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野雪 于 2015-11-8 14:00 编辑
支持妖女体制者会去向哪里？
——评诗人穆旦的诗《妖女的歌》
作者：野雪
诗人穆旦《妖女的歌》这首诗，是一首寓言诗。什么是寓言诗？通过寓言文学的学习，我给它一个定义：寓言诗，是诗人用另有寄托的故事呈现的诗。什么是寓言？按照寓言学家陈蒲清先生的定义，寓言，是作者另有寄托的故事。寓言的三要素：寄托性、情节性、故事性。当然，按照陈蒲清先生的观念，这种类似诗经中《鸱鸮》一样的诗，只是借用了寓言的手法，不应当算作寓言诗。因为在这首诗中，看上去故事的情节性缺乏。侧重寓言文体来考虑，这首诗与诗经中的《鸱鸮》类似，情节方面的结构的确不算丰满；从诗歌文体来考虑，以实衬虚、借情言志、诗意留白等是诗歌创作常用手法。寓言和寓言诗的最大区分，在于寓言是散文式的语言把故事情节说详细、讲明白，甚至最后都总结或点明寓意；寓言诗，多数采用诗的语言，只展示诗的寓体，诗的本体即寓意不在文字中出现。寓言诗作为一种古老的诗体，仍然呈现出它的现代风采，与它具有的多层寓意的特点有关。这首寓言诗，可感觉到三层寓意：第一层，从作者自身对妖女的感知来分析；第二层，从作者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与妖女的关系来分析；第三层，从诗的末节出现的另一个主人公“山下的居民”与未来妖女所发生的关系来分析。请看原诗：
妖女的歌
□穆旦
一个妖女在山后向我们歌唱，
“谁爱我，快奉献出你的一切。”
因此我们就攀登高山去找她，
要把已知未知的险峻都翻越。
这个妖女索要自由、安宁、财富，
我们就一把又一把地献出，
丧失的越多，她的歌声越婉转，
终至“丧失”变成了我们的幸福。
我们的脚步留下了一片野火，
山下的居民仰望而感到心悸；
那是爱情和梦想在荆棘中闪烁，
而妖女的歌已在山后沉寂。
1956年
（选自《穆旦诗全集》李方编，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从文本上看，简评此诗，几句话可以说完。诗中，三个主人公，妖女、我们、山下的居民。“妖女”通过高山的屏障遮掩信息，通过这种信息不透明和不对称来施展妖术鼓动和诱惑“我们”主动前去爱她，当我们把全部生命自由、生活安定及财富贡献给她时，“妖女”对“我们”的歌声停止；那些没有能力，只能仰望的“山下居民”，在心悸中看到了“我们”声势浩大的献身“妖女”的行动。如果从文本创作的时间看，我们还可以给这首诗写上续集：1957年，“妖女”把支持她号召的“我们”集体打倒在地，重新如法炮制开始了对所有“山下的居民”进行夺取“自由、安宁、财富”的大改造，直到1978年结束。然后1978年以后，作为被打倒的几名右派代表“我们”也做了妖女，又是如法炮制，培育一批小“我们”上当受骗，30年后通过国进民退政策又是集体革命掉，逼迫“我们”一样的改革先驱私企业主们，包括在法律靠边站国情背景下配合他们牟利的贪官们，让他们跑路的跑路，坐牢的坐牢，自杀的自杀，以及被法院以老赖名义或纪委以生活作风问题曝光的曝光等等。同时，通过旧村改造对付那些“山下观看的居民”们，让他们失去农民自然生活的自由、靠祖辈遗传的宅基地安定居住、靠个人积蓄存点钱养老的些许财富。这些，都是这首诗呈现的寓意空白留下的后话。
这首诗，诗人以抒情的调子来展现诗的情节，除了一个“妖女”以外，却没有一个个体字眼。诗中的“我们”代替了诗人个体对妖女的感受。说明这个“妖女”并不是针对一个个体发出的诱惑“谁爱我，快奉献出你的一切。”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一个妖女在山后向我们歌唱”，说明了信息的极端不透明。这种情况下，她的“妖”术才能得逞。一个妖女似的学说团体或政体利用极端不透明的信息特征，蛊惑了诗中的“我们”，“攀登高山去找她，/要把已知未知的险峻都翻越”。又是因为信息的不透明，诗中的我们找到妖女以后，“这个妖女索要自由、安宁、财富，/我们就一把又一把地献出，/丧失的越多，她的歌声越婉转，/终至“丧失”变成了我们的幸福。”当“我们”沉浸在完全丧失自己生命自由、生活安定、财富独立却自认为幸福时，诗的末句“而妖女的歌已在山后沉寂。”这首诗，明明是穆旦个人以抒情调的方式，用寓言诗的文体呈现自己对即将把他作为反革命镇压前的感受呈现，为何一定要写上一个反映整体的代词“我们”。我写，写成我们写，这与穆旦的个人诗观，或者说当时那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感有关。请看穆旦诗观: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问题是，首先要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这样写出的作品就成了时代的作品。写诗必须多读诗，否则没有营养，诗思就枯干。诗写多一些，头脑就深入思索一些，可以比做建塔，初写是第一层，写多了可以到第二层，第三层，更空，更玄……
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本雅明说：“忧郁者所能允许自身的唯一快感，而且是有力的快感，就是寓言。”（摘自：本雅明著《德国悲剧的起源》，陈永国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153页）1956年，诗人穆旦通过这首寓言诗实现了自己一次有力的快感创作体验，也找到了他的诗观中所说的多层诗意表达的最佳诗体寓言，可惜他只是用这种寓言诗体表达了这一次。1957年发表诗歌《九十九家争鸣记》并进行检讨；1958年被指为历史反革命；1966年，全家被“扫地”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1977年因心脏病突发逝世，1979年获得平反。当代人如何避免这首诗中的悲剧？很简单，重新恢复建国前的言论出版自由，制定国家新闻法，建立一个公民主导的法治社会。否则，无论左派、右派、党内人士、非党人士、经济人士、社会精英还是陈永贵式的农民掌权，都会变成妖女，欺骗国民。为何这么简单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至今无法进行下去？这时，一定有人会跳将出来，为了几个知识分子的自由，或者说为了几个非党人士的自由，我们就要改变国家体制吗？枪杆子夺来的政权，必须由枪杆子来拿走。这种言论，在当下体制内人士口中，我时常还是能够听到。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信息，即党指挥了枪，却没有人提及谁支持了党？哪些人又做了枪一样的人？我们的体制有没有考虑那些支持指挥枪的人？有没有让那些作为枪被人利用的人群利益？被作为枪的人一句“人民万岁”，就全部感激涕零至今了吗？从这首诗的创作前后历史背景，找一点数据来说话：举一位知名的非党人士代表，即对那些指挥枪者支持的一名代表的支持数据史实。
根据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6月1日刊载：“1937年，驻粤各华侨团体发起成立‘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通过她的号召和推动，在欧美，在新加坡、南洋、越南、缅甸、印度、印尼等地的华侨，积极组织救国团体，进行筹集捐款、成立战时服务团体和回国参加抗战等活动，给与抗战以极大的帮助。据不完全统计，从‘七七’事变到1941年初，各地华侨的抗战捐款达26亿元之多。……宋庆龄公开宣布：向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募集到的钱物等，支援重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她冲破蒋介石集团的封锁和阻挠，通过各种渠道，把大量款项、药品、医药器械、通讯设备、罐头食品等物资，源源不断的运送到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而对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以及支援持久战和夺取最后胜利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原载《宋庆龄研究论丛》尚明轩著.北京：西苑出版社2013.10）从这段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某些别有用心的极权分子们所说的江山是某党自己用枪杆子打下来的，而是诗中的“我们”支持下的结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的这座体制大山不根除，不论哪些社会精英代表管理和统治这个国家，绝不会出现一个有效监督下，公平竞争人民安定生活的社会，仍然会处于一个充满斗争人整人的时代怪圈之中。
当时来说，这首如此反动诗如何敢于创作出来的？或者说，即使是当下时代，这首看上去也是非常反动的诗怎样有勇气创作出来的？后来又发生了什么？请看历史背景：1956年4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报告会，宣传部长陆定一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党中央的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1956年底 全国农村入社户占总农户的96.3%；90%以上的手工业劳动者加入合作社；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6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国大陆陆续展开大规模的反右斗争。6月8日这一天，值得世世代代每一个知识分子铭记在心，它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的开始，中国大批知识精英或国家栋梁之材的学界大家，如：费孝通、曾昭抡、钱端升、陈达、潘光旦、刘海粟、吴泽霖、黄现璠、张申府、陈仁炳、彭文应、陶大镛、沉志远、徐铸成、钱伟长、向达、雷海宗、王重民、吴文藻、陈达、李景汉、艾青、陈梦家、吴景超等等人，被划成右派，受尽磨难长达20多年。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从而在党中央机关报上提出了“跃进”的口号。11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一纲要的发布、宣传和实施，实际上开始了对农业“大跃进”的发动。1957年末至1958年初在农村掀起的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来源：新华网中共党史大事记）大跃进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在此不再赘述。诗人穆旦又一次被“妖女”一样的体制蛊惑，从而敢于这样胆大包天创作，以至最后最打倒。这些历史资料也说明，任何时代绝对没有独善其身的团体和个体成为看客，诗中的那些“山下的居民”，最终难逃与“我们”一样的命运。
逝者为大，当包括那些历史上已经被官方平反，或未来也不会平反的那些逝去之人。我过去从来不为逝者作品写评，人家都死掉了，你批评人家干什么？人家没写完的东西，你还要擅自给人家写续集。当年被政治家授权，被文化流氓蛊惑的红卫兵，挖出孔夫子、蒲松龄老爷子等先哲们的骨头焚毁，也没有彰显出有谁的思想能够超过这些先哲。诗人穆旦的这首《妖女的歌》打动我，一个甲子过去，这首诗仍然具备强烈的现实意义。促使我不得不拿起笔来违背自从写诗歌批评以来的自我约束规定，为这位死前没有平反的诗人的作品破例写一篇所谓的诗评。
2015.11.8凌晨 | 
发表于 2015-11-8 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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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8 16: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