入当代诗歌，是因为心态并非故事，它是隐秘的，封闭的。我们常在网上看到明星淫乱，官员包二奶，却不清楚普通人的道德状况。一次，我在话吧打电话，有个民工在隔壁大声抱怨，说他今天挣的钱连泡妞都不够。问题是，在挣够了钱以后，他是否会像他说的那样去泡妞，这些都无从证实。所以，从当代诗中只能看出少数人的道德状况，而且往往是经过掩饰和处理的，远不全面，但不乏启发性。从写作者的层面而言，出于道德禁忌或人际压力的考虑，写作者一般不会自暴其丑，而这也是造成其作品不真实的一个原因。
在去年的一次诗歌研讨会上，我曾谈到诗歌中的道德观念问题，至今依然坚持：“诗人与时代的关系，这是一个写什么的问题。严格地说，任何诗人的写作都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尽管这样，诗人和时代的关系并不相同，有的诗人与时代的关系非常密切，有的比较疏远。拘泥于时代当然不好，漠视时代也未必可取，最佳的状态可能是既要关注时代又要超越时代，通过个体写出时代，并进行艺术性的传达。然而，难度在于人们对自己的时代往往认识不清，这需要写作者有敏锐的眼光和超常的智慧。尽管当前的社会问题很多，我认为这个时代最值得关注的是道德观念，或者说这应是中国当代诗人着力表现的问题。道德观念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当前社会问题最集中的一个受力点。市场经济的冲击、消费欲望的诱惑和网络技术的快速传播，使当代人的道德观念游移不定，复杂多变。从毒奶粉到染色馒头，事实上都是道德问题：为了弄钱，可以无视别人的健康和生命，这跟杀人没什么两样。不仅如此，现在的很多事情基本上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美好的道德典范对许多人来说已经成了明日黄花。因此，人们普遍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在充满压力与诱惑的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时刻生活在坚持自我与迷失自我的过程中。把这种坚持以及对坚持的突然放弃写出来，可能是当代诗歌最有魅力的一部分。值得警惕的是，许多貌似过时的传统道德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一旦有人在自由中突破了相应的道德界限，他可能需要独自承受严重的后果。由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当代诗歌已经不再具有教育功能，但它可以给读者带来启示。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做出了什么选择，这种选择就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如此等等。总之，通过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心活动写出这个时代的基本面貌，并具体而动态地呈现了这个时代的道德状况。这种写作在诗歌与社会之间会形成某种对应关系，因而可能具有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意义。”我之所以认为坚持自我以及对坚持的突然放弃体现了当代诗歌的魅力，是因为在道德的坚持者、游移者与更新者之间，最具启示性的是道德的游移者。他们牵涉到新旧道德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与社会思潮的整体演变往往具有内在的呼应关系：是照顾别人，抑制自己（善之源），还是伤害别人，优待自己（恶之源）？是坚持自我，还是放弃自我？坚持也许令坚持者感到压抑，却可能使读者感动；放弃也许令放弃者感到轻松，却可能使读者警惕。
如今，“这世界让我们脸红的事儿/已经不多”（娜夜语）。在不道德，不富有，不快乐之间，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不道德，以改变不富有，消除不快乐。道德消解之后的生活变得没有差别，低俗与崇高、肮脏与纯洁被视为纯粹人为的划分，实质上是一回事。所谓“根本就没有道德现象，只有对那些现象的道德阐释”（尼采语），这种观念很危险，其结果将不只是好人难寻，而是人人皆恶，或倾向于恶。人之初，性本善，但同时也潜伏着恶的因子，这就必然使每个人的一生成为善恶之争的过程。正如舞蹈家邓肯所说的：“我们内心都蛰伏着阴暗的犯罪冲动，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爆发出来。所谓有德行的仁者只不过是还没受过真正的考验，或是专心致志地探寻自己的人生目标，以致没有余暇顾盼四周的风景。”可以说，娜夜的诗写出了道德转变的潜伏性前奏，它一方面对应于美好的生活梦想：“我不是谁的情人/那美妙的事/仍值得一做？”，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对欲望的抗争或迎合：“如果我在这里坚守了道德/那是因为我受到的诱惑还不够大。”

从今天起，
从这冷雨继续的黄昏起，
我允许自己以后，
做个行尸走肉般的人，
失魂落魄的人。

《从今天起，我允许自己以后》写出了诗人唐兴玲道德立场的转变：从诗人到常人的转变。“我允许自己以后”意味着诗人要放弃对梦想的追求，返回世俗生活与肉身生活。这首诗捕捉了诗人放弃完善自我的特定时刻，它体现了常人群体对诗人个体造成的精神压力。总之，从这些诗中看出的不仅是一颗颗鲜活的心灵，更可以看出呼应当代道德状况的全息图谱。深入发掘并细致梳理当代诗中的道德信息，足以构成一部深刻的道德启示录。或许诗中呈现的未必都是避恶向善的意识，但是每一颗在善恶之争中颤动的心灵都应得到同情与尊重。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1a76b70102dxlk.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