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技臆

南山匹夫

《现代诗技臆》之《中国诗歌演绎》分享续九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郭沫若在报告中宣称：‘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路线。’它是新文学的主流。‘代表软弱的资产阶级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路线。’其作品已丧失了群众。从而贬斥那些表现非革命的主题，诗作的题材确立反映阶级斗争生活和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诗歌‘主流。’确立诗歌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特性。确立以农民(工农兵)的审美趣味为旨归，具有民间形式特点的诗歌为‘正宗’。 ”
（在新时期的）郭沫若说：“诗歌应该是犀利而有效的战斗武器，对友军是号角，对敌人则是炸弹。写诗人要有‘严峻的阶级意识’，通过诗歌鼓舞，在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闻山说：“用一些可怜的玻璃片，一点小碎纸，装起一只万花筒自我欣赏，自我陶醉，没有出路。只有‘根植于中国的土壤，面向自己的民族，才能产生矗立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独具风格的诗。”
贺敬之说：“诗必须属于人民，属于社会主义事业。”
政府行政上的鼓励和导向，以及诗歌自身的特点，作为一种文学宣传形式，诗歌越来越受到底层文化人们的喜爱。这一时期的诗歌发展，使诗成为中国社会一种最普及的文学形式，呈现出一种到处是诗，到处有诗的文学现象。
天鹰说：“人人是画家，人人是诗人。”

“1957年冬天，许多地方为了动员群众，将政治，生产口号歌谣化。”
毛泽东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1957年1月) ”…… “我看新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要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重，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对立统一，太现实就不是诗了。”毛泽东“提出新诗要在民歌和古典基础上发展并号召诗歌界要收集民歌。后来被发展成为‘人人写诗’，的‘新民歌运动’。这与当时的‘大跃进’，‘浮夸风’相结合，使诗歌的浪漫主义走向‘假大空’。”
“1958年，萧三将歌谣化的口号和民歌选了其中一部分，在报刊上登出。并称他们是最好的诗。
1958年4月，全国文联发出通知，要求成立采风组织，开展规模浩大的‘社会主义采风运动。’并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提出‘新民歌开拓了诗歌新道路’。 ”
1958年4月21日郭沫若发表了‘新民歌’体新诗；
咒麻雀
麻雀麻雀气太官，
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
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
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
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
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只混蛋鸟，
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
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炮轰齐进攻，
最后方始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
四海俱无天下同。
1958年5月，国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诗歌活动围绕着这个总路线，在全国各地蓬勃地开展起来。
“当时，这种有领导，有组织的‘新民歌’创作活动方式，花样繁多。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举办各种赛诗会，民歌演唱会，诗歌展览会，诗擂台，诗街会等。以口头演唱，诵读为主。赛诗会规模小的可以是家庭范围，大的曾有几万人参加的‘广播赛诗会’，有的还确定了主题，如‘丰收年赛讲会’，‘反对美帝侵略中东赛诗会’等。二是开辟诗歌园地，名目有诗棚、诗亭、诗窗、诗栏、诗碑、田头山歌牌、献诗台等。三是成立各种组织，许多省市县乡都召开了群众创作大会，文艺跃进大会，民间歌手大会等，成立各种民歌创作组。”
“据报导，江西一省到七月已有5千多个山歌社，四川湖北则有2万多个……全国各地的报纸刊物纷纷以大量的篇幅刊登‘新民歌’作品。数十个县、乡、村被树为‘诗县’、‘诗乡’、‘诗村’的典型。‘新民歌’的各种出版物，数量惊人。据统计，1958年仅四川一省出版的各种民歌集，即达三千七百余种。《诗刊》选编的《1958年诗选》序言里，对当时这一民歌运动有这样的描述：‘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几乎每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诗赛。以至全省通过无线广播来赛诗……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里，工地和高楼上，诗传单全国飞舞。
‘新民歌’从性质上看，以当代配合中心工作。阐释政治口号作品，没有什么区别。
许多地方推行这一运动时，采用搞政治运动的行政手段，下达创作指标，要求人人写诗。上至七八十岁老人，下至十几岁小孩。把艺术创作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看着物质生产那样的可以大批量订货生产。因此，绝大多数的‘新民歌’不过是质量低劣千篇一律的‘顺口溜’。
‘新民歌’与当时社会生活中夸大主观意志的潮流相一致，这些作品宣扬精神万能的唯意志论，并把这当作‘革命浪漫主义’的体现。”（附录几首大跃进诗歌，见注1）

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人民都是家庭的一员。大家一起吃大锅饭，住集体农庄。“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还常常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斗私批修”，时刻提高警惕，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在革命大家庭里的社会主义成员，对那些散发着资产阶级情调的花前月下和资产阶级花香的毒草都予以铲除，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成员保持高度的同一性，他们用“阶级情”取代了“个体的独立感情。”结果就是寻求一种共同的生活模式，摈弃那些个体对生活享乐腐化的独特感受。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远大理想和目标，诗歌便成为社会公众表达，成为大众共同的声音。所抒发的情感，就是大众的共同情感，所表达的愿望和理想，便是大众的共同愿望及共同理想和共同心声。
宋垒说：“大跃进新民歌的产生，诗歌抒人民之情的时代正逐渐变为劳动人民抒自己之情的时代。”

在出版时间为1965年的宣传画上，附有林彪语录：“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1965年七月，毛主席给陈毅同志的一封信中说：“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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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技臆》之《中国诗歌演绎》分享续十

文革时期，毛主席的几次讲话对诗歌创作主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66年7月，在《对中央首长讲话》中说：“凡是镇压学生的都没有好下场。”
1966年8月5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让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最后形成一种声音。诗歌的题材也局限到“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
进入文化大革命后，林彪那句语录，基本上成为了文革主力军红卫兵们行动主导思想。
五四时写新诗的郭沫若也写旧诗词了。1966年8月19日(上海百万人大游行庆祝文化大革命)水调歌头---郭沫若)
大鼓云霄震，火炬雨中红。
千万人群潮涌，上海为之空。
昨日天安门外，主席亲临检阅。今夕一般同。
若问何为者?领袖在心中!
颂公报，歌决定，庆成功。
寰球共仰，八届新开十一中。
改造上层建筑，扫荡蛇神牛鬼，一切害人虫。
深入新阶段，革命展雄风。

同年9月5日,郭沫若再次调寄水调歌头(读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一分总为二，司令部成双。
右者必须炮打，哪怕是铜墙!
首要分清敌友，不许鱼龙混杂，长箭射天狼。
恶紫夺朱者，风雨起苍黄。
触灵魂，革思想，换武装。
光芒万丈，纲领煌煌十六章。
一斗二批三改，四海五湖小将，皓皓映朝阳。
捍卫毛主席，捍卫党中央

“1966年下半年的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连续8次接见红卫兵小将达1100多万人。”这一行动更加激发了青年人的激情和创作热情。
同年11月《红旗》载文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1967年12月在《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中说：“从古以来，发明家创立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年轻的，学问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说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969年10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中说：“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在1970年11月《卑贱者最聪明》中说：“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美的字，好画最美的图画。”
这些充满鼓励的讲话，壮大了年轻人的勇气。
毛泽东偏爱古体诗，针对古体诗创作他说：“诗难，不易学。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又说：“形式是根据内容需要而形成的，形式又是为内容服务的，老瓶装新酒，旧的形式可以容纳新的时代内容。”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毛主席的“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青年人的诗歌创作中便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体裁。非古典的旧诗或民歌的形式，以阶级斗争或生产斗争为指导思想创作的诗歌。（诗歌实例见注2）
“建国后十七年，终于完全确立了‘我们体’的核心地位。文革时期，政治凌驾于一切生活领域之上。”文革诗歌在题材上受到限制，在表现形式上甚至回到了五四以前。他们用了古典及民歌的形式，但不讲平仄，又追求不规范的韵脚，为了适应革命青年的创作，还按鲁迅那种对韵的要求，新编出《现代诗韵》。
在表达形式上，这一时期“李瑛创造一种‘对话体’，诗歌形式。与‘社论体’诗歌的独断霸权语式形成鲜明的对照。”

南山匹夫

注1：（大跃进时期诗歌）
二个谷穗不算长，
黄河上面架桥梁。
十辆汽车并排走，
火车驶过不晃荡。


麦秸粗粗像大缸，
麦芒尖尖到天上。
一片麦壳一片瓦，
一粒麦子三天粮。


不准月亮再缺边，
不准太阳溜下山。
跃进显得地球小，
明天把种撒上天。


《我来了》诗曾轰动一时，被推崇为‘大跃进’民歌的代表作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岭开道，
我来了!

农民诗人王老九说：“诗那有窍门，就靠自己心里生。写出来是自己心里的话。要说得巧妙，别人见了才爱读，又对他有教育意义。
我是田间向是葵，
主席亲手来栽培。
根深叶绿长年绿，
开花结果放光辉。


码头工人黄声孝的《装卸工》
我是一个装卸工，
万里长江显威风。
左手搬来上海市，
右手送走重庆城。

我是一个装卸工，
革命干劲冲破天。
太阳装了千千万，
月亮卸走万万千。

注2：（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
“造反”!“造反”
老子就是要“造反”！
“造反”就是“有理”么
只要你是当权派
管他娘是红是白
嘿！我都要他妈统统滚蛋


离我远一寸
干劲增一分
离我远一丈
干劲无限长
我字若全忘
刀山火海都敢上。


刀架脖子眼不眨
造反到底不怕杀
竹子砍断青色在
东风吹来又发芽


大刀长矛对胸口
眉毛没有皱一皱
要叫老子低下头
除非长江水倒流


天塌下来地接到
砍掉脑袋碗大疤
碧血洒在赤旗上
人间开遍革命花


大刀长矛加钢炮
文的不行来武的
干就干，拼就拼
老子一腔热血泼给你。


……
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踩在脚下
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拿起笔，作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杀！杀！杀！嘿！
干劲真是大，
碰天天要破，
踩地地要塌。

南山匹夫

《现代诗技臆》之《中国诗歌演绎》分享续十一


1976年秋,文革结束，以纪念伟人的形式出现的“伤感主义”抒情诗歌。(一月的哀思---李瑛。周总理你在哪里---柯岩。)在表达形式上，从新回到英美或苏联浪漫抒情诗模式上去。他们从拜伦、雪莱或普希金、莱蒙托夫那里寻找的表达方式。也恰恰弥补了五四继承西方诗歌留下的空缺。冯至们从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那里，寻找欧美诗歌的源头。李金发们继承法国的象征派，冰心们间接的承袭了惠特曼，卞之琳、何其芳、戴望舒同英美诗歌现代派的庞德和艾略特接轨。郭小川们承接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政治抒情诗，他们对欧美诗歌在中国的推广和移植中，恰恰漏掉了欧美诗歌这一浪漫主义抒情时代。
长期处于亢奋状态的诗歌，在走过高歌猛进的时代过后，终于停了下来。人们在怀念前辈们那些缠绵悱恻的诗歌中，无法释怀的情感找到了寄托。在高亢声音中精神高度亢奋的人们，那些紧绷的神经渐渐的松弛下来。
文革诗歌已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红光亮”走到了“假大空。”铺天盖地的口号式表达，已很难激发人们对诗歌这一体裁的渴望和满足。没有感情投入，只有干瘪瘪的口号，人们对诗歌的审美情趣已经丧失，面对这种长于抒发内心感受又是直抒胸臆的抒情诗，人们对诗歌的热情又重新高涨起来。
中国诗歌从文革诗歌高度亢奋的状态一下回落到伤感的抒情上来，一开始，面对这种真情实感的情感宣泄，产生出共鸣。但长时间沉溺在这种伤感主义中，让人们情绪陷入一种低落状态。
朱光潜说：“浪漫派拜伦、雪莱之流，他们的诗本无可厚非，但不要做青年人的模范。原因是浪漫派的‘唯物主义与伤感主义’的气息太浓，学他们的人，很容易作茧自缚，过于信任‘自然流露’。”
但这种英美直抒胸臆的抒情表达，对大众的审美和阅读不会造成太大的障碍。于是，一种借着这种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加上积极健康向上思想内容的极积浪漫主义，开始成为这一时期诗歌的主流。“我是……”体，成为潮流。集体英雄主义思想也时有出现。实际上这种集体英雄主义诗歌多多少少还保留着政治抒情诗遗风，只是在形式上借着抒情的外衣，重新回到生活中。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文革诗歌缺乏真情实感，在思想内容上成为了纯粹的政治口号，从新寻找诗歌的本质及其表达方式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
“小草在歌唱。”用政治抒情的方式对文革进行反思，伤痕文学应运而生。
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指引下，意识形态淡化。国家领导人在公众场所，提倡穿西服，打领带。中国知识分子们发现除了革命工作，还有生活。
邵燕祥说：“只歌颂光明太单调了，生活要复杂得多。”
闻山说：“诗不能只充当‘冲锋号’和‘鼓角’，人们还应该从诗中听到‘大提琴的浑沉，小提琴的清丽，单簧管的欢乐，以至带点巴松的忧郁。诗是战鼓也是琴音。是人民愤怒的雷霆，也是染绿新苗的漓江春水。是年轻妈妈的催眠曲，也是烈火悲壮的歌。’”
袁可嘉说：“返回本体，重获新生。”

重阳新韵

中国社会走向小康的时期，也就是新韵时代到来之际。

南山匹夫

《现代诗技臆》之《中国诗歌演绎》分享续十二

改革开放，淡化了意识形态.。对古文化的发展继承重新被提起，重新认识古文化，古文化不再只是封建毒草。这期间，挖掘古文化和引进外来文化几乎是同步进行。在引进外来科学文化时，“不谈姓资姓社。” 于是，大量的古籍及其传统文化扑面而来。大量的西方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也开始进入中国。徐志摩、戴望舒、卞之林、李金发等五四运动的非革命诗再一次摆到了书柜上。西方诗人波特莱尔、惠特曼、庞德、艾略特再一次被重新认识。
率先从资产阶级诗歌中吸取营养的“朦胧诗”，在表达形式上有了突破。
北岛们近追“五四”时的郭沫若，远追美国人爱默生。“提倡‘打倒权威’、‘相信自己’。”自办民刊，倡导“自我”意识。
港台歌曲及其诗歌，也入侵大陆。生活化对崇高的冲击，回到真实“自我”，被普遍接受。
邹荻帆说：“新时期诗歌分为二个阶段。第一；1976---1978。第二；1979---1982年底。有些人则分为喇叭诗派、自由诗、民歌诗派、格律诗派、朦胧诗派、崛起诗派、伤痕诗派、小花小草派。”这划分现在看来有些混乱，将表达方式同创作的题材内容混在了一起。前五种是表达方式上的，后三种则是表达题材上的。

这时期的诗歌，在表达形式上有所突破。但在表达内容上的局限，却受到新崛起诗坛的质疑。在舒婷批判里，基甫说：“‘朦胧诗’群体也就像一个大家族的一群孩子。他们表面上风格各异，但他们是兄弟，他们有着同一种精神遗传和心理状态。有一个共同的父亲(或母亲)。而且，特别是在装成小孩唱童谣的时候，他们精神血缘的同一性，就表现出更为充分的一致性。这与其说是抒情，不如说是‘撒娇’，也许从根本上说‘朦胧派’就是‘撒娇派’。 ”

南山匹夫

《现代诗技臆》之《中国诗歌演绎》分享续十三



改革开放，少了限制，在创作上题材不再受局限（少有禁区），对外交流也逐渐增多。
“1984年底，金斯堡应邀到我国几所大学讲述当代美国诗歌。(主要是他自己的诗歌)” “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以《嚎叫》震动了当时美国文坛的金斯堡们，给中国诗歌界不仅仅是带来了诗歌，更多的是意识和观念。这些充满反叛性的意识和观念，给中国诗歌界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诗歌再一次进入繁荣状态。
在八十年代中期，全国各地诗社林立，民刊遍地。有的城市据说有“鸟枪打诗人”之称。也有的地方称“从楼上一块砖头掉下来，要砸到三个诗人。”这些写诗的人们以各种方式对诗歌进行着阐释和注解，这些诗歌创作者们，有着超强的创造力和反叛精神。他们篾视权威，对传统的《诗刊》他们称要倒着看。他们口里喊着“打倒北岛”，行动上也以及其反叛的姿态出现在诗坛上。他们以新表达方式写诗，著诗歌理论，编印民间诗歌刊物。
到八十年代中期，安徽省当年创办的《诗歌报》以其先锋性，赢得了那些写非主流诗歌群体边缘诗人们的青睐。1986年10月同《深圳青年报》联合推出较为客观的“1986诗歌大展”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里程碑，也使得安徽合肥成了“中国先锋诗歌的延安。”
第三代诗人应运而生。他们坚持诗歌理想，按自己的道路行走，关注日常生活。不管是写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作品，都按照独自的感受去创作，不随波逐流。以一个个个体的面貌呈现。从而解构了诗的主体意识，使诗的形式和内容都变得多元。这种各自为阵的结果，让诗坛进入一种无序的状态。
1987年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些观点鲜明比较前卫，有着先锋性和探索精神的报刊，相继停刊，或改弦更张。前卫先锋的诗歌平台风光不再。大部分识时务的诗歌写作者，纷纷落跑。但还有一些诗人为着自己的诗歌理想，在诗坛苦苦挣扎。在“海子批判”中，秦巴子说：“做一个精神贵族，在一些人看来似乎还是可能的。凌空蹈虚，高高在上不问凡事。不顾现实的文化人并不鲜见。在诗歌界表现就是，躲在家中的书柜里面，焚香修习，耕耘耙梳。做着高蹈于生活现实之上的语言打磨和修辞练习，梦想着超凡入圣的‘大诗’临幸斯人。而其诗学上的表现，就是置诗歌的现实于不顾，逆诗歌发展的潮流而动。”
当海子们最后以为诗歌殉葬的方式，结束诗歌生命的时候，诗歌界已变得混乱不堪。那些在诗歌界的投机分子们便相互拉帮结派，使诗坛一些腐败行为迅速蔓延。
在“崔健批判”里，李思说：“把一位与诗歌无关的人扯进诗歌创作领域里，对其劳动进行价值判断，这一点是极其恐怖和滑稽的事情……这尴尬不属于中国诗歌。而属于我们这个非诗的时代，以及许多打着诗歌名义败坏诗歌的人。一方面，我们时代优秀的诗歌被这样那样的原因剥夺了面向公众的机会。另一方面，伪诗歌频繁出现于各种刊物与选本中，与赋体颂诗相映成趣。构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最丑陋的诗歌景观。不说人话，肆意败坏民族语言的‘作品’，屡屡赢得诗坛内互抬轿子般的称颂。谁站出来说‘不’，谁就要被‘大师’、‘教授’、‘博士们’指斥为‘流氓’、‘黒社会’。批评文坛腐败在今天已一律被视为‘靠骂人出名。’文学创作的环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恶劣……最反动，最脱离时代的‘作品’，反过来给诗歌在读者中造成了极坏影响，并培养出了一大帮天下最蠢的诗歌编辑，诗评家和文化记者。”
伊沙说：“靠跟名人搞对话，做名诗人的小兄弟的混法竟然还能奏效，北京那地方会和饭局像狗屎一样多，经常露面也能混出个名堂来，还有一种混法，互相吹捧，一块出名。”
九十年代，混乱的局面，使诗歌很快陷入低潮。
诗歌再一次回暖，当是网络的崛起。在二十一世纪初，网络开始逐步普级。随着网络普级，诗歌专题网站也应运而生。在诗歌网站民主的论坛上，自由表达的诗歌观念和诗歌作品，再一次将远离诗歌的写作者们，齐聚到诗歌周围。据诗歌流派网不完全统计，到2014年6月，诗歌专题网站和诗歌民刊已达近200家，仅在《中国诗歌流派网》注册会员就达85000）多人 。

此文参考及“部分引用”书目如下：
《诗经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
《楚辞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诗学.诗艺》（亚理斯多德、贺拉斯。人民文学出版社）
《词谱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张峰屹、赵季。南开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万光治，徐安怀。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诗论要略》(常文昌著。兰州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新诗史》(洪子诚，刘登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教程》（湖南教育出版社）
《外国名诗选读》(杜承南编。重庆大学人文科学组)
《国际诗坛》(漓江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研究》（作者：王家平）
《中国诗歌,智慧的水珠》(邵毅平)
《中国现代诗论》（杨匡汉、刘福春编。花城出版社）
《中国当代诗论50家》（古远清著。重庆出版社）
《中国现代诗论40家》（潘德颂著。重庆出版社）
《十诗人批判书》（时代文艺出版社）
《歌诗之路》（文化艺术出版社）
部分资料来自网络。

南山匹夫

古人说“事以密成，语以泄败。”《诗艺》中由于涉及实战技术操作，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属“秘技”之列，是秘而不宣的，只适宜少数人使用，就不分享了。



附录《诗艺》一则：
诗歌的叙述与其它文体不同，她常使用跳跃，省略的方式。
例，在一般的文体中，“一群老人站在村口的大树下。”我们说“老人们像黄昏的夕阳，他们站在村口的大树下。”在诗句中描述一群老人站在村口的树下，就直接写成了“村口的大树下洒满了黄昏的夕阳”。
这个省略和跳跃的过程，我们来做个如下的剖析。
这里用跳跃的方式省略了“老人们像”什么。而直接说，“老人们”是“黄昏的夕阳。”
用其它文体述描应该是“村口的大树下站满了老人。”
将老人作了修饰则成为“老人们像黄昏的夕阳。”句子就成了“站在村口的大树下，老人们像黄昏的夕阳。”
用诗歌的语言，不说“像什么”而说“是什么”。就成了“村口的大树下站满了黄昏的夕阳。”
再使用移情论，用移花接木的方式，以“洒满”替代“站在”。让“黄昏的夕阳”看上去显得更自然或更合乎情理一些。句子就变成了“村口的大树下洒满了黄昏的夕阳”。