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陶发美 于 2015-6-2 07:47 编辑
叶文福和他的一本书
陶发美
一
叶文福出书了。二十年波澜人生，他终于又出了一本书。
叶文福是诗人，是曾经掀动中国诗坛和掀动中国政坛的诗人。但这回出版的不是他的诗集，而是一本散文集。书名为《收割自己的光芒》。看得出，在这本书的封皮设计上，深圳报业出版社着实讲究了一番，是特别注视了叶文福命运的某些元素之集合的。作者头像犹如一尊雕塑占据了封皮的五分之三；封皮留白，多现幽蓝之光，而这正好映耀出作者目光里的那份疾厉、狷介和崭然。
新近，我读完了这本书。
感其文字，锋发流韵、箭矢连声，让人非一口气读完不止。叶文福的散文，与当今一些蜚声文坛的散文写手相比无疑是超越的。但这不是一般写作技巧性的超越，而是一种诗性语言的全面渗入性的超越，是一位诗人之特定命运的介入性超越，是已僵死的文辞在一位诗人的心灵里神奇复活的超越。
——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一句话，即叶文福式的诗性超越。
我断定：叶文福在写散文时，有诗之大音总在他的脑际萦绕，一刻也不曾消散。他在多篇文章中写过这样的句子：“我以诗的名义……”，或“我以诗人的名义……”。可以说，他从不甘心止步于一般散文的风情。名其曰写散文，却追蹑着诗的律动。有时你会觉得，他的散文写作，就像是在一个更广阔的思想域地将诗文一一铺排变形。无论怎样看，他的散文所呈现的更多的还是诗的奇彩。
差不多三十年了，中国诗坛总是企图忘掉叶文福。是不是真能把叶文福忘掉？那些诗坛霸主们恐怕是错想了。他们是固陋和偏见的制造者。他们对待叶文福，要么视而不见其人，要么听而不闻其声；或干脆不发表他的作品，或在编辑文集时故意漏录他的作品；有时还慑于他的不入世俗，不情愿请他出席相关活动。诗坛霸主们或真的产生了错觉：以为今日诗坛星光灿烂，而叶文福和他的诗算不了什么，不过是一瞬之光。
然而，错觉终归是错觉，错觉不可以替代历史，不可以替代我们的民族。叶文福的诗声浩荡，他无愧于诗和诗人的载誉。他说：“做一个诗人是很神圣的。诗人之谓诗人，就意味着他的生命过程贯穿了一个天职，那就是把诗写成人，把人写成诗。”他继而说：“我一生的天职就是把自己写成一行诗！”——是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诗人，——这样的一个将诗视为生命，——将生命化为诗的人，——你要其“无”也是“无”不了的。作为诗人的存在，作为诗人魅力的象征，他是巍然的，已是不可动摇的。作为诗人的存在，作为诗人魅力的象征，他是该要隆重地步入诗人之历史殿堂的，其名字下的注释性内容也都会因他的进入而务必改写的。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华民族充盈着反思和期盼的时代。而叶文福的诗情则在这个时代的反思和期盼中占足了分量。
他不但创造了一首诗（《将军，不能这样做》）在全国五大报刊连续刊载的奇迹，而且，他在其代表作《祖国啊，我要燃烧》一诗中所加入的四字副标题——“痛极之思”，——无意间升华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学大旨。
于是，我们看到了叶文福现象的出现。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之精神与一个诗人之气质和个性的十分纯净而壮丽的结合。
我这样评说，是不是有人不服气了。
可不是，你们还能说出在我们现代中国，还有哪一个诗人能像叶文福那样，将生命的每一时分都注入诗的气韵和景象之中？难道不是这样吗？不是有那么多曾经写诗的人还没有开步走时，便早早地让一团团的商界迷雾蒙头盖脑了。不是还有的人虽然写了几行诗，可是一踏进官场便得了某种恶劣惯性病似地——猛地将高贵的诗踩在脚下，而自己一溜烟地升腾去了。
你们再看看吧，叶文福步履铿锵，始终行进在诗的伟大节奏和旋律里。当你们不在他一起时，或自我感觉良好，会觉得自己还算个诗人；可当你们 走近他时，就一定会觉得真正的诗人可不是你们那样子了。是的，真是没有人能与叶文福相匹敌的！有人为诗，不可一世，明显的胆魄不够，明显的是在那儿糊弄文字、矫饰文字，其压根儿就走不进诗行里去。
叶文福的诗人气质犹如一座雄山，有横岭，也有侧峰；有万丈叠嶂，也有千重锦绣。他的属性就是诗的属性，他的生命元素就是诗的元素。他已融会于诗的本真之中，已融会于历史和我们民族的魂魄之中。
我们只要不带有偏见地，而是秉持正义地回首看去，就会发现：历史和我们的民族已十分动情地接纳了叶文福。
如果说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华文学殿堂里，有一道粲然而抹不去的光芒，那一定是叶文福的诗魄在闪现。
因而，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关注叶文福，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他的一本书的问世而庆贺，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他重新来到时代的讲坛而激动。
当我捧着《收割自己的光芒》时，好像触摸到了某种温度，就像从另一个星系传感来的天外陨石一样的温度，于是，我禁不住心头悲壮化生。
于是，我的笔下竟也缤纷起来……
二
当你突然发现叶文福的散文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说出来的，是讲出来的，你不应该感到惊讶。
他自己就说过，自己不应该成为诗人，而应该做个演说家。真的，凡和他在一起待过的人都有个强烈印象，他的演说几乎是没有休止符的。他的头脑里好像装上了某个电脑程序，你只要有点击，它永远都显示为文采飞扬的时刻。有时，他也似乎疲惫了，他会说：“哎，你们说吧，怎么就我一个人说？”比如，他会点着其中的一位要其说一点什么。其实，我的感觉是，你不要轻信了他，他可没有给你时间，也没有真的让你说的意思，他只是需要一个习惯性的短暂停顿。不要一刹那，你又会看到他的嘴唇急切地翕动，而带着饥渴般的身心，忘其所以地投入到了下一个异彩纷呈的时间。
他还喜欢重复讲述一些他的“经典”故事，每次讲述时他并不声明自己是在重复。对他来说，无论讲述多少次都好像是第一个版本；无论讲述多少次，他总是保持着最新奇的神采。作为他的听者，应该这样理解他重述的意义：同样的故事在不同的时空来讲述，它所带动的思考就不一定是同样的。这就是讲有所得，听也有所得。叶文福这样说得多了，讲得多了，有很多内容都可能一字不落地到了他的文章里。因为这个因素，他的文章句势多体现为说与讲的流淌感，多体现为热力如注的冲击感。也就是这样的感觉，总能让读者的情绪与之汇流，与之奔放。
如果说，要概括出《收割自己的光芒》一书的主旨，我想也就是四个字：诗之于我。我以为，这是不可争辩的。当然不仅是因为书中收录了《诗之于我》等几篇诗论，我才这样认为，即使不见那几篇诗论，我也会坚持这样的概括。
我们可以绕着“诗之于我”这四个字来思考：第一，作者几乎是不脱离诗与我的关系而叙述每一事理的。例如，《感谢父亲》、《苏武牧羊赋》、《家乡的河》、《漫说诗》、《端阳遥祭》、《赤壁，地球的一首诗》等等。他在很多地方的演讲甚至都是以“诗之于我”为题的。还有，那么多关于他命运的故事都无不与诗相关涉、相联结。再说，叶文福之于诗一往情深，不见有任何疏离，他的一气一息似乎只有放在诗里才是鲜活的，其所呈现的生命情态才是光艳的。第二，我们发现：“诗之于我”已构成叶文福的一个核心生命观。诗成了他心灵通向世界的唯一通途，或是他投向世界的唯一的一道光照。没有诗，他的全部语言都可能是刻板的，他的世界都可能是死寂的。诗的信念几乎让他对一切都深闭固拒，诗已成为他最高生命价值的标线。
在《诗之于我》一文中，叶文福写道：“诗是文字构架的宇宙之宫！不，诗是氤氲于宇宙的人类想象与思念与不息追求中的大气。诗形而无形，无形而形之，是得见得梦得思而不得画的美神、爱神、力神、战神、正义之神——是人类思想与情感的父亲和母亲。”我们不要以为作者是在为诗而定义，这当然不是关于诗的一个定义。就像爱情不能定义一样，诗也是不可以定义的。到了有一天，诗一旦可以定义了，那就意味着其魅力也就消失了。在《诗之于我》一文中，作者看似在论诗，而实质是对自己生命观的一次精彩诠释。但我们若从诗到诗，我们所得到的东西将是微乎其微的。只有与那个“我”对接起来，从“我”出发，才能看到那个诗之宇宙的光辉存在。而“我”，好比宇宙之核。没有“我”，宇宙便是一片空濛。你看吧，什么美神、爱神、力神、战神、正义之神等都不过是假借。那些“神”实是“我”之神，实是“我”在诗之圣殿的一次次的奇诡情态。
说到“我”，我是绝无兴趣谈论所谓“小我”和“大我”的。
我总是坚定地认为：这种所谓的小、大之分，是某些理论霸权主义者对个性之“我”的绑架。
在艺术上，“我”就是“我”，任何一个“我”，都是个性之“我”。但同时必须认识到：任何一个“我”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生命体，任何一个“我”都是历史和社会之复合因素的写照。但这种复合因素的写照并不指示为“大我”。复合因素的不同，可以决定个性意义的不同。正是不同的复合因素造就了不同的个性之“我”。复合因素本质上已是“我”之个性的构成。相对于复合因素的塑造，“我”既不能彼此分离，也不能彼此驱遣，更不能彼此湮灭。
因而，并无一个能脱离复合因素的裸体之“我”的存在，或纯粹之“我”的存在，也并无某一种复合因素只是个性之“我”随时披上的朱墨套印的外衣。纵然有某一个性之“我”受着命运等因素的牵累，而一旦被某一种复合因素所逐出了，也必然会有新的复合因素来迎娶它，况且这种迎娶仍然是个性之“我”的再造。复合因素之伟大造化，实是一个又一个非常壮丽的精神演义事件，而绝不是一个又一个机械性质的解构运动。任一个性之“我”的存在，都不是脱离复合因素的存在。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我”，——就是“我”的存在；“我”，就是存在的制造；所有的“我”都是存在之“我”。“我”的本质在“我”。“我”，就是存在的本质。“我”，居有在一个物质世界，那就是我们的错觉；“我”，应该居有我们的精神本质。我们不承认“小我”和“大我”之分，却不得不承认“我”之居有的本质和非本质之分。作为诗人，诗则代表了“我”的本质居有。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就在于这个意义。
当我们以某一个性之“我”来评述叶文福的时候，就一定意味着我们已注视到了那个诗性之“我”的复合因素。
于是，我们也就不会把那个诗性之“我”，或诗人之“我”定性为某个“大我”或某个“小我”。
话至此，我们的诗人应该共享我们理论构厦的荣耀。任何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的每一作品都是个性之“我”所绽放的花朵。——自然，叶文福也不例外！
无怪乎，叶文福在《漫说诗》一文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我的诗升华了我，于我足矣。”
三
读着叶文福的书，我忽然走进了一个词语的景象里。这个词语就是“人民”。确是，“人民”这个词语让我的思绪烧灼了许久。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了“人民万岁”这句口号，这是他世界观的一次伟大闪现。毛泽东喊出的“人民万岁”不是一句单纯的口号，而是一个历史观的真理，而是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对人类历史前进的信心所在。
然而，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有人以“人民”的名义和诗人开了一个玩笑。当叶文福写出的《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而被誉为一个时代的“人民之声”的时候，而当我们将他拥戴为“人民诗人”的时候，他却因为在北师大的一次演讲而挨了当年中国的最高领导者邓小平的点名批评，批评的严厉性自不必说，最关键的是“人民”一词的使用，他批评叶文福“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在那个年代，我们还一时不能理解其“人民”的全面含义，我们也还没有抵制中国式天理的本事。这件事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不时在想一个问题：为何非要搬出“人民”来吓唬这位青年诗人？为何不能和蔼一些？为何不能春风化雨？为何不能选择其他词意？
由此，我想到了美国著名报人本•布莱德利在《最“危险”的总编辑》一书中讲述的一件事。本•布莱德利担任华盛顿邮报总编时，有一次，他公然不顾当时卡特总统事前的劝阻，将约旦国王侯赛因每年暗地里得了美国20万美元好处费的事情报道了，他本以为这回一定逃不脱卡特总统的报复。不料，卡特总统只给了他一张字条，上面仅写了一句话：“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嚄，天理何在？我们的批评到底是犯了哪根筋？真的，我们太过天真了！时间一再证明，我们的希望并不会在天真里生长。历史之于我们，荒唐之谬，何啻于此。中国式的天理自有中国式的威慑，也自有中国式的捧场。我们的文坛、我们的诗坛和当代文化们的神经脆弱得可怜。
我们，不，应是他们。——他们在并没有弄清“人民”这一词语的全面含义的情况下，总是率先策动而行。——他们不懂得一个诗人的真正构成。他们不懂得爱护诗人就是爱护一个民族的孩子，就是爱护我们人类的良心。他们以为只要一声吆喝，就有众人应和，就可以将叶文福狠命地抛出“人民”的本质之外。
在《为了那永恒的一声》一文中，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了我们的文坛、我们的诗坛和当代文化们所带给一个青年诗人的无止困惑。 该文讲述了一个诗人亲历的、既动人又伤感的故事：那一天，叶文福拿到了中国作协发给他的一张电影票，他庆幸自己可以吐出一口闷气，在挨批判、写检讨的时光里暂时逃出来看一场电影。他掏出票，第一个来到政协礼堂大门，他一进门就返身面对门外，背着手，叉开双腿，目不斜视地站着。心里反复要求自己：老子今天就铁钉钉在这里，任何人不先喊我，我决不跟人打招呼。在叶文福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只有电影或戏剧里才有的场景：一拨一拨的人都来了，有认得的、有不认得的，他们在叶文福身边过来过去，可都没看见他似的。在一阵爽朗而雅致的笑声中，叶文福看到了十来张熟悉的笑容……啊，部队的诗人、作家也来了，他们中当然有更多相互熟识的面孔……可是，可是，他们都青云一样从他面前潇洒地飘过。叶文福作了这样的记述：“一千多位诗人、作家流水般从我面前过去了，他们谁都看见了我，但是就像都预约好了或者像接到了命令的某种军队似的，齐匝匝的，没有一个人像看见了我。诗人们、作家们进来之后，并不急于进场，几乎都在前厅和两侧的走廊上闲谈，就像舞会上时刻交换舞伴那样，时刻有人在我身边穿来走去，甚至好几个还碰着了我。好多人我认得他们，他们也认得我，但是，齐匝匝的，没有一个人像看见了我。”
我想说，这场景仿佛万丈山壑里的暗流。面对这场景，若不是叶文福，其他一般人是一定会就此沉落的。这时，是诗人之地心一般的深火构造力帮助了叶文福。他没有沉落下去。反而，他表现了异常升腾的欲望。
“孩子们，不是我高，是你们太渺小啊！”他在告诉世人：一个真正的诗人，其心中必得雄山一座，必得建立自己的高度。在天姥山面前，李白看到了自己的高度；在泰岳面前，杜甫看到了自己的高度；在昆仑山面前，毛泽东看到了自己的高度，……在那一刻，叶文福看到了泰山，看到了秦岭，看到了西藏高原，看到了青藏高原上的喜马拉雅，看到了喜马拉雅上的珠穆朗玛。——在那一刻，叶文福也看到了自己的高度。
现在，我们还得回到此节开头的思维上去。
我们要继续着“人民”的思考，并提出来一些问题。例如，人民之于诗人意味着什么？没有人民，诗人还有其他的存在空间吗？还有，叶文福面对门外，背着手，叉开两腿，目不斜视，一脸俨然，铁钉似的钉在那儿，他要检视或期待的是什么？——是那个时代的人民吗？显然，我们真的是难以全面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一天到晚把人民挂在嘴边，可人民在哪儿？人民是谁？艺术的人民性在哪儿？时代的人民性在哪儿？一个诗人的人民性该怎样体现——什么样的声音才是人民的声音——什么样的判别才是人民的判别？又是谁动辄代替了人民的判别？
一千多位诗人、作家流水般地从叶文福的面前过去了，他们谁都看见了他，可没有一个人像是看见了他……一千多位不少啊，可是，这能说是人民的漠然吗？
啊，终于有了一个声音：“小叶！”一声叫唤，仿佛天籁。艾青夫妇来了，喊小叶的是艾青夫人高瑛。叶文福从心里大喊起来：“天哪——终于有人喊我了！这正是我灵魂深处热烈期盼的那一声！……那充满母性的一声，是高瑛叫的”。高瑛，她一个人喊了叶文福。一个人，好少啊！可是，这又能说，叶文福听到的不是人民的声音吗？若不是，青年诗人又为何在灵魂深处热烈地期盼着那一声呢？若不是，今天听来，那一声为何都分外亲切和震撼？若不是，青年诗人又为何感受到那是他生命里永恒的一声？
我自然又想起一件事来。1986年《星星》诗刊举办诗歌节，北岛回忆说，在与会诗人中，叶文福是最受欢迎的。期间，有个朗诵会。叶文福走上了讲台，你们能猜出他的第一句话说了什么吗？只见他右手向上猛一挥扬，随而大喊一声：“我的人民呀——！”话音未落，他整个躯体訇然倒下，——他昏厥在台上……
我们怎能不多想想呢？在这样的时刻，叶文福何以大喊这一声“人民”？人民之于诗人究竟意味了什么？——人民！人民之于诗人是什么？这还用问吗？——那可是生命之源，力量之源，神圣的艺术之源啊！
历史和叶文福已告诉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诗人之广袤而生机盎然的生命宇宙；诗人的本质就是人民的本质；诗和诗人的名义，就是人民的名义；人民的名义就是诗人生命的名义；只有行进在人民心中，呼吸在人民心中，才能永远行进在诗的伟大节拍之中。
这还用置疑吗？人民之伟大心灵，必然是成就伟大诗人之最伟大摇篮！
四
这个虎年正月，还未过元宵节。踏着江南的一袭清寒，叶文福带着他的书《收割自己的光芒》回到了家乡赤壁。
几乎是惯例，诗人每次回来，总有那么多亲朋、好友，还有他的学生们都会簇拥在他的身边。
这一次，有朋友设晚宴招待他。宴席上有个姓李的老教师，他是诗人饶庆年的中学时期的老师，而饶庆年则学诗于叶文福。虽然饶庆年过早地走了，但他的诗歌，于此刻恰好是对这两重关系的一种温煦的渲染。李老教师不时插言，也不时抛出溢美之词，他说：“叶文福，你很有激情，你给我的印象就像一团火……叶文福就是人才，是难得的人才……”我当时就想到，这些赞美都有些老气了，叶文福或不喜欢这样的赞美。这样的赞美过于轻扬，与诗人的生命气象还隔着沧桑。就是说，荷塘月色与泰山日出可不是一个景致。我们在满月的光里可以自在地欣赏田田的叶子、薄薄的青雾。但我们只有来到泰山之巅才能领略到光明之激情复活，东方神驹之磅礴催生。
如果说叶文福是一幅画，那就该有浓墨重彩，就该有极强的悲怆感，——那一幅画就该是生命之苍黄的抽象。
果然，事后诗人的几句话印证了我的判断。他说，李老教师真的是老了，人老了思想也跟着老了，他真的不认识真正的叶文福了！他还说，他就怕自己变成李老教师那样子了，所以必须不断地学习。
五
有话说，读书就是读人。
我想请朋友们认真读读《到底写的是谁》、《拍蝇者说》、《哭刘月生将军》、《巴老，我的神》等文章，到这些文字中你们会认识到一个真正的叶文福。
有人看了《拍蝇者说》后给了一个评介，他说这文章好是好，就是有点“灰色”。为什么会有“灰色”一说，这显明是相对“红色”而言的，是非常狭义的图解。
在中国，时不时会卷起一种文化之颜色革命的风潮。例如那个曾经的全民“绿军装时代”、全民的“红袖章”时代。这里透出一个问题，当某种色彩被某个集团，或被某些文化霸主们劫持了，那社会的全部价值观都可能同时被劫持了，也就极可能扭曲了全社会心理上的评价标准。于是一些色彩被高尚了、被光荣了、被信仰了；而另一些色彩则被压顶了、被墨鸦了、被魔障了。
我们有崇尚某种色彩的权利，但也要学会欣赏这个多彩的世界。——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本不该是西班牙的斗牛场，仅为一种色彩而疯狂。
我想起了我的小孙子的故事来。——这小孩子在不会说话的时候就能分出好多色彩，你说那一种他就能指向那一种。后来学说话了，凡不认识的或叫不出名来的事物他一概直呼其颜色。他还联想出新的颜色，他在小区的护栏上用手一擦，手心上便沾满了灰尘，他说手上“漆灰”了，他肯定是从“漆黑”联想到“漆灰”了。我在家里的墙上挂了一幅《世界地图》，地图下面排列了一百九十多个国家的国旗，一连几天我教他识认，我是看着上面的字，按其顺序教的，我听到他口里常常念着绿色的条条、蓝色的条条、黑色的条条，或黄色的星星、白色的星星、黑色的星星等等。几天后，我见证了奇迹，随便你问到那个国家的国旗，他的小手指都能迅捷地指到那里，一定不会错的。一天，我正午睡，他跑到床边告诉我：“爷爷，我做了红色的香蕉、绿色的香蕉、灰色的香蕉、粉红的香蕉……”我听出来了，他是说他用橡皮泥做了几种颜色的香蕉。这孩子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吗？他告诉了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当他还不能完全认识这个陌生的世界时，他用了一种极简单、极准确的色彩语言来表达这个世界。在他的眼里，整个世界都是色彩里的天真。我还想着，他还修正或补充了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理论呢。维科从小孩子的模仿动作中，从他们对一些物品的呀呀语词中看到了一个诗性世界。于是维柯认定世界最早是诗性的。其实，这个小孩子还告诉我们，世界的本象就是奇妙的、多彩的。——这真是太美好的事情！
在一个孩子的天性里，一切色彩都该是自然的公平赋予。一个完整而健全的世界，一定是一个色彩谐和的世界。人性的灿烂本该归于一切色彩的朗照。至于一切色彩的高下贵贱、美丑善恶，那全是人性之所谓进化的造孽！
如果我们的理论立场习惯的是此岸，那么，就请到诗人所指引的彼岸走一遭好了。如果我们的人道之行出现了千古阻隔，那就去考察一下诗人所指引的天道，又是怎样在一瞬间呈现的。
作为一介书生，作为一位窘迫不堪的诗人，就像三十八岁时的普希金一样，叶文福在他三十八岁的命运里，似乎也注定了不可能赢得一场决斗的胜利。但就像为一个殉道者刻撰墓志铭一样，他在《拍蝇者说》一文的最后写下了一句醒世恒言——
“人道不如天道！”
六
2005年11月17日，由湖北省作家协会、诗刊社、人民文学社主办的诗人饶庆年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在赤壁会议中心举行。纪念会由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梁必文主持。叶延滨、韩作荣、王燕生、李小雨、田禾等诗人都来了，有的登台演讲，有的朗诵诗作。
叶文福是一定来了，也一定是要演讲的。他被安排在最后出场。这个荣誉性的安排不排除两个因素：一是饶庆年是他的学生，二是他是赤壁土地上走出去的大诗人。我想，还有一个因素，叶文福是中国诗坛有名的弄潮儿，这次活动虽少不了庄严氛围，但毕竟也是台上台下一片星月光华，倘若让他提前出场，而过早地让他“搅得周天寒彻”怕也不妥。
他走到了台上。他出场所带动的情势简直就是夔门洞开，整个会场立时波涛滚荡。他穿的是一件已退色得很厉害的深蓝对襟褂装，内面的衣服还掉拉出来一寸多，这样显得上身过于肥大和松垮，唯有那一头长发却是挑剔般的齐整，犹如童话世界里的一片丛林，整个人看去就是一头睡在惺忪一刻的雄狮。
他并没有立即说话。而是出乎在场所有人的意料，只见他双腿跪下，俯身以拜，整个脸就紧贴在台面上……我们都看出来了，他是在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故土的别样情怀。他是要以一种庄严肃穆的方式，将整个世界带入他心灵的神圣时分。
这个时刻，我最担心的是我们想象力的委琐，那样，我们一定会错过一道瑰丽的心灵景致。比方吧，叶文福果真是这一刻出场的吗？如是，他俯拜于台上的意味还能是邈远而深长的吗？我们是不是该有个选择：我们是愿意欣赏他的一时肢体之举，还是愿意欣赏他那苍远的心灵之景？
不要忘了，我们是在描述一位诗人！我们是在一位诗人的心灵里采风，而来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文字使命！
我们着实可以说，叶文福是从遥远处来的，是从岁月的纵深处来的，他是经过了漫长的风雨兼程而来的……他或在伟大的“造山运动”中死过一千次，又或在神猴的诞生地，在那个吸取了日月之精华的石头里又奇迹般地再生了……
好一阵，好一阵，整个会场静默得要窒息，静默得不知所措。
幸好，主持人梁必文走过来了，他将他搀扶了起来。
我看见了他的眼里已是泪光闪烁。
同样的道理告诉我们：这泪光也不是刚刚才有的，而是有幽深源头的；这泪光一定有一条顽强的生命河流在竭诚而悠远地维护着它的晶莹。
他站了起来，仰视着会议室的穹顶。他的开头语是这样的：“我热爱我的祖国，我是以热爱我的家乡的名义热爱我的祖国！我热爱我的家乡，我是以热爱我的祖国的名义热爱我的家乡！”当时，我并没有立即体会到他的这段话的含义。直到这次读到他书里的《感谢父亲》、《赤壁，地球的一首诗》、《世德叔》、《家乡的河》等与家乡相关的文章，才追悟到了他那种回环往复的句式所包含的情感含量。
在《赤壁，地球的一首诗》一文中，他说他喜欢看地图和喜欢抚摸地球仪。他说，他在地图上和地球仪上看到了美好的中国，又从中国看到了美好的长江流域，在长江流域不但看到了美好的江汉平原，还最终看到了长江南岸的美好的赤壁，——那是自己的最美好的家乡。他这样写道：“我几乎是无穷无尽地眷恋我的家乡，我的家乡是我思绪的卵巢，是我对祖国的对人类的全部情思……”他说他看地球仪时就觉得自己是太阳，是太阳在遥远的太空深情地凝视地球，是在用目光抚摸着地球，转动着地球，把玩着地球；他还说自己是星星，是地球之外的闲客，这地球上的任何事情仿佛都与我毫无干系，而系我者唯我家乡。什么时候，对家乡的思念成了叶文福大半文思的轴心？我们看到：在叶文福的心里，一缕充溢的乡情与一份坚贞的民族情愫竟然有了如此深笃的化合！
果戈理曾这样描述普希金：“命运似乎故意把他抛到了严峻而宏伟的俄罗斯边境……处于酷热的谷地之中而终年覆盖着白雪的巨人高加索，使他惊叹不已，可以说，它在他心中激起了一股力量，从而扯断了仍然束缚着他的自由思想的最后一根锁链。”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爱、一种力量、一种自由思想和命运的一种联结。我们往往会把生活地域的改变视为命运的作用力。事实上，命运真正作用的是我们的性情，是我们的心灵，是我们的情感世界。还有最重要的，命运的关联不仅是个人的，更是人类的。普希金来到高加索，命运给他带来了思想和情感的变化，命运没有让他沦落，而使他成为高加索的歌手，使他仍然全心全意地爱着俄罗斯。
同样，叶文福的全部情感构成，他的苍生天下的信念，以及他思绪里不时蹭蹬而出的崇高思想，这些，都没有脱离命运作用力的因素。他将热爱自己的祖国与热爱自己的家乡这两份情感扭合在一起。这两份情感的扭合，即也是他命运的被抛掷所成。命运抛掷了叶文福，也收纳了叶文福。
叶文福说他喜欢看地图，喜欢在地图上凝视家乡、抚摸家乡、想象家乡。于他而言，家乡的一切都是那样地闪耀着母性之光。在对家乡的眷恋中虽也不免苦涩填胸，但在他的文字里，最少不了的是一种人类情怀的折射。
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让这份情感从命运的高尚处滑落。他始终坚定地擎起这份爱的神圣和光荣。
作为诗人，他对祖国、对家乡的爱，就是诗人天职的事情，就是诗人本质的事情。他对家乡、对祖国的爱，就是他在高度自觉地接受着诗人天职和诗人本质的指引。
“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杜甫句）亦如葵花，叶文福亦是东方的信徒！他爱着自己的家乡、爱着自己的祖国——他爱着自己的祖国、爱着自己的家乡——亦如葵花之永远爱着自己的东方。
201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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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27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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