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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坛万象] 王增如:丁玲晚年创办《中国》的一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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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31 16:4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中国》创刊于1985年1月,到1986年3月丁玲逝世,她做了15个月主编。此后,《中国》又艰难地生存了8个多月,到1986年底夭折,一共出版了18期。创办《中国》,是丁玲晚年除写作以外耗神费力最多的一件事情。在新中国文学史上,《中国》恐怕是性命最短暂,而引起的反响却非常广泛,我们摘编部分,以飨读者。


  老作家们需要文学阵地


  1984年4月27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小说创作座谈会。那次会实际上成了一次老作家的聚会,有草明、舒群、魏巍、雷加、骆宾基、姚雪垠、李纳、曾克、西虹、逯斐、林斤澜等。


  草明说,现在青年作家和老作家之间有些隔阂,这是不是“四人帮”的残余思想还在作祟?


  魏巍说,新老作家之间的关系还不是普遍很密切,为了我们革命的文学事业,文学刊物对新老作家至少要一视同仁。


  舒群有些激动,为许多老作家待遇低十分不平。他说:“我们许多三十年代就很出名的老作家,现在看病要车难,家里又没有电话。有的领导不够坐专车的资格,不够住木樨地高干楼的资格,却什么都能捞到手,还不是因为他们有权,老作家没权?”


  冯牧作为在座最高级别的作协领导,一时语塞,脸胀得通红。


  第二天上午,座谈会继续举行,丁玲感慨地说道:我们的老作家真是“宝”哇,谁都有一肚子创作经验。现在很多部门都在抢救资料,我们应该把这些“宝”也抢救下来,这是中国文学的一笔财富哇!


  由于路上堵车,魏巍来晚了,他一开口就直奔主题:“我想提个建议,昨天会议上有人发言中提到成立一个《老作家文学》,这是戏言,说笑话。但是昨天散会以后,我就反复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作协是不是真的需要再创办一个刊物?”


  丁玲写信求助胡耀邦


  丁玲署名的办刊申请报告,送到了中国作协党组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这份报告里有两点引人注意的地方。其一,申请办刊者是一批“大多已进入老年”、“不甘默默无为,愿意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贡献余生”的“老同志”;其二,办刊经费“除创刊阶段请求银行贷款外,此后刊物及其他出版物一律自负盈亏,不要国家补贴,并考虑实行集资认股”。在当时,在中央直属文化单位里,这绝对是一个创举。


  报告递上去快一个月了,作协党组那里没有回音。


  丁玲非常乐观。9月11日,她在《中国》这样一本文学筹备会上还十分自信地说:“作协党组已经给中宣部正式打了报告,由贺敬之送胡启立同志批,十五六日即可正式登记。我们打算要15个人的编制,30万元的开办费。”


  但是,出版局方面依然没有任何松动的消息,而9月15日这个日子却越来越近了。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还没有出世的婴儿,就胎死腹中吧。情急之中,丁玲想起一个人,在延安时期就认识的总书记胡耀邦!当晚,丁玲几经思虑,拿起笔来,把急切的心情和求助的渴望,铺洒在几张雪白的“中国作家协会”公文纸上——


  耀邦同志:您好!我写这封信给你,希望你为我解决目前有关我的工作问题。我已经80岁了,许多年(足有30年)没有担任任何工作。最近中组部实事求是为我做了“为丁玲恢复名誉”的通知。我感激党,感谢党中央,及组织部的同志们。我无以为报,决心同意一群老同志对我提出的要求,他们希望我领衔为党办一个文学刊物……现在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上级领导批准。我以为不至于有什么问题。只是9月15日邮局将截止向全国发行的预订工作,为此我心急如焚。此事只有你能帮助,恳请予以支持和指示,以便解决困难。


  第二天一早,她让我把信送给住在同一幢楼里的李锐同志,请他将信转交胡耀邦。


  关键的9月15日到了,这一天是邮局的截止日期,这一天也是京西宾馆座谈会闭幕的日子。上午举行了闭幕式,习仲勋、邓力群主动和丁玲打招呼,说:“你写给耀邦同志的信我们都看了,你办刊物没有问题,邮局那里我们去说。”邓力群说,有些具体问题还要进一步商谈。


  9月19日下午,唐达成、张僖来到丁玲家里。张僖当时兼任作家出版社社长,二话没说批示:从作家出版社利润中拨出10万元,支援丁玲同志办刊。后来这笔钱很快到账,《中国》创刊招待会就是用的这笔款子。


  但是出版事业管理局那边,仍旧没有一点消息。


  “骑虎不下”的《中国》


  到1984年10月底,期刊登记证仍然一点动静也没有。由于早已超过了邮局征订的截止日期,大家在琢磨新路子:用出版社的书号,以书代刊,出丛刊,通过新华书店系统发行。这样,仍然可以保证在一月份出版。


  11月5日上午,萧乾给丁玲打电话,询问《中国》能否按时出刊。丁玲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能!一定能按时出刊!”


  1984年11月28日下午,北京新侨饭店。二楼的宴会大厅里高挂着横幅会标:《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招待会。横幅下面的幕布上,有一个《中国》文学双月刊的刊徽:一个像太阳般鲜红的大圆球,上面叠印着一张雪白的、飘动的稿纸。它象征着生机勃发的文学事业。


  下午三点半,创刊招待会正式开始,主编丁玲首先讲话。前一天晚上,为了今天讲些什么,她和陈明商量了很晚,最后决定,就讲两个字:团结。按陈明的解释,就是“不挑剔,不揭露,不讽刺,也不出难题”。这篇讲话以《五世同堂,团结兴旺》为题,发表在12月13日的《光明日报》上。


  90岁的叶圣陶,那天早晨刚刚出院。他的长子叶至善来到大会上说:“我父亲要我带来几句话,他说,他非常佩服丁玲同志,八十岁了还创办这么一个刊物,他觉得非常了不起,请大家帮助丁玲同志把这个刊物办好。”


  12月21日,文化部终于发出文件,准予《中国》办理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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