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技臆》之《中国诗歌演绎》分享续七
西方诗歌从叙事转为抒情，从雪莱，拜伦直抒胸臆的浪漫主义表达开始，影响着整个西方诗歌创作。
到了美国人瓦尔特.惠特曼那里，便衍化成更为自由的散文化表达。“《草叶集》打破了美国传统诗歌格律，创造了‘自由体’的新形式，这一重大革新在美国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草叶集》对我国‘五四’以来的新诗创作有重大的、积极的影响。”受惠特曼影响，后来胡适对表达形式的看法有了改变。胡适说：“诗的音节全靠两个重要分子，一是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所有字的自然和谐。至于句末的韵脚，句中的平仄，都是不重要的。语气自然，用字和谐，就是句末无韵也不要紧。”
惠特曼对东方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从他的谈话里也可以看到：“他告诉我关于来自印度的对他的赞词，只是淡淡一笑说‘瞧，我野蛮的粗话响彻了世界屋脊’。 ”
胡适对新诗革命越来越彻底的时候，也使他走向另一极端，抛弃了诗歌固有的本质，提倡用惠特曼那种散文式直接表达的方式来取代含蓄。胡适说：“诗需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的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像，这便是具体的。”
诗歌成为分行的散文，这直接导致散文化趋势。但换一种说法，散文化对后来散文诗的出现，是具有里程碑式指导作用的。胡适承袭西方用散文直抒胸臆的形式，对传统诗歌进行破坏，也使大量的反对者群起而攻。穆木天说：“中国新诗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胡适说‘作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错。”
用哲理式的散文笔意，抒发情感。在东方受惠特曼影响的大国中，是191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如果说泰戈尔是以其特有的语言方式，还不如说是泰戈尔的获奖，让中国新诗受到了冲击。郭沫若谈自己的新诗直接说：“第一阶段是泰戈尔式的。”冰心说：“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矣。”
但这种模仿只是短暂性的。
在二十世纪初期，“在现代派文学运动的滥觞时期，从‘半开化国家’(庞德语)到英国去的两个美国青年，一个才华横溢，情绪变化无常，有时显得狂躁不安；一个温文尔雅，博学多才，有时显得过于拘谨。他们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庞德和艾略特。是他们在英国，把伦敦作为阵地，发动了一场诗歌运动，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革命运动，无论是在英国文学史上还是在美国文学史上，他们都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当美国人艾兹拉.庞德对惠特曼重新审视，并从东方诗歌中寻找到新的表现方式--意象。艾略特口语加意象现代的长叙事诗(用批判现实主义方式)，再一次向诗坛发动冲击的时候，（“1915年左右，英美文学的中心仍在伦敦。”）中国传统诗歌面对西方诗歌的侵扰，已溃不成军。“卞之琳、孙大雨、戴望舒、何其芳等九叶诗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接受了艾略特现代诗派诗歌的影响。”
这一时期另一个影响中国诗歌的西方国家是法国， 1857年发表《恶之花》的波特莱尔，是象征派先驱。1886年发表象征主义宣言后，兰波、魏尔兰、马拉梅等发起了象征主义，“强调通过暗示、烘托、对比、联想等手段来表达诗人内心微妙世界。”中国受影响的诗人以李金发为主。
二十世纪初，现代派在欧美兴起。：“在文艺观上，现代派都强调写主观世界、心里的真实；认为艺术是表现，是创造，而不是模仿和反映；注重形式，认为内容即形式，形式即内容。”这种思想对新文化运动的诗歌创新，及在表现形式上的多样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方观念的入侵，让另一些人，对传统诗歌走过的路线再一次产生质疑。他们要颠覆传统，重新建构诗歌。于是，再次从诗歌原本的本体出发，寻根溯源，重新架构。彻底推翻旧形式，旧观念，旧体制。从诗歌本质上，建立全新格局和体系。用发展的眼光同西方的当代接轨。
美国人爱默生1844年的超验主义，“提倡‘打倒权威’、‘相信自己’。”突出“自我中心”的观念，再一次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
郭沫若说：“我们反对不以个性为根底的既成道德。反对否定人生的一切既成宗教。自由地表现自己。泛神论就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他们彻底否定传统，从诗的本质上重新认识诗。
郭沫若说：“诗是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所谓‘内在韵律’就是做诗不讲究音韵与格律(或说无形律)并不是什么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调长短，宫商微羽，也不是什么双声叠韵，甚至押在句中的韵文。这些都是外在律或有形律。内在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它诉诸于心而不诉诸于耳。”又说：“表示它的工具，用外在律也可，若不用外形律，也正是裸体的美人。”
俞平伯说：“不愿顾念一切做诗的律令，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自我’。至于表现出的，是有韵的诗或无韵的诗，是因袭的或创造的诗，甚至于是诗不是诗。这都和我本意无关。”又说：“做诗原是自己抒发所要说的，不得不说的话，博心理的一种痛快安慰。”
新诗在表现方式上及其形式上的革命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政治上处于不稳定的动荡时候。
这一时期，也是国际局势处于意识形态争端的时期。以英美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纷争，导致世界格局发生转变。形成了以资产阶级为领导阶级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无产阶级为领导阶级的社会主义阵营。资产阶级通常是以自身利益和个体感受为出发点，而无产阶级的团队精神似乎更强，他们将集体看成一个大家庭。以阶级利益、大众需求为出发点。马克思主义被带到中国以后，无产阶级创作路线同样影响到了中国诗歌的创作。鲁迅说：“创造社，(1921年，留日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所建)太阳社(1927年成立于上海，蒋光慈、孟超、夏衍、殷夫)的一些作家，在诗歌中填进口号和标语，自以为就是无产阶级。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口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的缘故，实际并非无产文学。”
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社会是走向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也正成为精英知识分子及其大众关注焦点。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和受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也直接影响着诗歌创作。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民族主义，爱国思想等成为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在国家意识形态冲击下的社会，也使得那些深受影响的爱国人士，进步青年们多了一种义务。一种传播意识形态的义务。这时，诗歌便成为他们的宣传手段和发泄工具。这个时期开始，诗歌在创作中，就出现两种不同的创作指导思想。一种是将诗歌依附于政治，将个体溶入社会意识形态之中，在这个意识形态集体中，抒发共同的感受，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无产文学。一种是追求脱离政治的独自感受，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文学。
康白情说：“平民的诗是理想，是主义。贵族的诗是事实，是真理。”
蒲风将这一时期的诗歌分为了四个阶段。即“(1919--1925)尝试期和形成期。(1925--1927)聚盛期和呐喊期。(1928--1931)中落期。(1932--1934)复兴期。”
孙作云将新诗分为三个阶段。即“郭沫若时代，闻一多时代，戴望舒时代。”
朱自清和佩弦将这十年分成了三派。即“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 |
发表于 2015-12-19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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