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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愤的底色与悲怆的苦歌
——李耕散文诗综论
◎崔国发
李耕是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便开始歌吟而最有影响力的散文诗人之一，是一位不知疲倦、但问耕耘、硕果累累而收获辉煌的作家。新中国成立以前，李耕写下了被界定为“战歌”基调的《路·桥》、《沉默》、《黑色的笑》、《告别》、《青春书简》等。还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就出版了散文诗集《不眠的雨》、《梦的旅行》、《没有帆的船》、《粗弦上的颤音》，作品由明朗趋向深沉，以深厚、忧愤、凝重、峻极、冼炼的诗风而震动咏坛。新世纪以降，他的创作日趋深化，陆续出版了“苦歌”式的散文诗集《爝火之音》、《暮雨之泅》、《无声的萤光》和《疲倦的风》等，作品以其思想价值高和艺术个性强而名闻遐迩。从“战歌”到“牧歌”，再到“苦歌”，他的这些精品力作，除了保持其既有的意味和风格外，更加苦心孤诣，更加注重融自然于己思，寓极味于平淡，注重在大道中抒叙一种命运的平静的境界，一种祥和的慈悲的境界，达到了令人瞩目而仰叹的高度。中国当代著名散文诗作家耿林莽称誉他的作品是“鲁迅诗风的一种继承性发展”（耿林莽：《以独特求多样》，《散文诗人20家》序，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年6月版）。2007年，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中国散文诗90周年颁奖会，李耕被授予“中国散文诗终生艺术成就奖。”
一、忧愤的底色：大凡散文诗作家，在个性化的作品中，都有自己的风格形态。风格是诗人的独立人格、思想、感情等在作品中的生动体现。布封说：“风格却就是本人。”（布封：《论风格》，范希衡译，《译文》1957年9月号）；罗利说：“一切风格都是姿态、心智的姿态和心灵的姿态。”（罗利：《论风格》，《英美近代散文选读》，高健编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0页）。风格总是贯穿在作品之中，乃是诗人在长期艰苦的创作实践中积淀而成。李耕散文诗的风格是什么呢？诗人出身贫苦，他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大都是在苦难中度过的，尤其是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诗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十年的苦力生涯，数次死里逃生，几遇“灭顶之灾”；十年的“文革”浩劫，诗人身历世态炎凉，目睹变形与被扭曲的人生。到1978年平反复出文坛，诗人被迫搁笔二十二载，其间参透“炼狱”般的生活，动乱频仍，人心哀怨，风气衰颓，又怎能不引起其内心的深切忧郁呢？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质而言之，诗人敢于正视现实，感同身受命运的挫折、世道的沧桑，深刻地体验到人生的苦痛与悲哀，自然是凄婉沉郁，悲从中来，回味悠长，忧愤梗概。李耕说：“忧郁大概是我的表现于生活的一种色彩，说重一点，它的底色也许是忧愤。”（转引自耿林莽《李耕：燃烧的‘火之帆’》，《散文诗评品录》第41页，华艺出版社2008年版），从“忧郁”到“忧愤”，折射出诗人的心路历程与作品底色。诗人自身的坎坷命运教会了他沉思，思考那一场长长的噩梦：“我梦见我自己忽然成为爱的祭坛上的牺牲”、“我们彼此还活着，真正击毙的，是那些魑魅的暗影，鬼蜮的魂灵”（《噩梦》），这是只有经历过磨难历练的诗人才能发出的忧愤之语；《搁浅以后》，诗人借船的搁浅喻示其生活的困厄与阻遏，“我忧忿，但不沮丧；∕我寂苦，但不沉沦”，表达了诗人身处逆境而不坠坚韧之志，面对“不眠的雨”和“没有帆的船”，虽忧愤而更顽强。在漂泊的小船上，虽然只能作“梦的旅行”却更企盼找到能引领自己向前的心中的罗盘。由此可见，逆境赋予诗人的悲愤，往往是在忧愤或激情的强力中，经由诗人的内心移情而得以确认。拾掇生命的回音，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构成回忆的晚风，在被抛弃、破碎、陷落、流浪、沉沦、坍塌、哑默、湮没、疲倦、受难中产生了激烈的忧愤。忧愤出诗人，它是诗人对一代人所置身的艰难时世而不能实现生命的价值和不能为中华振兴而奋斗的一种悲壮而炽热的感情，是对历史、人生、社会的一种深刻的反思、洞察与彻悟之后而发出的“粗弦上的颤音”。李耕的散文诗，正是因为在他心灵与诗歌的画布上，打着深重的苍凉、悲壮、沉痛、忧愤的情感底色，而更具有艺术的感染力与情感的煽动力。李耕说：“一生中的遭遇种种（诸如时代个性，地域差异，贫困命运之面对及生存环境中的种种绝难回避的坎坷等等），无可选择”、“遭遇到种种并非是自己愿选择的一些遭遇，便构成了自己一生中颇为艰难的人生境况。追求、幻灭、取得或失落，终又纠缠若干忧患、若干瞬间的失望与遗憾，且又在一再的陷落之中一再升起追求或拓展的火焰。郁结于数十寒暑的‘燃烧’（巴尔干半岛十九世纪诗人耶夫诺夫有一句名诗：我不是活着，是在燃烧），当不同程度地融入若干人生的壮阔、时代的悲壮与生命的颠簸之苦，并凝为自己散文诗的某种并非唯唯诺诺或可言之谓奴性的底蕴。”（李耕：《爝火之音》后记，第427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12月版），我注意到了，李耕在这里所说的“忧患”和“燃烧”。一方面，他对于“人生的壮阔、时代的悲壮与生命的颠簸之苦”感到“忧患”与“义愤”，另一方面，又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或拓展”，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燃烧”的激情与理性。“蓝的火焰，∕是飘动的蓝的云。∕和风暴一起，∕锻冶追求爱的翅翼”、“燃烧！∕不能成为炽烈的太阳就作草叶间游弋的萤。∕燃烧！∕不能是一支交响曲就成为山间阡陌上的童谣。∕禁忌火膛的空虚和冷寂，抵御剑，拒绝血泊中的笑，抗击着暴力。∕最后，∕让生命投入火炉，∕让这蓝天飞翔的精灵，∕凝成一颗不死的星。”（《燃烧》），诗里行间，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内心燃烧着的激情，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故乡、土地、人生的爱，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忧愤之火熊熊燃烧成理想的炽烈与追求的崇高，强烈地感受到他那一颗真挚而博大的心灵的脉跳，虽然他曾经遭遇过“风暴”与“劫难”，历经“空虚和冷寂”，也看到过刀光“剑”影和“血泊中的笑”，但他依然能“让生命投入火炉”、“凝成一颗不死的星”，这是多么难能可贵而对于生命理想炽热的坚守啊！耿林莽先生在评价这首散文诗时说，这便是“一种殉道者的宣言，燃烧的诗人的艺术宣言”；“从忧郁到燃烧，是诗人思想、感情、人格形成的一条主脉络”、“对弱者的同情，对暴力的憎恨，对虚伪邪恶的愤慨，使他的忧患意识上升为激扬的情绪，伴之以深沉的理性思考，构成了他散文诗的感情基调”（耿林莽：《李耕：燃烧的‘火之帆’》，《散文诗评品录》第42、41页）。李耕有许多这样“燃烧”的句子：“火，在树的脉流中燃烧，燃烧着用它的全生命全气力全魂魄，冲出冰雪的缰羁并沿着死去的枝叶升起了火的生命之帆”（《火之帆》）；“寒夜在召唤，人类的良知在召唤：让它成为篝火，成为一种以告别生命的方式给生存者的生命以热和光的最后的火焰。这生命的光辉的句号”（《落叶之焰》）；“被荒凉围困被冬的气势迫压，此时，它的燃烧的火焰是一面被自我擎起的不屈于寒苦的自由的旗帜。∕从点燃到熄灭，何其简略何其壮烈何其孤独的一生。∕一生无悔，∕为给旷野的夜以光辉。”（《燃烧》）等等。火焰的记忆，也许会留在再萌叶的树丛里，火焰的回忆在忧愤中燃烧，它的兴奋与激越，它的良知与魂魄，它的自由与不屈，它的孤独与壮烈，全写进去了。只有燃烧与“淬火”，才能从忧愤中走出，从而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二、悲怆的苦歌：如果说，“忧愤”是李耕散文诗的风格与底色的话，那么“苦歌”则是他散文诗的内容与题材。李耕的散文诗，渗透对苦难的体验、思考和对现实的拷问，表现出“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生命意识，给人以坚韧向上的启迪。他对苦难的切入之深，非多侧面、呈辐射状，不足以酣畅淋漓地表现其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生命体验于个体宇宙内省的活动中煎熬和蒸馏，把历史和现在都置于生命体验的整体之中，“人性中所具有的，在历史的巨大转折中被揭示出来。只有历史才能表明，什么是人”（狄尔泰：《诗的伟大想象》，《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第5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对此，文论家张首映说：“我们理解人类的生活、历史以及所有人类心灵之隐秘的深处，因为我们经验了这些变迁和结果，意识到这样一种结构，它囊括了所有激情、苦难以及人类的命运。”（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第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激情与苦难，或许更能彰显出生活的一种真实的特质，苦难总是被人疏离的，但苦难也是人生的老师。苦难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也是一笔精神的财富。2004年，李耕就散文诗创作在接受诗人赵宏兴先生采访时说：“若楚怀王‘重用’屈原，就不会有《离骚》；若曹雪芹仍旧荒唐在‘大观园’，就没有《红楼梦》。屈原、曹雪芹是被‘苦难’造就的。”（《关于散文诗——李耕答赵宏兴问》，《疲倦的风》代序，河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版），曾写出“无韵之离骚，千古之绝唱”之《史记》的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有这样一段名言：“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奋之所为作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作为一代人杰，司马迁感叹苦难与厄运能对人的精神世界以砥砺，进而让诗人超越苦难，抒发自己的一种情怀，一腔抱负。散文诗评论家王幅明说：“是‘苦难’成就了李耕。他是一个幸运者。可以设想，如果李耕没有几十年的苦难经历，会有这几部不同凡响的‘苦歌’吗？当然，只有那些自觉把苦难当财富的有心人，苦难才会真正成为财富。”（王幅明：《李耕，不倦的耕耘者》，同上，第242页）。多难兴邦，多难也兴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李耕的“苦歌”，一方面，为历史记存下了一章章悲怆的史诗，可歌可泣，可思可感；另一方面，他又能战胜“苦难”，没有让“苦难”所击倒，而是在“苦难”面前激发出“精神强度”、“精神伟力”与“艺术气魄”。他在苦难的高墙中看到天上飘扬的“鸽的旗帜”，在忍受苦的煎熬中体味溪流的漩涡“暖色的回流”。他的散文诗“苦歌”，将生命的价值、生命的脆弱与生命的坚强等人生的根本问题敏锐地提出，以引发读者深入思考与苦心感悟。诗人仿佛就是从苦难中飞来而被折断翅膀的鸟的“幸存者”，一棵在凄风苦雨中挣扎而倔强孤傲的“未死之树”，一节饱经磨难与苦涩而仍然满载着希望与梦的“没有了锚链”的船，一颗隐忍苦的莲心而仍站在波涛上浅笑的“芙蓉”，一位忍受告别的寂寞仍将自己的生命之歌投进黎明的篝火的赶路者。著名评论家王光明说：“李耕对于当代散文诗的贡献，是他表现了一代追求光明的艰难跋涉者对于祖国、土地和人民的感情，我们还很少看到有人的散文诗能象他的作品那样，把一代人的独特命运、希望和信念化进小小的散文诗中，成为‘生命的回音’。象他的《未死的树》，作者写它的赤贫与坚韧，写它死也不离开贫瘠山坡的对于土地的恋情，以及在冬天里‘坚信春会降临’的信念，艺术地概括了一代在坎坷人生道路上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们。‘未死之树’是一棵象征之树，是我们时代作者的独特创造。”（王光明：《散文诗的世界》第128－129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月版）。诗人在“苦歌”中彰显的正是那一种“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尚品格，彰显的正是对人类命运深沉关注的博大胸怀，对人的理想、信念、价值的憧憬、探求与追寻，以及诗人将苦难化为奋进动力的勇气。“蛾的潜意识，感应着生之翅膀已逾越不过死亡的灾难，于是抛下继承它生命的子虫，扑向火，扑向它梦的光明。∕就这样壮烈却又安宁地死去。∕它，从不祈求升入天堂。∕它死得安宁，安宁地选择了自己焚烧自己的时刻。∕地狱或天堂，∕都不是它的归宿。”（《蛾的选择》），“蛾”是个勇敢的精灵，它所面对的又岂止是“苦难”，乃是一场它的翅膀也逾越不过的“死亡的灾难”。然而它却不畏惧，也许对于蛾来说，与生俱来的便是“壮烈却又安宁地死去”，生与死其实就是一对孪生的兄弟。死与生，不是它的宿命；地狱与天堂，也不是它的皈依之所。它的存在即在于“扑向火，扑向它梦的光明”，这才是“蛾”真正的精神旨归，唯有“扑火”，才是它永远的选择，才是真理的圣役和灵魂的凯旋。“不是避开世尘，也并非被烽烟围困，蜷在这沐不着云雨听不见风声的角落，等待一个破壳而飞的时机。沉默的呼吸已接近僵死，表现一种呆痴之状，其实是在默默萌生翅与力量。∕只是严寒迟退了半步，冷云，终于紧紧缠裹着欲出未出的生命，梦之火焰终也熄灭。∕天才，∕郁死在厚墙之中。”（《蛹的悲剧》），与其说这章散文诗是对天才的冷漠与扼杀以及成长环境的忧与悲，不如说是对蛹的精神品格的赞与美，蛹虽然被“冷云”缠裹，被“厚墙”郁闷，但总是想“破壳而飞”，总是在“默默萌生翅与力量”。也许这就是生命的一种追求过程，一种生生不息的“梦的火焰”，一种精神在苦难甚至于灾难面前的绚丽绽放，而留给我们精神世界以一种美丽与刚强。它告诉我们，即使身临逆境，也要尽自己之所能，苦苦地寻求生命的内涵。诗人就是这样，独坐在他的半瞎堂里唱着一阕阕生命的“苦歌”，总是“把苦的忏悔留给自己”，让被苦过的灵魂超度黑暗而“融入彼岸之曙”。“冰雪，以裹挟的方式，欲将铁铸的梅枝缠死。∕为释放自己燃烧的火焰，梅，挣搏着爆裂自己的肌肤。∕让自己从肌肤崩出的火焰，化为一瓣瓣血的誓言，滴落在白的雪地上。∕再寒再苦，也要尊严地活下去……”（《血梅》），诗人以“雪梅”作象征，借以抒写“寒”与“苦”的生存环境，突显一个“燃烧”、“暴裂”、“崩出”、“滴落”等激越的诗魂，高扬生命的尊严与自立。这章精短散文诗比较典型地体现出李耕散文诗的象征、理性、激情、力度、冷峻的特征。
三、心力的顿悟：从诗化哲学的维度上考量，李耕的散文诗观和他的创作实践，潜移默化地集圣贤大哲的思想智慧，代表了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一种试图超越苦难的本真生活的渴望，一种探究真善美而能获取智性接近义理的渴望，昭示出睿智、深刻、隽永、思辩的特点。西北民族学院教授朱广贤说：“个人的‘心力顿悟’是人心所生智慧的体现，没有心力的趋动，便没有人的智慧”、“没有智慧便不能形成我们的思想。”（朱广贤：《文艺创造三位一体论》第164、165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6月版）。踏上精神与艺术的智慧之旅，李耕的散文诗得道知理，用心通术，心生言立，化禅顿悟，鲜明地融入了“为道的智慧”。作为一个散文诗大家，他的天赋、气质、学养、感悟生活的灵慧之气以及表达方式的独异，简言之，他的“心力顿悟”能力非常之强。即从他的散文诗观来看，2003年，他在答《散文诗作家报》主编问时指出：“现当代作家的散文诗作品中，我崇尚鲁迅的《野草》。老子、庄子的融自然于己思，及其简约、深邃、睿智而富于哲思的语言似乎在影响着我的散文诗的形成”、“缺乏胆识与艺术魄力及入木三分的感悟生活的独异‘角度’及‘寓极味于平淡’的审美智慧，未有作家跨越《野草》（从总体上看）的高墙，便成为半个世纪以来的必然了。”（《代序：浅说散文诗——李耕答〈散文诗作家报〉主编问》，《暮雨之泅》第1页，成都时代出版社2003年6月版）。他所推崇鲁迅的《野草》，实际上是在演绎一种生命哲学，与自己的散文诗追求有着高度的相似之处。“在希腊神话中，猫头鹰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型；在黑格尔的词典里，它是哲思的别名；而在鲁迅的生命世界中，它更是人格意志的象征。鲁迅一生都在寻找中国的猫头鹰。”（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封底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密涅瓦的猫头鹰”成为“反思的智慧”的代名词。李耕追索独异之思与生命感悟，对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所拓开的文化内涵、精神意蕴和价值取向，进行了具有深入的体认与延展，他也是在寻找中国当代的“猫头鹰”。他所看重的老庄哲学，如老子的“顺应自然与回归自然”、“道可道，非常道”，和庄子“顺应天地自然之变化”、“境由心生”、“止水澄波，悟道须静”、“人生大梦谁先觉”、“大鹏和晏鸟：境界大小之别”等，对他的创作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奋笔疾书，探索人性的真相；超越自我，揭开生命的谜底；抗争命运，向苦难的生活索取意义；坚忍不拔，感悟奋斗真谛；享受孤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注重修养，做一个有灵魂的人，在东方智慧中创造理想的人格境界，他的许多散文诗都是诗化的哲学。李耕倡导散文诗作者要有一种从中国古典散文诗词与“类散文诗”中继承深厚资源的自觉，他说：“《论语》、《道德经》及庄子著作中也有一些以意象寓以哲思的具有诗的潜质与境界的文字。”（见《疲倦的风》代序第4页，河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他还以《易经》和明清“尺牍”之短笺为例，与今日某些精短散文诗的表达方式相比较，考证古代“类散文诗”的限度与为当下散文诗提供启示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深广的阅历与心力的顿悟，是不能阐释得了其血缘关系的，可见李耕学养的深厚与渊博。近年来，李耕散文诗有了一点新的变化，发真趣于偶尔，寄至味于澹然，纳苦心于平静，融奇崛于祥和，变凌厉于慈悲。在他的散文诗集《爝火之音》的后记中，有这样两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过去，他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有“烟火气”——“寓时代个性于个体个性之中，无非是想让自己的作品，留下一点所处时空的光色声温，留下一点自己的骨与魂，说白一点，也无非是自己于此时此刻的苍凉与激奋、忧患与梦幻的诗的形体，被融入一些绝难回避的生存背景而已”；而现在的心境，如诗人所言：“释迦的境界，是慈悲的；基督的境界，是仁爱的；种种与天地同在的境界的境界，是一种无仇无怨、无为却又有所为的境界。正如太阳的温热，属于巍峨的山，也属于蝼蚁与野草。”（李耕：《爝火之音·后记·又》第429、430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他对于哲学与宗教新颖独到的心力顿悟，与深挚的创作理念支撑，使他的散文诗进入了一种神圣而超我的化境。“赤脚踩莲，让灵魂落户净土。∕泥的污浊与暗黑，是前生的遗迹；洗心革面的灵魂，是莲的再生。∕观世而听人世之音：是否已净了些干戈碰击、刀枪碰击、血与火的碰击。∕梦世界，一朵莲花否？∕梦莲花，灵魂之净土否？”（《净土》）；“坐禅于石，未必成石。石，不言不语，是不著文字的著作。∕无文字的著作，只让我贴耳听它的冷静。∕听石的∕惊恐于斧凿对它的雕琢……”（《禅后》）；“慈悲，属于心灵的殿堂。∕佛的尊严，蝴蝶的圣净，彼岸太阳的梦，可在此净土落户。∕挑衅的风，∕让它徘徊门外……”（《门内门外》），象这样的“慈悲”、“圣静”、“祥和”、“仁爱”的灵慧之作，在李耕的散文诗集中比比皆是，仅从这几个短章看，诗人从“莲”、“石”、“门”等几个单纯的意象构建与心力顿悟中，促成了物在、内在、神在的结合，率真、率善、率美的统一，以及哲学情思、宗教情怀、美学情韵的三位一体，用心而知理，觉慧而得道，言近而旨远。李耕在一本书的后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自我崩裂，当会是屹立；不自我瘫软，当会是坚定。弃开皇冠，也许是宽松；弃开栅栏，就一定是自由。”斯乃李耕心力的顿悟——作诗如此，为人又何尝不如是呢？
四、潜象的幻化：李耕的散文诗包罗万象，摇荡性情，意与象相契，心与物交接，文本中大量地涌现能为我们载情传道、抒怀言志的“象征物”，大多成为人类生命意志和人格的化身，是一座自然与人生的博物馆，当代散文诗的百卉园。诗人找到了与他自己的心灵相对应的词汇表，那些爝火、暮雨、晚风、风帆、高墙、荒烟、烛光、秋水、落日、剑光、药罐、村烟、夕阳、漂木、锚链、舢板、门槛、陨石、篝火；那些檐鸟、萤、黑马、蝴蝶、鹦鹉、蜘蛛、鸽、蛹、蛾、鹭、雁、骆驼、秃鹫、黑蝌蚪；那些落花、老树、草泽、菩提、刺槐、梅朵、湘竹、蒲公英、白杨树、仙人掌、野罂粟、鸢尾花、浮萍、雪枫、苇丛、藤杖、山茶等等，潮卷风至，夺人眼目，令人应接不暇。从物象到潜象，再到幻象，在主客体的碰撞中完成了“神与物游”的过程。关于“神与物游”，近代学者黄侃如此解读：“此言内心与外境相接也。内心与外境，非能一往相符会。当其窒塞，则耳目之近，神有不周；及至怡怿，则八极之外，理无不浃。然则以心求境，境足以役心；取境赴心，心难于照境。必令心境相得，见相交融，斯则成连所以移情，庖丁所以满志也。”（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91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这里的“内心”（神）与“外境”（物），两者融合交汇，凭心构象，感物造端，而使这些耳熟能详的象征物，变成了抒情主体蕴涵着内在意蕴的“潜象”，潜象一旦被诗人的想象力驾驭或情感的幻化之后，立马就能在诗意的释放和哲理的思辩上产生丰富的内涵。如此的“潜象的幻化”，乃是“一种特殊的潜象运动形态，它是久已积淀于主体心理的潜象，在新的信息碰撞交往中的初步升华，它由直觉元运动推出，往往体现为与艺象内核相关的潜象因子的重新组合，由于这种重组释放较高的能量，故能跃入显意识层呈现于内感觉中演示为幻象。”（李希贤、张皓：《潜创作论》第7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按照文论家朱广贤的“文艺创造三位一体说”来看，从“物相实体”—“我相虚体”—“艺相神体”，进而使“象征物”幻化成某种“神性”或“灵性”，而令审美的新境界遽然生成。李耕散文诗“潜象的幻化”，即是这样“致广大于无边，尽精微至末节”，从而赋予读者以深意与浓情。“漂泊，是生命的主旋律。∕在风中雨中，兄弟们手携手肩并肩让人赞誉为一种集体力量，其实，这是一种缘分一种命运的安顿。∕漂泊！∕也是一种生存方式，不过，不借助于有如骆驼之于驿站和道途，只让自己的根漂在水上，让风吹着吹着。”（《浮萍》）；“耸起的一朵孤独。∕孤独的崖上，孤独地立着一棵在山风中摇曳的松；孤独的松树上一只孤独的鹰在远远望着天边山凹中孤独的落日。∕崖也孤独，松也孤独，鹰也孤独。孤独的太阳照着孤独的崖孤独的鹰。∕太阳，∕不孤独。”（《崖》）；“脚下，故土一撮。荣也是草，枯也是草，或荣或枯，无所谓骄狂或沮丧。∕篱墙，是别人的。∕自己，无籍贯，也无生日。”（《野草》）。浮萍、崖、野草均是三种平常不过的物象，然而它们作用于诗人的心理而与抒情主体的生活阅历及生命体验相互碰撞，相互渗透，这时的“潜象”就在诗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发酵成“幻象”：“浮萍”在水上仿佛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浮萍了，它们幻变成风雨中的“漂泊者”群像；“崖”一章中，“孤独”是抽象的，诗人通过崖、松、鹰、落日等可感可视的具象，营造出一种孤傲落寞的意境，仿佛它们耸起或飞落的皆是一种无边无涯的“孤独”，而“太阳”却给这冷色调的画面涂上了一层亮丽的光彩，使“孤独”的潜象通过诗意的浸透与日华的观照，一下子便幻化出勃勃的生机；“野草”之所以为“野草”，它生长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不知自己的籍贯，更不知道自己何时出生，一岁一枯荣，皆是那么的不骄不躁，它的脚下仅一撮故土，便能随遇而安，见风而长，显得自在悠然，遵循大道，颇有陶渊明所说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式的超然，或许这种民间的“草根性”更能使我们得到灵魂的启迪，唤起读者对生存、生命和平凡人生的某些憬悟。潜象的幻化使李耕的散文诗不仅具有灵性，而且具有深度。
五、减法的书写：李耕是惜墨如金的典范。笔力干净，精简凝炼，以一当十，言约意丰，是他的看家本领。他的散文诗，是一种“减法的书写”，大多删繁就简，字字沉着，篇无闲句，句无闲字，精炼到“意少一字则义阙，句长一言则辞妨”（刘勰语）的程度。这对当下有的散文诗人一味地冗长拖沓，空洞松散，琐细平泛，失之累芜，不得要旨，当是一面镜子。凫胫虽短，续之则忧，意思已经表达清楚了，再去反复申说，效果或适得其反。李耕的散文诗，可谓高度集中、概括、精炼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李渔说的“意则期多，字唯求少”，如刘禹锡说的“片言可以明百意”，使人目尽尺幅而神驰万里。当代散文诗大家耿林莽在评论李耕出版的散文诗集《疲倦的风》时说：李耕的散文诗“是致力于高度集中和节奏紧张得如同子弹出击的单纯与精确”、“是以精短小诗的组合为基本样式组成的，短章与超短章，精炼到近乎苛刻的程度，仿佛能听到子弹出膛呼啸而过以至击中目标的震响。”（耿林莽：《李耕：〈疲倦的风〉选读》，《散文诗》上半月刊2011年10月号）。李耕的散文诗要言不繁，却一语中的；以少总多，却耐人寻味。“篝火，把自己所有的有光有热有感情的故事在一个冬夜讲完了。∕留下！∕灰烬。∕留下灰烬，让人们去评说它的燃烧的一生。”（《篝火已燃完》），这章散文诗包括标点符号在内仅五十三字，却耐咀嚼其篇中的深意，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即是象篝火一样燃烧的一生，虽然只留下一堆灰烬，但重要的却是它已散发出光热和倾注过生命的热情。“从疲困与饥渴中飞来。为觅食奔波苦途，终飞入死亡网罟。∕在法庭的辩论中，网罟胜诉。∕判词只一句：是鸟，主动飞入陷阱的……”（《苦鸟》），这章散文诗也只有五十六个字，写的是苦鸟，其实是写人，写人的疲困、饥渴与苦痛，从鸟的经历折射出人的影子，只是这阴险的“陷阱”令人防不胜防啊！“从泥腐的草泽熠熠飞出，闪烁一束不俗的异光。遽然间，石破天惊，划亮暗角。∕是我前世遗落的一粒光明的梦吗？∕又何以，∕冷火一生？”（《萤火》），纸短情长，却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这简直就是一束划破暗角的思想的“异光”，萤火或藏或露于“泥腐的草泽”，捡拾前世遗落的光明的梦，其意蕴又是何其深远。“掀大石之怒吼的风。覆舟之狂涛喧啸不已。天云自由漂泊遽遇狂飙而落。∕汝之胸襟，搏击之力何在？∕若无栅栏之阻，无高墙之阻，无峰峦之阻，无雷霆之阻。∕无，∕阴谋阳谋之阻……”（《广力》），如此简约的文字，全诗只七十八字，却能力透纸背，气势非凡，卷涛呼风，心旌摇荡，尾句尤为发人深思，给人以震撼性的提醒或启迪。在李耕的散文诗集《暮雨之泅》中，有的散文诗如《人世最简单的哲学符号》只有四个字：“打结。∕解结。”《无尽头·生命的凸凸凹凹》只有一个字：“路……”，笔墨简省到如此程度，可见李耕对散文诗炼句、炼字、炼意的无比推重，在字数上做“减法”，在意义的蕴藉和深沉上做“加法”，以达到明朝谢榛《四溟诗话》卷三所说的“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无涯，”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李耕是我国当代散文诗坛为数不多的卓有成就的领军诗人和经典作家之一，在几十年的散文诗创作中，他以思想的深邃、理性的深厚、激情的深挚、意味的深长而取胜。他有着独异的艺术洞察力、理性思维力和形象表现力，感时伤世，关注现实，充满苍生黎民忧患意识和对人生深沉的思考。他“在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融理性主义、积极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象征的现代主义于一炉的、独创性的创作方法”（耿林莽：《燃烧的李耕》，《爝火之音》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12月版）。他的诗风沉郁顿挫，忧愤悲怆，气象峥嵘，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创造出生命的真境，生命的本相，生命的灵魂。他的语言文白兼擅，洗尽铅华，精炼简洁，既有表层的形象性、情意性、多样性，又有深层的情境性、变异性、暗示性，每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旨，颇耐寻味。李耕以自己的才学史识和骄人的创作实绩，大大提升了散文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使散文诗愈益走进人们广袤而阔大的心灵。 | 
发表于 2015-7-23 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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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23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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