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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九年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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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30 18:3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商洛黄昏 于 2011-10-30 18:45 编辑

《太阳》九年纪事
龙  泉

   
    [龙泉按] 《〈太阳〉九年纪事》这篇小文作于1996年9月9日,至今又过去了十三个年头。近来,我常回忆起我的青春时代。
       本文中提到的骆经济兄1988年底由商州调回西安之后,仍热爱创作,他以笔名石之轩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黄花赋》(2006)和长篇论著《假如光绪不死》(2009)等;高桅兄90年代初也由商州去了西安,仍不忘情诗歌写作,且成绩不菲;黄昏兄二十年来虽然很少写作诗歌,但却对诗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和敬仰,保持着一流的诗歌鉴赏眼光,编了不少高水平高质量的诗集文集,成绩颇大;野牛角兄90年代后干脆不再写诗,但内心仍有着青春期的诗歌情结;鱼在洋先生二十年来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扶植着我的写作;方英文先生1992年写了《读郭涛的几首诗》,对我的诗歌写作给了可贵的支持。另外,刘少鸿先生2001年写了《郭涛印象》,让我感到温暖。                                                                      (龙泉 2009年12月12日商州)


    《太阳》是我在原商县县委党校读书时,与朋友骆经济创办的油印诗刊。这是一九八七年春的事情了。
    一九八五年秋,我考入原商县县委党校,开始了两年的学习生活。喜好文学的热情如火般愈燃愈旺,课余晚间,不是读书写诗就是访友、喝酒、谈诗。这期间,写诗谈诗读诗,是我最大的快乐。
    到第三年的春天,大约已写了过百首的诗,也向外投稿,但全无回音。也就是在这年春天开学后的一天,我把心中酝酿已久的办一个油印诗刊的想法,给经济兄谈了,经济兄极表赞同;两人说干就干,我主编,他副主编,刊名《太阳》,并给自己取笔名龙泉。我用工资买回钢板、铁笔、蜡纸,很快,一个下午在我家的小饭桌上,经济兄用铁笔在蜡纸上刻下第一期《太阳》的诗作。纸张好解决,只要开口,我的朋友会一路绿灯要多少给多少。油印机那时很普及,几乎各单位都有,要找也不费力。在油污满身、相视而笑之后,我俩拿着散发着油墨芳香的《太阳》诗刊开始散发,心里是异常的快活。
    骆经济是临潼人,长我四岁,一九八四年夏从西北林学院毕业分到商县,在县政府计经委上班。他读中学时就喜欢文学,在大学里仍是这样,工作后依然痴心不改。到一九八八年末调回西安前的几年间,他几乎读遍了县图书馆的全部藏书。他写诗,亦写小说,但小说远不如诗成熟、引人。
    第一期《太阳》,全是我俩的诗;第二期也是。从第三期开始.州城的诗人李波、党继、黄昏(周刚)、野牛角(牛维平)的诗作陆续刊出。《太阳》一出世,青年作家鱼在洋非常热心,荐人荐诗,还写诗支持;散文家田家声也送来了诗作,一时颇为热闹。
    那时我二十出头,志高气扬,无忧无虑,终日沉醉在西方哲学家尼采的“超人”学说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里,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态度,也于时事非常热心。发生于一九八六年冬的学潮,吸引着我年轻的心。班里召开批判自由化思潮会,要人人发言,于是我在发言中说党也会犯错误,当时党的工作某些方面也存在失误。结果没料到,这些话招来班主任老师的指责,说我同情闹事学生,思想右倾,号召全班同学批评教育我。在此情形之下,我便在编刊时,每期封面,只印我这主编一个人名字,没设编委。这是一个策略,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很对。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名字为编委,会连累他们的。不久的事就证明了这一点。
    那年植树节那天,校长站在刚出不几天的黑板报前。仔仔细细地对我的三首小诗审来审去,末了,命班党支部洗刷黑板,更换内容。那是写小说的一位同学出板报时,喜欢第二期《太阳》上我的三首小诗,以小说家的眼光感到诗写得有情节、意境美,特意登出。而当时,县委某部门正在党校短期培训全县各区(镇)组、宣干部。很显然,校长害怕这些诗会惹出什么乱子。不久,我被校长叫去谈了一次话,就停了近一月《太阳》。后来,随着培训班结束,风声渐松,我又继续编印《太阳》了。这时《太阳》已与当时州城的另外两家诗刊(《野山》、《丹江流》)并驾齐驱,也已团结了近四十位作者,在州城及丹风一带小有名气。
    以“地火运行的弥漫姿态步步探寻现代诗流的轨迹,以加入传统或向传统挑战的姿态而苦苦流浪”,“一种最具魅力的诱惑在渐渐形成,要求公众和社会给予庄严认识的人们,已漫山遍野而起”,三家诗刊在加入中国现代诗的“红色运动”的过程中成了当时州城的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当然。其中的探索者及其诗也招来了保守派文人的指责和非难。
    这一时期,《太阳》三天一期,五天一版,我忙得不亦乐乎。更值得说的是,党校语文老师杨长余先生每期都看,且给予真诚指导,并惠赐诗、文,使《太阳》增辉,我非常感动。《太阳》在我主编期间寿命并不长,从二月到七月我党校毕业,仅存在六个月,出刊10期,发诗文近200首(篇)。
    毕业后的同年九月,《太阳》改组.黄昏(周刚)主编,龙泉(我)副主编,仅出版《太阳》第十一期。
    又过了两年,一九八九年六月,《太阳》骨干作者高桅、野牛角、龙泉、黄昏四人诗合集《荒街上的四色猫》,由黄昏编选出版,算是《太阳》诗刊最后的作品结集:诗人岛子及方·托马斯先生分别为之作序。在当时,这本薄薄的诗集,算是“‘五·四’以来商州本土上的第一部现代诗集”,“时间、生命、人——是作者永恒的咏叹对象和永恒的困惑对象”。当然,这本薄薄的小诗集,也“以它编辑方针和艺术内涵的当代性、青年性、民间性、前卫性”,在当时的州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同时得到了诗界同仁和评论界的普遍关注。这是那个年头夏天的事了,此后渐秋、渐冬,但仍有回音在天地间飘荡。
    时间过去九年了,现在写这篇东西,算作《太阳》九年的一点纪念,给曾经一同写诗办刊的同学朋友,留下那时我们青春的足印和《太阳》的影子。


        (龙泉1996.9.9写,黄昏1999.8.15改定)[原载龙泉诗文集《歌唱》(1999)和《盛世放歌》(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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