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我对田禾五点质疑的回复

忍淹留

方方：我对田禾五点质疑的回复

我因今年四月婉拒了凤凰网文化频道的采访，而田禾则给了凤凰网一份对于我个人的质疑。凤凰网文化频道如获至宝，将田禾的质疑（包括对我的人身攻击）全文载出。这是四月的事。当时媒体抓搞，抓到什么是什么，所以我并不介意凤凰网如此做法。由于质疑内容过于荒唐，再加上级再三要求我不要发声，就田禾质疑中提到的事（主要是工资和侵吞国家32万元钱的事），我当时对媒体只作了简单回复。

现在，湖北省纪委经过详细调查，已作出处理田禾的决定。决定业已公开，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我的清白。大多媒体都看得非常清楚，并且立场鲜明。唯凤凰卫视文化频道，不去报导那些重大的问题，却仍然继续传播田禾的谣言，并借田禾谣言向我泼污。而这让我深切感受到了他们的无知和恶意。尽管有关人士希望我不要再说了，但我觉得还是由我自己把这两件事说明白为好。一是按我所承诺的，给网友们一个答复；二是避免在凤凰文化频道恶意诱导下，一些人以为田禾倒有天大的委屈。坦白地说，我的人品如何，田禾非常清楚（我不想贴出在我投弃权票之前，田禾发给我的那些他盛赞我人品的短信），整个湖北作协员工乃至湖北文坛也非常清楚。

田禾对我共五点质疑，前三条无实质内容，我一并回复，后两条我详细回答。

田禾质疑之一二三：

一. 方方在她的所谓“质疑书”中讲的所有事情，在去年的8月份，她已经全部向省纪委举报了，现在省纪委一直在调查，调查结论可能快出来了，这个时候方方又把这些全部发布到网上，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品德”，我不知道。

二. 如果你们是有责任感的媒体，你们会相信方方“质疑书”中所罗列的那些事情吗？一个口无遮拦、信口雌黄每隔几天就要制造一个事端的人所说的话，你们相信吗？相信有头脑的人，一定会认真思考的。

三. 至于方方质疑我的所有问题，省纪委正在调查之中，如果我有任何行贿受贿和违法行为，我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和严惩，那是我自作自受，毫无怨言。但我相信法律一定是公平的、公正的。

我的回复：

这三条除了人身攻击（我原谅他在恼羞成怒的情况下的信口开河）以及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没有行贿的大话外，没有实质内容。我转述一条我的微博内容，作为答复：“想说田禾几句：你在纪委的朋友已经是提心吊胆地保你。我因与你过去素无矛盾，也亲眼见你二十年来低三下四努力改变命运的过程，不忍继续追究。你还高调表明自己清白个啥？你拿210万给前任作协书记是大半个作协都知道的事。你就闭嘴吧！大家都想放过你，你别自己不放过自己。”

想必大家都能看懂，其它就不多言。

没有我的公开，能有今天的结果吗？我多么庆幸我选择了公开！

田禾质疑之四：

方方一年拿三份工资的事，我希望有关部门介入调查，这些钱都是纳税人的钱，一个国家公职人员，一年能拿两份二级教授的工资吗（一年共计几十万）？如果不彻查，公理何在？她一天到晚说对这个不公平，对那个不公平，真正做得对别人不公平的是方方自己。天天披着假“正义”的外衣，请大家看看这个人的真实面目。

我的回复：

1、我当然只有一份工资！自我1989年从湖北电视台调入湖北省作协后，就一直在这里拿工资，直到现在。

2、田禾认定的我的第二份工资：教师津贴。大约2007年前后，华科大中文系何锡章教授问我可愿去华科大任教。当时我正想离开省作协，而华科大又是我喜欢的学校，于是同意了。征得了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党组的同意后，我欣喜地开始调动。华科大也迅速发来商调函。同时，我也在华科大办了各种手续。但作协方面，突然又变了卦。觉得我调走，有“主席炒了作协” 之嫌（田禾曾跟书记说：你们放她走，是对湖北文坛的犯罪。这句话是田禾本人亲口告诉我的，陈应松应也听到）。我曾多次找书记及人事部门协商，都没有结果。后来我也疲了，最后征求何锡章教授意见。他认为办不办正式手续都无所谓，学校认你就行，大学这样的情况很多。于是我也觉得就这样吧。因为没有正式的工资关系调入，我在华科大没有工资，只有一份并不高的津贴（与我做的事相比，我个人甚至认为是很低的津贴。毕飞宇甚至在华科大说过：你们给方方的钱太少了！）！。在华科大中文系，我属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带了两个研究生（有一个今年刚刚毕业）。最初被派上的课是经典解读。我认为1985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年。那一年五零后作家强势登场。中国文学去“政治化”去“概念化”而走向纯粹的文学也在这年完成。其中，阿城以《孩子王》、王安忆以《小鲍庄》、莫言以《透明的红萝卜》和韩少功以《爸爸爸》等作品，代表着当代真文学时代的开始。我计划讲述这一年中此四位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都发表在1985年，特点是都有一个神秘而奇怪的小孩。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雷同”。直到至今，它们仍然是四位作家最好的作品。它们也都是当代文学中几无争议的经典。我已经讲过了阿城和王安忆，尚未来得及讲莫言和韩少功时，开始出任中文系和省作协联合成立的“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主任。征得系里同意，我不再讲课，而开始全力做研究中心的“春秋讲学”项目。现在这个项目已经进行到第四年，它做得怎样，业内自有口碑。这个项目的启动经费，最初是我的朋友全力资助。后来省作协和华科大也都各出部分。但直到现在，我的朋友依然是这个项目最大的资助者。这笔资金，比我拿的津贴要多得太多！这事无论在华科大还是在省作协，大家都很清楚。

3、田禾认定的我的第三份工资：主编费。2010年，省作协改革长江文艺杂志社失败（此事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参与，也不清楚究竟怎么回事。但据说田禾在其中折腾了一番。他所谓“借”给时任书记的两百万元人民币，大约也是在此段期间）。当时，省委宣传部要求作协改革长江文艺杂志，而党组因各种复杂原因已经无法维系当时的局面。僵持一年之久后，作协党组来找我，希望我出面主持杂志。这个要求令我非常惊讶！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回绝了。因我知道办杂志之麻烦，更何况长江文艺当时的人际关系极其复杂混乱。但最终架不住几方人马的出面游说。半年之后，几乎在我还没有应承下来的情况下，作协党组在2012年新年开始，向长江文艺宣布由我来担当社长主编一职。印象中我几乎是从床上被叫起来去参加的这个会议。盛情难却，我只好来做这件事。当时的长江文艺杂志，账上没钱，内部人际关系复杂，我花了多少精力来理顺关系、以及进行改版、争取经费，只有做过杂志的人、只有长江文艺的编辑们，才会知道我所耗费的精力。得幸杂志社的同事们对我的到来给予了全力支持，所以长江文艺杂志才能办成今天这样深得大家欢迎的文学杂志。现在杂志分为原创和选刊两本。直到现在，我仍然是在作协拿工资。在杂志社只拿主编费或编辑费。比起很多杂志，这份主编费，大概也不算高。其实田禾本人在省文学院编辑一份文学内刊，我询问过院长陈应松，陈告诉我，田禾也一样每期拿编辑费。相信全国所有的主编们和编辑们，在工资之外，也都有主编费或编辑费，这应是行规，也是常识。

田禾质疑之五：

1994年，方方承包了作协大型文学杂志《长江》丛刊，任社长主编。不久，她将这本培养和推出新时期一大批作家与作品的杂志改为时政类杂志《今日名流》。因为她在《今日名流》上发表了四人帮死党徐景贤的文章，严重违纪，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查处并吊销刊号。《今日名流》于2001年停刊，她欠了别人 32万元债务（其中5万是经领导签字从我当时经营的方圆公司借款，后作为我的上交利润扣除，方方至今未还），这明明是她承包的杂志，最后竟然全部要作协买单，可作协都是财政的拨款，这不是等于侵吞了32万国有财产么？这应不应该追究？

我的回复：

对于作协的知情者们，这只能是当笑话听。

1993年，省作协经费困难之极，于是提出改革当时的《长江》丛刊杂志并对外招标。当时的作协主席鄢国培和书记王锦华都来动员我，希望我能出面接下这本杂志（我当时是作协专业作家，也是作家中几乎仅有的中文系本科毕业）。几乎同时，我在北京的几个大学同学创办了一本名为《名牌》的杂志，这个举动勾起大家做杂志的欲望。为此我的大学同学童志刚（他当时在省作协理论室工作）和李智华（他当时在我们隔壁的湖北日报工作）等人，也都很想做杂志。于是武汉的众同学们都来动员我出头为大家接下这杂志。同样也是架不住众人劝解，我答应了。最初约定我只需挂名，其它的都由同学们来做。但后来，发现有问题，我是法人代表，责任重大，于是我还是深度介入了。这本杂志，就是后来的《今日名流》——一本综合性的人物杂志。

那时候我们真年轻，充满着理想、热情和自己所认定的正义感。我们策划的主打栏目，几乎都是当时的社会热点。而经常是别人不敢做的，我们敢做。头条稿件，也差不多都是杂志社自己的编辑亲自采写。前阵子大家纪念林昭，其实最早纪念林昭的策划，就是《今日名流》做的。是由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曾楚风提出的选题（她现在是长江文艺杂志副主编）。我现在仍然记得她跟我讲述这件事时的神情。那是在1998年。随后我们又编发了林昭妹妹彭令范女士的稿件，我为此而写了社评《林昭的光芒》。其它关于三农话题，关于全民腐败话题、关于“文革”话题等，当年的《今日名流》杂志都做过。要知道，那是近二十年前的事呀！当时我们有个栏目叫“文革档案”。是希望所有不同的人都来回忆“文革”的事。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文革”的真实面目才能看得更为清楚。由此我们编发了徐景贤先生回忆“文革”的文章（他是自由来稿）。那一期的执行主编是我的同学李智华（他前几年因横渡汉江而溺水身亡。愿他安息！）。当时的我们年轻而不懂政治，不知轻重，也无畏惧感。认为“四人帮”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早已出狱，已有公民权。只要他的文章没有问题，就可发。但没料到还是触犯了戒律。我作为社长主编责任最是重大，没能仔细斟酌稿件，没能谨慎行事，从而导致做了八年的《今日名流》杂志被查封（这是件多么令人心痛的事啊！任何时候想起，都会心痛）。连同当时已经印刷好而没有面世的杂志全都销毁。

杂志被停办，编辑部被解散，我也被就地免职。当年的杂志本来就不算什么“个人承包”。办公地点在作家协会（田禾当年就在我们杂志社的楼下卖挂历以及做教辅材料生意），大部分编辑都是作协员工，工资是在作协发。而我本人也是在党组请求下出来主办杂志。只是办刊经费由我们自己筹集。杂志如果不被查封，印刷费自然都由杂志社自己支付。但杂志既遭到强行查封，杂志社也被勒令解散，遗留的印刷费自然无法付清。这是2001年的事。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来作协宣布解散杂志时，也明确指定，杂志社的善后事宜由杂志的主管单位省作协负责。所谓善后，自然也包括解决印刷费问题。田禾认定我侵吞的３２万国家财产，就是这笔由作协支付的印刷费。难道这能算我个人侵吞了国家财产？

而我们八年努力办刊的青春热血呢？我们在没有任何投资背景下，历经八年艰辛刚刚开始收支平衡、并且深受读者欢迎的杂志呢？我们连辩解一下的权利都没有，就完了。已经出厂的当期杂志，我们从邮局一本本追回，另一部分直接在印刷厂销毁。没有产生任何利润，也发不出任何稿费。我个人被就地免职，杂志社全员解散，所有设施全部移交作协。那时的我们，欲哭无泪，心灰意冷。杂志都没了，又到哪里去找钱支付印刷费？难道这笔印刷费应该由我们个人来承担？这就叫侵吞国家财产？！

写到这里，真想骂人！

凤凰网文化频道大概以为得到田禾质疑邮件，是自己挖到一座金矿！现在你们自己去看看吧。

至于我究竟是否侵吞国家32万资产，以及我是否拿了三份工资，各位网友根据常识，自作判断。

我不再回应这些问题。


来源：方方微博——http://weibo.com/p/1001603863892617991825

梁树春

谢谢转来。问好忍淹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