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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到今天还没有醒来”
——八十年代中国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
访问者：姜红伟
受访人：方文竹
访谈时间：2014年7月24日下午16点22分
访谈形式：电子邮件
问：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方文竹：“时代”是一个“文学史”的框架，严格地说，是一个背影，需要时间的沉淀和淘洗辨认。而80年代距今，中国诗歌包括大学生诗歌风起云涌已过去二三十年了，“审美的距离”已经产生，是否是“黄金”可以掂量掂量了。我认为，“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理由是：论校园诗人的数量，那时几乎“全民皆诗”，用“运动”来概括再也恰适不过了。纵使个别同学不写诗，也会关心、谈论诗歌，诗歌真正成为校园文化的“骄子”。论质量，在诗歌技巧和意蕴的挖掘方面在当时达到了最高水平，并形成了大学生诗歌的特有风貌。论影响，过去二三十年了还在谈论“80年代中国大学生诗歌”本身即明证。
所谓“黄金”是相对于“铜”“铁”，后来的大学生诗歌也在发展，但是谈不上“运动”了，真的是“好景不再”。现在在大学生的心目中，比诗歌重要的东西多的是。今天诗坛的著名诗人中数出几位校园诗人？这种景况远远不比当年——进入诗坛的校园活跃诗人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
说一个具体的事实吧！去年底，安师大学兄吴尚华等筹出一本《安师大诗选》时就感叹，立住足的还是当年那几位。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答：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二年级时我开始写小说，当时写的小说当然很幼稚，也自感形惭。后来看到班上同学们一窝蜂地弄诗，我自然而然地跟在他们后面试了起来，还真的有点顺利呢，不到几个月，就在《飞天》“大学生诗苑”发表处女作——起点不低，那时的《飞天》“大学生诗苑”人人向往，且是标志性的发表阵地。接着在《青春》头条、《青海湖》、《滇池》等等发表拙作。当时，在校园里“钱（叶用）方（文竹）”并提——安徽师大中文系80级学生，并与上届沈天鸿、姜诗元、曹汉俊等、下届袁超、查结联等形成对应。
在同班钱叶用的带动下，学会了多写和勤投稿，他的发稿量比我大，发诗的刊物也比我多，当时还上了《诗刊》、《星星》。后来我的名气和影响超过了他，是因为我坚持下来了。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是如何积极参加并狂热表现的？
答：这个问题在其它几个提问里已经部分回答了。不知为什么，那时有一种自觉的热情写诗，接近于宗教的狂热了，几乎天天写，天天到学校图书馆翻阅报刊诗歌，投稿隔三差五不断，接受“诗人”封号并非像今天这样不自在。
问：当年，您创作的那首《原野》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这首诗的创作、发表过程？
答：拙作《原野》当时发表于校内诗社社刊《江南》，毕业不久发表于安徽《诗歌报》创刊号，被公认为我的大学生诗歌代表作。它的特点是综合智性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表达了自己的阶段性思考，并有掏空了自己的气度。
在校园里我习作了大量文本，但是写作苦闷期到来时，我就开始反思自己的写作，总觉得自己的写作仍未摆脱一个时代的“常见病”，突出的问题是自我重复严重，且轻飘。“既然∕还要走那么长那么长的历史∕欢歌和悲歌∕我们就来到这片原野吧。”于是我暂停笔，读了一些哲学书，加上独自一个“原野上”思考的点化，像磁石吸铁一样收拢脑中的一切句式，然后清点归一，终于完成了这首拙作。写好后我给许多同学看，当然迎来不少表面的赞美。后来又例外经过了多次修改，因为我一向不太注重修改拙作。公正地说，《原野》处于某种程度上“突破”的自破状态，当然完成一个新我还需一个漫长的磨炼，“惯性”写作的宿命折磨着诗语的自觉者。这也是我后来要“走出原野”的原因。
现在看来这首远不如现在我的作品，虽然现在的作品也不令人满意。要是表现在诗语的水平远远没有刺痛一个时代，它甚至成为时代的一件护身服。在诗语的历险方面考试不合格。我认定一条诗学真理：流传久远的诗歌还是需要艺术锤打尤其是诗语的火候。
问：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担任什么角色？参加或举办过哪些诗歌活动啊？
答：我可以骄傲地宣称：我的母校安徽师范大学江南诗社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诗社于1998年被评为全国四大高校诗社。老安师大人或关心安师大诗歌的人士往往将我认作江南诗社的“老人”，其实说出当时的实情来他们会吓一跳：原来我从未参加过江南诗社。当时钱叶用为首任诗社社长，他无数次劝我加入，我这人天性不喜欢加入什么组织，钱叶用心里也清楚我不加入诗社不是对诗社有意见，而是性格上有点“怪”。“怪”就“怪”罢，只是形式名义而已，我与江南诗社早已连成一体，依然参加活动、在社刊上发表作品，与诗社之间成员其乐融融。因此，为自己的定位，我曾戏称“江南诗社之友”。钱叶用对此是又好气又好笑，拿我没辄。
问：我知道迎宾阁是安徽师范大学校园诗人们长期的集会据点，能否谈谈您在这个诗歌据点里的“诗生活”？
答：安师大所在地芜湖的镜湖迎宾馆是安师大校园诗人小型集会和留恋之地，也是我常去的地方，交流和写作，我的很多作品都是在那里完成的。
我与诗歌的相遇也是处于一种被抛状态，即进入一种存在的困境。那是文学正热火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我在班上偷偷摸摸地写小说，写上近一年不见长进，转而一看，同学们几乎人人写诗，不会写的跟着跟着也会写且交流气氛大大超过正规课本，只有你这个傻瓜还在独自吭哧吭哧地谋划着长篇幅的叙事，于是我“改行”参加了校园全民写诗的队列，这一改行也改了我的性格与生活方式——与同学们朝夕捆绑一起，热乎乎傻乎乎地掰起词句和意象来。想一想当时的那个写诗劲头可是拚命：自己给自己定下写作任务。若不完成，深夜里还在床上黑里想，甚至冬天里有意挨冻考验自己，逼自己尽快完成回到热被窝里去。
那时候，安师大诗歌与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大四所高校一起称为中国四大高校诗歌，单说俺们安师大，有名的诗人就可举出一长串——刘人云、姜诗元、沈天鸿、曹汉俊、钱叶用、祝凤鸣、罗巴、朱永良、查结联、袁超等等。天天写，两三天投稿一次，投得最多的是甘肃《飞天》“大学生诗苑”（那年代大学生诗人必争之地），还有《青春》、《萌芽》、《青海湖》、《青年文学》等，诗歌刊物只有《诗刊》、《星星》。看着同学们纷纷发诗，并以稿费请客庆贺，我内心里焦急万状，终于，1983年5月，《粘在玻璃窗上的纸块》一诗载《飞天》当年第５期“大学生诗苑”（也是平生第一次领稿费：七元），短短13行几乎是诗歌责编张书绅老师重写的，可我在同学之间绝不提责编老师“重写”之事，尤其对那些从未发表过诗的同学似乎突然产生了“优越”感。接着拙作在《青春》、《青海湖》、《金城》、《滇池》等刊发表诗作，在80级按“成就”仅次于当时的著名校园诗人钱叶用了。而这个钱叶用日夜和我形影不离，话题都是诗，诗，诗，真的可以将诗当饭吃当酒喝了。“诗艺来自磨练”，钱常说这话，他高产（往往是他写两首我写一首），人又机灵，善拉关系，有时候与我为诗争论得唾沫四飞，面红耳赤，可是事后一想他的观点还是令人信服的。
那时候，江城芜湖镜湖上的迎宾阁是安师大这帮写诗的家伙常去的地方。一杯淡茶，三两五六个诗友，一呆就是半天，高谈阔论诗，有时候还会有意想不到的女孩过来偷听，嘿！那是一个以诗可以“勾引”美女的时代，居然还有成功的（为了尊重诗友的隐私，这里略去，再说了，拣那些陈年烂芝麻干咋子？）。小小的迎宾阁是诗的诞生地，我的很多诗就是在那里诞生的。记得那时候芜湖来的社会上诗人我们校园诗人不理睬他们，“诗歌需要修养”！那个时代的大学生被捧为“天之骄子”，有学养的一簇，写起诗来为“学院派”的前辈？
问：您参与创办过诗歌刊物吗？您参与创办过诗歌报纸吗？编印或出版过诗集吗？
答：我以社友的身份，积极帮助安徽师大江南诗社策划、编辑、出版社刊《江南诗刊》。大学时代从未出版过个人诗集（包括油印），那时觉得出版诗集比登天还难，连想都不敢想。那时发表、出版渠道少，却是文学（诗歌）火爆时代，这里面的启示是有意义的。不过，刚毕业时我正规出版了一本诗集《荒岛与夜歌》（学林出版社），精选了大学时代写的诗。
问：当年各大高校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诗会是哪几次？
答：在这方面我缺乏一种“诗歌的带动”，仅参加过一两次比如安师大附中举办的那一次诗歌朗诵会，还是别的同学硬拉我去的。谈不上什么感触，朗诵只是诗歌的“群众运动”范本而已，像我这样专注诗歌文本的自然兴趣与其不太对称。后来才知道有所谓的“可写文本”“可读（诵）文本”，我的专注不是没有审美的理由。
问：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之所以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应该说，很多诗歌报刊和文学报刊居功至伟。据您了解，哪些报刊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在您写诗的历程中，哪些报刊对您的帮助比较大？
答：报刊是诗歌载体，尤其当时网络还没有。在我的印象中，《飞天》、《青春》、《萌芽》、《青年文学》、《诗刊》、《星星》、《绿风》等报刊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形成过程中功不可没。
当时的安师大图书馆里文学期刊或诗刊有《星星》、《花城》、《飞天》等，后来看到了《作家》、《诗林》、《诗潮》等，尤其看到“大学生诗苑”这样的栏目特别敏感，上面的诗歌我是每期必读的。并通过它们了解诗坛，同时对我的写作也发挥着潜在的影响。特别是碰到好诗时，我经常跟同学们交流上面的诗歌作品。
问：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人们最热衷的一件事是诗歌大串联，您去过哪些高校吗？和哪些高校的大学生诗人来往比较密切最后成为好兄弟啊？
答：我偶然去过一次江城铜陵师专，与当时有名的诗人江文波会晤，他很热情地招待了我一顿丰盛的酒菜，酒力不济的我当场喝得呕吐一地，后来住院打吊针数天，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如此严重的狂饮后果，从而形成永久的记忆，一场真正的诗之醉。文波也是我经常心念的老兄。
诗的友谊穿过词语照亮内心，绵延至岁月的尽头。
问：当年的大学生诗人们最喜欢书信往来，形成一种很深的“信关系”，您和哪些诗人书信比较频繁啊？在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情书吗？发生过浪漫的故事吗？
答：与我书信往来的诗人和诗歌编辑太多了，由于频繁投入，与我书信往来的更多的是编辑。比如当时的《飞天》责编张书绅、《青春》责编吴野、《安徽文学》刘祖慈、第三代诗人代表之一何小竹等等。邵燕祥、叶延滨、林贤治等等也偶有信件往来。
大学生时代我没有情缘，仅限于“纸上谈情”。记得我发表一首《请不要把这个谜点破》爱情诗时，正在热恋的同学诗人尚广林看后一笑：“你写的不要爱情那么一回事，太虚幻了。”于是有人说：“谈恋爱反而不利于写诗。”
问：在您印象中，您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哪些诗人的诗歌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答：首先要提母校的沈天鸿、祝凤鸣、钱叶用、姜诗元、曹汉俊、吴尚华等等。校外的有徐敬亚、于坚、韩东、叶延滨、王小妮、吕贵品、程宝林等等，尤其是上海高校的一批诗人特别出色。几十年过去了，再提当年的作品名称已经很难了。难忘的有钱叶用的《扬子江，我心中的江》等，当然现在看起来这些作品较为稚嫩。
问：当年，大学生诗人们喜欢交换各种学生诗歌刊物、诗歌报纸、油印诗集，对此，您还有印象吗？
答：80年代不像现今个人自印诗歌以及民刊、网络一片泛滥，虽说当时是诗歌狂热时代，但由于时代条件所限，除了少量官办诗歌和综合报刊外，诗歌阵地和交流媒体较少。比如我对当时诗歌的了解主要是去学校图书馆翻阅。当然不是没有交换，有时候一家小刊物在很多同学之间传阅，就是因为上面有几首诗。特别是对于新创刊的发表诗歌的报刊，是很在意的，甚至出现争抢现象，“道德败坏”的还将其据为己有。
问：您如何看待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回顾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答：“收获”无非是一种“价值论”，而“价值”因人而论。参加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影响了我的一生，最大的收获与诗歌与人生形成了对称、对应与合一的关系，不知是诗歌改变了人生，还是人生改变了诗歌。诗歌是一种心境的照亮，往往促使你提升人生的境界，诗人在现实中往往“好高骛远”。其实，1995年，我大学毕业已有十年还去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成了高龄硕士生，现在想来完全是顺着一颗“诗心”推动的。
最美好的回忆是与写诗的同学如钱叶用等没日没夜地谈诗，一本发黄、破旧的《洛尔伽诗选》在我们中间广泛传阅、交流，夜深校园的林荫道上还有两个身影转悠，其实不眠的人已经进入诗的梦乡，沉醉其中。其中少不了诗歌争辩，两人争辩引来更多人的参与，结果往往不了了之。应了康德的名言“趣味无争辩”。这种景况恐怕再好也不会重现了。
问：目前，诗坛上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您认为呢？
问：众多新时期诗歌史版本出现了“断代”现象，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未能进入诗歌史家和评家的视野，纵使进入也是一种轻淡的笔触。很多第三代诗人本身就是80年代大学生诗人，是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中坚。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没有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第三代诗歌会是什么样子是无法想象的。可以说，“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第三代诗歌”的必经阶段。不管是“好”的想象结果，还是“不好”的想象结果，都会说明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开路意义。朦胧诗就只有那么几个人而已，而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本身即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潮流，其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大、精英之质地实乃罕见。令人奇怪的是，盲视的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忽视太大了。其实这是一个明显的诗歌事实。当时国门打开不久，西方先锋文学急速涌进。由于高等教育的背景，大学生诗歌较为专业系统地总结、吸取、整合中西诗歌资源，并尝试了有效写作，这里的“有效”是指大学生诗歌形成了与朦朦诗不同的较为成熟的诗歌范本，比如当时的大学生城市诗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在诗题、意象、诗语等等方面都形成了自身的规模和高地，对汉语诗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城市诗在大学生诗歌那里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由于受教育的背景，中∕西资源的汲取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当时朦胧诗一统天下的片面表达方式（意识形态与象征语系）。在这方面，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无疑打了前阵，在填补朦胧诗由于意识形态造成的诗歌本体的空缺方面是一支重要的无与伦比的实力军团。否则，就没有后来汉语诗歌的稳定发展态势。
以还当代汉语诗歌的历史真相，这里不得不提到您—
姜红伟先生搜集、整理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相关资料方面劳大功高。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的得失是什么？有什么感想吗？
答：好的诗歌还是需要好的氛围的，比如唐诗的氛围，好的氛围是温暖的、和解的、碰撞的、互容的、共生的。个人化写作是指诗歌精神，但在具体的诗歌生活中依然需要“群”。最高峰是众峰“拱”起来的。80年代是一个真正的诗歌时代，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适逢其会。
由于时代背景的状况，当年的写作涌动着强烈的崇西媚外潮，但又比五四时期不一样，毕竟诗歌的水平世界性提高了，西诗也大踏步地前进。养份是靠得住的。问题是，吃中饭穿西服也不能解决诗歌写作的根本问题。
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问题是没有彻底解决好诗之“道”，当代这一点显然出于时代的套轭。“道”的内部有问题，同时对“器”也不太重视（近读到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一个观点：中国有重道轻器的历史传统）。道器难以一体化。欣喜的是，80年代大学生诗歌写作是有方向的写作，是一种抵制意识形态的自觉写作，她倡导的是写作精神本身。“学院”总会给写作本身指向一个目的，当然这个目的的设置是自觉的。可惜由于90年代经济大潮的摆弄，欲望写作中断了80年代大学生诗歌路数。如果说，80年代大学生诗歌写作由朦胧诗的理想主义转向诗歌写作精神，那么90年代以后诗歌写作的多元化主要呈现出消解和虚无成份，诗歌写作本身受到了质疑。
问：当年您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谈谈？
答：我不敢妄谈“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只是在校园里比较活跃，有一些人气而已，同学们待我很好。同时与校外诗歌也有不少接触。经常多年后与写诗的校友见面时闲谈，我惊奇于他们对我离校后的情况一清二楚，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他们几乎众口一词：“怎么不关心你？不就是那么几位写出来了的人嘛。”我又说：“我们是诗友，还是老同学老校友？”又是乎众口一词：“都是。都是。”我感受到了一种诗歌的力量，诗歌的记忆是温暖的。其实，由于生存的掠夺，诗歌在个人生活的位置早就发生了偏移。诗歌依然很多，那是因为生存需要光芒，而夜晚则显得异常珍重。夜晚，一个深度与思考的场景。或说，白天归给白天，夜晚归给夜晚，灵与肉的界线一旦分明，活跃于纯构成境域的诗性还剩下多少？
由于生存的发展变化和读、写、思的波荡，如今我在各种文体间奔窜，但我还是乐于是一位“诗人”。其它文体都是诗的变形与放大，我会“抓着诗不放”。
不少诗人特别是官员诗人和商界诗人，都慨叹写诗与从政经商的冲突，似乎要想写诗就会活得不够好。现实中经常听到“假若不写诗，你的人生会怎样”之类的说法，有的诗人甚至发出“假若不写诗会当上市长省长”的感叹来。其实，在诗与生存之间，诗不是一种调配，而是一种张力。不是诗歌改变命运，而是命运改变了诗歌。对于生存这部“大诗”，你准备了什么？只能用内心介入生存的真实。
如今我还能坚持下来很不容易，有时候我独自品味着老乡海子的“诗歌是一种命运”。对于我，诗歌写作已经成为孤独中的孤独的个人行为。
问：最后一个问题，一个真正的诗人是生命与词语的合谋，终其一生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可是，中国诗人的创造力常常是难以为继，80年代大学生诗人中也有人难逃此命运。你如何看？
答：这很正常。80年代大学生诗人也是普通的写作者，只是时代造就了他们。当年的校园诗人大多四五十岁了，有些60多岁了。虽有一些人今天抹去了诗歌的声音，但是，于坚、韩东、西川、叶延滨等等依然活跃在诗坛，依然“未完成”，他们中有产生大诗人的潜质。对于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能否写得下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开辟写得下去的可能性道路。我是有写作野心的，我想且准备着成为一个挑战者。悲剧的美也体现在此。人们往往羡慕诗歌写作的“青春”，其实高龄诗人才是真本事。
问：目前，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这一现象已经引起诗歌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具体的说，我正在编著《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史》一书，请问，您对我编著大学生诗歌运动史有什么好的意见和思路吗？
答：资料性的东西前几本书多有，能否侧重学术评论方面，给80年代大学生诗歌理论定位？
（原载《星星•诗歌理论》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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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2 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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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2 15:23
发表于 2015-7-3 20: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